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第115條規定，“公司不得直接或者通過子公司向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提供借款。”該條款置于第四章“股份有限公司的設立和組織機構”之下，被視為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股份公司）管理層忠實義務的特別規定，相比其它忠實義務規范，其有三個特征。首先，主體對象指向董事、監事、高管，與第127條關于管理層忠實義務、勤勉義務的一般條款的對象相同，超出了具體規定忠實義務的第148條（未列監事）。其次，該規范禁止母公司通過子公司向管理層貸款，規制對象擴張至子公司，實屬罕見。最后，絕對禁止規范模式迥然有別于第148條的各項規定，后者普遍允許董事、高管在公司章程允可、股東大會決定的情形下為相應的行為，比如與公司開展自我交易等。歷史經驗證明，作為私法、商事組織法的公司法，設置過多的強制性規范會限制公司自治，甚至影響公司整體經濟活力。作為不同于一般忠實義務的特別禁止性規范，第115條的法律適用面臨多個層面的詰問：首先，在規范層面，為何禁止管理層從股份公司取得借款，而不包括有限公司？為何將監事、子公司納入禁止范圍？違反這一規范的借款合同效力如何？其次，在理論層面，管理層從公司及子公司借款與其它忠實義務相比究竟有何特殊性？最后，在實踐層面，這一絕對禁止性規范的法律實施效果如何？
禁止管理層從公司借款的規定最初見于2005年的《公司法》，國企治理之積弊、民企的掏空亂象、資本制度的改革、行權制度的引入，或都是第115條生成的關聯原因。但是種種因素的疊加僅能對第115條生成之原委加以推斷，但其所代表的規制模式的合理性、必要性一直都備受質疑。首先，在司法實踐中，國企高管涉嫌的違法違紀案件頻發，但是這些案件在目前體制下不經過民事訴訟途徑解決，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該條文之于國企的內部人治理規制，實屬隔靴搔癢。其次，第115條的表述似乎假定了兩個前提：一是此處的“公司”很可能是一個集團公司，二是該類公司的治理存在較高的代理成本，以至于要對管理層適用絕對禁止規范。該規范的預設適用對象是大型公司，尤其是公眾型大型公司，但本條又未設置于上市公司特別規范一節。再者，我國公司的股權結構高度集中，證券市場復建以來，控股股東一直是掏空公司的最大威脅，上市公司的管理層多數只是控股股東的代言人，若沒有控股股東的支持，管理層從公司借款幾乎不可能，他們隨時可被撤換，股東委任機制下甚至無需經過實質的選舉，然而委托人權利行使的結果由代理人承擔，錯位明顯。絕對禁止的規制模式非但沒有起到效果，還損害了法律尊嚴。最后，認定違反第115 條的借款合同無效，是目前關于該規范性質的主流觀點。其將115條當作效力強制性規范，也給司法實踐帶來適用與解釋上的困難。
歸總域外法對內部借款的規制模式可分為四類：無需特別許可、需董事會許可、需監事會或監事許可、需股東大會許可，但均未采絕對禁止立場。究其原因，無非維護公司判斷對己有利與否的意思自治。與我國禁止子公司向母公司管理層貸款不同的是，域外規定子公司對自己的管理層貸款的決策經由母公司同意，本質上是強調母公司的控股股東地位。同時，域外監督機構均擁有相當的權力，但未被禁止從公司借款，比照之下，我國監事會有名無實，卻被套上絕對禁止從公司借款的枷鎖。
現行法下，自我交易的一般規則是滿足實踐需求，替代115條規制模式的理想選擇。雖不能從根源上阻止股權高度集中下的控股股東的濫權行為，但可以強調控股股東的責任與義務。管理層內部借款屬于董事、高管的自我交易，應納入自我交易規范體系，是理論界的共識。管理層內部借款適用該規范的優勢有三：1、第148條第四項主體范圍的限定不包括監事，這與監事在內部借貸中的實際地位相契合；2、需由公司章程授權或者股東大會決定的自我交易規則，蘊含控股股東對公司的決策控制、監督公司管理層的意思，此為公司治理的應有之意；3、第148條第四項不區分公司形態，藉此實現對于兩類公司的統一規則。同時，管理層內部借款屬于顯著引發代理成本的決策，不能交由董事會決策，如果管理層的內部借款適用自我交易的一般規則，應做嚴格的解釋，如董事會未獲得章程授權，就應由股東大會決議，股東大會不得轉授權給董事會。
（參見李建偉、岳萬兵:《股份有限公司向管理層貸款的規制模式反思—兼論<公司法>第115條的廢止》，載《廣東社會科學》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