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寶煦1945年繪西南聯(lián)大《校園一角》
張曼菱（左）采訪任繼愈
張曼菱（左）采訪朱光亞
張曼菱（右）采訪楊振寧
西南聯(lián)大校歌里說：“絕徼移栽楨干質(zhì)。”絕徼，是邊遠之地。
1937年，北大、清華、南開三所著名大學“辭卻了五朝宮闕”，一路南下，弦誦“山城”昆明，成為那個時代的盛事；昆明，亦因此成為一代學子向往的圣地。而出生于“山城”的我，在懵懵懂懂中長大，關于那時的一切，學校、老師、書本和城市都沒有告訴過我更多。對我而言，這片土地似乎一度失去了記憶，重回“絕徼”之境。直到多年前開啟關于西南聯(lián)大的訪談工作，使我的生命與我的故鄉(xiāng)重新建立了特殊的聯(lián)結。
一
我的父母，他們的青春與云南的抗戰(zhàn)高潮疊合。對我而言，他們成為最早的口述者。從童年時起，父母就總在我耳邊講述一些他們深切懷念的小故事，只言片語中透露出小城在歲月掩藏下的無限霞光。在那些觸景生情的言語背后，蘊含著巨大的歷史能量。
母親愛唱的一首歌是《教我如何不想她》，她的老師教的。老師說，這個“她”，也可以是“他”或“它”；可以是一個人，也可以是一件事、一個地方。母親的老師是西南聯(lián)大學生、東北流亡青年，到昆明市女中代課，勤工儉學。一講到故鄉(xiāng)，老師就聲淚俱下，女生們也跟著哭。很多年后，我采訪西南聯(lián)大校友李曦沐，他說：“西南聯(lián)大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在全市、全省都有很大的影響。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很多中學的老師是聯(lián)大學生。”聽到這里，我心領神會。母親講過，“一二·一”大游行那天，市女中的女生們就緊跟在聞一多先生的后面。
父親每遇到氣憤的事情，總會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這是孔子的話，聞一多先生寫在門楣上，父親親眼所見。從學校教育中，我知道聞一多是革命烈士，每年清明，學校都會組織少先隊員去為他掃墓，但那時的我不知道他還是一個有趣的人。父親帶著我在昆明城里逛，講著那些故事，讓我對家鄉(xiāng)有“蓬蓽生輝”之感。
翠湖春水蕩漾，我和小伙伴們時常去劃船。多少大家和著名學子曾在這里流連。在那些早晨與黃昏，他們來來往往。起初，昆明人看不慣北方都市男女散步時挽臂而行，曾經(jīng)發(fā)生過在暗處扔小石子的事情。當時，昆明最豪華的南屏大戲院放映好萊塢電影，現(xiàn)場口譯粗劣，也招致一些南下的知識階層觀眾的噓聲和嘲笑。
一切又像昆明的天氣，雨過總會天晴。昆明的青年學會了手挽手到翠湖去談戀愛，而南屏大戲院請吳宓教授做文字翻譯，詩意的文本立刻傳遍影院。聯(lián)大學人與質(zhì)樸邊民相處如魚得水，豐富了那段無可取代、異彩紛呈的歷史。那所影響了父母青春乃至一生的大學，它存在于昆明，不是一個幻影。
繁華的武成路，一條街都是上下門板的店鋪。有時老板和店員會提早關上門板，他們要去聽大學教授的演講。很多著名教授經(jīng)常對昆明市民演講。在云南大學和昆師禮堂，父親聽過潘光旦的優(yōu)生學、梁思成的建筑學，還有劉文典講的《紅樓夢》。
翠湖畔的幾條小巷，鳳翥街、珠璣巷、文林街，住的多是平頭百姓。那里面曾經(jīng)布滿小茶館，供聯(lián)大學生讀書。父親說：“這里也可以稱作‘集賢館’了，這些街巷的美名不是白來的。”“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昆明這些地方是可以“入史”的。
據(jù)《鄭天挺西南聯(lián)大日記》（中華書局2018年版）記載，擔任西南聯(lián)大總務長的鄭天挺時常要去富滇銀行辦理錢款事宜。我不禁猜想，父親對這位聯(lián)大負責人一定面熟——父親曾以銀行學校第一名的成績畢業(yè)進入富滇銀行。
一個家庭，應該有些家傳之物。飛虎隊撤離時，父親買下一些物資，如軍用水壺、望遠鏡等，以資紀念。家中的大衣柜里，還珍藏著一本紙色發(fā)黃的《“一二·一”慘案死難四烈士榮哀錄》（昆明學生聯(lián)合會編印），封面是火炬和拳頭，有兩行豎排的字：“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幼小的我，于是記住了“亞里士多德”這個名字。
我家的相冊中有一組很小的、用老式135相機拍攝的“一二·一”游行的照片。父親對我說：“在游行隊伍中，凡是扛大旗的，走在前面帶頭呼口號的，都是地下黨員。發(fā)生沖突時，救女生的，掩護大家撤離的，也是地下黨員。”那些日子，每到夜里，就會聽見警車的尖哨聲。哨聲一停，特務就停車抓人。第二天就會聽說，某個熟人或朋友被抓了。即便是那樣，斗爭也沒有停止。“一二·一”慘案發(fā)生后，母親和幾個女生應地下黨的安排，拎著手袋在夜間散發(fā)傳單。
我家在翠湖邊一幢法式洋樓里，我的父母時常掩護朋友。母親的閨蜜王孃孃先在我家隱蔽，然后跑到“山那邊”的解放區(qū)去了。很多父母對往事緘口不言，使子女對那些歷史渾渾噩噩。而我父母把一生最珍貴的經(jīng)歷告訴了我，這是最深的感情與傳承。
后來，我考進了北京大學，隔壁是清華大學。假期回去，父親總要問起，某位教授狀況如何？是否見到并親聆指教？我心里覺得父母“執(zhí)拗”，大學里的名師豈是隨便可以見到的？
誠然，當年他們的印象就是這樣。他們有理由認為，我進入的就是他們當年感受過的那座校園。
大學二年級時，我熟悉的鄰居韓天石先生從云南調(diào)入北京大學，任黨委書記。童年印象中韓伯伯謙和有禮。我們在北大校園共同度過了激情澎湃的20世紀80年代初。那些逝去的校園歷史似乎又重新回來，疊加在一起，深沉厚重，終于迸發(fā)出了“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強大呼喚。個人曾經(jīng)的蹇困被拋諸腦后，我們都沉浸在宏偉的藍圖中。
二
北大，給我一種力量與智慧的滋養(yǎng)。1986年，我赴美考察好萊塢與南加利福尼亞大學的電影學院，歸國后去海南，投入影視實踐。1998年秋，我毅然回鄉(xiāng)，策劃啟動西南聯(lián)大紀錄片項目。
1999年，在北京大學勺園的會議廳，季羨林的“米壽”慶典上，時任北大校友會常務副會長的郝斌將我引薦給時任西南聯(lián)大北京校友會副會長的沈克琦。在場的老領導張學書、王學珍都記得我這個調(diào)皮的學生，聽說我準備開啟西南聯(lián)大的紀錄片工作，他們說：你不是創(chuàng)作過不少作品嗎？言下之意：你可以的。那個冬天，天氣異常寒冷，風似乎穿透了勺園的墻壁。我開著電視，裹著棉被，看北大學生在天安門歡慶澳門回歸，聽《七子之歌》的稚嫩童聲穿越神州大地，喚醒久遠的歷史。
在我房間的桌上，攤著關于西南聯(lián)大的散亂的名單、資料和文件。我將尋覓與聆聽歷史的主人公們，那些壯麗史詩的書寫者們將在我的攝像機前一一登場。
西南聯(lián)大北京校友會當時設在北大內(nèi)，是一個負有歷史責任感的社會團體。在經(jīng)費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他們堅持出版《西南聯(lián)大北京校友會簡訊》，記錄了眾多校友的回憶，文字真誠而樸實。
校友會提供的名單，讓我極大地節(jié)省了精力和時間，以最快的速度抵達了一個個標桿性的人物。我先后與4位會長合作，他們的人品業(yè)績，為一眾校友所認可，他們中的每一位也在這段歷史中扮演過不凡的角色。
郝詒純會長，曾被譽為聯(lián)大的“校花”，她的多才多藝與堅韌的事業(yè)心廣受校友稱贊。在西南聯(lián)大連任兩屆學生會主席，可知她深孚眾望。她青春時的照片，像舊日的影星，且富有書卷氣。在我們拍攝的視頻中，晚年的她氣度雍容，又無絲毫珠光寶氣。這樣一位美麗的女性，為救中國之貧弱，毅然選擇地質(zhì)學，獻身于荒野與實驗室。她曾對我嘆息道：地質(zhì)專業(yè)的艱苦令很多家長和考生望而卻步。郝詒純病逝時，我敬獻挽聯(lián)：“女兒貴有山河氣，麗質(zhì)天賦日月魂。”
梅祖彥會長，是原西南聯(lián)大校務委員會主席兼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之子。初見梅祖彥，是在北大辦公樓的一次會上，我非常驚愕，恍若梅貽琦校長從歲月里走了出來。在西南聯(lián)大的校友中，他不給人矜持感，言行溫婉有度。他給我講過少年時期撤出北平、輾轉到昆明的經(jīng)歷：“日本人侵占了我們的領土，我們逃了出來。到天津的時候，我們住在天津租界，看到外國兵；坐船到上海，在上海租界看到印度的巡捕；又到了香港，香港也有外國兵，那個時候它受英國的殖民統(tǒng)治……所以，對外國人侵占中國的領土，我們有很具體的印象。”這段敘述里有一個青年對祖國的愛與痛，令我印象深刻。后來，他自愿報名從軍到前線去，拋下沒有完成的學業(yè)，沒有得到西南聯(lián)大的畢業(yè)文憑。他曾在隨機飛越駝峰航線時遭遇過日機的追擊。20世紀50年代，他“無護照登機”，選擇從美國歸來。
“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中有8位西南聯(lián)大人，這是梅祖彥最早告訴我的。他特意寫來掛號信，連剪報也寄來了。其時我正在琢磨，這部關于西南聯(lián)大的紀錄片要怎樣推出，才能讓社會、讓這個時代進一步了解西南聯(lián)大？這個信息，為我正在構思中的片子找到了立足點。
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授勛儀式的鏡頭，拉開了《西南聯(lián)大啟示錄》紀錄片的序幕。“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yè)，須人杰。”聯(lián)大校歌的歌詞，唱出了這個民族的心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校史》，在扉頁上也用了這8位“兩彈一星”功臣的照片。這是一個最有深度的共識點，它成為整個社會認同西南聯(lián)大的價值指針。梅祖彥病重時，我去北京醫(yī)院看望。他眼中噙淚，手里握著《西南聯(lián)大啟示錄》的光盤。
梅祖彥之后，沈克琦擔任西南聯(lián)大校友會會長。沈先生原是北大副校長，《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校史》就是他主持編寫的，對大學的歷史，他情有獨鐘。他是我的史料顧問，一直到他過世，我跟他合作了20 年。每當做好一集樣片，我都送給沈先生審看，也暗自希望聽到嘉獎，但每次都是被他“無情”挑剔。他指出的都是疏漏，全不給我留一點面子。看他的臉色，片子似乎一無是處。那一段漫長的日子，我戰(zhàn)戰(zhàn)兢兢，但求無過，消除了夸飾之心。直到紀錄片在央視播出時，沈先生才展露了笑容。我明白了：這就是西南聯(lián)大的學風。后來，沈先生知道自己患病，為了寫完北大物理系的系史，他放棄了手術，校友會的工作也交給了曾擔任國家測繪局局長的李曦沐。
1945年2月，英、美、蘇三國召開了雅爾塔會議，決定加快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進程，蘇聯(lián)準備對日作戰(zhàn)，但國內(nèi)正面戰(zhàn)場卻連連失利。國民黨的腐敗無能激起了民眾的憤慨。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實現(xiàn)民主政治成為人民的強烈要求。浙江大學、復旦大學等校的學生都發(fā)表了對國是的意見，昆明文化界也由314人署名發(fā)表了《關于挽救當前危局的主張》。在這一形勢下，4月4日，西南聯(lián)合大學學生自治會召集全校學生代表大會，討論通過了《國是宣言》。李曦沐便是這份《國是宣言》的起草者。為了表示期盼黎明，地下黨員的他曾更名“李曉”。他一直沒有放棄對現(xiàn)實的思考，仿佛還是當年那個熱血的東北流亡青年。
任繼愈是校友會的名譽會長，我3次采訪他，從此也成為先生的“入室弟子”。在對歷史的總體把握上，先生是引領我登高望遠的導師。從1937年的暑假奔赴長沙，到步行湘黔滇，再到1946年隨校北歸，先生的經(jīng)歷貫穿了西南聯(lián)大始終。在眾多南遷學人的往事回顧中，任繼愈是唯一能夠講述“長沙大辯論”的親歷者。當時學生們激烈爭辯著：是上前線，還是繼續(xù)讀書？錢穆先生做了總結，說要“用上前線的激情來讀書”，因為戰(zhàn)后的中國需要人才。這使得戰(zhàn)時大學與前方將士的目標一致，那就是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一個強盛的新中國。
任繼愈以哲學史家的敏銳感知，銘記了這場“長沙大辯論”，并將它講述出來。一個人的記憶，與他的洞察力相關。任繼愈在采訪中再三說到“民氣”。他說，這些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底層人民，不愿意當亡國奴，是他們在支撐著中國的抗戰(zhàn)，抗戰(zhàn)的力量與信心都來自他們。中國的“民氣”始終不衰。任繼愈先生有一句動情的話：“誰領著人民走現(xiàn)代化道路，大家就擁護誰，老百姓就跟著誰走。”2007年11月，在南沙溝寓所，先生將兩枚西南聯(lián)大校徽贈予我，一枚是他當學生時候的，一枚是他留校任教后的。
三
在1999年至2009年這10年間，我采訪的聯(lián)大人物共計200多位。其中110多位是“一對一”單獨采訪，其余為集體采訪和會議實錄，包括對家屬的采訪。為了進入當年的時代氛圍，我還大量閱讀了文字資料，如《吳宓日記》《梅貽琦日記》、聞一多的書信、蔣夢麟的《西潮》、楊振寧的《讀書教學四十年》等。
采訪前，對每一位被訪者我都要做認真的準備。采訪提綱不是簡單的提問，它必須架起跨越時空的交流之橋。這些提問與交流我都盡量保存下來，形成文本。它們也是口述的一部分，決定了訪談的深度。聯(lián)大的學子也像他們的老師一樣，是多元的，各具個性的。如果我的問題風馬牛不相及，老人們會因失望而變得冷漠，關上那座記憶之閘。把握每個人在這段經(jīng)歷中的重要細節(jié)和故事，是打開他們的心門的鑰匙。我要獲得的是一種從容狀態(tài)下的心靈傾訴，一份具有歷史深度的回顧和沉思式的總結，而非即興的、炒作賣點的采訪。這很大程度取決于我前期的準備。在接觸過程中，老學長們會以特有的智慧以及對我的觀察，來確定我是不是一個可以對話和有資格“聆聽”的人。
我一直在擔心，對楊振寧、李政道二位的采訪能否實現(xiàn)，能否盡興。在那個特殊年代里，他們是率先為中華增光的雙子星座，西南聯(lián)大這個話題離不開他們。當時二位都住在美國，回來的日程又總是安排得很滿。在沈克琦先生的鼎力幫助下，我們終于對這雙子星座進行了圓滿的采訪。
李政道先生回國，我是在半夜從電子郵箱里收到的消息。沈先生將我們的采訪安排進李政道緊張的日程里，我即率攝制組赴京。在中關村見到李政道，剛從北戴河參加完國家領導人會見活動后趕回北京的他毫無倦色，談起母校來興致勃勃。他看完采訪提綱，拿起筆來，劃掉了開場白式的內(nèi)容，說：“前面兩個問題沒有必要，否則你的時間會不夠的。”后來，我才明白，他是要留下時間，帶我觀摩一個文理合璧的藝術展。
一年后，我在清華園里采訪了楊振寧先生。楊振寧在看了我的提綱后說：“很好，就按照這個來吧。你讀了很多書。”如此，開啟了一位經(jīng)歷成功巔峰之后的科學家面對故國、故園以及故友的深情回顧。楊振寧那博聞強記的頭腦和巨人式的襟懷，那深厚的人文底蘊和縝密的科學思維，凸顯出強烈的個人魅力。他侃侃而談了4小時，采訪超時，仍意猶未盡，便打了個電話，請夫人先行用餐。
采訪中，我獲得了一個珍貴的歷史情節(jié)：當楊振寧在上海的宴席間收到鄧稼先寫來的信，告訴他中國的原子彈制造，除了最早有蘇聯(lián)的極少幫助外，沒有任何外國人參加時，楊振寧不由得熱淚滾下，起身去洗手間“整理儀容”。這件事我是先從許鹿希（鄧稼先夫人）那里知道的，而后在楊振寧這里得到了證實。這個情節(jié)在紀錄片《西南聯(lián)大啟示錄》中播出后，被多方報道傳播，震動著中國人與海外華人的心。
對于大多數(shù)我無法獲得更多材料的被采訪者，我采取了包容性更大的提綱。例如董樹屏先生，我知道他當年是西南聯(lián)大工學院的教員，學生中有“兩彈一星”元勛。他從東北的貧困家庭講到自己的流亡經(jīng)歷，講到他受命轉移清華工學院的教學物資，歷盡艱險抵達昆明——這在我當時接觸到的那些紙本資料中根本沒有記載。此前，我只知道工學院院長施嘉煬率隊外出測量時，梅貽琦要他帶走大批器材。這批物資轉移的成功，使得日后西南聯(lián)大工學院成為一支勁旅。道別的時候，董先生指指放在過道上的一個紙箱說：“那是我在美國的同學送我的一臺電腦，我要用它來寫回憶錄。”兩個多月后，攝制組在北大拍攝時，我聽到了董先生猝然離世的消息。他仿佛是在等我前來。類似的事情，還發(fā)生過幾次。
四
拍攝一部影片，由于資金成本有限，采訪是有提綱和時間限定的。但西南聯(lián)大的校友們卻希望傾訴平生經(jīng)歷，時常怪我“風風火火”。這些珍貴的傾訴，是難以取代和不可再生的資源庫。這些西南聯(lián)大的校友們都從民族的苦難中過來，且具有良好學養(yǎng)，無論是直接的還是含蓄的，他們的講述都會切中現(xiàn)實。而無論是談社會理想、民族復興，還是個人追求，最后又都集中在對教育的思考上：
李政道在肯定了當下教育的普及時，提出大學的“精”的問題，講了要以人為“種子”的教育理念。楊振寧談到他切身感受到的中美教育的差異：中國教育重視基礎知識，而美國教授們的“著眼點不一樣”，更重視思考與創(chuàng)新，“過了些時候，我漸漸了解到，這是使你知道‘什么地方有問題’最重要的一個方法。我也吸取了他們這個精神”。
哲學系鄭敏把西南聯(lián)大教授的講課喻為“幾百年的陳酒”，在學生眼里，“老師本身就像教科書一樣”。朱喬森回憶，他的父親朱自清說過，“要給學生一滴水，自己首先要有一桶水”。沈克琦說，物理系上課，老師喜歡用“開窗戶”的方式，對那些定律公式往往只提一個頭，然后開列書單，并指定去讀哪一章哪一節(jié)。這樣就讓學生從教科書走進名家經(jīng)典，游向廣袤的知識海洋。任繼愈說，大學“文理不要那么分割”，尤其是“要看到世界”。
歸僑鄭林慶是中國摩擦學的開拓者，他回憶起一個課堂細節(jié)，說明教育需要留出“空間”讓學生主動思考：“有一道題應該怎么做，先不給學生講，讓你們想，老師也在那里想。看了半天，畫了一條線，這條線一畫下來，問題立刻就清楚了。你就跟著他想，雖然他不告訴你怎么想，他想出那條線，你立刻就覺悟到：我就沒想到畫這根線，他為什么能想到？幾分鐘的時間，那是幾堂課都教不出來的東西。”“現(xiàn)在教學也趕時間，一天限定你必須教多少。一個鐘頭，塞滿了，很快地講”，他認為這樣難以培養(yǎng)學生的思考能力。
抗戰(zhàn)期間，季羨林在德國留學，但他在學脈與精神上仍屬于清華、北大這一系統(tǒng)。在他的訪談中有若干重要史實和觀點，如王國維“為文化而死”；講到陳寅恪一家“三世愛國”的事跡，他用了“遺傳”這個詞，把文化精神與血統(tǒng)聯(lián)系起來。任繼愈先生的訪談中談到氣節(jié)、統(tǒng)一、民氣、現(xiàn)代化等，可與之類比。我與二位先生都有深度交往，他們的閱歷、專業(yè)、個性差異很大，然而他們關注的問題卻是如此相近。
對當年的一些歷史真相，楊業(yè)治既是當事人，又是最后的見證者。他講述個人閱歷很簡短，卻提出了有爭議的西南聯(lián)大校歌詞作者的問題。他直言不諱地說“詞還是羅庸的”。楊業(yè)治是僅存的參加了校歌委員會討論的人。老先生是“坐觀天下事”的睿智之人，那時《吳宓日記》剛問世，正在爭論不休中，他以一個過來人的身份——吳宓的同人——表示，《吳宓日記》是可信的。夕陽西下，在那間布滿回憶的書齋里，楊業(yè)治朗誦了歌德的《奉獻》：
你們帶來了歡樂的日子的景色
好一些可愛的人影在那里升起
像一個古老的半已湮沒的傳說
初戀和初次的友誼隨著來到
喚醒了舊日的痛苦的怨訴
復述著生命的迷宮似曲折的道路
又說起那些被命運奪走了美好的時光
《聆聽：西南聯(lián)大訪談錄》這本書今年7月終于正式出版了，包含了陳省身、吳征鎰、費孝通、任繼愈、楊振寧、李政道、朱光亞、王希季等各界大師級人物。他們中有的現(xiàn)在已經(jīng)辭世，而在世者也已入衰年，不能再做大體量的訪談了。這些內(nèi)容成為珍貴的絕版資料。眾多著名的科學家、政治家、社會學家、哲學史家、藝術家、詩人圍繞著西南聯(lián)大這個主題，展現(xiàn)出他們的人生追求和思想境界，是留給后人的瑰寶。“口述”蘊含著厚重的歷史積淀，帶給我們無盡的思考。
（作者：張曼菱，系作家、制片人，著有《西南聯(lián)大行思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