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錄》的作者是一位古羅馬皇帝，名字叫馬可·奧勒留·安東尼（公元121年-180年）。他在位近20年，誠如譯者何懷宏教授所言，該書的大部分系馬可·奧勒留·安東尼在鞍馬勞頓中寫成，是“一個羅馬皇帝的人生思考”。
品讀本書，在我的心目中，馬可·奧勒留·安東尼與其說是一位羅馬皇帝，不如說是一位睿智的哲學家、一位斯多葛派哲學代表人物更為準確。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一位君臨天下的皇帝，每天思考的不是家國天下和權謀，而是宇宙、世界和人生，這是絕無僅有的，至少在我們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很難找到這樣一個君主人物。
古往今來，所謂人生的思考和研究，逃不過三大問題：我們是誰？我們從哪里來？我們要到哪里去？馬可·奧勒留·安東尼并沒有教科書式地闡述這些問題，但在他的十二卷自我對話中，對這三方面的問題都有深邃的思考和精彩的回答。
當然，本文并不打算全面探討馬可·奧勒留·安東尼的人生思考，而只想就《沉思錄》中所展示的死亡哲學觀作一簡要的介紹，權作為我研究安樂死這一課題的營養采擷，也表明人類關于死亡的思考和研究是一個千古話題，并非是昨天和今天才突然開始關注和談論的事情。
生命是各種元素結合和分解的過程
斯多葛派哲學本質上屬于無神論，他們認為宇宙是一個美好的、有秩序的、完善的整體，由原始的神圣的火演化而來。
在《沉思錄》中，馬可·奧勒留·安東尼（以下簡稱《沉思錄》作者）寫道：“所有事物都是相互聯結的，這一紐帶是神圣的，幾乎沒有一個事物與任一別的事物沒有聯系。因為事物都是合作的，它們結合起來形成同一宇宙（秩序）。”
斯多葛派哲學家們認為，人只是宇宙體系的一部分，是神圣的火的一個小火花，但他同時又是一個小宇宙，他的本性與宇宙的本性是同一的，并且應該同宇宙的目的相協調而行動。
正是基于這一認知，《沉思錄》作者寫道：“不論我是什么人，都只是一小小的肉體、呼吸和支配部分。丟開你的書吧，不要再讓你分心，分心是不允許的；但仿佛你現在瀕臨死亡，輕視這肉體吧，那只是血液、骨骼和一種網狀組織，一種神經、靜脈和動脈的結構。也看看呼吸，它是一種什么東西？空氣，并不總是同樣的空氣，而是每一刻都在排出和再吸入的空氣。”
他進而寫道：“我是由形式和質料組成的，正像它們都不可能由非存在變為存在一樣，那么我的每一部分，就都將被變化帶回到宇宙的某一部分，并將再變為宇宙的另一部分，如此永遠生生不息。”很有意思的是，馬可·奧勒留·安東尼的這一段話，或許就是一千五百余年后俄國科學家羅蒙諾索夫提出物質守恒定律的思想源頭。
《沉思錄》作者還寫道：“要始終注意屬人的事物是多么短暫易逝和沒有價值，昨天是一點點黏液的東西，明天就將成為木乃伊或灰塵。那么就請自然地通過這一小段時間，滿意地結束你的旅行，就像一顆橄欖成熟時掉落一樣，感激產生它的自然，謝謝它生于其上的樹木。”
由此可見，在包括馬可·奧勒留·安東尼在內的斯多葛派哲學家心目中，人不是由上帝創造的，而是來源于宇宙自然，是客觀世界的組成部分，生命只是各種元素的結合和分解的過程而已，而且相對宇宙而言，人生的過程非常短暫易逝。
人是一種理性動物
地球上的各種生命都是由各種元素組合而成的，而且都會存在一個生生不息的過程。但對于人生，這顯然只是一個肉體層面的低層次的理解。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就在于人是一種理性動物，即人具有認識自己具有自然本性的主觀意識，簡言之，人知道自己是從哪里來的，而且應當遵從自然而生活，這正是斯多葛派哲學的基本觀點之一。
馬可·奧勒留·安東尼在《沉思錄》中，雖然大量地使用了神的概念，但他筆下的神，既非上帝，也不是別的什么神，神即是自然界。
《沉思錄》作者寫道：“因為有一個由所有事物組成的宇宙，有一個遍及所有事物的神，有一個實體，一種法，一個對所有有理智的動物都是共同的理性、一個真理；如果也確實有一種動物的完善的話，那么它是同一根源、分享著同一理性”，并進而指出，“理性動物是彼此為了對方而存在的，所以，在人的結構中首要的原則就是友愛的原則，每個人都要對自己的同類友好，意識到他們是來自同一根源、趨向同一目標，都要做出有益社會的行為。”
筆者認為，斯多葛派哲學所述的人類可以分享的這種理性，即是自然的客觀規律，人對普遍理性的態度是必須做到尊重、順從和虔誠。譯者何懷宏教授在本書前言中寫道：“人是一種理性動物，也是一種政治動物（這里沿用了亞里士多德的說法），一種社會動物。《沉思錄》的作者認為，在人和別的事物之間有三種聯系：一種是與環繞著他的物體的聯系；一種是與所有事物所產生的神圣原因的聯系；一種是與那些和他生活在一起的人的聯系。相應地，人也就有三重責任、三重義務，就要處理好對自己身體與外物、對神或者說普遍的理性、對自己的鄰人這三種關系。”
從以上斯多葛派哲學的觀點，可以推導出以下邏輯結構：人是自然的產物——應當遵循普遍理性——從而引申出人的社會性——最終由三種聯系形成三種關系。
斯多葛派哲學家認為，“人作為宇宙的一部分、個人作為社會的一部分，對于來自整體的一切事物就都要欣然接受，就都要滿意而勿抱怨，因為，如果凡是為了整體利益而必須存在的，對于個體也就不會有害。對于蜂群無害的東西，也不會對蜜蜂有害；不損害國家的事情，也不會損害到公民。”
《沉思錄》作者進一步寫道：“我們每天都要準備碰到各種各樣不好的人，但由于他們是我的同類，我仍然要善待他們，不要以惡報惡，而是要忍耐和寬容，人天生就要忍受一切。這就是人的義務。要惡人不作惡，就像想讓無花果樹不結果一樣是不可能的。我們只要能完成自己的義務就夠了，對于其他的事情完全不必操心，我們要表現得高貴、仁愛和真誠。”
從這些論述，我們可以看出斯多葛派哲學所倡導和奉行的德行的觀點，他們認為人作為一種理性動物就應當如此。正因為人的社會性和相應的德行是斯多葛派哲學關注的重點，所以，在西方哲學流派的分類上，斯多葛派哲學被認為主要是一種倫理學。
死亡只不過是自然的一種運轉
我國古代思想家孔子曾經說過：“未知生，焉知死？”恰恰相反，斯多葛派哲學家們是在洞察了人生由來的基礎上，可以從容地面對死亡。
馬可·奧勒留·安東尼在《沉思錄》中花了大量篇幅闡釋死亡問題，他明確指出：“注意什么是死亡這一事實：如果一個人觀察死亡本身，通過反省的抽象力把所有有關死亡的想象分解為各個部分，他就將把死亡視為不過是自然的一種運轉；如果有什么人害怕自然的運轉，那他只是個稚氣未脫的孩子。無論如何，死亡不僅是自然的一種運轉，也是一件有利于自然之目的的事情。”
那么，什么是自然之目的呢？
《沉思錄》作者進而指出：“以一種歡樂的心情等待死亡，把死亡看作不是別的，只是組成一切生物的元素的分解。而如果在一個事物不斷變化的過程中元素本身并沒有受到損害，為什么一個人竟憂慮所有這些元素的變化和分解呢？”
他的結論是，“死是合乎本性的，而合乎本性的東西都不是惡。”可見，在馬可·奧勒留·安東尼看來，人的生與死，只不過是各種元素的聚合和分解，而世界上所有事物都是變動不居的，有生必有死，這是符合自然規律的現象，不值得大驚小怪。
在本書卷四部分，馬可·奧勒留·安東尼不僅花了大量筆墨來論證死亡的不可避免，而且不厭其煩地闡明在歷史的長河中，生與死是一個極為短暫的過程。
他說：“生與死之間的距離是很短的，仔細想一下吧，生命是帶著多少苦惱，伴隨著什么樣的人，寄寓于多么軟弱的身體而艱難地走過這一距離的，那么就不要把壽命看作是一件很有價值的東西，看一看在你之后的無限時間，再看看在你之前的無限時間，在這種無限面前，活三天和活三代之間有什么差別呢？”
或許是為了克服對于死亡的恐懼心理，馬可·奧勒留·安東尼告誡自己：“不斷地想這件事：有多少醫生在頻繁地對病人皺攏眉頭之后死去；有多少占星家在提前很久預告了別人的死亡之后也已死去；又有多少哲學家在不斷地討論死亡或者不朽之后死去；多少英雄在殺了成千上萬人之后死亡；多少暴君，仿佛他們是不死的一樣，在以可怕的蠻橫手段使用他們對于人們生命的權力之后死去；又有多少城市，比如赫利斯、龐培、赫庫萊尼思以及別的不可計數的城市被完全毀滅。再把你知道的所有人一個接一個地加在這上面，一個人在埋葬了別人之后死去，另一個人又埋葬了他：所有這些都是發生在一段不長的時間里。”
誠然，洞察死亡的不可避免，以平靜的心態迎接死亡的到來，并不等于可以無所作為、坐以待斃。斯多葛派哲學的目的無非是想告誡人們，人的本性與宇宙萬物的本性是同一的，人應該同宇宙的目的相協調而行動，并力圖在神圣的目的中實現自己的目的，以求達到最大限度的善。
斯多葛派哲學倡導的自然理性，同時也是一種實踐理性、人文理性和道德理性，有關這方面的內容，馬可·奧勒留·安東尼在《沉思錄》一書中也有大量精彩的論述。此外，斯多葛派哲學沿著自身的理論邏輯推導出的友愛原則和公益精神，筆者認為，本質上也是積極進取的。
唯一能從一個人那里奪走的只是現在
通常認為，死亡會帶走一切。周國平說，“真正令人恐懼的是死后的虛無，那是十足的荒謬、絕對的悖理。”
馬可·奧勒留·安東尼則認為，死亡唯一從一個人那里奪走的只是現在。他在《沉思錄》中不無調侃地說，“雖然你打算活三千年，活數萬年，但還是要記住：任何人失去的不是什么別的生活，而只是他現在所過的生活；任何人所過的也不是什么別的生活，而只是他現在失去的生活。最長和最短的生命如此成為同一。”“一個人不可能喪失過去或未來——一個人沒有的東西，有什么人能從他那里奪走呢？”
《沉思錄》作者的這種看法，本質上還是源于他對人生稍縱即逝的感悟，源于他作為一位哲學家的時間觀和歷史觀。
他認為，“在人的生活中，時間是瞬息即逝的一個點，實體處在流動之中，知覺是遲鈍的，整個身體的結構容易分解，靈魂是渦流，命運之謎不可解，名聲并非根據明智的判斷。一言以蔽之，屬于身體的一切只是一道激流，屬于靈魂的只是一個夢幻，生命是一場戰爭，一個過客的旅居，身后的名聲也迅速落入忘川。”
又言，“最長久的死后的名聲也是短暫的，甚至這名聲也只是被可憐的一代代后人所持續，這些人也將很快死去，他們甚至不知道自己，更不必說早已死去的人了。”
馬可·奧勒留·安東尼的上述觀點，看上去似乎有點消極和頹廢，沒有中國古代士大夫那么樂觀和積極。在我國傳統文化中雖然普遍存在求生惡死的觀念，但士大夫階層不僅在乎生前事，而且更在乎身后名。所謂“雁過留聲，人過留名”，從《左傳》的“三立”，到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那是何等的一種氣度！
但反觀《沉思錄》作者，他之所以如此輕慢生命和名聲，并非他不知道生命的可貴和名聲的重要，究其原因，一是基于其作為一位哲學家對于生命以及一切與人生相關事物的洞悉，也就是將一切都看透了，無所謂了；
其二是他在位期間已處于羅馬帝國沒落階段，戰爭頻仍，民生凋敝，這個皇帝當得很辛苦，不排除他思想上的苦悶與無奈，時不時地就在他的文字上表現出來。
好在歷史終歸是歷史，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馬可·奧勒留·安東尼沒有想到為后人立言，但他隨筆寫下的十二卷“人生三問”，最后作為名著《沉思錄》流傳至今。
試問如果沒有《沉思錄》，有誰會記得古羅馬有一位皇帝名叫馬可·奧勒留·安東尼呢？
結尾的話
毋庸諱言，我們中華民族是一個缺少死亡思考和教育的民族，故意回避死亡的話題，不能坦然面對死亡的結局，是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這種心理，在安樂死觀念和制度的推廣上尤為明顯。
毫無疑問，安樂死作為一項體現人的生命權自主意識，面對無可救藥的疾病和巨大的痛苦而選擇有尊嚴地告別人世的醫療措施，是社會走向文明和進步的表現，有百利而無一害。
現有關于安樂死論爭的觀點，不少是不得要領甚至是南轅北轍的，因此，研究并確立安樂死制度，根本之點在于思想的解放和觀念的轉變。
作為全國政協委員，筆者在本年度已提出“關于加強臨終關懷和尊嚴死亡的研究并適時予以規制的提案”，我期待社會各界以積極的態度予以關注。
（作者系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