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天津大學即將迎來120周年校慶，校方宣布成立新法學院。如果說在歷史上，中國法學院哪家最早，既不是以英美法獨領風騷的上海東吳法學院，也不是堪稱司法界翹楚、“無朝不成院(法院)”的北平朝陽法學院，而是北洋大學(天津大學前身)法科。
走過兩甲子，彈指一揮間。怎能忘懷當年北洋大學法科譽滿神州，作育多少杰出法科人才。北洋大學法科始建于1895年10月，是我國近代最早開辦的法學高等教育專業，培養了包括王寵惠、王正延、張太雷等人在內的諸多海內外知名人士。
北洋法科登場
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僅僅幾個月，天津海關道盛宣懷奏請清廷：開辦“西學體用”的北洋西學學堂。“自強首在儲才，儲才必先興學”“西國人才之盛皆出于學堂”，字字擲地有聲。甲午戰敗，舉國嘩然，痛定思痛，光緒帝擯除異議，迅即降旨照準。新學堂比京師大學堂還要早3年。
北洋西學學堂常年經費需銀五萬五千兩，由天津海關道掌控的電報局、招商局等各局籌款支用;分設頭等、二等學堂，合計招生定額為120名;其頭等學堂初設工程、礦務、機械和律例(法律)4個學科，屬專科和大學程度，二等學堂則類似于大學預科。作為社會科學的“律例學門”，為當時四大專業之首。
李鴻章對晚清叱咤風云的“紅頂商人”盛宣懷，評價極高：“一手官印，一手算盤，亦官亦商，左右逢源。”盛宣懷意識到“外洋所學，以律例為主，次及天文、兵法以及制造、駕馭并礦學、化學、汽學、重學之類，中國學西洋之學，似更以律例為先。”
律例學科設置課程有：大清律例、法律通論、羅馬律例、英國合同法、英國犯罪律、商務律例等。還特別加入工程制圖、幾何學、八線學、化學等理工課程。
翻閱1907年北洋大學堂教科表，法科課程主要有：國文國史、英文西史、生理、天文、大清律例要義、中國近世外交史、憲法史、憲法、法律總義、法律原理學、羅馬法律史、合同律例、刑法、交涉法、羅馬法、商法、損害賠償法、田產法、成案比較、船法、訴訟法則、約章及交涉法參考、理財學、兵學、兵操。
北洋法科多聘用外籍教師，歷任法科教員共16名，其中7名為美國人，1名為奧地利人。美國教授在課堂上講授的都是美國案例。辦學模式更以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為模式，學科設置、辦學方向、學制、教學計劃、功課安排、授課進度、講授內容與方法、教科書、教員配備，唯“美”首是瞻。
英美法為“判例法”，經過英美法訓練的人，對于每一個問題往往能反復推論、入木三分，絕非淺嘗輒止。北洋法律科肄業的吳南如回憶說，判例法不僅厚可盈尺，而且全為洋裝書，學生每天大部分時間都花在苦讀這些洋裝書上。
北洋大學法科一律使用英語授課，講授方法采用啟發式，課堂上只講課程大意，并指定參考書，要求同學們到圖書館查閱，自求解答。每堂課前，外籍教員經常進行小型口試或筆試，學生們絲毫不敢懈怠，為了能夠對答如流課后需要花費很多時間去認真準備。
由于課外預備的學習內容太多，學生們就合作研究，把教員布置的案例分組完成，促使學生之間互相交流，取長補短。這種教學方式有力地激發了學生的自學能力，催生多元化的思維方式及多角度思考問題，培養學生有針對性地解決問題，而不是造就死啃書本、腦子僵化的書呆子。
巍巍學府北洋高
北洋大學堂，距離天津城廂有七八里地之遙，當年交通不便，步行“大學道”公路，行過“明德橋”，便可看到叢林樹影中的幢幢建筑群，再跨過北運河“新民橋”，來到正門“至善門”，放眼望去，不遠處一幢配有鐘樓的西式建筑，正上方鑲有“北洋大學堂”字樣。
校歌開首即是：“花堤藹藹，北運滔滔，巍巍學府北洋高。”足見校友傲視海內的那份自信。洋教授市內辦事購物，來到大胡同或金剛橋，對著人力車夫說上一句并不地道的漢語：“白羊大鞋”，車夫就會準確無誤地將其送到校門口。
“五四”運動前，北洋大學一心辦學毫不旁騖。學校經費充盈，辦學條件優越。校內圖書館藏書量在全國高校中名列前茅，法律學科的圖書資料十分豐富。特設法律研究室，各種刊物不下三千余冊。
如北洋校友孫越崎所說：“北洋大學名義上是國立大學，實際上和教會學校一樣。”教師絕大部分是美國人，教材則是原版美國教科書，課堂上主課一律用英語授課，作業和考試亦復如此。
早期北洋校園，幾乎是一個英語世界。無怪乎，1901年至1907年，全國官費留美學生約有一百余人，其中北洋大學就占一半以上。北洋畢業生出國深造，不需考試可直接進入研究院。美國以及歐洲各國的大學研究院都有明文規定，免試接受北洋學生入學。據1930年代獲得美國博士學位的北洋校友劉德潤現身說法：“當時美國把中國的大學分為A、B、C、D四個等級，其中A級有四個，北洋大學是A級第一位。”
北洋學生在校期間，考試之多之嚴，淘汰率之高，用“殘酷”一詞形容并不為過。錄取的學生匯集南北各地優秀中學前3名考生，生源質量上乘。然而，畢業人數往往只是錄取人數的六成。學校規定：兩門功課不及格者，留級;3門不及格者，退學。幾十年一以貫之，嚴格執行一絲不茍。
北洋學生向有儉樸苦學之風，平素大多穿著一襲藍布長衫，每當傍晚時分，津郊霍家嘴和西沽村之間的桃花堤上便會出現一隊隊學生外出散步的身影，當地人笑稱之“藍衫隊”。
北洋大學在知識傳授的同時，還極為重視學生的能力培養，學校有英語辯論會和漢語演講會，對于學生提高英語能力及辯論技巧大有裨益。北洋大學不僅注重知識教育，而且注重體育。法科出身的民國外交家王正廷是中國倡導奧運的第一人，其體育才能的養成亦得益于此。
正如《大公報》所說：“(北洋大學)顯著的性格，就是絕對嚴格的教學方針和實事求是的淳樸校風。這一大特色，是北洋大學人才蔚起的一個主要原因……其畢業生熏陶于實事求是的學風中，出而問世，一般都能勤樸刻苦，踏實奮斗。中國50年來全盤新式教育，有成功亦有失敗，而北洋則確乎是成功的。”
法界群星耀神州
1918年，北洋法科丁班學生畢業時，3名學生分別考取為三大國家考試“狀元”：外交官考試第一名徐謨，高等文官考試第一名勵平，清華留學生考試第一名康時敏。北洋校史上迎來“連中三元”的空前榮耀，“重質不重量”的鐵則和入學后的“魔鬼訓練”，鑄就了北洋法科令人敬畏的盛譽。
1985年北洋大學建校80周年，老校友陳立夫在臺灣《中央日報》上撰文，稱頌“北洋大學遙栽桃李，開啟我國高等法學教育之先河，造就出眾多法律人才”。
北洋法科桃李滿天下，共產黨人張太雷，民國司法第一人王寵惠，外交官徐謨、王正廷、金問泗、趙天麟、馮熙運，詩人徐志摩，上海高等法院院長郭云觀，法學家燕樹棠、吳經熊……可謂群星璀璨。趙天麟和馮熙運留學回國，先后出任北洋大學校長。經濟學家馬寅初先生，曾在北洋學法律，留美轉學經濟。
天津大學校史博物館里展出的一張大學文憑的復制件。這張文憑上書“欽字第一號”，是中國現代大學第一張畢業證。這是頒發給北洋大學首批畢業生中成績最優秀的王寵惠的畢業證。
原來學堂開辦之初，到香港招生，報名應試者數以千計，實際錄取者僅十余名，其中即有王寵惠兄弟。據他們憶述：北洋課程簡潔、完善而注重實用，學校延請專家演講，后來任美國總統的胡佛當年即曾到校演講數次。王氏兄弟4年后成為人數很少的北洋首屆畢業生。
梁啟超在《新大陸游記》一書中，記述了他游覽耶魯大學時的觀感。當年夏季耶魯畢業典禮上，“王君代表全校四千人致答詞，實祖國第一名譽也”。
當時《德國民法典》尚無令人滿意的英文譯本，精通英、德、日三國語言的王寵惠決定來完成這一任務。1907年他翻譯的《德國民法典》英譯本問世，由倫敦著名的斯蒂芬斯書店出版，好評如潮，一舉奠定其在世界法學界的地位。該譯本迅速成為歐美各大學的通用教材。尼克松上法學院時采用的正是該譯本，每當尼克松總統會見中國客人時，總會提到王寵惠和他的英譯本《德國民法典》。
從北洋法科走出的外交官徐謨歷任國民政府外交部常務次長、外交部政務次長等職，收回法權、抗日聯美、創建聯合國等重大外交戰，無役不與。
抗戰期間，他就任中國駐澳大利亞大使，年底辦公經費常有盈余，都及時歸還外交部，同事都覺得驚奇。徐謨書生本色，總是說：“省下一文，前方將士可多一滴汽油，一粒槍彈，殺敵衛國，全賴此也。”1946年他當選為聯合國海牙國際法院大法官，連任10年。1956年任國際法學會大會副會長。
1916年詩人徐志摩考取北洋大學預科，攻讀法科。“我的一個同學徐志摩，跑來告訴我他決定了去天津北洋大學學法律。他問我想不想跟他一起去。我一聽到法律，心就跳了起來。在我看來，法律是社會的科學，正如科學是自然的法律。因此，我們決定參加在上海舉行的入學考試，兩個人通過。其時為1916年冬天。”好友吳經熊回憶。
北洋法科的良好聲譽及其英美法特色，讓同時期重大陸法的北京大學法科、初創的東吳大學法科黯然失色。
1917年，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向教育部建議調整北大與北洋兩校的科系，自該年起北大只辦文、理、法科，北洋法科自該年起停招新生，法科預科生畢業后升入北大法科本科。吳經熊和徐志摩在北洋預科只讀了一學期，惜別天津。
1920年，北洋大學法科從此停辦，“失去一翼”，遺患深遠。“此一變動，影響北洋非細，論者惜之。”北洋的學科設置也從此日益成為工科之專門，再無任何杰出法律政治外交人才之誕生。
如今，北洋法科重生，血脈延續，精神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