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 《人民法治》雜志
受訪者 | 何兵，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
訪談人 | 李浩 劉士豪 王夢婷
01 成長經歷：從迷茫小鎮青年到法學學者的蛻變之路
訪談人：您最初學的是物理專業，還曾在家鄉的縣團委任職，做過律師，后來于1990年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您能否分享一下早期經歷以及與法學結緣的故事？
何兵：考大學時，因體檢醫生失誤，我只考上了專科。作為從農村走出來的小鎮青年，當時確實很迷茫。我在安徽省的巢湖學院讀書，畢業后到鄉村中學教書，后來轉到團委工作，那時眼界相對有限。我渴望改變命運，起初打算自學考物理研究生，但物理學自學難度太大，一直難以突破。20世紀80年代是“文青”盛行的年代，受其影響，我讀了不少文學作品，還嘗試寫小說、詩歌，雖然作品不算成熟，但極大地提升了我的文字表達能力。
當時，我父親在縣檢察院工作，他見我四處碰壁，便建議我：“我看法律將來發展不錯，你不如學點法律。”于是，我在團委工作期間開始自學法律。自學考試有七八門課程，我一門一門認真備考，全部通過后，又在他人建議下準備律師資格考試。那時考律師主要是為了謀生，畢竟在機關工作雖安穩，但晉升競爭激烈，縣里崗位有限，發展前景不明朗。我僅靠著一套法律法規和一本考試參考書，在家反復研讀，最終在合肥市一千多名考生中以第二名的優異成績通過考試，順利進入律師事務所執業。
訪談人：您是如何與北大結緣，又是如何做出專業選擇的？
何兵：在律師事務所工作期間，我的業務能力和口頭表達能力得到了認可。大概工作一年后，師父姜保貞提議給我評年終獎，卻有一位老律師認為我缺乏法律專業訓練，不懂法哲學。“法哲學”這個概念對當時的我來說十分陌生，這也讓我意識到自身知識的不足，便開始考慮考研深造。
1989年，我決定報考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起初為避開激烈競爭，準備了幾個月婚姻法專業，后來覺得不適合自己，便改為民事訴訟法專業。盡管總分過線，但英語只考了30多分，未能被錄取。于是我決定再備戰一年，集中精力攻克英語，同時將目標定為北京大學。當時北大民訴法專業每年僅招收一人，競爭異常激烈，最終我以358分的成績位列第一。面試那天，在北大老三教的樓梯拐角，我遇見了劉家興老師。他親切地叫我“何（huǒ）兵”，那隨和友善、笑呵呵的樣子，盡顯典型的四川人性格。
面試現場還有潘劍鋒老師和閆麗萍老師。劉老師問我：“必要共同訴訟和普通共同訴訟在審判中有什么區別？”我對這個問題沒有深入理解，只能背誦教材上的區別。還沒背幾句，劉老師便笑著說：“這個問題不用背了，等你考進來再學吧！”那一刻，我隱隱覺得自己有希望被錄取。北大老師們的直爽與真誠，讓我感受到這里獨特的學術氛圍。就這樣，我幸運地進入北大學習。
訪談人：您碩士畢業后有過工作經歷，為何又選擇回到北大攻讀博士學位？
何兵：碩士畢業時，我面臨找工作的難題。作為定向培養的研究生，我本想回家鄉工作，可縣里用不上我這個專業的人才。深圳有個國營單位愿意接收我，但定向培養制度限制了我的流動，即便原單位同意放行，政策上也不允許。此外，還面臨深圳戶口難以辦理、人才調動受限等問題。無奈之下，我去深圳打工，雖取得不錯收入，但我發現自己并不適應這種生活，更向往書齋生活。
當時北大支援山東省的煙臺大學，許多師生前往，煙臺大學也愿意接收我。在深圳工作一年后，我前往煙臺。然而，煙臺的氛圍與深圳差異很大，缺乏活力且相對閉塞，生活上的諸多不便讓我很快后悔，不到半年就決定離開。我想回深圳卻困難重重，經過深思熟慮，決定報考北大博士。
由于劉家興老師不招收博士，我報考了民法專業的魏振瀛老師。盡管成績不錯，但因名額等原因未被錄取。后來，羅豪才老師的學生、曾任司法部黨委書記的袁曙宏老師幫我聯系到姜明安老師。姜老師非常和善，同意我轉專業。歷經波折，我于1997年考上，1998年正式入學攻讀博士學位。
02 北大時光：學術與生活交織的珍貴歲月
訪談人：您能否分享一些在北大讀書和生活的經歷與體會？
何兵：當時我們班的同學構成很有特點：一部分是像我這樣有工作經驗的，另一部分是北大本科直接升學的，兩種背景的同學相互學習、互補優勢。本科生思維活躍、知識面廣，閱讀的書籍與我們不同；而我們有一定的社會閱歷和實務經驗。大家相處融洽，同學們都很優秀，老師們在專業領域造詣深厚。在這樣的環境中，我的文字表達能力、專業基礎都得到進一步提升，更重要的是變得自信，視野也更開闊了。
在北大的學習生活也伴隨壓力。我們這一代考上研究生的人，備考時全力以赴，但入學后卻常常感到疲憊，對上課、看書、參加社團活動都提不起興趣，同學們戲稱這種狀態為“沒勁癥”。我在考博時拼盡全力，讀博后也出現了思想不集中的問題，與人討論問題時經常很快轉移話題，這都是精神過度疲勞的表現。所以，我深刻認識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也希望同學們能關注內心，合理調節壓力，在人生的長跑中懂得張弛有度。
那時的校園生活也豐富多彩。除了外出游玩，周末跳舞是一大特色活動。北大的舞場在當時北京高校中頗有名氣，從周五到周日共舉辦三場，三食堂、五食堂、七食堂等都設有舞場，有時一個晚上能同時開放五六個。舞會上人員多樣，不僅有校內師生，因校園開放，還有許多社會人士參與，跳舞成為我們業余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我還在俄文樓前的草坪上打了幾年太極健身。
閑暇時，我喜歡去圖書館借閱大量書籍，放在床頭隨時翻閱。在北大讀碩士期間，除了學習專業課，我還閱讀了許多文學作品。我本就有“文青”情結，之前讀過《紅樓夢》、《魯迅全集》，還背誦了五六百首唐詩宋詞。到北大后，又接觸了周作人、豐子愷等作家的作品。魯迅文章犀利，周作人文風溫和，這些閱讀經歷豐富了我的文學視角。當時，因安徽發生洪災，《人民日報》約我寫稿，那是我在《人民日報》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后來還在一些大學生雜志上發表了隨筆和散文，在同學中引起了一定反響。
訪談人：劉家興教授是民訴法學界的泰斗，但現在年輕學生對他了解不多，網上資料也有限。您能否分享一些與劉教授相關的故事？
何兵：劉老師確實是一位非常優秀的導師。他曾說一年請兩次客，陽歷年請學生，陰歷年請親家。請客時師母會在家做飯，每次也就四五個學生，大家一起吃飯、聊天、討論問題。我剛入學時，曾問劉老師：“法治建設還要多少年才能建成？”那時年輕，覺得最多5~10年就能實現。劉老師聽后哈哈大笑，說：“我這輩子恐怕看不到了，你們要努力。”當時不太理解，隨著時間推移，才明白他判斷的準確性。如今劉老師雖已離世，但法治建設仍在持續推進。如果現在有學生問我同樣的問題，我會開玩笑說：“我還有希望看到，因為我打算活到90歲，至少還有30年。”這也讓我深刻體會到，法治是一個不斷發展、完善的過程，沒有哪個國家的法治能達到絕對完美的標準。
劉老師淡泊名利，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起草者之一，他從不宣揚自己的功績，更專注于教書育人，用心撰寫教材和論文。他的教學風格也十分獨特。有一次春天上課，北京的春天來得急、去得快，上課時我們被窗外變綠的草坪和盛開的花朵吸引，注意力難以集中。劉老師察覺到后，提議去草坪上上課。我們帶著書來到南門附近的草坪，席地而坐，劉老師繼續授課。講了十幾二十分鐘后，我提議：“劉老師，我們回去保證自習認真看，要不咱們開始拍照吧？”劉老師笑著答應：“好，好，好，咱們拍照吧，拍照吧！”放在現在的教學管理標準下，老師把課堂搬到戶外，最后還讓學生拍照，可能會被視為教學事故。但正是這種自由靈活的教學氛圍，給予我們充分的成長空間。北大老師與學生之間“大魚帶小魚”的關系，就像魚兒在水中自然成長，最終讓學生能夠獨立探索。這種教學風格曾是北大的獨特魅力，希望如今依然能夠傳承下去。
訪談人：您認為在北大的求學經歷對您未來的職業選擇、學術研究和教學風格有何影響？
何兵：北大的求學經歷在我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體現在教學、帶學生等各個方面。比如，我從不給學生布置課題，如果他們有課題任務，可以在我的課題中署名，有時一個課題會有七八名學生參與。這樣一來，學生不會覺得是在幫老師打工寫文章。
北大還有一個特色，就是常在飯桌上討論問題。我常開玩笑說，科學問題在課堂上討論，社會問題在飯桌上解決，而法學屬于社會科學。羅豪才老師、姜明安老師都經常課后約我們吃飯，在輕松的氛圍中交流學術問題。這種隨和的師生互動，營造出自由的學術氛圍，成為北大獨特的學術傳統。我成為老師后，不忙的時候每周都會請學生吃飯；如果學生幫忙操持論壇活動，我也會請他們聚餐。
此外，受劉老師影響，我追求文章質量，不追求數量，力求“寫一篇，是一篇”。在美國訪學期間，我撰寫了七八篇文章，研究美國的陪審制度、認罪認罰制度和律師制度等問題。以往我們對美國司法體系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最高法院，認為其運作模式代表了美國各級法院，但實際并非如此。美國最高法院每年判決不到100份，而全國案件總量高達數千萬，除交通案件外，民商事案件也有近3000萬件。大量基層法官在辦案時往往較為機械，很多案件都是雙方律師談判后簽字結案。因此，研究美國司法體系應深入基層法院和法庭，探究其處理龐大案件量的方式以及面臨的危機。
北大的教育培養了我的獨立思考能力。做學術研究要保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態度，不能盲目跟從或崇拜他人，要相信真實的數據。我認為自己基本做到了這一點，這離不開北大的學術氛圍和家國情懷的熏陶。
03 學者的“多重面孔”：實踐與理論的深度融合
訪談人：您曾是行政法上著名的劉燕文訴北京大學案的代理人，這個案件審理過程中有哪些有趣的故事？
何兵：這個案子有太多值得回味的地方。劉燕文起訴北大的第一次庭審結束后，整個北大都為之轟動。姜明安老師在課堂上提到此事，說：“劉燕文不懂法，說的問題不在點子上，你們誰去幫幫他？”北大老師在課堂上支持起訴學校的學生，這一幕十分有趣。當時我和何海波同住一間宿舍，他把劉燕文帶到宿舍討論案情，我躺在床上邊聽邊分析，后來何海波邀請我一同代理此案。那時我正在北大講授民事訴訟法，而北大的代理人湛中樂老師給我們班講授行政法。湛老師上課時說劉燕文贏不了，學生們就把這話傳給我，我反駁的話又被傳回給湛老師，如此來回幾次，很是有趣。
正式開庭那天正好是我上課的日子，我便宣布把課堂搬到海淀法院的法庭。出庭的有當時北大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周其鳳老師和湛中樂老師。庭審現場座無虛席，海淀法院最大的法庭能容納四五百人，且全部坐滿。我們作為原告代理人，有理有據、慷慨陳詞，剛宣讀完代理詞，現場就響起熱烈的掌聲。法官很有意思，一直等到掌聲漸弱，才提醒眾人法庭不允許鼓掌。最后，審判長饒亞東當庭宣判，撤銷北大的決定。當天晚上，北大法學院就舉辦了論壇，法官、原告、被告以及眾多教授齊聚一堂，討論這個案子直到晚上快11點。最后姜老師風趣地說：“什么權利都不如上廁所的權利，散會吧。”
北大敗訴后，第二天有報紙采訪周其鳳老師，問他對我們兩位博士生在法庭上的表現有何看法。他說我們太年輕，缺乏社會經驗，不理性。我聽后哭笑不得，他以為我們是未畢業的學生，其實我們都是有工作經驗的律師。這個案子也讓我深切感受到北大的寬容。羅豪才老師當時是最高人民法院分管行政訴訟的副院長，紀律性很強，我們向他告知代理此案時，他只是笑笑說：“依法代理就行了，沒問題。”一審勝訴后，網上有很多人擔心我們會因讓北大敗訴而受到刁難，比如學位可能出問題。但多年后，我遇到北大研究生院的老師，問起當年是否有這種想法，他直言根本不可能，包括周其鳳院長，即便對敗訴不滿，也從未在這些方面為難我們。
后來北大不服判決提起上訴，二審發回重審后，以起訴時限已過為由駁回了起訴。一審結束后，《今日說法》連續兩天分上下集播出一審情況，全國人民都知道北大學生告北大勝訴了。但重審敗訴后沒有再報道，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二審結果。
訪談人：您博士畢業后為何選擇任教？
何兵：我在北大讀博士時就一邊讀書一邊教學，當時我教授民訴法課程，還被評為法學院“十佳教師”，這是我第一次獲得這樣的榮譽。當時評選沒有明確標準，就是同學們投票選出。結果公布后，法學院的老師們都很驚訝。在頒獎晚會上，系主任吳志攀老師希望我畢業后留校教書，我很感激他的信任，原本也打算留在北大繼續教民訴，劉老師和其他老師也都支持。但朱蘇力院長上任后，推行新政策，決定不留本校博士，以避免“近親繁殖”。朱院長鼓勵我先去外面鍛煉，一兩年后再回校任教。
當時我已經在《法治日報》開設專欄寫作，結識了一些業界人士。在參加《法治日報》組織的一次會議時，我遇到了中國政法大學法理學專家舒國瀅老師。他了解到我的情況后，建議我考慮中國政法大學的職位，并聯系了行政法所的張樹義老師。張老師看了我的材料后，認為北大法學院“十佳教師”由學生評選產生，說明學生確實認可我的教學。就這樣，我來到中國政法大學任教。那時中國政法大學的法學教育影響力和地位不如現在，大概排在全國第四、五位，而如今已處于頂尖行列。我認為，北大和中國政法大學都是非常優秀的法學院校。
訪談人：除學者身份外，您還擔任了諸多學術和社會兼職，并且是一位知名的刑辯律師。您如何看待這些身份與學者身份之間的關系，以及學術研究與立法、司法實踐之間的關聯呢？
何兵：我始終將參與司法實踐視為對中國法律運行狀況的一種實地調研方式。只有親自置身于法庭之上，才能真切洞悉中國法律在實際操作中的運行機制，進而發現諸多問題。在過去十年間，我恢復了律師執業，成為一名刑事辯護律師。曾經有當事人詢問我是否能代理行政案件，我笑著回應，行政法才是我的專業領域，對于刑法，我不過是個“業余愛好者”。在我經辦的案件中，有三個被選入人民法院案例庫，一個入選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審判參考》，一個登上《最高人民法院公報》。此外，還有一個案件促使上級檢察院廢除了在全省調用檢察官的制度，也算是為推動中國法治建設貢獻了一份綿薄之力。而且通過這些實踐經歷，我對中國法律的理解確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深刻。
這些年，我處理的刑事案件相對較多，在一線工作中深切感受到，中國司法現狀與我們黨提出的要求以及人民群眾的期望相比，仍存在較大差距。中國經濟出現的問題，與營商環境欠佳存在關聯，而營商環境不理想的根源在于司法環境有待改善，司法環境的不足又反映出法院、檢察院、律師等環節存在缺陷。例如，在反腐過程中，時常出現株連企業家的情況。倘若企業家確實存在行賄行為，依法查處無可非議，但如今有些地方為了完成指標，通過夸大數字等方式讓企業家配合，致使許多企業家選擇“躺平”。近期，我們致力于振興股市，然而股市的長期繁榮依賴于實業的振興，而實業的振興需要讓企業家樹立恒心。
當前，不僅企業家面臨問題，公司的普通員工也可能因公司犯罪而被逮捕，這嚴重影響了眾多人的正常生活。除此之外，附著于刑法的其他懲罰性措施都應當予以去除，尤其是株連行為。父親犯罪影響兒子上大學的情況毫無道理可言，不能讓孩子在尚未踏入社會就承擔本不應承擔的責任。目前，全國人大已關注到這一問題，并正在進行清理工作。
訪談人：從司法實踐的角度出發，您對中國的民事糾紛解決有怎樣的看法呢？
何兵：在我看來，我們在宏觀層面未能有效把握如何借助其他民間渠道解決糾紛，導致所有案件都涌向人民法院，使得人民法院深陷訴訟的“汪洋大海”，法官也疲于應對，這使得法院的職能發生了嚴重變形。速裁和一審終審制讓人民法院逐漸喪失了其應有的特性，司法行政化色彩越發濃重。所謂司法，應當具備一些基本要素，兩審終審制便是其中之一。一審終審制與行政解決方式并無本質區別，這是中國司法體系受美國化影響產生的不良后果之一。
中國向來有通過行政系統化解矛盾糾紛的傳統。未來，如何將民事糾紛引導至行政系統解決，是一個至關重要的課題。目前，勞動仲裁制度已為人民法院分擔了約70%的勞動糾紛，倘若沒有這一制度，人民法院將承受更大的壓力。對于房屋買賣、交通事故、一般民事損害賠償等發生頻率較高的民事糾紛類型，可以依據其主管部門設立相應的行政裁決制度。例如，在房管局設立房屋糾紛裁判所，專門裁決房屋買賣和租賃糾紛，因為房屋的開發商信息、規范化情況、房屋買賣合同等所有相關證據和事實都集中在房管局。房管局先行裁決后，當事人若對裁決結果不服，才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如此一來，房管局就能夠解決大部分此類糾紛。
另一個值得借鑒的是支付令制度。在日本，70% ~ 80%的糾紛通過支付令得以解決。如果我們能廣泛運用支付令制度處理民事糾紛，那么真正需要法官審理的訴訟案件將大幅減少，或許僅有幾百萬件，法官便能心平氣和、從容公正地審理復雜民事案件，還有些糾紛完全可以通過調解解決，只是法官手頭積壓了數以百計的案件，根本無暇開展調解工作。如何調動社會資源來解決社會糾紛，也是一個重大命題。比如，訴訟離婚案件，可以由民政局負責調解和裁決，并充分利用社會資源，發動退休法官、律師、社區工作人員等參與其中，分擔糾紛解決的任務，從而讓法官能夠專注于解決專業的法律問題。
陪審制是司法民主的重要形式，但很多人并未充分認識到其重大意義。我國推進社會主義民主，可以從司法領域著手建立一審陪審、二審法官審判的制度。如果陪審員在適用法律時出現錯誤或者嚴重偏離法律規定，再由二審法官進行糾正。當立法存在不足時，也可借助陪審制進行彌補。我國刑事訴訟中的刑訊逼供問題一直難以根治，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民群眾缺乏發言權。若實行陪審制，老百姓不認可刑訊逼供行為，就很可能因刑訊逼供而釋放被告人，從而有效解決這一問題。
因此，我認為我國糾紛解決中存在兩個關鍵問題：一是如何大規模減少案件量，二是怎樣激活陪審制。解決好這兩個問題，我國的司法狀況應該會得到顯著改善。中國的司法制度關鍵不在于訴訟法或證據法多么詳盡，更重要的是法院和法庭的組織法。
04 法學思辨與教育關懷：多維視角下的深度洞察
訪談人：您曾有過多次訪學經歷，這些經歷對您的法學視野和學術思考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呢？
何兵：學術研究者不能僅僅局限于在圖書館研究文獻，應當多走出國門，到各個國家進行實地考察。我曾前往瑞典、美國和日本訪學，這些經歷給我帶來了極大的觸動。
2005年，我前往瑞典訪學，有三點重要的觀察：其一，瑞典人秉持慎刑態度。瑞典監獄里囚犯數量極少，近年來甚至關閉了幾所監獄。監獄中每個囚犯都擁有單獨房間，獄警不配槍，囚犯與看守都西裝革履，唯一的區別方式是管理人員佩戴胸章。其二，瑞典的仲裁極為發達，依靠仲裁制度解決了大量糾紛。其三，瑞典注重社會平等，通過遺產稅等稅收政策調節再分配，住房政策保護長期租賃關系，不同職業之間收入差異不大。這使得瑞典社會對財富有著不同的認知，瑞典人的生活十分質樸。正因如此，我認為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是正確的，首先要實現社會平等，具體體現為經濟平等；其次要完善社會保障，社會要充分關愛人民，人民也要注重對社會的貢獻。
前往美國時，我原本期望學習美國良好的法治經驗，但到美國后卻發現并非如此。例如，陪審制在美國已基本被廢除，美國民事案件的陪審率不到1%，刑事案件陪審率為2%~3%。這是因為認罪認罰與否對刑期影響巨大，法官、律師、檢察官都更希望當事人認罪認罰，導致經過陪審定罪成功的案件，法官往往會從重判刑，這是美國司法民主衰落之后出現的司法官僚化現象。認罪認罰制度是法律界對社會的背叛，法官、檢察官、律師都放棄了本應承擔的責任，進而導致美國關押人口過多，這些人出獄后因犯罪記錄難以回歸社會，很容易再次犯罪。這也可能是我們將來要面臨的問題。所以，做學術研究要秉持魯迅的“拿來主義”。
社會治理較為出色的是日本。日本國民平均壽命位居世界第一，監獄在押人口比例很低。在日本的陪審制度下，參審員與審判員享有完全同等的權力。日本奉行審理不間斷原則，開庭時，被告和律師坐在一起，律師或檢察官發言都必須站立，法官擁有絕對權威，不存在我們常見的辯審沖突。世界是相通的，即使我不懂日本法律，也能大致判斷出案件的處理結果，所以不要認為人民不懂法就無法做出正確判斷。
學生們很有必要出去走走。法學屬于社會科學，不能僅僅從書本中學習，要深入社會，用自己的眼睛去觀察，用自己的思想去思考，從法庭上了解一個國家。托克維爾在撰寫《論美國的民主》時，就對美國監獄制度進行過研究。在法庭上，能夠洞察社會的真相，分析監獄的人口情況可以知曉這個國家的問題所在。不僅要去美國，也可以多去日本、北歐等國家和地區看看。親身經歷并帶著這樣的眼光去觀察后，再閱讀相關著作，收獲會更大。到法庭旁聽對了解中國當下的司法狀況也很有幫助，特別是一些重大疑難案件。我在日本的法庭上，就看到許多日本法學生三五成群地拿著本子記錄。
訪談人：作為一名資深教授，您認為在法學教育中有哪些需要改進的問題呢？
何兵：當時在北大跟隨劉老師學習民訴法、跟姜老師學習行政法時，學校的風氣與現在有所不同，我更懷念20世紀90年代的學術氛圍。那時，學生沒有發表論文的硬性規定，也無須承擔課題任務。老師的職責是把書教好，學生的任務是把書讀好，完成課程學習并提交作業即可。那時的學習模式類似“散養式”，但這并非放任不管，而是給予學生更多自主學習的空間，讓他們能夠依據自身興趣讀書。
現在以發文為導向和評價指標的科研方式是錯誤的。我常常說，本科生書沒讀幾本，也沒有實際工作經驗，卻被要求寫論文解決國家法律問題并提出對策；每一篇碩士、博士論文都試圖重構國家的法律體系，全國一年數以萬計的論文，幾乎把我們的法律體系打亂了。大學教育的主要功能是教書育人。2001年，我到中國政法大學時，學校沒有強制學生寫論文，也不允許本科生參加司法考試，我看到了學生真正專注讀書、思考的狀態，學生們能夠潛心于學術，而不是陷入毫無價值的論文發表或課題堆積之中。這才是教育的本質，要讓學生真正去讀書，掌握經典著作。
訪談人：最后，您對于這個時代下日漸焦慮的同學們有什么建議？
何兵：首先，要認清自己，明確自己到底喜歡做什么、適合做什么。如果確實熱愛學術研究，那么可以選擇到高校任教。律師需要在社會上闖蕩，接觸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心理必須足夠強大，即便如此也難免會遇到挫折。若想從政，可以進入政府部門，雖然工作多是按部就班，但壓力也不小。
其次，要認清社會大勢。例如，我不太贊成學生去當公務員，因為當前公務員數量過多，未來可能面臨結構性調整，在公務員隊伍如此龐大的背景下，從事公務員工作可能難以取得突出成就。我更鼓勵學生從事律師職業，但并非所有人都適合這個職業，而且隨著律師隊伍的不斷壯大，這個行業也逐漸變得內卷。這個問題的背后，實際上涉及如何振興國家經濟的大問題。
在任何一個領域，只要做到出類拔萃，都會受到他人尊敬，也都能實現社會價值。關鍵在于心態要平穩，要腳踏實地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