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云騰，中國法學會案例法學研究會會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刊物簡介
《法治現代化研究》是經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批準創辦并公開發行的學術期刊，國內統一出版刊物號CN32-1869/D，是國內專注法治現代化研究的學術期刊，由著名法學家公丕祥教授任主編。期刊前身為《法制現代化研究》集刊，現由南京師范大學和江蘇省法學會主辦，雙月刊，逢雙月15日出版。
內容提要
法治建設應當以什么為最終抓手，以什么為評價標準，以什么為實現形態？這既是法學理論研究的方向性問題，也是法治建設實踐的目標性問題。本文的基本觀點是：在立法機關已經出臺277部法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法律實施成為主要矛盾、社會主體的法治意識不是很高的情況下，法治建設的目標要以生成合乎法治的案例為歸宿。從立法開始打造執法、司法、信法、守法直至案例的法治鏈條體系，將法治建設的重心由制定規范轉移到生成案例，把案例作為認識法治、評價法治、推進法治和實現法治的抓手和資源。充分運用案例法治智慧和案例法學理論，豐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規范體系、制度體系、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等。
關鍵詞
案例；案例法治；法治改革
在中國法學會案例法學研究會2019年年會上，筆者曾就“案例研究與案例法學研究”一題進行發言，會后又對此問題作了進一步思考并為年會論文集寫了一篇序言。主要觀點是：進入全面依法治國新時代，案例對于法治建設的價值和意義越來越大，許多典型案例越來越具有影響力和話語權，“一個案例勝過一沓文件”早已成為人們耳熟能詳的金句，“一個案例勝過一沓法條”也幾乎成了不爭的事實。故而，法治研究和法學研究都要深入案例之中去觀察法治、發現法治、把握法治和推動法治，而不能沉浸在書本里和資料中去搜索法治。通過研究案例，既可以發現司法如何解決案件糾紛，也可以發現社會如何防范與避免案件糾紛。長期以來，面對某種矛盾糾紛多發高發，人們通常想到要通過立法來解決，這個思路大體上不錯，但立法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欠缺科學的立法不僅不會減少案件，而且會引發大量案件，形成“一條法律出臺，一批案件產生”的連鎖反應。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了長達1260條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該法典被人們譽為“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2020年6月28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審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簡稱《刑法修正案（十一）》），這個長達31條的修正案對刑法分則相關內容作了較大修改。這兩大法律的出臺與實施：一方面，進一步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事法律體系和刑事法律體系，成為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的標志性成果；另一方面，給司法機關帶來了繁重的法律實施任務，給案例法學研究提出了大量法律實施和案例課題，當然也給民事和刑事法治建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因此，2021年對于案例法學研究和案例法治建設而言，都是一個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年頭。作為法律人，我們應當未雨綢繆，主動作為，在貫徹實施民法典和《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實踐中貢獻智慧和力量。
01
一、什么是案例法治
(一)案例法治的現實條件
全面依法治國必然伴隨的現象，就是案件數量的顯著增長和案件種類的不斷增加，公民和單位既成為制造案件的主體，又成為處理案件的主體。可以說，現在進入了全民或全社會創造案例、關注案例和解決案例的新時代。同時，當今的案例早已不限于學術界通常所講的法院判決的司法案例，而是像華爾街金融家創新的金融資產一樣，出現了很多案例品種或者類型，如各級行政機關處理的行政處罰案例，人民調解組織調解的人民調解案例，仲裁機構裁決的仲裁案例，政府機關、行業組織、社會團體、律師群體調解的調解案例或者和解案例等，還有在執法和刑事訴訟過程中公安機關處理的偵查案例和治安案例，人民檢察院處理的各種不起訴案例和人民法院裁判的司法案例等。雖然這些案例的法治功能和典型意義不大相同，社會各界對其重視和關注的程度也不一樣，但這些案例都是法治運行過程中的公共產品，并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響和塑造社會成員的法治生活。
前已指出，任何案例都來自社會矛盾糾紛，故產生矛盾糾紛的社會主體始終是案例故事的主角，同時也是解決矛盾糾紛的主角。事實上，越是在法治程度高的國家和地區，各類社會主體越是在解決社會矛盾糾紛中扮演重要角色，例如，在德國、日本等法治成熟國家，公民自行解決矛盾糾紛的意識更強、能力更強、效果更好，而法院受理的案件數量也比較平穩，很少出現大起大落的現象，如日本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件、民事案件10年來都在穩中有降，百萬人口故意殺人罪的比例始終保持在世界最低水平，導致日本一些法院面臨案件減少的恐慌。在當下我國，很多矛盾糾紛也是當事人自己解決的，只有當事人無法解決和不愿自己解決的矛盾糾紛，才通過公權力機關或者其他糾紛解決機制解決。自古以來，我國就把當事人自行解決矛盾糾紛視為最好的糾紛解決方式，并形成了“讓為上”“和為貴”等社會共識。安徽桐城市的“六尺巷”，就是當事人相互禮讓并自行解決矛盾糾紛后留下的一個經典案例，至今仍被傳為佳話。
但是，由于案件糾紛的情節千差萬別，當事人的認識、能力和境界差異巨大，許多糾紛僅靠當事人自己是無法得到解決的，所以，必須設置公權力機關或者其他糾紛解決機制來解決矛盾糾紛。當一個公權力機關或者社會組織對公民、單位的權利義務爭議有決定權和處罰權時，其權力行使的結果便會形成案例。就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而言，每一種機制都可能產生相關案例，這些案例對防范和解決未然糾紛都會起到示范或者指導作用。比如，一個公正處理商事合同糾紛的仲裁案例，不僅對類似仲裁案件的處理具有示范或指導價值，也對法院處理類似案件有參考價值。包括前引的“六尺巷”案例，對當事人自行解決矛盾糾紛既有示范或指導價值，又為司法機關、有關部門和社會組織處理類似案件提供了重要參考。所以，筆者認為，不僅案例是廣義的，而且案例的示范、指導等法治價值也是廣泛的。
僅就司法案例而言，就包括公安機關是否立案、是否采取強制措施、是否采取治安管理處罰措施的案例；檢察機關是否批捕、是否決定起訴或者不起訴的案例，其中不起訴案例又有法定不起訴、酌定不起訴、相對不起訴等案例；人民法院處理的一審、二審或再審案例等。所以，司法案例的來源和范圍很廣，這一點有別于西方國家，西方國家的判例一般僅指法院裁判的司法判例。就司法案例的功能而言，主要包括兩種功能：一種是典型案例，即能夠體現法治規則、法治理論或者法治價值的案例，通稱為指導性案例或者具有指導價值的案例；另一種是普通案例。普通案例沒有典型意義或價值，但不等于無價值，它們是類案類判，即法律統一適用的重要依據。不過，實踐中要研究的是具有典型意義的案例，即研究典型案例中的規則原則、價值引領和理論發現與創新等。案例的主要載體是法院的終審裁判文書，這也是西方國家所稱判例的主要載體。但需要注意的是，有的案例價值不僅體現于裁判文書之中，還可能體現在審判程序、其他訴訟材料與文書之中，需要研究人員結合卷宗進行深度研究。
(二)案例法治的內涵
案例法治強調良法善治和知行合一，主張良好的法律必須能夠穩定地、源源不斷地變成良好的案例，強調法治深入社會生活，在實踐中扎根。
一般認為，法治具有普遍認知，同時又具有時代、地域、民族、宗教等特色的范疇。所謂普遍認知，是指法治的一些基本內容是人類普遍認同的，也稱為共識。共識是基礎性的東西，是討論問題和處理問題的出發點，既具有普遍性和承繼性，又具有歷史性和時代性，聯通空間和時間兩個維度。法治的共識就是大家都認同法治是法律的統治，法律是一個共同體最高的規范和共同信奉與遵守的最高行為規則。無論是我國古代法律思想家所尊崇的法治，還是現代西方法治國家所尊崇的法治，都是規則至上的法治，都是以規則為重心的法治。如我國學界普遍贊同的“憲法法律至上說”就是這個意思。那么，在案例法治的語境下，法治建設以什么為重心，具體如何推進？筆者認為要從以下四個層次展開。
第一個層次是規則層次的法治，社會主體要達成“法律是最高規則”的共識，講法治、守法治首先要講規則、守規則，換句話說，法治首先是規則之治，即法律成為基本的、最高的行為規則，這種規則對于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每一個社會主體都要遵守法治，概莫能外。誰違反了法治規則，誰就要付出代價，就要受到懲罰。規則之治可以說是法治的入門級，如果連法治規則都得不到遵守，那么法治就只能在低層次或者入門階段徘徊，我國歷史上的法治多半都停留在這一層次。
第二個層次是規律層次的法治，即法律規范和法律制度必須符合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規律，符合人與人之間和諧共處的規律，相當于古人所說的“天人合一”“自然法”“法理情有機統一”。從這個層次上講，法治是規律之治。因為法治有了公平、正義、真善美等價值蘊含，所以法治的境界得以升華，法治的權威和公信力也得以提升。這樣的法治能夠最大限度地凝聚各方共識，引領社會主體的行為，故規律之治要比規則之治走得更遠。
第三個層次是信仰層次的法治，即法律不僅要走入社會各個角落，走入社會生產生活，成為人們的行動指引、路徑和方向，而且要走入各類社會主體的內心世界，成為社會主體的一種信仰、一種素質乃至一種習慣。一旦法治成為社會主體的信仰、素質和習慣，法治就會獲得內生動力和獨立人格，就會成為國家和民族精神，從而在全社會形成各類社會主體自覺尊崇法律、應用法律、遵守法律、捍衛法律和信仰法律的狀態。可以說，這樣的法治就能夠行穩致遠了。
第四個層次是實踐層次的法治，即法治是案例之治。案例法治的核心要義是案件糾紛能夠按照法治規則和精神處理。實踐層次的法治有兩個重點：其一是社會主體和公權力機關的行為是否愿意受到法律約束，無論是公民還是社會組織，如果其行為不愿意受到法律約束，就容易產生案件糾紛。當前社會之所以產生大量矛盾糾紛，主要就是社會主體的行為和公權力機關的活動不愿意受到法律約束所致。其二是社會主體和公權力機關是否能夠依法處理案件糾紛，這是對法治最終的也是最大的考驗。比如，一件民事案件訴至法院，經一審調解或者公正判決以后，如果當事人都服從判決并自覺履行了判決義務，這個案子就了結了，就成為一件案子。但是，如果這個案子處理不公或者當事人認為處理不公，提起了上訴，這就變成了兩件案子；如果二審結束后當事人還不服又申請再審，這就變成了三件案子；假如再審結束后敗訴方又去檢察機關申請抗訴并得到支持，這就變成了四件案子；如果負有執行判決義務的當事人拒不執行判決，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這就變成了五件案子；最后，假如被執行人或者第三人在法院強制執行過程中又提起了執行異議之訴，法院還要審理，這就增加到第六件案子。依上述所言，本來只有一件案件，結果變成了六件，增加了五倍。為此，不僅當事人承受了大量訴累，國家也耗費了大量司法資源，這種現象非常值得研究和重視。所以，案例法治研究不僅要重視理性論證和邏輯推理，而且要重視案例分析和數據統計，通過研究案件和案例，將法學研究從應然研究轉移到實然研究，切實為一件案件不衍生出無數件案件的法治模式提供學理支持。
(三)案例法治的理想模式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司法公正對社會公正具有重要引領作用，司法不公對社會不公具有致命破壞作用”，要“規范司法行為，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這一重要論斷為推進案例法治提供了良好機遇，創造了極好條件。案例法治就是將依法公正處理各類案件糾紛作為主要對象和抓手，就是要研究法律政策理念如何與案件糾紛相結合并產生“化學反應”。下面以某縣級市一年的案件糾紛情況為例，談談案例法治的實際運行模式。
第一個問題：假設該市一年發生的案件糾紛，除了當事人自行解決的以外，需要公權力機關和其他糾紛解決機制解決的共有2萬件。那么，從推進案例法治角度著眼，主要開展如下研究和工作：一是通過研究分析這些案件糾紛數據，搞清楚這些案件糾紛中有多少是由于自然災害等客觀原因引發的；有多少是當事人主觀故意或者過失，即法治素質問題形成的；還有多少是主客觀混合原因造成的。二是對于不同原因引發的案件糾紛，要采取不同的糾紛解決方法。對于由自然災害等客觀原因引發的案件，要著重采取類型化的處置方法，盡量統一處理這些糾紛，公平對待每一方當事人；而防范這類案件糾紛，重在增強全市抗自然災害能力和抗市場風險能力方面下功夫。對于由當事人主觀原因，如欺詐、失信、違約、賭氣、泄憤、牟利乃至維權等因素引發的案件，要著重采取個性化的處置方法，針對當事人不同的主觀惡意或過錯大小對癥下藥、解紛施罰，不能搞“一刀切”；在防范糾紛方面，要在提高當事人和其他社會主體的法治意識與解決糾紛能力方面下功夫。因此，案例法治就是以案例為樣本或課題，從這些鮮活的、適時發生的案件糾紛著手，因地制宜地尋求解決法治建設中出現的各種問題的思路和對策。法治建設以案件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是堅持法治建設的問題導向，把已經發生的案件處理好，盡量不讓同類案件糾紛重復發生，這也是堅持法治建設的結果導向。所以，就案例法治而言，既不是主張案件越多越好，也不是主張案件越少越好，而是主張一個地方的案件糾紛數量，除了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客觀因素必然引發的以外，由于社會主體故意或過失而違背法律、道德和價值觀等原因引發的越少越好，同時，已經處理過但不斷重復發生的也要越少越好。由此可見，案例法治研究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案件的類型及其發生的原因。
第二個問題：假如這2萬件案件中有1萬件是通過人民調解、社會調解、自行和解或者民事仲裁等糾紛解決機制解決的，或者說經過上述糾紛解決機制解決以后，還剩下1萬件案件無法解決。據此可以得出兩個結論：一是該市已經形成了比較長的糾紛解決鏈條，不再是司法機關獨當一面，其他糾紛解決機制也較好地發揮了各自的職能作用；二是該市的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較有成效。一般而言，公權力機關之外的糾紛解決機制化解矛盾糾紛，屬于社會自治的范疇，這類糾紛解決機制解決的案件糾紛越多，社會的自治能力越強。而能夠把一半的案件糾紛自行化解的地方，也是法治化程度較高的地方。
第三個問題：假如剩下的1萬件案件都是通過人民法院解決的，且有9000件在一審判決生效后當事人都服判息訴了，同時還有1000件的當事人提起了上訴或者向檢察機關提出了抗訴，據此就可以對一審法院的司法能力進行評估，即90%的案件當事人對一審判決是滿意的，僅有10%的當事人是不滿意的，據此可以得出該地基層法院處理的案件中有九成是公正的。也可以說，基層法院解決糾紛的能力有九成是過硬的。雖然還沒有達到90%以上甚至100%，但這已經屬于優秀等級，能夠達到此比例的基層法院已經很棒且相當不容易了。
第四個問題：如果這1000件上訴、抗訴案件經過二審法院審理后，其中又有90%的案件當事人服判息訴了，同時仍有10%的案件當事人不服二審判決申請再審。那么，據此可以看出，該市二審法院依法公正穩妥處理案件糾紛的能力和效果也達到了九成，亦屬于優秀層次。從目前全國法院的二審情況看，二審法院判決的服判息訴率達到90%也是有可能的，故這是較高的要求，不是最高的要求，所以應當成為努力的目標。
第五個問題：如果剩下的10%，即100件案件的當事人不服二審判決，向上一級法院提起民事、行政申請再審或者刑事申訴，經上一級法院再審審查、申訴復查或者提起再審，假如也實現了90%的案件當事人服判息訴，那么，上一級法院的司法能力同樣是90%以上的優秀，因為能夠把申請再審和申訴案件處理到90%滿意的，是需要更強的司法能力的。考慮到這一級法院要么是高級人民法院，要么是最高人民法院，故對高層級的法院提出這樣的工作要求不算過分。
第六個問題：關于剩下的10件不服從再審處理的案件。假如這10件案件的當事人都繼續申訴，或者到檢察機關申請抗訴，那么這些案件便進入了申訴、信訪程序，當事人便成為涉訴信訪人員。處理這些案件，不僅要研究這些案件究竟有沒有處理不當的問題，而且要研究當事人為什么不服從三級法院的裁判；要查清究竟是司法機關處理不公，還是當事人不服從公正裁判，同時要對司法人員和當事人進行分析研判。對于由于司法人員處理不公的原因引發的涉訴信訪，應當從司法機關自身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該問責的應當依法問責，該再審糾錯的要啟動審判監督程序給予當事人救濟。同時，對于由于當事人無理纏訴的原因引發的涉訴信訪案件，要納入社會綜合治理體系中解決，對拒不服從公正裁判堅持鬧訪、纏訪的，要敢于駁回申訴的同時對纏訪、鬧訪人員依法予以懲罰，要敢于堅持原則，切實維護法治權威特別是司法權威。
以上可稱為案例法治的“六步法”。運用這個方法，可以對任何一個地區的案件糾紛情況作出評估并明確分工化解和分層解決的途徑：其一，要對該地區案件糾紛的基本情況及其產生原因進行科學分析，以此為基礎改進社會管理和基層治理，不斷強化對案件糾紛的源頭治理。其二，有效解決一個地區的案件糾紛，既需要執法機關、司法機關等專門的糾紛解決機制，也需要人民調解、社會調解、仲裁等社會化糾紛解決機制。這兩個機制都要足夠強大并能夠形成合力，把案件解決好、把矛盾化解好。就該市而言，其兩大糾紛解決機制都很健全，功能作用也難分伯仲，特別是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能夠化解一半案件糾紛，顯著地減輕了黨政機關和司法部門的壓力，節約了大量司法資源和成本，是可以作為樣本推廣和復制的。其三，就進入司法渠道解決的這1萬件案件糾紛而言，通過一審、二審和申請再審程序，有9990件的糾紛都實現了服判息訴，其中最終進入涉訴信訪程序的只有10件，假如其中又有一半是司法機關處理不公引發的，有一半是當事人無理鬧訪形成的，那么就可以得出結論，即經過司法渠道處理的1萬件案件糾紛，最終讓9990件案件的當事人感受到了公平正義，也就是讓99.9%的當事人感受到了公平正義，接近了“24k黃金”的品質。這樣高的司法能力和司法水平值得充分肯定。其四，從當事人方面看，該市的糾紛有一半是當事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自行解決的，說明公眾解決糾紛的能力較強，同時，訴諸司法程序的案件中有99%以上的案件當事人最后都服判息訴了，由此可以說明，這些案件的當事人以及涉訴的單位和個人也表現出了較高的法治意識和維護司法權威的意識。其五，該市的司法績效也可以說明，目前的一審程序、二審程序、申請再審程序、審判監督程序和申訴程序的設置是符合中國現實國情的，是合理有效的，只要認真用好這些程序，就能夠實現將社會矛盾糾紛從多化少、從少化了的效果，即做到保證公正司法，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其六，推進案例法治建設，開展案例法學研究，就要把如何化解社會矛盾、依法公正處理各類案件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深入實際發現矛盾糾紛何以產生、何以重復或反復產生，如何對其進行分流化解，如何對進入司法渠道的案件進行分層過濾化解，將學理研究與數據分析及案例分析相結合，從而腳踏實地地履行服務司法實踐、推動案例法治發展的職責使命。
總之，現在已經到了把案件糾紛及司法案例作為認識、評判一個國家、地區、社會以及一個階段、時期和時代法治發展水平基本標準的時代。觀察某個地區是不是法治社會，就是要看各類主體能不能按照法治的原則和精神生產、生活，以及在發生糾紛以后，國家公權力機關和其他糾紛解決機制能否按照法治規則和法治精神處理各類案件。如果能夠做到，這個社會就是名副其實的法治社會，反之就不是。所以，案例法治就是數字法治、科學法治和實踐法治，應當成為今后法治國家建設的重要抓手和努力目標。
02
二、案例在推進案例法治進程中的作用
案例法治的主角是案例，就是通過隨時發生的案例展示法治、評價法治、促進法治和弘揚法治。本文在開頭已經講過，符合中國現實國情、反映現代法治精神和遵循民事活動規律的民法典出臺，僅表明我國的民事法治建設進入了規則和規律層次，并不表明其進入了信仰和實踐層次。只有當民法典在法治實踐中源源不斷地產出合法、公正的民事案例時，才表明其在生產和生活中開出了花朵、結出了果實，民事法治才能進入實踐層次。下面主要以司法案例為樣本，談談案例在影響和推進法治進程中的作用。
(一)案例受到社會各界普遍關注并具有巨大影響力
一般來講，案例在任何時期都具有巨大的影響力。古代社會的許多案例在當時或者對后世都具有巨大的影響力，我國古代經典“四書五經”中記載了很多案例和故事，故流傳至今。進入信息技術時代，案例的影響力在互聯網的作用下進一步放大，優秀案例的影響力猶如良法，能夠提升法治信仰，彰顯法治進步，引領法治發展。惡劣案例的殺傷力甚于惡法，嚴重傷害民眾的法律意識和道德水準，對法治建設產生極大的負面作用。有些案例正反兩個方面的作用兼而有之，處理不公時，在社會上所起的是消極作用；公正處理之后，能夠發揮積極作用。山東發生的“于歡案”可謂這一典型，于歡因為刺死、刺傷非法限制其母親及其本人人身自由的多名違法犯罪人員，被山東省聊城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以故意傷害罪判處無期徒刑。某媒體便以死者曾有侮辱其母親的情節為炒點，把于歡塑造成維護母親人格尊嚴才實施犯罪并對案情作了夸張報道，因此引發公眾廣泛關注和網絡大肆炒作，掀起了極大的負面輿情。但在二審程序中，經過山東高級人民法院與該案控辯雙方共同努力，最終還原了該案發生的事實真相，認定于歡的行為確有防衛性質，但行為明顯過當，造成了不應有的損害后果，遂以故意傷害罪改判于歡5年有期徒刑。二審判決公布以后，便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的正面影響。最高人民法院就是從這個案件的二審審理和輿情變化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和要求：法院要把庭審變成全民法治教育的公開課。為了擴大司法案件的庭審效果，全國法院還建成了庭審直播網絡平臺，庭審公開直播已經成為制度，已經成為常態。筆者認為，在網絡信息時代，不管一個案例是名揚四海還是臭名遠播，只要最終能夠依法公正處理好，都能夠成為推動法治進程的良好范例，很多冤假錯案的糾正也起到了這個作用。
(二)案例的規則和精神具有實際的約束力
案例的實際約束力，是指既成案例確立的規則、精神和價值取向等對處理相關案件的約束和指導作用。這種約束和指導作用是公認的、不得不遵從的，是事實上的行為規則和共同價值。當事人和法官在處理相關爭議、理解法律含義和平衡訟爭利益時，都需要遵從和考慮，在沒有其他情形時，不能與之違背。案例的實際約束力既對私權利的行使具有實際的約束力，也對公權力的使用具有實際的約束力。比如，在民事糾紛中如何處理公平原則與過錯責任原則的關系，一直是一個難題。在公民法律意識普遍不高的社會環境下，當弱勢一方的權益受到損害的時候，即使相對方沒有過錯，社會輿論和一些辦案人員也會出于對弱勢一方的同情，要求無過錯方給予一定的賠償，以體現所謂的公平。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損害法律規則的處理方式，被人們詬病為“和稀泥”。在公民法律意識逐漸提高的社會環境下，人們越來越看重規則的價值，即當事人有過錯時應當承擔責任，無過錯就不應當承擔責任。如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電梯勸煙致人死亡案”、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村民偷摘果實摔死案”、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法院審理的“狗主人冰面遛狗被淹死案”等，死者家屬雖然向法院起訴要求相對方作出賠償，但由于相對方沒有過錯，法院對此類訴求不再支持。此類判決宣判后，社會輿論給予一致好評，最高人民法院和有關單位還將其作為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典型案例。此類判決的裁判規則被處理類似糾紛的律師、當事人和司法人員引用，并得到越來越多的司法機關的支持，從而獲得了實際的約束力。近年來，我國逐漸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司法案例實際約束力的機制：一是公檢法機關的案例指導制度已經比較成熟，一批批的指導性案例和典型案例不斷發布，對執法辦案的指導作用越來越具剛性，對公民和單位的指引和約束作用正在增強；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已經提出一項新的案例指導與運用制度，即“類案強制檢索制度”，當法官裁判待決案件時，如果在事實查明、證據認定、法律適用和價值取向上發生困惑或者爭議的，要檢索此前同類案件的裁判情況并作出報告或說明，這是具有重大意義的新要求和新做法。此前，司法人員辦案只需要做到“以法律為根據、以事實為準繩”，而在實行案例指導和類案指導制度之后，司法人員、律師辦理相關案件時還要參考與其有關的指導性案例或類似案例。因此，現在司法人員和律師辦理各類案件，不僅要找證據、找法律，還要找案例。這一新的情況充分說明，案例正在成為執法辦案的參照依據，成為裁判的“準繩”之一，人們將會從這一變化中感受到案例法治時代的到來。
(三)司法實踐能夠自動、穩定地生成合乎立法預期、彰顯社會公平正義的案例
回顧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法制歷史，精彩的、能夠反映法治進步和法律公正的案例不絕于“史書”，如“西漢緹縈上書文帝廢肉刑案”“清末刑部糾正楊乃武與小白菜殺人案”等。同時，忠誠法律、秉公執法乃至以身護法的官吏代亦有之，如漢代廷尉張釋之嚴格執法的事跡，宋代包拯、宋慈秉公執法的故事等，但總體上看，從未形成穩定的、能夠代代相傳的判例或者案例指導制度，也未形成反映封建法治發展進步的案例體系。體現法治精神的案例通常是偶發的，與龐大的案件相比尚屬寥寥無幾，與汗牛充棟的法律規范更不成比例。因此，在長達數千年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中華法系總體上表現為有法律而無法治、有案例而無判例法的狀態。而案例法治中的案例，是指符合法律規定和法治精神的司法案例，其出現是源源不斷、承前啟后的，而不僅是執法、司法中的特例或者時斷時續。從中外法治實踐看，只有符合法治原則和精神的案例是可靠的和穩定的，才能證明這個國家或社會的法治進程是穩定的和可持續的。一般來講，穩定性是法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法治的穩定性需要通過案例的穩定性予以體現，穩定的案例才能證明法律制度足以抗拒各種非法干擾，而抗得住各種非法干擾的法律和司法制度才能實現類案同判、穩判，也才能讓社會主體對案件糾紛的裁判結果有提前預判，從而做到心中有數，進而對法律制度產生信賴和信心。
(四)案例成為反映、衡量和評價法治建設水平的重要標準
在一個國家或者地區，衡量其法治建設的水平有很多標準，顯示法治進步有很多載體，比如立法機關出臺了一部好的法律，如頒布民法典；社會上發生了一個具有重大法治意義的事件，如糾正“張文中案”；國家建立了一項重大法律制度，如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等。但是，評價法律在實踐中是否真實地實施，法律對生產和生活是否發揮了作用，需要靠一個個的案例來證明。所以，司法案例是評價法律實施及其效果的最真實標準，是衡量法治水平最重要的標尺，也是法治向社會上交的最終答卷。任何法律，只有通過實施，特別是司法裁判成為一個個鮮活的案例，法治建設才能落地生根，才能走完“最后一公里”。否則，如果法治只停留在規范層面，在實踐中沒有實施，即沒有司法案例可以佐證，甚至實際發生的司法案例與立法的旨趣相左，那么，無論多么好的法律都只能是具文，法治也只是紙上談兵而已。人們不會據此就認為這個國家或社會是法治國家或法治社會。在中外歷史上，正反兩個方面的例子都很多。正面的例子是，有的國家法治里程碑式的司法案例不斷產出，猶如不斷向前延伸的法治鏈條，逐步積累為豐富的法治資源，如一些英美法系國家。而反面的例子可能更多，由于法律不能穩定地轉換成法治案例，導致很多法律名實不符甚至根本沒有實施，法律制度最終淪為美好的愿望和干枯的條文，我國封建社會各個朝代法律的命運大抵如此。
(五)案例成為全體社會成員尊法、守法、信法的主要載體，成為塑造公民法治信仰的重要手段
法律如何取信于民，讓民眾發自內心地信賴和自覺遵守？其實就在于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發布民眾期待盼望的良法，真實地賦予民眾權利并且予以兌現。如漢高祖劉邦占領關中之后向父老鄉親宣布的“約法三章”，又如美國內戰時期林肯總統宣布的《解放奴隸宣言》，都迅速地吸引了大量“粉絲”，扭轉了不利局勢，成為戰勝對手的“關鍵一招”。再如我國在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之前，中央政府向香港人民和國際社會作出莊重承諾，香港回歸后可以繼續保留資本主義制度且50年不變，創造性實行了“一國兩制”，從而極大地調動了“港人治港”的積極性，促進了香港幾十年的繁榮。這些都是出臺良法所帶來的積極效果。另一方面是當民眾的權利受到非法侵犯或者相互之間發生紛爭，當他們拿起法律武器維權之時，此時的法律有沒有用，或者有沒有效？如果執法機關、司法機關依法為其維權，作出具有國家強制力的判決并且得到強制執行，民眾自然就會相信法律、擁護法律、尊崇法律。正是出于這方面的考慮，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通過修改立法和推進司法改革，集中解決“訴訟難”問題，提升了法治權威和司法公信力，如推進立案登記制改革，解決了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立案難”問題；改民事申訴制度為申請再審之訴、行政申訴制度為行政申請再審之訴，堅決糾正刑事冤假錯案，有效解決了“申訴難”問題；用2到3年時間開展“執行難”專項行動并建立健全長效機制，解決了民事生效裁判的“執行難”問題；等等。這些改革舉措無一不是圍繞公正處理案件而開展的，解決的都是人民群眾在訴訟活動中遇到的難題。全國法院圍繞這些重大司法改革舉措的推進和實施，發布了大量典型案例，對于彰顯案例作用、弘揚法治精神、促進法治信仰發揮了重要作用。
推進案例法治，還可以進一步改進和完善全民普法工作。我國開展全民普法有幾十年了，效果無疑是顯著的。老百姓比過去任何時期都更了解法律，也比任何時期都更會運用法律，甚至可以說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相信法律，這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時也要承認，全民普法存在對案例的作用認識不足、宣傳力度不夠的問題。筆者認為，助力提升全民普法效果最佳的手段，非“案例普法”莫屬。如果“七五普法”之后還停留在“國家出臺了某某法律，這些法律有什么內容，有什么作用”等層面，老百姓可能不會相信。因為老百姓最相信的是現實，而現實的法治就是案例處理得如何。如果普法說的是一套，老百姓打官司時法律又成為另外一套，老百姓就不會信仰法律。因此，用案例普法代替口號式的、標語式的乃至理論灌輸式的普法宣傳與教育，才能克服“條文普法”“理論說教”的局限性，通過鮮活的案例宣傳法律，用具體的判決證明法律，讓老百姓認識到法律在案件處理過程中真正受到尊重了、發揮作用了，普法的效果才會事半功倍。因此，筆者認為進行“八五普法”時，把講好案例故事和發揮案例價值作為主要手段，用取之不竭的案例活教材做好全民普法這篇大文章是十分必要的。
(六)案例資源足夠豐富，使得社會主體容易接近案例、了解案例
推進案例法治，前提條件是要有充足的司法案例資源供給，并且讓公眾唾手可得。如果司法案例在生活當中鳳毛麟角，或者公眾只能從小說、戲文當中獲得，或者被存入檔案庫無從查閱，案例法治就成了無源之水，當然無從建立。從橫向看，凡是法治國家或地區，案例資源都非常豐富，法律人和公眾對相關案例都非常熟悉，案例作為一種公共法治財富，被代代傳承、豐富發展。因此，一個國家法治建設的歷史中足以代表法治水平和反映法治精神的案例越多，法治傳統就越濃厚，法治的根基就越牢固。前已指出，雖然中華法系源遠流長，法律典籍厚重宏富，法律故事精彩紛呈，但是足以反映法治精神、確立法治規則、維護法律尊嚴的典型案例卻很貧乏，更未形成代代傳承的案例體系，這是中華法系與西方大陸法系、英美法系最大的差距之一。幾年來，國家支持有關教學科研單位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花費大量人力物力搜集、整理、出版了不少中華法系傳統案例，但發現明朝以前的司法案例及其著作非常貧乏，現存的案例檔案大部分是清朝以來的，這當然有戰亂頻發的原因，但不重視案例法制建設或是其根本原因。因此，在全面依法治國新時代，司法機關生產、積聚更多、更好的司法案例，讓人民群眾更容易獲得司法案例并用司法案例厚植民眾法治信仰的根基，是推進法治國家建設的重要抓手。
值得歷史記載的是，從2015年開始，最高人民法院大力推進一項重大舉措，即建成了“中國裁判文書網”并開始運行，通過該網將依法可以公開的裁判文書全部公開，目前這是世界上最大的裁判文書網和司法案例庫。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中國裁判文書網”上公開的裁判文書高達8300多萬份。當下的案例資源已極大地豐富，使得我國一躍成為世界上司法案例資源最為豐富、最為開放、最普遍共享的國家，為法治中國建設提供了海量的司法資源，這是人民法院為法治國家建設和法治社會建設作出的最重大的貢獻之一。此前，專家學者做案例研究，往往有“無米之炊”之感，去法院調研要點案例，也是困難重重，為此經常抱怨，更遑論公眾。現在，只要學者有時間，當事人有需要，人民群眾感興趣，都可以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查找自己需要的案例。出乎意料的是，不少網絡公司、律師事務所、文化企業也從“中國裁判文書網”上發現了商機，對裁判文書的開發利用似乎已經成為一個新的產業，一些公司、企業、律所等通過整理、開發網上的裁判文書，為法治建設提供各種司法產品和司法服務。司法案例已經成為法治建設的能源，正在為方興未艾的法治建設提供源源不竭的動力。
(七)生成案例的司法過程成為實現法治民主的重要途徑
筆者主張案例法治，還有一個考慮，即司法過程及其案例能夠及時反映民意、表達民間訴求、集中全社會的法治智慧，故是各類社會主體都有機會參與并作出貢獻的法治，也可以說是最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法治形態之一。例如，人民法院每審理一件民事或行政案件，至少有2個當事人參與，加上雙方的訴訟代理人，至少會有4人參與，加上證人、鑒定人等訴訟參與人和人民法院的審判人員、陪審人員，每件案件平均會有10人左右參與。而人民法院每年審理的民事、行政和執行案件，數量近3千萬件之巨，有機會參與其中或與其利益攸關的人當有上億之眾。再如，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辦理的刑事案件，每年就有百萬之多，公檢法機關和當事人等參與每個刑事案件的人數遠超一件民事、行政案件，加起來也有數千萬人。所以，億萬群眾參與司法活動，其法治訴求相互博弈，法治智慧相互激蕩，通過訴訟活動進行交匯，通過訴訟文書加以反映，由這些訴求和智慧匯成的法治意識洪流，最終將聚成法治的滔滔江河，成為法治建設的磅礴力量。許多司法人員正是從這些思想洪流中汲取法治和司法智慧，成為法治建設的經驗和財富。
這里還要特別說明一下，我們推進案例法治，與英美法系的法官造法有原則區別，英美法系國家實行的法官造法，是極少數法律精英造法，故是精英法治。而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下，我們的司法是人民司法，人民法官立足案件糾紛實際，適時反映民意訴求，集中民眾法治智慧，用法律文書表達民眾的法治意愿，這正是人民司法的本質要求和司法民主的生動體現。
筆者在這里順便談一談案例法治與法治民主的關系問題。法治與民主是互為表里的關系，表里如一方有真正的民主和真實的法治。在我國，法治民主的集中表現是民主立法。如近3000名人大代表來自各條戰線、各個方面，他們直接參與制定國家法律；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就法律草案公開征求意見，均體現了法治民主，即民主立法。人民法院在執法辦案過程中聽取當事人及其訴訟參與人的意見和訴求，并用法律文書的形式反映出來，使之成為公眾學習、仿效的司法產品，不僅把法治民主與人民群眾的司法活動有機結合起來了，而且將人民群眾的意愿和立法有機結合起來了。因此，推進案例法治，既是對民主立法的豐富和延伸，也是對民主司法的尊重和運用。我們應當樂見每一件案件的當事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都能在訴訟過程中對法律實施表達自己的見解，都能在案例處理中及時反映其智慧和訴求。所以，案例法治是集中反映民主、民意的法治。如果說是造法的話，是眾多訴訟參與人的“集體造法”或“民眾造法”，因而是匯聚人民法治磅礴力量的重要途徑。
(八)案例的規則和價值成為相對獨立的規范體系
推進案例法治，筆者并不否定規范法治的基礎性作用，更不主張司法案例唯我獨尊，而是主張案例所創造的規則和弘揚的價值能夠成為一個有獨立內涵的規則體系和價值體系，成為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的必要補充，能夠與法律規范、價值體系及司法解釋直接連通、相輔相成，并成為執法辦案的一種規范資源，直接進入司法活動過程，融入待決司法案例的生成之中，從而在良法善治之外增加一個“良案善治”，要讓司法案例在發揮反哺立法的功能之外，也能發揮反哺司法活動的功能。從我國法治實踐看，司法案例反哺立法數十年來成效卓著，各種法律的立改廢，特別是民法典的起草過程，不僅吸收了大量司法解釋、司法文件、會議紀要等規范性文件的成熟內容，而且體現了對指導性案例、典型案例中的規則與價值的高度關注。目前，案例規則和案例價值雖然受到法學理論界和法律實務界的普遍重視，但對于其能否作為相對獨立的規范體系而在執法辦案時直接使用，在“兩界”均未形成共識。鑒于立法吸收司法案例規則和價值的功能存在很大的滯后性，故僅靠立法吸收、轉化案例的規則和價值難以做到及時、充分，很可能造成許多有用的案例規則和價值因時間的流逝而隨風飄散，或者淹沒在裁判文書的海洋之中。所以，有必要根據司法實踐和人民群眾利用司法案例規則和價值的客觀需要，建立一個相對獨立的案例規則和價值體系，用以輔助法律規范和法律價值進入生產和生活之中，并用其支撐法治實踐需要。從網絡環境看，很多司法機關、法律機構、法務公司和專家學者，都在總結某種案件或者某個法律問題的裁判規則。且越是關注度高的案件，其裁判規則越是受到重視，如關于黑惡勢力的案件、關于正當防衛的案件、關于民刑交叉的案件以及關于第三人之訴的案件等。這些從具體案例中總結和提煉出來的裁判規則，對普及法律知識、預防相關糾紛、統一法律適用、公正處理案件非常有用。因此，我們急需將這些規則整合成一個體系，賦予其法律地位。筆者建議，要在案例法治環境下構建三個規范體系，即由立法規范組成的規則、價值體系，由司法解釋與司法政策組成的規則、價值體系，以及由指導性案例、典型案例、類似案例等組成的規則、價值體系，讓這三個體系形成一個“法治規范共同體”，作為執法辦案的準繩和指引，從而有效解決司法實踐中遇到的各種問題和爭議，協調推進法治進程。
筆者認為，在全面依法治國進程中，上述三大規則、價值體系互為表里、不可或缺，都具有不可限量的價值。法律法規的規則、價值體系是解決執法辦案之綱的問題；司法解釋與政策的規則、價值體系是解決執法辦案之目的問題；而司法案例的規則、價值體系則是解決執法辦案之效的問題，即確保實現司法公正。
(九)執法與司法領域成為法治建設的主戰場
案例法治是著眼于法之必行的法治，故保障法律實施的執法與司法領域必然成為法治建設的主戰場。從立法看，至2020年6月30日，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已經出臺了277部法律，國務院出臺了數以千計的行政法規，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了大量司法解釋和司法政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早已形成并趨于完善。法治建設的主戰場事實上已經從立法領域轉移到執法、司法領域，執法、司法機關，特別是法院和法庭將會變成推進法治、適用法律和宣傳法治的主要場所。美國法學家德沃金曾經說過：“法院是法律帝國的首都，法官是帝國的王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中，法院既不是“首都”，法官也不是“王侯”，但法院可以成為解決各類矛盾糾紛的“首府”，法官可以成為處理案件糾紛的“行家里手”，在推進案例法治中發揮戰斗堡壘和先鋒模范作用。所以，應當加強以審判為中心的法治主戰場建設。要繼續深化司法體制配套機制改革，優化司法職權配置，參照現代各國和國際慣例，逐步強化人民法院的程序決定權，以彰顯程序公正，樹立司法權威，維護司法形象，發揮司法作用。從古今中外的司法制度看，法院是制約公權力濫用和約束私權利任性的重要部門，法院的程序權越大，對公權力的監督制約才越有力和越有效，對私權利的保護和規范才越有公信和權威，也才能相應提高法律地位，司法案例才能具有影響力和執行力。我們要反思和調整長期以來一方面弱化司法審判的權力地位，一方面加重司法審判責任、任務的思維和做法。
就司法審判人員隊伍建設而言，要繼續推進司法責任制改革及相關保障配套措施改革，全面落實“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保障司法審判人員有職有權，能夠依法獨立公正行使裁判權，足以并敢于排除來自司法機關內部或者外部的非法干預。要在提高司法人員的司法能力和廉潔素養方面狠下功夫，大力加強司法倫理和職業作風建設，培育司法人員的職業尊榮感和獲得感。要加強對司法人員的監督，用公開公正的制度機制促使司法人員認真辦好每一個案件，開好每一次庭審，寫好每一份法律文書，通過嚴肅、公正、民主的司法程序，把當事人和人民群眾的法治智慧集中起來，凝聚到法律文書之中，用不斷產出的高質量司法案例引領當事人和人民群眾的法治意識，建設高水平的法治社會。
(十)案例成為法治發展進程的信史
筆者認為，在法治社會中，法治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案例史。無論是從歷史還是從現實看，法治史如果僅僅以法律規范和法律制度為依據，往往難以反映法治社會的全貌，甚至會出現“失真”的現象。因為很多法律規范和法律制度出臺以后，實行起來會發生變數，有的甚至根本就沒有實行過。所以，如果僅以法律規范和法律制度為依據，就會脫離實際。比如，根據“史書”記載，漢文帝之后肉刑即廢除了，而實際上，直到清末乃至國民黨統治時期，不僅刑事訴訟中的肉刑普遍適用，司法實踐中被處以肉刑的情況也屢見不鮮。又如美國雖然從林肯時期就廢除了黑奴制度，但奴隸制在此后很長時間里并未根絕。雖然美國的法律早就規定了各色人種一律平等，但黑人和有色人種在政治、經濟、法律等方面低于白色人種的現象至今仍然存在，并常常成為騷亂和社會沖突的根源。從中外歷史上看，很多法律條文雖然看上去很美好，但也都是僅此而已。筆者發現，歷史上有兩種法律制度往往難以真實實行：一種是限制官員和政府權力的法律制度，如果沒有一個獨立而強大的司法機構，在實踐中往往難以貫徹實施；另一種是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法律制度，如果沒有強大的司法保障機制，在實踐中也很難得到落實。新中國成立以來法治建設的艱難曲折歷程也表明，很多法律制度沒有得到實際實施，比如1954年憲法中的“人民法院依法獨立進行審判，只服從法律”的規定，由于當時國家沒有制定多少法律，這條脫離社會條件的法律在“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時期根本就沒有實行。再如，1979年刑事訴訟法就明確規定，“死刑案件一律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但事實上，1981年之后，絕大多數死刑案件都沒有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直到2007年之后，這項法律制度才真正被落實。據統計，現行的200多部法律中，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法律規定都難以在實踐中看到實施的痕跡，是否實施了更無從評價。這就說明，我們僅僅根據法律規范評價一個時期的法治，至少是不全面的。
筆者認為，要客觀、真實、全面地認識和評價一個社會或一個時期的法治狀況和法治水平，觀察案例不失為一個很好的方法。如果實踐中的案例能夠依法處理，這就說明法律得到了正確實施，否則就沒有得到實施。前已指出，法治史中要有案例史，沒有案例支撐的法治史很有可能是規范史和制度史，而不是法治實施史。所以，一個時代不僅要有各種各樣的法典，而且要有各種各樣的案典，“兩典”結合起來觀察，才能得窺法治的真顏和全貌。故筆者認為，真實的法治之路是由常案和奇案、良案和錯案、名案和無名案等案例鋪就的，法治大廈就是由形形色色的案例砌起來的。因此，由法律規范、法律制度和法治案例三個方面相互交織的法治史，才是法治國家和法治社會的真正信史。
03
三、案例是觀察法治改革成效的重要視角
筆者認為，案例不僅是推進法治文明進步的資源和抓手，也是考察法治改革成效的樣本和視角。比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部署了很多重大司法改革舉措，其中，司法責任制改革、糾正和防范冤假錯案改革、保護產權制度和維護民營企業家權益改革等舉措尤其受到黨中央、政法機關和全社會的重視。這些法治改革推進的程度和效果如何，中央有關部門已經進行總結和評估。本文僅舉兩個案例，就足以觀察這些改革的成效。
(一)范某某涉嫌故意殺人宣告無罪案
1.關于本案的基本案情
陜西省延安市人民檢察院指控：2012年8月，原延安市太和山道教管委會主任馮某某去世后，其大女婿毛某某接任管委會主任，身為副主任的被告人范某某因沒有當選主任以及與馮某某多年的積怨，起意殺害毛某某。同年12月13日，范某某在自己占用的庫房中取出裝在藥瓶中的毒藥（金屬鉈），包入紙包放在穿的衣服里，來到毛某某辦公室準備投毒，因沒有機會而未能實施，后將毒藥放回庫房。12月14日12時許，范某某再次從庫房拿上毒藥，來到毛某某辦公室，等會計陳某某離開后，趁毛某某不注意，將毒藥紙包拿出打開，將毒藥投入毛某某辦公室茶幾上的燒水壺中，而后離開。范某某將包毒物的紙片丟在廁所，回到自己辦公室后又將裝毒藥的藥瓶燒毀。12月15日，毛某某身體出現不適；12月17日就醫，被確診為急性鉈中毒（重度），后經醫治無效死亡。12月15日12時許，太和山道教管委會職工曹某在毛某某辦公室接了一杯水飲用后，于18日出現身體不適，19日也被確診為急性鉈中毒。經鑒定：毛某某系鉈中毒死亡，曹某的損傷屬輕微傷。
延安市人民檢察院提供的主要證據有：①公安機關初步確定幾名嫌疑人后，請專家進行心理測試，確定范某某有作案嫌疑，隨即對其監視居住。②毛某某的妻子馮某證明，毛某某被確診為鉈中毒后，在重癥監護室親筆寫下了懷疑投毒的4個人，是張某某、范某某、陳某某、趙某某。③微量物證檢驗報告證明，在范某某道服上衣口袋、范某某辦公室和庫房內物品上均檢出鉈元素含量。④監控視頻顯示，案發前范某某在毛某某辦公室、自己辦公室、庫房等處的活動情況，與范某某的有罪供述可相印證。⑤會計陳某某證明案發前在毛某某辦公室見過范某某，離開時范某某還坐在沙發上，面前的茶幾上放著燒水壺。⑥范某某在偵查階段共有17次供述和辯解，其中在監視居住期間有12次，在看守所有5次。前5次均否認作案，從第6次開始認罪，但供述的作案過程、投毒方式、毒物屬性、毒物來源前后反復。
2.關于本案的一審情況
陜西省延安市中級人民法院經過審查卷宗、查看現場、與偵查人員座談、多次補查補證，開庭審判、合議庭評議和審委會討論后，發現本案事實證據存在諸多問題：第一，范某某所投毒物的屬性不清、來源不明。對此，范某某曾供述是老鼠藥，也曾供述是殺蟲劑，前后不一，反復不定，更無法查清其毒物究竟從何而來。偵查機關未能從范某某身上、辦公室、庫房等處提取到老鼠藥、殺蟲劑或含有鉈元素的任何毒物。現有證據無法證明范某某如何獲取、是否存有該毒物，也無法進一步認定該毒物中含有鉈元素。第二，范某某關于作案過程、投毒方式的有罪供述存疑。一是范某某供述作案當天中午，毛某某打電話叫他到其辦公室，他去之后實施了投毒，但通話清單并沒有相應通話記錄。二是雖然范某某供述的作案過程與監控視頻證明的范某某活動軌跡相符，但監控視頻調取在先，范某某供述在后，不排除指供、誘供。而且由于監控視角的限制，不能直接證明范某某供述的兩次進出庫房取藥的情節。陳某某證言也僅能證明毛某某中毒前與范某某獨處過，證明力有限。三是偵查機關對范某某雙手腕、雙足部水腫的原因不能合理解釋，不排除刑訊逼供的可能。第三，本案證據存在重大矛盾。公訴機關指控范某某在毛某某辦公室茶幾上的燒水壺中投毒，但經鑒定，在該燒水壺和曹某水杯中并未檢出鉈元素。同時，除了在范某某辦公室、庫房、道衣和毛某某辦公室紙杯中檢出鉈元素外，還在毛某某喝的雪碧飲料瓶內的中藥、太和山道觀其他道士的道衣上均檢出含量明顯更高的鉈元素。第四，本案嫌疑人是通過測謊確定的，測謊固有的主觀性和不可靠性決定其只能作為偵破案件的輔助手段，而不能作為訴訟證據使用，更不能作為認定被告人有罪的依據。
鑒于公訴機關的指控存在以上重大疑點，延安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檢察機關指控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遂于2014年12月11日宣告被告人范某某無罪。
3.關于本案的二審情況
本案一審宣判后，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反映強烈，指責一審法院包庇罪犯，揚言要到西安等地喊冤上訪等，并就附帶民事訴訟提出上訴。延安市人民檢察院也不服一審判決并提出抗訴，陜西省人民檢察院支持抗訴。兩級檢察院均認為，范某某的有罪供述可與尸體鑒定意見、物證鑒定意見以及其他在案證據相互印證。其中，范某某供述的去毛某某辦公室的過程得到監控視頻印證，供述的在毛某某辦公室遇到陳某某一節與陳某某證言吻合；范某某供述，因與毛某某競選主任失利、心理不平衡而投毒，有作案動機。本案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應以故意殺人罪追究范某某的刑事責任，一審宣告范某某無罪，顯系錯判。
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于2015年8月18日裁定駁回上訴、抗訴，維持一審作出的無罪判決。
4.真兇自首及其審理情況
2018年7月，延安市太和山道觀廚師劉某某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稱毛某某鉈中毒死亡系張某某指使其投毒所致。公安機關據此抓獲張某某，張某某到案后供述：其曾想到太和山管委會任職，但遭到時任主任馮某某拒絕，遂起歹意。在學得用鉈投毒的方法并購得金屬鉈及硝酸后，將金屬鉈溶解為硝酸鉈，直接并指使道觀廚師李某某、劉某某投放硝酸鉈液體殺害馮某某、毛某某和另外二人。經開棺驗尸，馮某某尸體內也含有大量鉈元素。根據張某某的供述，從其親戚家提取到尚未使用的金屬鉈塊。公安機關又抓獲了涉嫌參與投毒的李某某、涉嫌傳授犯罪方法的李某1和涉嫌違法出售金屬鉈的王某某，上述犯罪嫌疑人均供認所犯罪行。
該案業已經延安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定讞后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
(二)陶某涉嫌故意殺人宣告無罪案
1.關于本案的案情
貴州省遵義市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陶某（女）與被害人冉某某多年保持不正當兩性關系。2011年4月5日，經冉某某相邀，陶某從外地趕來與冉某某會面。次日凌晨2時許，二人到湄潭縣求是園小區冉某某家住宿。陶某因與冉某某的感情糾葛，心生怨恨，于凌晨5時許，趁冉某某熟睡之機，持羊角刀朝冉某某胸、背連刺數刀，致冉某某死亡。當日下午，陶某在逃往外縣途中被抓獲。
檢察機關提供的主要證據有：①冉某某的親屬發現冉某某被害后報案。②多人證明陶某與冉某某有不正當關系，案發前二人見面，案發后陶某離開當地。監控錄像顯示，案發時段二人住宿的求是園小區沒有陌生人出入，案發后陶某離開。③現場檢出陶某的多處血跡，陶某的皮靴、現場羊角刀上檢出冉某某的血跡，陶某的指甲檢出其與冉某某的混合基因分型。④陶某的姐姐陶某1、冉某某的朋友張某某均證明，6日清晨陶某打電話說冉某某被小偷殺了。⑤案發后陶某嘴角、手臂有劃傷。⑥陶某在偵查階段有13次供述和辯解，前4次否認犯罪，稱留宿于冉某某家，一男子入室盜竊，將冉某某殺害，自己亦被捅傷，因害怕不正當關系暴露、說不清楚而沒報案就離開；后9次認罪，稱覺得冉某某對不起自己，越想越氣，遂持刀殺人。
檢察機關認為，陶某供述的因愛生恨符合情理，有作案動機；其有罪供述能得到印證，無罪辯解與在案證據不符，特別是現場沒有發現第三人的跡象，小區唯一出入口的監控錄像顯示當時沒有陌生人出入，而且，如果是他人作案，陶某既不呼救也沒報案，這不合常理。所以，雖然證據存在一定瑕疵，但能夠排除他人作案的合理懷疑。
2.關于該案的審理經過
遵義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后，經合議庭閱卷、現場調查走訪、召開庭前會議、開庭質證認證、聽取辯護律師辯護意見和被告人的辯解，合議庭合議并報院審判委員會討論，以指控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宣告被告人陶某無罪。
在審理過程中和宣判之后，被害人親屬反映強烈，認為法院放縱罪犯，揚言如果法官敢宣判陶某無罪，就讓法官從法庭上消失等。遵義市檢察院對判決不服并提出抗訴，后貴州省檢察院經審查，決定撤回抗訴。
3.關于該案審理中發現的主要問題
遵義市人民法院經過閱卷、開庭、補查補證、查看現場，并通知偵查人員和鑒定人出庭，合議庭評議和審委會討論認為，本案存在很多疑點，不能認定被告人陶某有罪，主要理由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監控錄像等證據并不能排除他人作案。合議庭經實地查看，發現該小區監控錄像存在盲區，且案發前停電，故監控錄像中無他人出入不具排他性。公安機關復勘后雖然堅持認為現場沒有第三人的痕跡，但復勘前冉某某親屬已將尸體運走，原始現場已被破壞，未發現第三人痕跡并不能排除他人作案。
第二，應當慎重對待陶某的有罪供述。陶某在第5次訊問時開始認罪，但此次訊問長達11個小時。在庭審中，陶某翻供，稱當時被采取反銬、不讓喝水吃飯等手段才被迫認罪。偵查人員出庭稱沒有刑訊逼供，但承認反銬陶某近3小時。
第三，陶某的有罪供述前后不一，與其他證據矛盾。對于冉某某的上衣和陶某的挎包，陶某時而供述留在現場，時而供述扔在小區圍墻處，公安機關多次搜尋，未能找到。陶某供述給姐姐陶某1打電話，自稱殺害冉某某，但陶某1稱陶某打電話說是小偷殺了冉某某。陶某供述殺人后身上有很多血，用冉某某的褲子、棉毛衫擦拭，但棉毛衫和陶某的衣服并未檢出血跡。陶某供述羊角刀是從現場沙發上拿的，但冉某某親屬均證明家里沒有羊角刀。陶某供述殺人時未受傷，但其案發后身上有傷，現場還檢出其多處血跡。
第四，陶某的無罪辯解相對穩定，且有證據印證。陶某稱離開現場后給陶某1、張某某打電話說冉某某被小偷殺害，有該二人的證言、通話清單印證。陶某稱被小偷捅傷，有傷情印證。陶某稱挎包被小偷拿走，案發后確實未找到該挎包。陶某稱冉某某家房門可以不用鑰匙直接推開，冉某某親屬證明案發前門鎖已損壞。
4.關于本案真兇的發現及其審判情況
2014年2月，貴州省湄潭縣看守所接到在押人員舉報，因涉嫌其他命案而被羈押的黎某自稱在求是園小區殺過人。經訊問，黎某供述，其攜刀潛入該小區一房間盜竊，門沒有鎖，因被發現，持刀捅傷一男一女，自己手指也被尖刀劃傷，劫得一個女式提包和一件男式皮夾克，尖刀留在現場。后根據黎某的供述，在其摩托車工具箱里查獲該皮夾克，經冉某某親屬混雜辨認，確認系冉某某生前所穿。經再次鑒定，現場羊角刀刀刃擦拭物檢出冉某某與黎某的混合基因分型，足可認定系黎某作案。2018年，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本案真兇黎某被執行死刑。
(三)關于以上兩案的判決
這兩件刑事案件雖然一個發生在我國的西北，一個在西南，相互之間并沒有任何瓜葛，但是，從兩件案件到兩個案例，其間存在的相同之處或者說相似之處太多了，大體有以下方面：一是案件的性質相同，即都是性質惡劣的故意殺人案件；二是法律后果相同，即都是可能判處死刑的重大案件；三是存在的錯誤相同，即都是辦案機關在偵查環節就犯了以假當真的重大錯誤；四是發生錯誤的原因相同，即被告人在偵查階段都曾經遭受刑訊逼供，導致他們曾經違心地作出有罪供述；五是發現錯誤的訴訟階段相同，即都是在審判階段才發現了疑點；六是法院對待錯誤的態度相同，即都是從合議庭開始，兩個法院就下決心判決被告人無罪；七是控辯雙方的意見和態度相同，即兩地檢察機關都認為被告人有罪并在一審宣判后提起了抗訴，而辯護律師都認為被告人無罪，堅決要求宣告無罪；八是被害人對案件審理和無罪判決的態度相同，即都有威脅法官、擾亂法庭、鬧訪法院等激烈言行；九是在一審過程中，關于案件中的問題及如何處理，辦案機關都進行了充分溝通，并經過協調，政法委都表態尊重法院的意見和判決；十是兩個法院的基本情況相同，即一個在我國的西北欠發達地區也是革命老區延安，一個在我國的西南欠發達地區也是革命老區遵義，都是處于西部欠發達地區和革命老區，人民法院的隊伍素質、司法保障、司法能力等基本相同；等等。
從兩件案件所發生的時代背景看，一個發生在黨的十八大召開以后；一個發生在審理和宣判期間，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已經發布實施了一年多，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已經發布。兩個全會決定部署的“司法責任制”改革和四中全會決定提出的“健全冤假錯案有效防范、及時糾正機制”改革，已經傳達并貫徹到全國各級司法機關，防范冤假錯案的觀念和要求在全國法院已經深入人心，在兩件案件的公正處理方面充分展示了成效。
一是體現了新時代的法治理念教育的明顯成效。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國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深入人心，中央政法委提出的新時代政府工作要牢固樹立謙抑、審慎、善意的理念，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刑事審判要時刻繃緊案件質量這根弦，確保把案件辦成“鐵案”的意識，已經深深植根于廣大審判人員的內心。公檢法機關過去辦理刑事案件一定程度上存在的重配合輕制約、重打擊輕保護、重實體輕程序、重主觀證據輕客觀證據以及重有罪證據輕無罪證據等錯誤理念和做法，在新形勢下已經沒有市場。人民法院審理死刑這樣的重大案件，能夠始終保持清醒頭腦和審慎態度，絕不放過任何疑點，確保每一件案件都能經得起法律、歷史檢驗的意識不斷得到強化。
二是證據裁判原則得到切實堅守。黨的十八大以來推進的諸多刑事司法改革舉措，要求刑事訴訟要始終堅持證據裁判原則，司法人員要努力發現案件的事實真相，堅持以證據說話、用證據定案的要求得到廣大法官的一致遵循。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基本原則已經成為辦案圭臬。認定事實要堅持以證據為依據，死刑案件要堅持最嚴格的證據標準等規定，已經在全國各地的審判實踐中落地見效。兩件案件的合議庭嚴格審查事實證據，善于梳理、發現案件證據疑點，切實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真正做到了不偏不倚、不枉不縱。對于主要證據之間存在矛盾，無法排除合理懷疑，不能得出唯一結論的，敢于堅持法治原則，堅決宣告無罪。能夠做到在有罪無罪的問題上，不容許有任何容錯率，將防范冤假錯案作為刑事審判的一項重大任務和嚴肅的政治責任。
三是疑罪從無原則得到堅決貫徹落實。兩件案件的法官們都做到了：對于殺人案件的嫌疑人，只有證據鏈條完整封閉才能對其定罪量刑，缺一個環節都不放過。對于既有有罪證據又有無罪證據的“雙面性”事實證據的兇殺案件，嚴格落實疑罪從無原則，切實發揮刑事法律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功能，不心存僥幸，不遷就其他辦案機關，不迎合被害人的訴求，堅決不搞“疑罪從輕”或“疑罪從掛”。在刑法價值取向上堅持寧可“錯放”、不可“錯判”，有效防止了“失之毫厘，謬以千里”的錯誤發生。
四是體現了敢于擔當、堅守公正司法最后一道防線的勇氣和決心。兩件案件的證據雖然存在諸多疑點，但是案件的社會關注度非常高，特別是在都沒有“亡者歸來”或者“真兇出現”的情況下，敢于否定檢察機關的公訴意見，頂住被害人親屬的壓力，果斷宣告被告人無罪，法官和法院面臨的各方壓力和種種質疑可想而知。但是，兩個法院，特別是辦案法官的司法能力、責任擔當和堅守公正的品質在訴訟活動中都經歷了巨大考驗，故能頂住各種壓力，敢于堅持原則，保持清醒，維持定力，落實了嚴格司法、公正司法的要求。
五是司法責任制改革及其配套機制改革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審判過程中，法院都堅決落實了“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的司法責任制及層層把關、人人負責的制度機制。案件承辦人、合議庭、刑事法官聯席會議、審判委員會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凝聚工作合力，既認真對前一審判環節進行監督和審查，又切實對前一辦案環節予以把關和支持。刑事法官聯席會議討論后尊重并支持合議庭的無罪意見，審判委員會討論后堅決支持合議庭和刑事法官聯席會議的無罪意見。如果沒有司法責任制改革、刑事法官聯席會議的支持和審判委員會的尊重支持，以及法院嚴格依法辦事，合議庭能否頂住壓力就難以保證了。
六是充分彰顯了黨領導司法的制度優勢。面對其他辦案機關的不同意見和被害人親屬的激烈訴求，人民法院緊緊依靠黨的領導以及黨委、政法委的協調，做好“三同步”工作，防止極端事件發生，努力實現“三個效果”統一。比如，黨委、政法委在協調案件時，不搞少數服從多數的簡單做法，而是堅決貫徹中央提出的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支持人民法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在涉及被告人有罪無罪這一重大問題上，明確尊重并支持人民法院提出的正確意見，讓人民法院最后決定、最后負責，切實體現了堅持黨的領導與尊重人民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的有機統一。
七是體現了新時代以來中央部署的過硬隊伍建設取得的成效。進入新時代以來，人民法院大力加強過硬刑事法官隊伍建設，著力培養素質過硬、能力過硬和作風過硬的法官。針對刑事審判工作責任重、壓力大、要求高的實際，著力開展干警隊伍教育培訓，要求法院干警不僅要熟練掌握法律，而且能夠敏銳發現問題，全面把握政策法律，精準體察社情民意，適時總結辦案經驗，不斷提高司法能力水平。正是兩個法院都擁有這樣一支經過長期刑事審判工作歷練、穩定成熟、經驗豐富的隊伍，才能在重大、疑難刑事案件的審判中排除干擾、守住底線，確保公正。
總之，從發生在我國西部地區的兩件具體案件的依法公正審理中，我們既實實在在地看到了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部署的、中央政法機關負責落實的司法責任制改革，健全完善冤假錯案及時糾正和嚴格防范機制改革，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等重大司法改革取得的顯著成效，也雄辯有力地揭示了自2007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準權以來，尚未發生一起死刑案件錯判或錯殺的真正原因。面對這一成就，筆者一方面由衷地為他們點贊；另一方面對繼續全面深化司法體制及其配套機制改革，大力推進案例法治充滿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