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們國家啟動了“雙一流”建設，可以說中國法律確實面臨創新和改革的大好契機。 將來如何判斷一個大學、一個法學院進入了“雙一流”，既有外在形式的標準，比如國內的評估到A還是A+，國外的QS排名，但更主要的還是看內在標準，法學院和法學教育是否發生內涵式實質性的突破。內涵式的實質性突破應當取決于兩點：一是法學教育和法學研究應該有很強回應社會發展的能力;二是法學教育和法學研究應該產生原創性思想。
首先，法學教育和法學研究的發展能夠很強地回應社會發展。法學是一個社會科學，我們已經有很多豐富案例，同樣的理論、同樣的概念，沒有具體案例來支撐的話，很難變成具體的事實。但我們法學教育還是停留在一種典型的以課堂講授為主，與實踐中的法律或現實的法律差距很大。我們現在的教學當中也有教學案例，或者引用一些國外案例，但這還都是在一種摩擦力為零的情況下來教授這個課程，而實踐當中摩擦力從來不是零。我們的法學研究也過分注重于二級學科畫地為牢的形式主義。2008年，我曾在《比較法研究》第4期發表一篇文章《時代發展呼喚臨床法學》，提到要打破“二級學科固化”的現象。以前王利明老師也寫過一篇文章叫“打破飯碗法學”，提出社會問題是綜合性的，社會問題并不會因為學科的分類而自動分成幾個類別，未來法學研究應該由學科主導轉向以社會問題為主導，增強法學回應社會問題的能力，而不是僅僅停留在形式上的自我滿足。這樣一個觀念的提出，對于我們法學教育和法學研究有很大的影響。法學畢竟是社會科學，法學研究應該是真正回應和解決現實社會的法律問題，解決的方案應當是現實的、妥當的、可行的;但我們不少的研究，卻是坐在書齋里，用邏輯推理方式，同時輔之以比較法得出結論，對文章的發表追求精美加工式的、有充分的引注的(英文、德文)，德國法怎么規定的，英美怎么規定的，但這個結論在實踐當中是否發揮作用，能否解決實踐中的問題，能否對社會有所改變，則在所不問，似乎只要文章能夠發表就是好的學者�；貞鐣䥺栴}能力上，還有一點要加強，即法學研究應該發展新型的交叉學科。新興的社會問題引發新型學科的發展需求，我們需要及時推進相關研究和教學，增強法學回應新型社會問題的能力。最近一段時間里，許多法學學者包括在座龍衛球院長、蔡立東院長等，我們都在集中精力研究網絡法，研究大數據、人工智能等信息科學技術帶來新的法律變化，這是一種趨勢;信息科學的快速發展之外，還有生命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從傳統的醫患關系的革新、食品藥品安全的發展，到基因檢測、基因治療、基因歧視等現代生命科技引發的新興問題，層出不窮;此外，還有能源的問題等。這都昭示著法學、法律與新興科技的互動將會日益發達。
其次，法學教育和法學研究的發展應該不斷出新的思想。中國法學界應該有這種使命和責任。前幾天我們清華大學法學院進行學科評估時，張文顯老師在清華大學法學院座談時提到，清華法學院的每個學科都有標志性人物、標志性成果，但是歸根結底應該要出思想。中國過去法理學研究對法學基本理論比較重視，包括研究法律與文學、法律與心理學、法律與其他學科等，但是更多的還是學習和模仿，很少真正出自己的思想、自己時代的理論。我們部門法的法學研究也主要是追隨式的，學西方、學其他國家，通過制度借鑒來完善中國的制度，這方面我們已經達到非常好的程度了。未來，我們應該是多出思想，除了在法律制度建設上花工夫之外，還應該有超越制度的思想性建設;對于法律制度的建設，除了形式方面，還應該挖掘法律的理念、精神、價值。我相信這樣的法學教育和法學研究才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