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松殺嫂案，大家耳熟能詳。且說嫂嫂潘金蓮與西門慶在王婆的“撮合”下勾搭成奸，為求長久毒死了武大郎。武松了解實情后，當著眾鄰說明來龍去脈，便先殺了潘金蓮，后又殺了西門慶。
在現代刑法中，殺人分為故意殺人和過失致人死亡兩種。武松為報兄仇，殺死西門慶、潘金蓮，從現代人的視角看，屬于故意殺人。但在古代，就難以判斷了。在古代，所謂殺人案，有謀殺、故殺、斗殺、戲殺、誤殺、過失殺六類，號稱“六殺”“六殺”并非古代的一項法律制度，而是今人總結《唐律疏議》中六種不同的殺人罪類型提出的一種學說。宋代的刑法典《宋刑統》承自《唐律疏議》，故也存在“六殺”之分。那么，從宋律“六殺”的角度來看，武松殺嫂，又屬于哪一種殺人罪呢？
結合案情，謀殺、戲殺、誤殺、過失殺還是比較容易排除的。
謀殺者，“二人對議”謂之“謀”，也就是說兩人以上通謀殺人才屬于謀殺，與現在經過謀劃蓄意殺人謂之謀殺，有所不同。武松殺嫂是“一人做事一人當”，自然不屬于謀殺。
戲殺者，《宋刑統·斗訟律》載，“戲殺傷人者，謂以力共戲，因而殺傷人”。也就是兩個人捶打嬉鬧，一不小心把人給打死了，殺人者肯定是“元無殺心”。而且《宋刑統》還說到，戲殺“雖則以力共戲，終須至死和同，不相瞋恨”。也就是戲殺時兩人至死都還是交好的，被殺者始終都不恨殺人者。潘金蓮和西門慶對武松來說，怕還是有所“瞋恨”吧。所以武松殺這二人不屬于戲殺。
誤殺者，《宋刑統·斗訟律》載，“諸斗毆而誤殺傷旁人者，以斗殺傷論，致死者減一等”。誤殺，指的是雙方斗毆，一方本欲擊打對方，卻不小心傷到了無辜的第三人。這在現代刑法上，叫作打擊錯誤�！端涡探y》認為，對于誤殺傷，應當以斗殺傷論，在斗殺傷的刑罰上減等處罰，但誤殺傷不能被認定為過失，因為雖然加害人打擊錯誤，但殺傷的故意是有的。武松心心念要殺的，就是潘金蓮、西門慶，最終殺死的也是潘金蓮、西門慶，所以不存在誤殺一事。
過失殺者，《宋刑統·斗訟律》載，“諸過失殺傷人者，……謂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共舉重物，力所不制；若乘高履危足跌及因擊禽獸，以致殺傷者，皆是”�！端涡探y》規定的過失殺，與現代刑法的過失致人死亡還是比較接近的，都是加害人沒有殺人的故意，但因疏忽大意而導致他人死亡。但從范圍上，《宋刑統》上的過失殺則更廣，“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加害人沒有殺人的故意，而且也根本沒有能力預見到致他人死亡的后果，《宋刑統》依舊將其歸入過失殺，這也體現了古代刑法的嚴酷。武松一心就是要殺潘金蓮、西門慶，屬于故意，而不存在過失之說。
為武松定罪，比較難的是區別故殺和斗殺。故殺者，《宋刑統·斗訟律》載，“非因斗爭，無事而殺，是名故殺”。就是雙方并未互毆，卻把人殺了，其實也就是故意殺人�！端涡探y》是與斗殺的比較來定義故殺的，且來先看一下斗殺。
《宋刑統·斗訟律》載，“斗毆者，元無殺心，因相斗毆而殺人者”。也就是殺人者本無殺人之心，只是斗毆之中手上沒個輕重，結果把人殺死了。斗殺有點類似現代刑法所謂的故意傷害致人死亡，兩者都是本無意殺人但都造成了死亡的后果。但又有所區別，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是不論雙方是否存在互毆，而斗殺據沈家本《歷代刑法考》認為，必是“此往彼來，兩相毆擊”。
兩者一比較，似乎故殺和斗殺的區別有兩點：是否“元有殺心”，是否“兩相毆擊”。只是殺心這個東西，看不見摸不著，殺人者老老實實承認“元有殺心” 倒還好辦，但是恐怕多數殺人者為減輕罪責還是會說“元無殺心”吧。所以殺人者是否有殺心，還是要根據案情推定。
“非因斗爭，無事而殺”，在沒有證據證明系戲殺、誤殺、過失殺或純屬意外的情況下，說“元無殺心”不容易讓人信服；而“此往彼來，兩相毆擊”中將人殺死，在殺人者沒有明確承認“元有殺心”，且無其他確鑿證據證明殺人者“元有殺心”時，說殺人者只是斗毆中失手將人殺死，還是比較容易讓人接受的。所以“兩相毆擊”只是推定殺人者“元無殺心”的重要因素，而并不是故殺與斗殺的本質區別，斗殺必然存在“兩相毆擊”，但“兩相毆擊”致死并非一定就是斗殺，也可能是故殺。武松殺死潘金蓮、西門慶之后，曾對眾鄰居說道：“小人因與哥哥報仇雪恨，犯罪正當其理。”武松殺嫂“元有殺心”肯定是沒有疑慮了。所以故殺和斗殺之中，武松無疑屬于故殺。
中國古代法律在責任問題上采取的是“情境法”，即根據案件發生的實體環境和所有主客觀情節配置責任，而不過度糾結于行為人的心理狀態，對現在故意與過失的二元責任論，還是有一定借鑒意義的。
（作者單位系重慶市第四中級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