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誼在《治安策》中講了一個故事：有個叫坦的屠夫，一天能宰殺分解十二頭牛，而其使用的刀刃卻不會變鈍，原因就在于他剖解切割時，都是順著牛的肌肉紋理和骨節縫隙下手。但是，當遇到大腿骨、盆骨這些堅硬的大關節時，他就換用斧頭去砍劈。賈誼向漢文帝進諫，治理國家就像屠夫解牛一樣，對待可以教化的對象，就要像對付牛的一般肌理，用“禮”這把“芒刃”便能游刃有余；但對待強大的諸侯，就得像對付牛的堅硬大關節，必須動用“法”這把“斤斧”來強力制服。莊子講的“庖丁解牛”故事和賈誼講的“坦夫解牛”故事一樣，都說明遵循規律才能游刃有余，但前者旨在強調順應自然、無為而治，后者則強調剛柔并濟、主動作為。
賈誼生活在西漢初期，正是秦亡漢興、國家秩序新舊轉換的關鍵時期。他以深刻的洞察力，看到了漢初社會逐漸恢復活力背后潛藏的深刻危機。富商大賈奢侈無度，分封在外的諸侯王勢力越來越大，對中央政權構成巨大威脅。賈誼認為這種局面如同“厝火積薪”，把火種放在柴堆下面，人卻睡在上面，火還沒燒起來就以為安全，實在太危險了。針對這些問題，賈誼既反對專任刑罰，也不認同無為而治。他系統闡述了禮法并用思想，主張更為積極主動的系統治理觀。
賈誼的禮法并用思想，不僅強調治理國家的手段，更注重國家治理的正當性、公正性。賈誼認為，“夫天下，大器也”。商湯、周武王把天下安置在仁義禮樂之上，連禽獸草木都得到滋養，恩德遍及蠻貊四夷，福澤延續了子孫數十代。秦王把天下安置在法令刑罰之上，怨恨毒害充斥世間。“秦滅四維而不張”，秦亡的實質是價值觀崩潰，是政權正當性公正性的喪失。“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治理國家不論賞還是罰，都要像金石般堅定，如四季更替般守信，似天地運行般無私。賈誼主張，禮法并用為治，替代單純的暴力征服邏輯，構建以仁義禮樂為基礎、執政公正無私、百姓心悅誠服、社會充滿活力的新的文明秩序，這樣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賈誼認為，“夫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一方面，要以禮為本，預防為先，重在教化，發揮禮的潛移默化作用。“貴絕惡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即將罪惡杜絕于萌芽前，在細微處施行教化，使百姓日漸向善、遠離罪行卻渾然不覺。另一方面，治理國家如同屠夫坦解牛，法這把“斤斧”不可廢而不用，對付大惡巨奸必須采取霹靂手段。禮法相輔相成，共維社稷之安，方得國祚綿長。
賈誼之論，上承周禮之淵藪，下開漢武之先聲，而百代皆受其影響。可以說，賈誼是漢代從文景信奉黃老無為向武帝力主有為治理轉變的關鍵推手，禮法并用思想為漢代“德主刑輔”治國方略和“霸王道雜之”漢家制度的確立奠定了堅實基礎，也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唐律疏議》將儒家倫理道德直接融入法律條文，實現了“一準乎禮”，禮法融合成為中國古代治國的基本模式和中華法制文明的鮮明特征。需要注意的是，賈誼在《治安策》中所講的“法令”，其直接參照物和批判對象是秦法，是指嚴刑峻法。賈誼主張禮法并用，很大程度上是對秦法的糾偏和更正。后世禮法融合后，中國傳統法律在形式上和精神上都深度浸潤禮義的內核，不僅僅是懲戒的工具，也不僅僅“禁于已然之后”，還具有預防、規范、教育、引導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