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陳瑞華，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為了懲治和控制犯罪，我們需要頒布法律嗎？答案是否定的。
刑事訴訟法之所以要制定、頒布和實施，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保護每個國民不受國家公共權力機構的任意侵害。這部法律應將警察、檢察官、法官、刑罰執行官員都視為潛在的“侵權者”，而把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等都看作可能的“被侵權者”，也就是國家公權力濫用的受害者。
一、公共安全與法律安全
曾有個流傳甚廣的外國寓言故事：湯姆和伊凡一起旅行，兩人分別講述了自己遇到的“最快樂的事”。湯姆曾遭遇入室盜竊，竊賊不僅將他的現鈔、銀行卡、金銀首飾席卷一空，而且把他的筆記本電腦也順手牽羊了。電腦本身不值多少錢，但里面存著他剛完成的一部書稿，這是他歷經十年、嘔心瀝血創作出的小說。經過一年多的調查取證，警方最終將竊賊抓獲，成功追回了湯姆的財物和書稿。這起失而復得的經歷，使湯姆感覺“非常快樂”。
聽了湯姆的故事，伊凡默不作聲。在湯姆再三追問之下，他也講述了自己平生“最快樂的事”：一天，他跟太太、孩子正在準備生日晚餐，忽然兩名警察敲門而入，嚴厲地說：“伊凡，你被捕了，跟我們走一趟！”伊凡自知兇多吉少，與太太和孩子抱頭痛哭。在緊張收拾行囊的當口，伊凡的太太怯生生地問道：“我們這棟樓里還有一個叫伊凡的，可否請你們查查，有沒有可能抓錯人了？”一名警察微微低頭看了一眼手里的逮捕證，又仔細查看了伊凡的證件，說：“對不起，打擾了。我們要找的是樓上那個伊凡！”
這個故事近乎天方夜譚，卻非常形象地說明了一個道理：要過上一種安寧、平和的生活，人們既不希望受到違法犯罪者的侵害，也不愿意受到國家公權力機構的無理騷擾。為躲避違法犯罪者的侵害，避免損失財產、受到身體傷害甚至喪失生命，人們渴望獲得警察的有效保護，罪案發生后期待警察迅速破案，抓獲真兇，嚴厲懲治，使“正義得到伸張”。而為了擺脫公職人員的無理騷擾，避免受到任意逮捕、無理起訴和錯誤定罪，人們又強烈要求約束他們的權力，為逮捕、起訴和定罪設置嚴格的法律手續，給予嫌疑人、被告人獲得有效辯護的機會，并在警察、檢察官、法官違反法律程序、濫用權力后，也能使“正義得到伸張”。
在法律理論中，我們把前一種需求稱為“公共安全”，就是不受犯罪侵害的社會安全；而將后一種需要命名為“法律安全”，亦即不受國家公權力機構任意侵犯權利的安全。
為維護“公共安全”，需要設立警察打擊暴力犯罪，任命檢察官來懲治腐敗案件，并對罪案提起公訴，要建立法庭來審判，對犯罪人定罪判刑。還要建立監獄執行已經生效的刑罰。甚至在必要時，為對付極端嚴重的有組織犯罪，還可以動用國家的軍事力量。在對付犯罪方面，國家公權力機構“有的是辦法”。
那么，為了懲治和控制犯罪，需要頒布法律嗎？答案是否定的。人類文明史已經告訴我們，為了控制犯罪，維護社會安寧，沒有必要制定法律。就連那部經常被人誤解為“打擊犯罪之工具”的刑法，如果僅僅為了有效打擊犯罪，也完全沒必要存在。新中國成立前三十年的經驗證明，沒有刑法，犯罪案件照樣得到了處理，社會的秩序和安寧大體得到了維護。
至于刑事訴訟法，更是對“有效打擊犯罪”沒有益處。君不見，在1980年代初的“嚴打”期間，當局強調從重從快地打擊各類犯罪分子，其中的“從重”直接與刑法規定背道而馳，而所謂的“從快”則對刑事訴訟法造成了沖擊。要單純地追求打擊犯罪的效果，可以不要任何法律，只要恢復軍事管制狀態，按軍事化的模式管理社會，就夠了。
德國法學家李斯特曾將刑法命名為“犯罪人的大憲章”。后來也有人把刑事訴訟法稱作“刑事被告人的大憲章”。所謂“大憲章”，其實是公民權利和自由的保護章程的意思。
與刑法一樣，刑事訴訟法之所以要制定、頒布和實施，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保護每個國民不受國家公共權力機構的任意侵害。這部法律將警察、檢察官、法官、刑罰執行官員都視為潛在的“侵權者”，而把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等都看作可能的“被侵權者”，也就是國家公權力濫用的受害者。刑事訴訟法所要保護的不是每個公民的“公共安全”，而是“法律安全”。幾乎所有法治國家的憲法，都為每個公民確立了不受任意拘留、無理逮捕、違法搜查、無根據起訴和不公正定罪的基本權利。幾乎所有國際人權公約，也都為那些“受刑事起訴者”設立了“最低限度”的權利保障。
這些都顯示，刑事訴訟法并不是可有可無的部門法，而是極重要的人權法。刑事訴訟法的立法宗旨是互為因果的兩個方面：一是有效約束國家公共權力，防止其濫用，懲罰其濫用的行為；二是有效地保護公民權利不因國家權力濫用受到侵害，并在侵害行為發生后為公民提供有用的救濟。
當下，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正在向全社會公開征集修改意見。這種立法方式在我國刑事訴訟立法史上尚屬首次出現。對于這部多達99條的修正案草案，社會各界都高度關注，提出了大量十分中肯的意見，有些條文還引起了熱烈的討論。這顯示出公眾的法律意識越來越走向成熟和理性。
尤其是，與十五年前的上一次刑訴法修訂相比，公眾已不再被諸如“打擊犯罪”、“控制犯罪”之類的政治語句所迷惑，而直接追問“公民權利是否得到尊重和保障”這一核心問題。
這表明，無論是在權利意識還是在程序觀念上，公眾早已今非昔比。在此大變革、大轉型的時代，負責立法、司法和執法的官員，是不是也應轉變觀念，將刑事訴訟法視為民權法，而不再是所謂的“治民法”甚或“牧民之法”？
二、如何評價刑訴法
面對這近百條刑訴法修正案草案，在不到一個月的公開征集意見的時間內，應從哪些方面來對這部法律草案提出評估意見？我謹根據有限的專業知識，提出以下評估標準：
其一，草案在授予更多、更大公權力的同時，是否對公共權力確立了有效的制約措施？
草案對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技術偵查權”的授予，對檢察機關“附條件不起訴”權力的設立，對刑事和解制度的確立，對未經定罪的被告人“違法所得的沒收程序”的設置，以及對“實施暴力行為的精神病人”的強制醫療程序的建立，都屬于對現行刑事訴訟法的制度突破，使得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法院被授予了一些新的公共權力。
法律的明確授權，既使公權力機構行使這些權力有了法律依據，也為其行使權力設定了邊界和范圍。但這些機構在行使權力過程中假如是不受制約，甚至享有無限權力，那么，距離權力濫用也就為時不遠了。對此應有足夠警惕。
例如，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在行使技術偵查權方面存在“自我審批”，公檢法機關在組織刑事和解方面存在不公開、不透明，對“違法所得的沒收程序”沒有設置利害關系人有效參與機制，強制醫療程序沒有設置對抗性的精神病鑒定機制，都屬于程序設計上的明顯疏漏。
其二，草案對公民權利的限制和剝奪是否合理？
在偵查和強制措施的設計上，草案考慮到偵查犯罪的需要和便利，對公民權利做出了一系列限制或剝奪措施。假如這些限制和剝奪是明顯不合情理，甚至沒有必要，這些制度安排就需要反思。
如，對于“危害國家安全”、“恐怖活動犯罪”以及“重大賄賂犯罪”案件，律師會見在押嫌疑人，要經過偵查機關許可。這一程序設計究竟是否合理？這種許可有必要嗎？假如偵查機關以偵查需要為名拒絕律師的一切會見申請，豈不完全剝奪了律師的會見權？又如，對于“無法通知”、“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通知“可能有礙偵查”的情形，辦案機關有權拒絕將拘留、逮捕、監視居住的原因和處所，通知嫌疑人的家屬。這一制度設計將是否通知的裁決權完全交由偵查機關行使，會無理剝奪家屬的知情權。
其三，草案是否給予嫌疑人、被告人有效的辯護權？
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只有保證嫌疑人、被告人較為充分地行使辯護權，才能對公檢法機關的權力形成有效制約，并避免這些機關所作裁決發生錯誤或濫用權力。假如被告方不能有效行使辯護權，或辯護律師的參與流于形式，有關制度安排就存在不合理。
例如，草案允許基層法院對事實清楚、被告人認罪且同意適用簡易程序的案件，按照簡易程序進行審判。但在被告人沒獲得律師辯護的情況下，這種簡易程序的適用存在著被濫用的可能。為保障被告人選擇簡易程序的自愿性和明智性，刑訴法應擴大法律援助的適用范圍，使那些選擇簡易程序的被告人都能獲得律師幫助。
其四，草案是否保障了公正審判的實現？
在審判制度的安排上，刑訴法應將實現公正審判作為首要的制度目標。對于草案中妨礙這一目標實現的制度設置，應保持足夠警惕。
例如，檢察機關將全部案卷材料移送法院的程序設計，固然有助于律師的全面閱卷，但很可能造成法官庭前全面閱卷，形成先入為主的預斷，甚至形成被告人“已構成犯罪”的印象，而這會導致法庭審理流于形式，辯護毫無意義。
又如，在被告人對一審判決認定的事實、證據提出異議的情況下，二審法院認為“可能影響定罪量刑的上訴案件”，才能開庭審理。這無異于將開庭審理的決定權仍然交由二審法院。假如法院面對被告人的異議，堅持認罪不影響定罪量刑的，那么，案件豈不就隨意不開庭審理了嗎？
其五，草案是否對那些公權力濫用的行為設置了程序性制裁措施？
在刑事訴訟制度中，對公檢法機關違反法律程序的行為，應盡可能設置一些宣告無效的制裁措施。“宣告無效”可以包括宣告非法偵查獲得的證據無效、非法起訴無效以及違法審判所制作的判決無效。對于任何程序設計，假如只是提出一些抽象的法律要求，而不設置違法行為的無效后果，程序設置將得不到有效貫徹和執行，甚至完全形同具文。
例如，草案對律師會見權、閱卷權、調查權等訴訟權利的規定，盡管有不少制度突破，但對辦案機關剝奪會見權、限制閱卷權或者不保障調查權的行為，普遍沒有設立宣告無效的法律后果，令人對其實施效果大為懷疑。
又如，對于法院剝奪律師質證機會、拒絕律師重新鑒定申請、拒絕律師通知證人出庭作證申請的行為，草案也沒有將其納入撤銷原判、發回重審的適用對象，使得這些違反法律程序的審判行為處于幾乎不受制裁的狀態。
其六，草案是否為公共權力濫用的受害者提供了有效的救濟途徑？
無論是嫌疑人、被告人還是被害人，一旦權利受到公檢法機關的侵犯，或其權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就應獲得提出司法救濟的機會，從而獲得中立司法機關的重新審查，以便獲得有效的補救機會。沒有這種司法救濟機會，任何權利設置將毫無意義。
例如，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法院假如予以拒絕，他們能否向二審法院提出重新審查的申請？二審法院能否對此進行重新審理？對此，草案幾乎沒有做出任何有針對性的規定。
又如，草案允許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申請變更強制措施，也可以對那些法定期限屆滿的強制措施，申請解除強制措施。但是，假如接受該項申請的公檢法機關拒絕變更或者解除，那么，他們又能向哪個機構提出進一步申請？對此，草案也沒有做出明確規定。這無疑會造成司法救濟途徑的不暢，救濟機制徹底失靈。
最后，在立法技術層面上，草案是否存在一些宣言、口號或政策性的宣示，而不具有實施的可能性？
刑訴法屬于程序法，應該有最起碼的可操作性。假如某些條文僅僅屬于政策性的宣示，卻無法實施，也無法轉化為有約束力的法律規范，那么，該類條文的存在價值也就可有可無了。
例如，草案要求辯護人收集的有關被告人不在犯罪現場、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不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證據，“應當及時”告知公安機關、檢察機關。辯護人假如不告知上述機關，應當承受怎樣的法律后果？究竟向公安機關告知，還是向檢察機關告知？這些問題都沒有明確的答案，怎么指望這一條文得到實施？
又如，草案要求最高法院在復核死刑案件過程中，應當訊問被告人，聽取辯護人的意見，最高檢察院也可以向最高法院提出意見。這種含混不清的表述，沒有具體的制度保障，可能會變成不可實施的條文。最高法院究竟是親自訊問被告人，還是通過遠程視頻方式訊問？最高法院聽取律師意見，是當面聽取還是僅僅接受其書面意見？最高檢察院提出的是書面意見還是當面口頭意見？在這些問題都沒有答案的情況下，這一條文會得到貫徹實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