學術研究最直接的工作就是著書立說，這是我六十多年一以貫之的努力。審視從1954年到1979年二十五年的歲月，雖然我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刑法立法中，但還是為中國刑法學研究留下了一些有價值的東西。如，1957年2月，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教研室集體撰寫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講義》，其中“犯罪構成”一章由我執筆。又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草案）》第三十三稿完成后，我回到中國人民大學，教研室認為我對刑法立法工作頗有心得，要求我寫一篇關于如何學習刑法的材料，為相關專業的教職人員提供教學資料。我用不到一個月時間完成了近8萬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草案）學習紀要》，把刑法立法中的難點和重點問題梳理了一遍。 198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等一系列法律正式頒布實施，許多人又拿出這本小冊子，發現其中不少有意義的觀點，一時風靡學界。最高人民檢察院研究室編印的《檢察業務學習資料》第13輯中，特別刊載了全文，推薦檢察系統人員學習。同時，法律出版社的負責人通過友人聯系到我，請我從一名參與立法學者的角度，撰寫一本關于中國刑法誕生方面的書，這正與我的想法相契合，于是迅速進入了寫作狀態。當時，學校分配的教學任務很繁重，我只能將夜間的空當用來寫作。不到半年的時間，完成了近20萬字的書稿，定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和誕生》。在這本書中，我發揮親身經歷立法的優勢，對我國刑法條文的主要內容進行了具體的闡述，對制定過程中的各種分歧意見，進行了客觀評價。 1981年7月，該書正式出版并在全國發行。法律出版社經過初步考察，設定印數為12000冊。但是面世后，不到一個月就銷售告罄。太多人渴望讀到這本書，而市場上買不到此書，有的人就動手抄寫，于是就出現了“手抄本”。這本書的再版是時隔31年以后的事了。當時，因市場供不應求，法律出版社就計劃再次印刷，我考慮到從1981年起，國家立法機關就不斷制定單行刑法，而這本書并沒有包含這些內容，表示等以后有機會修訂時再印為妥。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頒行，我才最終下定決心對這本書進行修訂，更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誕生和發展完善》，轉由北京大學出版社于2012年5月出版。 該書出版后，全國人大常委會又于2015年8月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由于刑法修正的內容較多，且2014年4月還一次性通過4個刑法立法解釋。北京大學出版社的蔣浩先生又找到我說：“本來書已售完，與其簡單地不修改加印，還不如利用此機會，對書的內容充實完善后再版。”后來我就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對刑法的修正內容以及其間出臺的4個立法解釋增補到書中。 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頒布實施后，全國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刑法教科書，這是我國高等教育界十分尷尬的事情。1982年，由司法部牽頭，邀請了全國12位刑法學界的專家和學者在北戴河召開刑法學教材統編研討會，組成了刑法學教材編寫組，大家一致推薦我擔任這本教材的主編。1982年底，經過刑法教材編寫組的共同努力，“文革”后第一部最權威的刑法教科書順利完稿，定名《刑法學》。這本教材發行后仍然供不應求，出版社再版了8次，印數達200萬冊，創同類教材數量之最。1988年，該書獲得國家級優秀教材一等獎和司法部優秀教材一等獎的雙重殊榮。受益于這本教材的人，難以計數。 與此同時，我國的刑法學研究生教學當時正處于啟動階段，教育部又把刑法學研究生教材的主編工作交給了我。刑法學研究生的教材定名為《刑法專論》，編寫者幾乎都是當時國內刑法學界的資深學者。《刑法專論》交付出版后，教育部學位管理與研究生教育司對此書深表肯定，推薦此書作為全國刑法學研究生的指定教學用書。這本書因此成為我國第一本刑法學研究生的教學用書，在研究生群體中掀起了一陣熱潮，不少成名學者也把這本書納入書單。 另外，為適應日益發展的刑法學教學和研究的需要，在原國家教委的組織下，我又于1987年受命主持了供高等院校文科專業使用的新教材的編寫，經過一年多的努力，《中國刑法學》一書終于問世。與其他刑法學教材相比，這本書最大的特點在于新，富有開拓精神，為我國刑法學教材的編寫樹立了一個更加成功的典范。此書后來在1992年獲得第二屆全國高等學校優秀教材特等獎。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我主持出版了《刑法學原理》（三卷本）。這套書集合了我國刑法總則理論領域的重要成果，榮獲國內圖書出版最高獎項“第二屆國家圖書獎”。起初，該書以“中國人民大學叢書”的名義出版，后來因為這本書的影響力，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做了調整，將其列入“中國叢書”出版。 如果用最簡單的語言概括我的刑法理論主要觀點的話，那就是：堅持并倡導罪刑法定、罪責刑相適應、適用刑法人人平等、刑罰人道主義等基本原則；堅持刑法的職能是保護社會和保障人權并重；堅持實質和形式相統一的犯罪概念；堅持主客觀要件有機統一的犯罪構成理論；堅持定罪量刑必須做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程序合法、裁量適當；堅持治理犯罪必須運用綜合手段，刑法是必要的，但又是有限的、謙抑的，刑法的干預要適度；堅持刑罰的目的是通過懲罰和矯正，實現特殊預防和一般預防；堅持從中國國情出發，嚴格控制和慎重適用死刑，逐步減少死刑，直至最后廢除死刑。以上八個“堅持”，可以說代表我的主要學術觀點，也是我著書立說著重闡發宣揚的。 說到犯罪構成理論，不少學者認為我國現行的四要件犯罪構成理論過時了，應當采用德日的階層化體系。在這個問題上，我的態度很明確：我國刑法學犯罪構成理論體系，不僅是學習借鑒蘇聯刑法學犯罪構成理論的成果，也是中國刑法學界共同建設、發展和完善的本土性成果，在過去近四十年的時間里對中國刑法學術研究和刑事司法實踐都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這一點無論如何都是應當予以肯定的，這也是對過去四十年中國刑法學發展的基本肯定。我特別想強調，這個犯罪構成理論作為刑事司法人員的作業指南，對于維護和推動刑事法治一直都是發揮了正面價值，學術界有的同志對于四要件體系的擔憂或者指責，事實上只是理論上的自我設想，并沒有在司法實踐中成為現實。中國的刑事司法領域的人權保障事業在過去四十年里取得了越來越顯著的成就，這在很大程度上與我們一直以來行之有效的犯罪構成理論具有相關性。 德日的犯罪論體系作為一種學術觀點具有很多優點，也值得我們學習借鑒，但同時認為必須對四要件犯罪構成理論乃至現行中國刑法學體系推倒重來的觀點則是不可取的。我先后在《中國法學》（2009年第2期）發表《論四要件犯罪構成理論的合理性暨對中國刑法學體系的堅持》，在《刑法論叢》（2009年第3卷）發表《對主張以三階層犯罪成立體系取代我國通行犯罪構成理論者的回應》，在《法學》（2010年第2期）發表《關于中國刑法學犯罪構成理論的思考》等論文，將我的這個立場和觀點說得很清楚了。 很多人都知道，我一向關注死刑問題研究。在改革開放之初，我就一直把死刑制度作為自己研究的重要課題。我始終認為，死刑制度不僅是一個刑法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我國死刑問題涉及多方面因素，諸如立法動向、司法實踐、歷史傳統、文化習俗、政策方針、理論觀念等內容，死刑問題的根源和實質關乎全社會。中國疆域廣闊、風土人情各異，民情復雜，死刑改革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 在中國，“殺人償命”的傳統觀念早已根深蒂固，所以我國死刑改革的步履應當穩健一些。然而，從更長遠、更廣闊的角度看，早在17、18世紀，近代刑法學鼻祖人物切薩雷·貝卡里亞就在《論犯罪與刑罰》一書中系統地論證了死刑的殘酷、不人道以及不必要，限制以至最終廢除死刑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逐漸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我多次參與中國刑法的制定、修訂工作，有責任、有義務推動刑法的適用和研究向更科學、人道和良性的方向發展。作為學者，更應關注社會現實，盡其所能地推動社會的進步。要努力把死刑改革的正確理念推向公眾，引導公眾的死刑觀念，盡可能地為社會的法治進步作出自己的貢獻。 1997年《刑法》規定的死刑罪名最終確定在68個，占罪名總數的16.5%。隨后，我在許多刊物上發表了“解讀”文章，多次明確指出“死刑罪種過多”等問題，提出應當設法逐步削減直至最終徹底廢除死刑的改革方向。我尤其不贊成對單純經濟犯罪判處死刑。從各國刑法來看，經濟犯罪基本都沒有設置死刑。開放的中國，必將適應更加開放的法制，我呼吁有關方面盡早對此進行改革，以樹立生命的最高價值觀。 2011年2月，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13種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原則上免除了已滿75周歲老年人的死刑。這是我國自頒布1979年《刑法》以來首次作出大幅度減少死刑的規定。我參與了修正案的起草修訂工作，在修正案通過審議時我感到很欣慰，對國家決策機關在死刑問題上的理性表示充分肯定。2015年8月29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進一步削減了死刑罪名。我認為，下一階段，我國死刑制度改革的努力重點應當是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逐步減少死刑的適用，并分階段削減死刑罪名。今后，我將繼續為死刑改革工作而努力。 1954年10月，那年我26歲，接到通知，要求我暫時擱置中國人民大學的工作，去全國人大參加刑法立法工作。刑法起草小組的辦公地點設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的法律室，位于北京市西黃城根北街。參與起草刑法的小組中，負責人是彭真，由于他另外擔任重要的職務，主要承擔刑法起草的把關和審核工作。具體工作是由法律室主任武新宇和副主任李琪負責，武新宇負責向大家分派任務，李琪負責向上級（主要是彭真）匯報工作。武新宇后來擔任中國法學會第一任會長。刑法起草工作分三個小組，霍幼方負責第一組，劉仁軒負責第二組，張松負責第三組。劉仁軒來自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霍幼方和張松分別來自中共中央中南局和東北局。其余的人員，都是像我這樣從其他單位借調而來。 黨中央一直強調，立法的依據必須建立在中國實際情況的基礎上。因此，立法工作的第一步，就是收集資料和調查，讓立法者深入了解中國社會的現狀。最高人民法院從全國范圍內收集了新中國成立以來1萬多件刑事審判材料，分析總結形成了《罪名刑種和量刑幅度的總結》，其中對所有法院適用的罪名、刑種和量刑幅度加以統計，總結了90多個罪名，5個主刑和3個附加刑的刑罰種類，提供給立法小組作為基礎資料參考。立法小組又從天津市人民法院調取了1953年至1954年兩年間全部刑事案件總結材料，進行分析比較。此外，立法小組還要求每個小組成員到相關部門和工業企業，對工業企業運行中出現的責任事故進行調查。當然，除了國內的資料外，國外的刑法立法現狀也在立法人員參考之列。如1926年的《蘇俄刑法典》就成為我國刑法立法的最重要的參照對象。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如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等國的刑法典，立法小組也都一一研讀。像美國、德國、法國、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的刑法典，我們本著批判吸收的原則加以借鑒。 1955年，我和參與立法的成員如期完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草案）》第一稿的初步擬成任務。緊接著通過無數次的會議討論，一輪又一輪的修改。每次會議都充滿了思辨和詰問，會議之后都會出現新問題和新意見，修改之后又面臨新的問題和挑戰。在進入修改階段的早期，幾乎每個月都會換一個近乎面目全非的稿子。細微的修改次數，已無人能記得清了。在一次次的修改后，修改幅度慢慢變小了。較大篇幅修改就有22次。1957年6月，法律室完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草案）》第二十二稿。這個稿子完成后，立即送到中共中央法律委員會、中央書記處審查。據說，毛澤東同志當時也看過這一稿，表示還算滿意。在相關領導層面走了一圈后，稿子又進行個別修改，最后提交全國人大法案委員會審議，并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發給全體代表征求意見。會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草案）》是充分肯定的，最后作出決議：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代表和其他方面回饋的意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草案）》第二十二稿作最后修改，然后作為刑法草案公布試行。立法小組成員聽說這個消息后，都很受鼓舞。我也激動極了，一直盼著一部真正的刑法出臺，當時聽到這個消息，感覺近三年的努力在這一刻實現了。 正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草案）》第二十二稿的征集意見工作全面展開時，1957年7月，“反右派”斗爭全面開展，幾乎所有的立法工作都中止了，原定的刑法草案公布的決定就被擱置了，從此再無人提起。直到1961年，中央從各地反映的情況，覺察到“大躍進”帶來的負面作用和法律缺位有一定的關系，許多問題亟須法律規范，所以又提出啟動立法事宜。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同年10月，我和原來立法小組的一些人，再度回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參與刑法立法工作。1962年3月22日，毛澤東同志作出指示：“不僅刑法需要，民法也需要，現在是無法無天。沒有法律不行，刑法、民法一定要搞。不僅要制定法律，還要編案例。”同年5月，刑法草案修訂工作全面啟動，我再次放下中國人民大學的工作，正式回到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法律室上班。那個年代的立法工作，是要緊跟黨中央的政治步伐的，對草案中每一個改動都很謹慎。中央政法小組還幾次召開專門的審查會議，對立法小組提出具體意見。1963年年初，立法小組認為必須再一次進行收集資料、總結經驗。我們采取一種最實在的“笨辦法”，派人搜羅新中國成立以來所有中央國家機關和各大行政區公布的法律、法令、指示和批復，從頭到尾認真閱讀篩選，只要有涉及刑法相關內容的字句，就全都摘錄下來，匯編成書，發給每個成員，供大家參考。經過一年多的反復修改，1963年10月9日，立法小組完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草案）》第三十三稿。令人惋惜的是，第三十三稿送達中央政治局，經過嚴密審查后予以認可，但后來一直沒有下文。 直到“文革”結束后的1978年10月，中央批準由政法小組召開法制建設座談會，對原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草案）》第三十三稿進行修訂。心理上早有準備的我，作為長期參與刑法起草的成員，順理成章地接到參加修訂刑法工作的通知。經過前期大量的準備，1978年10月底，陶希晉召集修訂組全體人員到北京軍區招待所集中開會。會議提出，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草案）》第三十三稿的基礎上進行修改，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大家各自按照分派的任務，對社會形勢的變化和隨之出現的情況進行分析研究，重新仔細閱讀古今中外的刑法資料。經過反復討論和研究，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刑法草案修訂組完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草案）》討論稿。稿子送到中央和北京市有關部門進行調查征詢，收回一大摞的意見，然后再據此形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草案（修訂一稿）》。陶希晉認為必須進一步征求意見，修訂組的成員又分編成三人一組，形成10個小組，趕在春節前后，分赴14個省市，遍邀基層司法干部進行座談討論。帶著從基層收集而來的意見，再次進行有針對性的修改。我和李光燦、劉春和三人組成一個小組，去了安徽蕪湖和江西九江，完成此項工作。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思想的指導下，修訂組成員對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草案（修訂一稿）》逐條討論和修改，形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草案（修訂二稿）》。陶希晉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草案（修訂二稿）》呈送中央政法領導小組，請求審議。從資料回溯去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草案（修訂二稿）》與原第三十三稿相比，新增條文61條，新增章節主要有“侵犯公民民主權利罪”“誣告陷害罪”和“貪污罪”等三章。這些都被吸收到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之中。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草案）》第三十三稿相比，這次修改帶來的變化，大部分內容是讓人可喜的。 這一輪的修訂工作中，大的修改有5次，也就是產生了5個稿子。其中第四稿在中央政治局相關會議上，得到了原則性通過，并對其中部分細節提出修改的要求，形成了第五稿。中央政治局拿到第五稿進行審閱后，同意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全體會議和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進行審議。兩個會議對第五稿審議后，根據審議中提出的相關意見作進一步修改，隨即提交第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審議，審議中又作了個別修改。久經輾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草案）》，終于有資格提交到1979年7月1日召開的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進行表決。1979年7月6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令第五號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自1980年1月1日起施行。這個泱泱大國自此擁有了自己的刑法典，刑事訴訟活動，終于有法可依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出臺后，由于社會形勢變化，全國人大常委會不斷出臺相關的單行刑法，對刑法的內容作重要的補充、修改和完善。在1981年至199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先后通過了25部單行刑法。在這些單行刑法的創制過程中，我大部分都參加了。從1988年到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出臺，在歷時9年對刑法修改研擬過程中，我作為參與刑法修改研擬工作的主要專家之一，除撰寫文章探討刑法修改完善的問題以外，還多次參加了刑法修改研究會、座談會及立法起草、咨詢等事宜，盡我所能地提出了一系列涉及刑法修改完善的問題和建議，許多建議受到國家立法機關的高度重視。此外，我還參加了部分刑法司法解釋的起草、修訂和研討咨詢工作。 很多人把國際刑法研究和外國刑法研究在中國的興起和發展歸功于我，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姜偉大法官稱贊我是中國刑事法學開展國際交流的開拓者，這是過譽的。其實恰如其分地講，我只是較早倡導研究國際刑法，在推動我國刑法走向國際方面，想得早一些，并做了一點實際工作而已。在20世紀80年代，國內學者對國際刑法還比較陌生，我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開設了國際刑法專題課程給研究生講授，是我國改革開放后較早開設國際刑法課程的。我認為，加入國際刑法學協會，有益于中國刑法學融入國際刑法學的潮流，也有益于世界了解中國刑法學的發展，這里面涉及中國刑法學的國際話語權的問題。 國際刑法學協會肇始于1889年，由德國刑法學家李斯特、比利時刑法學家普蘭和荷蘭刑法學家哈默共同創建，屬于非官方的學術性組織。1984年，國際刑法學協會在開羅舉行第十三屆國際刑法學大會。我和眾多中國刑法學界的同仁對這次大會向往已久，在學術界的大力推動下，中國有關部門同意派代表參加。這是中國首次正式接觸國際刑法學協會。1986年，我在中國法學會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副會長。1987年年初，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各個領域都開始與國際接軌。中國的刑法學界此時強烈渴望加入國際刑法學協會，中國有關部門授權中國法學會與國際刑法學協會接觸聯系。由于我通過多年的努力和積累，在國際刑法學研究方面也已初具成就，中國法學會就把這個任務委派給我。1987年5月，我以中國法學會副會長的身份，參加由國際刑法學協會召開的國際死刑問題學術研討會，在會上作了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死刑問題”的演講，獲得了良好的效果，讓國際刑法學界對中國的法律和刑法刮目相看。時任國際刑法學協會秘書長巴西奧尼（Bassiouni，M.C.）教授對我的觀點表示驚訝和贊賞，我趁機與他接洽，并表達了此次參會的意圖：我受中國法學會的委托，向國際刑法學協會提出中國部分刑法學者愿意加入國際刑法學協會，并希望在中國成立分會。這個申請得到了國際刑法學協會主席耶塞克教授等人的首肯。通過此次參會，國際刑法學協會與中國法學會之間的對話交流的大門終于打開了，中國刑法學界與國際刑法學界的聯系渠道暢通了，我也順利完成了中國法學會交給我的任務。 回國后，國際刑法學協會中國分會的各項籌備工作緊鑼密鼓地展開了，并最終取得了圓滿成功。1988年5月，我和幾位具有顯著學術影響力的刑法學者，成為國際刑法學協會的首批個人會員。爾后，通過不斷與國際刑法學協會負責人溝通協調，最終獲準以組織的名義加入。隨后不久，國際刑法學協會中國分會正式成立，由于余叔通教授對國際法和刑法頗有研究，當選為首屆中國分會主席，我當選為副主席。不久之后，余叔通逝世，由我繼任主席。 國際刑法學協會最重大的事，就是五年一次的國際刑法學協會代表大會。所有的會員國都派人參加，個人會員也大部分到會。中國加入國際刑法學協會后，為了盡快提升國際學術影響力，積極參與國際刑法學協會的各種活動。在歷屆大會上，都可以看到數名乃至數十名中國刑法學者的身影，中國分會還力爭參加重要的預備會議。隨著中國刑法學學術水平的快速提升，中國分會也成為國際刑法學協會的重要成員。 1999年9月，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召開的第十六屆國際刑法學協會代表大會上，國際刑法學協會根據我的學術成就和國際刑法學協會中國分會會長的身份，選舉我擔任國際刑法學協會理事、副主席，成為國際刑法學協會唯一的來自亞洲國家的副主席。我和中國分會因此而有更多機會參與國際刑法學術活動。會議期間，在中國法學會和國際刑法學協會中國分會的請求下，國際刑法學協會理事會同意國際刑法學協會第十七屆代表大會在中國北京舉辦。這是對中國法學界和刑法學界的高度信任，也是莫大的喜事！ 2004年9月13日，由國際刑法學協會和中國法學會共同主辦、國際刑法學協會中國分會承辦的第十七屆國際刑法學協會代表大會在北京隆重召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以及公安部的負責人也都參與了會議。這是國際刑法學協會成立一百多年來第一次在亞洲國家舉行的國際刑法學大會，也是我國刑法學術界首次承辦的最大規模的國際性會議。來自世界各地約65個國家和地區的近千名代表出席了此次盛會。在會議的最后階段，舉行了國際刑法學協會領導機構的選舉，此前曾擔任協會副秘書長的西班牙籍法學專家德拉奎斯塔（José Luis De-La-Cuesta）當選為新一屆國際刑法學協會主席，我也再次當選為國際刑法學協會副主席。國際刑法學協會副主席奧登霍夫先生在會后盛贊本次大會的成功，稱之為“國際刑法學協會歷史上最為重要的一次會議”。面對日益全球化的社會結構，跨國犯罪已經成為全世界各國、各地區的威脅，他對這次會上取得的成就，尤其是關于跨國刑事犯罪問題上形成的決議給予充分肯定。大會的中國組委會主席、時任中國法學會會長韓杼濱稱這是“刑事司法領域國際交流與合作的新的里程碑”。讓我感到欣慰的是，這次會議之后，中國刑法學界以嶄新的姿態站到國際刑法學學術平臺上，有更多的中國刑法學者開始活躍在國際刑法學界，在國際刑法學界發出更多的中國聲音。 2015年4月12日，聯合國第十三屆預防犯罪與刑事司法大會在卡塔爾首都多哈的國際會議中心召開。國際社會防衛學會授予我切薩雷·貝卡里亞獎。國際社會防衛學會在聯合國經濟和社會理事會享有咨商地位，切薩雷·貝卡里亞獎是刑法學界一項極具分量的國際性大獎，旨在表彰全世界在刑事法律領域為推動實現法治精神與人道關懷作出巨大貢獻的賢達之士，素有刑法學的“諾貝爾獎”之稱。我是首位獲此殊榮的亞洲人。國際社會防衛學會舉行的頒獎大會，把崇高的切薩雷·貝卡里亞獎頒發給一位中國刑法學者，這是歷史性的突破，因為中國刑法學者從未獲得過這樣有分量的國際性大獎。 我最初得知這個獎項首次頒給亞洲人并且是自己的時候，我和別人一樣是難以置信的，因為對于這樣的獎項，中國并沒有申報，而是提名制評選。這個獎項對我而言，更多的是鼓舞和鞭策。當然，也從另一個方面證明，經過中國刑法學界的共同努力，中國刑法學的國際化已被廣泛認可。這當然是對我本人的鼓勵，但更重要的是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刑法學研究與刑法學者所取得的顯著成績的充分肯定，是對中國刑法學者多年來在刑法國際化方面不懈努力的充分肯定。考慮再三，在頒獎典禮上我用英語作了獲獎答謝辭，因為這是國際慣例，同時也是對會議主辦方的尊重。我認為我獲得的榮譽是中國刑法學界共同努力的成果，應當與中國刑法學界全體同仁共享。 兩年后，我又獲得日本早稻田大學授予的名譽博士學位。日本早稻田大學創建于1882年，其歷史悠久，蜚聲國內外，是當今日本乃至全球的名校，長期致力于開展中日友好文化交流。早稻田大學的名譽博士學位入選標準非常嚴格，主要授予在國際上負有盛名、有杰出成就的政治家、社會活動家和學術大師。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我在求學階段未能攻讀博士學位，但我是1984年經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的我國刑法學專業第一位博士生導師。30多年來我在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招收培養了67位刑法學博士生，其中業已獲得博士學位的63位，尚有4位在讀。我當了三十多年的博士生導師，培養了趙秉志、陳興良、姜偉、周振想、黃京平、邱興隆、王秀梅等一大批知名刑法學者，而自己卻沒有博士學位，確實有些遺憾。 這次日本早稻田大學授予我名譽法學博士學位，可以說彌補了我的遺憾，同時也是對我六十多年來的學術工作的一種肯定，《法制日報》為此專門報道了《八十八歲高銘喧教授成為最年長的“法學博士”》。我與早稻田大學很早就結下了不解之緣，這也是因為我較早參與中日兩國刑法學交流的緣故。中日兩國的刑法學交流，是從1993年9月認識西原春夫先生后開始的。 西原春夫先生是早稻田大學校長，是日本著名的刑法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他是中國人民的友人，對中國懷有深厚的友好感情。1993年，他邀請我參加在東京召開的以“正當化與免責”為主題的刑法研討會。就是這次會議讓我與西原春夫先生認識，他熱情接待與會的嘉賓，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此我和西原春夫先生開始保持聯系，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在我的推薦下，1994年西原春夫先生被中國人民大學聘為名譽教授。 1998年3月，我又應邀去東京參加早稻田大學舉辦的祝賀西原春夫教授70華誕的慶典。特別值得提及的是，我和西原春夫教授共同主持做了兩件比較有意義的事情。一是在新世紀初期召開了4次中日刑法學學術研討會。西原春夫先生和我分別作為兩方代表團的團長主持了這4次研討會。在會議上中日雙方達到了彼此了解、相互交流的效果。總體來說4次研討會是成功的，西原春夫先生和我都表示十分滿意。另外一件事情，是1994年7月我與西原春夫先生約定，共同主持編輯出版兩套法學系列叢書，一套是“中國法學全集”10卷本，后來出版了9本；另一套是“日本刑法學研究叢書”，也出版了4本。總體來說，組織出版這兩套叢書的理想和愿望是好的，是為了加強中日兩國法學學術交流，實際上也達到了一定的效果，一共出版了13本書，滿足了兩國讀者的需求。我和西原春夫先生現在都已年逾九旬了，一路走過來，我倆共同主持做了些有利于中日兩國刑事法學術研討交流的工作，這是緣分，也是我的榮幸，我們的友誼是永恒的。在我有生之年，我還愿意繼續為中日刑事法學的交流盡一份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