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家弘 來源：法學家茶座何家弘
冬雨下了一夜，仍無絲毫倦意。天空灰蒙蒙的，似乎在迎合人們對暖床的眷戀。周末本應是懶散的，但這是我在丹麥的最后一天，我不能把時光荒廢在溫暖但狹小的室內，而應冒雨去市區觀光。我已經預約了三位同伴。除了哥哈大學的向文，還有兩個中國女生。一個是來自法大的博士生小潘，一個是來自人大法學院的本科生小曾。前者在哥哈學習一年，后者則專程來開此會。
哥本哈根曾被聯合國評選為“全球最宜居的城市”，也是全世界生活最幸福的城市之一。市區位于海濱，街道縱橫交錯，大多美觀整潔。新式建筑與古老建筑相互映襯，形成了古香古色的現代都市風貌，而且在古堡、教堂、港口、雕像周圍彌漫著童話的氣息。
我收拾好行李，走出房間，來到酒店大堂，把房卡交給前臺——我此行的費用都是由哥哈大學負擔的。然后，我把行李箱存放到地下室的自助儲物柜中，以便輕裝出行。
我們四人走出位于市區中心的酒店，在細雨中穿街過巷，首先參觀了女王居住的阿瑪蓮堡宮，還見證了皇家警衛的換崗儀式，然后沿海邊向東北走去，到海濱公園近距離欣賞了身材嬌小的美人魚銅像。我們登上長堤，遠眺海灣及停泊的艦船，然后回身向西南走去，穿過國王新廣場，來到新港的運河橋上。這里顯得很擁擠：水邊有擁擠的帆船，岸上有擁擠的樓房，街上有擁擠的人群，橋欄桿上還有擁擠的寄托游客心愿的金屬鎖。中午，我們到一家中餐廳補充熱量，因為下午還要探訪神秘的“自由城”。
午飯后，我們從國王新廣場繼續向西南走到克里斯蒂安堡。這里曾經是克里斯蒂安六世國王的寢宮，現在是丹麥議會大廈。然后，我們向東南跨過海灣橋，來到阿邁厄島西北部的“城鄉結合部”，找到了藏身于一片普通住宅區后面的“自由城”。
這個城中城的入口是由三根粗木搭成的大門，立柱上雕刻有原始圖騰，橫板上刻有“克利斯蒂安尼亞”（Christiania）。這是地名，也是自由城的“國名”。大門東側是一座老舊的樓房，墻壁上雜亂地畫有各色文字和裸體人像。大門橫板的背面刻有“你現在將進入歐盟”（You are now entering the EU）。言外之意，大門里面則不屬于歐盟的地界。
我的第一感覺是這里有點像北京的“798藝術區”。那是在廢棄的電子工廠區基礎上逐步建設起來的頗為新潮的都市文化區。藝術家和創業者把那些閑置的廠房改造成現代的畫廊、展區、藝術中心、創作或設計工作室，以及頗有異國情調的餐飲酒吧。獨樹一幟的798藝術區引起國內外的廣泛關注，甚至成為北京的一處新地標。
這座“自由城”內的多數建筑都很老舊，而且不太整潔，有高有矮，有大有小。各色墻面上布滿藝術水平參差不齊的涂鴉，還有禁止拍照的標志。石塊鋪成的街道也不太平整，還有些泥濘的路段，兩旁的角落還堆放著雜物和垃圾。與哥哈市區相比，這里的環境堪稱“臟亂差”。進大門后不遠，我們就在路旁看到一些攤販，而且在潮濕的空氣中嗅到一種特別的味道。向導說，這就是大麻的味道。兜售大麻的攤販大都各自為戰，有推小車的，有擺地攤的，也有挎包走動的。我們的身體和目光都與攤販保持一定距離，因為那些人的神態很有些怪異。這就是自由城中特許銷售大麻的“綠燈街”。一些地方還寫有“大麻不是犯罪”、“我們不是罪犯”的文字。
我們很快地走過這條街，進入比較整潔也更有藝術氛圍的街區。我們來到一個小廣場，這里有餐館、店鋪，還有露天的舞臺和桌位，大概在天氣晴好時會有文藝演出或音樂會。我們穿過廣場，登上一個小土坡，看到一片相當開闊的湖水，我們那緊張的神經立刻松弛下來。然而，我們不想在此久留，就轉回身向大門口走去。小潘一直想知道大麻的售價，但是不敢去問。當我們就要離開綠燈街時，她終于鼓足勇氣走到一個攤主面前，然后很快走回來，小聲對我們說，一小卷（像一根香煙大小）大麻要55克朗（約合人民幣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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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組圖片選自網絡）
一談到丹麥的“自由城”，人們首先想到的關鍵詞就“不法”與“大麻”。確實，這里的人不遵守丹麥的法律，可以公開買賣大麻，而且這里會成為一些不法之徒的藏身之所。然而，這既不是“自由城”創建者的初衷，也不是“自由城”的主流。其實，這里的大多數居民都不會吸食大麻，而且對“硬毒品”采取零容忍的態度，對搶劫、盜竊等犯罪也堅決說不。外來的游客往往只看到它的表象，并不了解它的歷史和本質。
這里原本是丹麥國防部的軍事用地。20世紀60年代末，國防部把這片沒有軍事價值的土地及其建筑交給哥哈市政府。大概由于地理位置不佳而且建筑老舊，當地政府缺乏投資改建或開發的積極性。于是，一些追求自由或崇尚無政府主義的年輕人就占據閑置房屋，成為這里的居民。1971年底，大約二百名“開拓者”召開全體居民大會，通過“憲法”，決定成立自治的“克利斯蒂安尼亞自由城”，國家大事由每周一次的全體國民大會協商決定，不搞投票選舉，不要政黨領袖，并且設計了國旗（“三黃點紅旗），還創作了國歌（你們無法殺死我們“You cannot kill us”）。
“自由城”的建立自然受到政府的反制。哥哈市政府宣布這些人強占房屋的行為違法，立即斷水斷電。那年的冬天，“自由城”居民的生活非常艱難，特別是那些有孩子的家庭。不過，他們沒有放棄自己的選擇，堅強地熬過了嚴冬。1972年春天，當地政府出于人道主義的考慮，恢復了“自由城”的水電供應。當時，丹麥的執政黨是偏左翼的社會民主黨。該黨領袖把“自由城”看作一種“社會實驗”，采取了寬容的態度。于是，“自由城”與政府達成協議，加強自治管理，例如，要對常住居民進行登記，要向當地政府支付水電費，要自行解決消防和垃圾處理問題，還要在打擊犯罪方面與當地政府合作。不過，政府也默認了“自由城”對大麻的開放和對機動車的禁行。
幾十年來，丹麥的歷屆政府都沿襲了這一政策，使“自由城”得以綿延生息，并且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自由民”。目前，這個面積不足二十公頃的“自由城”有常住人口約八百人，包括約二百名兒童。這里的居民以嬉皮士、藝術家、運動人、音樂人、撰稿人等自由職業者為主，也包括一些在哥哈市有正式職業的人，如大學教師。據說，在這里買賣大麻的人基本上都不是“自由城”的居民。不過，這些人運輸大麻的途徑和藏匿大麻的地點，都屬于“商業秘密”。由于名揚海外，“自由城”的游客很多，特別是在夏天舉辦“狂歡節”時，城中的游客能多達數萬。現在是冬季，又是陰雨天氣，游客不多，顯得冷冷清清。
離開“自由城”之后，我們走回酒店。我取出行李，準備自己乘坐地鐵去機場，因為我有充足的候機時間。小向和小麻把我送到國王新廣場地鐵站，但發現去機場的地鐵線暫停運營，而且原因不明。于是，他們陪我坐另一條地鐵去哥哈大學，然后開車把我送到機場。順便說，1998年我到法國的艾克斯-馬賽大學法學院訪學時，原定的航線是北京-哥本哈根-巴黎-馬賽，但是我到首都機場辦理登機手續時被告知，因為哥哈機場的工人罷工，我只好經斯德哥爾摩轉飛巴黎。丹麥王國確有許多優長，但也有缺點與不足。
大概受地球自轉的影響，回國的航班比去程要快一個多小時。不過，那八個半小時的航行對我來說也很難熬，因為我一直處于無眠狀態。除了吃飯、喝酒、看電影外，我大多在閉目養神，而大腦中則不斷出現“自由城”的畫面。我的思想經自由發散后匯聚成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人到底想要什么？眾所周知，人的基本需要就是食與色。但是在基本需要得到滿足之后，人還會有其他需求，如榮譽、地位、自由、幸福等，而且食色需求也會有更高的層級。“自由城”的居民為什么要放棄“城外”那更加安穩舒適的生活？據說，他們的口號是反對一切不平等，追求不受管制的自由。因此，他們不要法律，不要政府，當然也就不用向政府納稅了。順便說，丹麥的稅率很高。一般人的所得稅在40%左右，高者可達60%。這也正是丹麥高福利社會的經濟支柱。其實，“自由城”也需要公共資金。居民要將其營業性收入的5%上交集體，由居民代表統一管理使用。但是這種“稅收”主要靠居民自愿，缺少強制措施。于是，我想到孔子的一句名言——苛政猛于虎。
第二個問題：民主究竟是什么？在當今世界，“民主”已然成為一個極具魅力也極為時髦的語詞，真愛民主之人與葉公好龍之輩都會高呼“民主”的口號。大概由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長期實行以普選為基礎的兩黨或多黨輪替執政，所以人們就習慣于把多黨制和普選作為民主的標準。然而，“民主”一詞的基本含義是人民主權和民眾集體做主，而這大概是人類社會最早的群體決策方式。在原始社會中，家族有自然的決策者——家長，但是當若干家庭組合成一個相對穩定的共生群體（如部落）時，民主協商就成為大家決定公共事務的基本方式。丹麥“自由城”的居民就是要回歸原始的協商民主，而且不要投票，不要少數服從多數，強調共識，尊重少數人的否決權。當然，這種民主決策的效率是很低的。據說，他們在2011年決定從政府手中買下“自由城”時，就召開了六次漫長的全體居民大會才達成共識。
第三個問題：我們還要不要繼續改革？誠然，丹麥政府對“自由城”的容忍中包含了幾許無奈，但是將其視為“社會實驗”的態度也體現了政治家的開明與包容。從政府的清廉度和民眾的幸福感來說，丹麥的社會制度是比較好的，但是丹麥人并不認為他們的制度是最好的，因此也需要不斷改良。過去四十年，我黨能夠領導人民取得世人矚目的發展成就，主要原因就是堅持了“改革開放”。認識自己的不足，學習他國的經驗，才有今日的輝煌。因此，我們只有繼續改革開放，才能創造更加美好的明天，包括遺傳給子孫后代的社會制度。我們要有制度自信，但不是要相信自己的制度是最好的，而是要相信自己的制度能更好！
飛機平穩地降落在首都機場。哇，北京的天空好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