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港重特大爆炸事故剛過去10天，近日又傳來淄博爆炸事故的報道。后者所造成的直接損害后果可以說并不很嚴重，但是，由于其發生在天津港重特大爆炸事故之后，且是在山東省“督察組前腳剛走，爆炸就發生了”，故而受到社會強烈關注。對照這兩起爆炸事故，我們應當深刻反思，扎實構建確保安全生產監管和安全生產之實效性的規制行政。
首先，扭曲的發展觀或者政績觀為“環評、安評審批等難題”提供方便，大開“綠燈”，削減甚至解除了安全生產事前規制的效用，埋下了安全生產事故隱患。瑞海公司在被指出“距離居民樓太近，不符合規定，安評做不下來”的情況下，“換了家安評公司，結果就弄下來了”，發改委、規劃局和國土資源管理局、進行環評的專業機構及從事環評的專家也為其開“綠燈”;潤興公司則是“未批先建”，雖然之前已經有“補辦環保手續，由市環保局進行了行政處罰”的報道，但是，各相關部門仍然以有關領導強調“要積極為企業解決土地、資金、立項、環評、安評審批等難題”為由為其大開“綠燈”。
為招商引資而“全力支持重點項目建設進度，努力推進新上項目建設”，這本來體現了服務型政府應有的使命感和責任心，但是，“特事特辦”絕不應當對能評、環評、安評等“難題”忽略不計，完全放棄事前規制;簡政放權、政府“瘦身”意味著使政府職能合理定位，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不擾民，而絕不允許放松甚至放棄政府對企業安全生產等實施全過程規制。
其次，流于形式的安全監管，導致事中規制和事后規制嚴重乏力，最終釀成安全生產事故慘禍。為切實發揮安全生產督導檢查應有的作用，應當切實做好多樣化的制度機制建構，做到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相結合，公開的和非公開的相結合，定期的和非定期的相結合，強制的和任意的相結合，尤其是要突出強調隨機抽查的重要作用。二戰中，美國空軍要求降落傘質量的合格率為100%，而廠家主張99.9%已是上限;軍方采取每次從降落傘中隨機抽出1個讓廠家負責人試跳的驗貨方案。于是，不合格率變為零。這個事例很能說明隨機抽查對安全生產所具有的規制實效性，宜通過立法予以確認并廣泛適用。
在天津港重特大爆炸事故之后，全國各地對安全生產隱患進行排查，淄博市業已啟動全市范圍內危化企業隱患排查，山東省督察組深入淄博市進行安全生產督導檢查，并作出“淄博市把安全生產工作放在重中之重位置，高標準嚴要求，規章制度細化，措施扎實有力，安全工作有效平穩”的評價結論，剛剛離開后的翌日，就發生了淄博爆炸事故。這種結果至少說明前述評價結論是錯誤的，督察組所采取的督導檢查對于安全生產規制缺乏實效性。
其實，流于形式的安全監管在一年前的昆山“8·2”特大爆炸事故中已暴露無遺。不是政府沒有派人進行檢查，而是“通知來了一籮筐，層層檢查也是家常便飯，但來人了做做樣子，過后還是老樣子，沒見企業真正有什么行動。”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省督察組為什么沒有發現問題?除了其自身不想去發現問題的特殊情形外，在督察組到來之前，可能已經被“做做樣子”了。于是，督導檢查變成為被安排參觀甚至是經驗展示現場會，督察組的評價結論也只能是“安全工作有效平穩”了，而存在安全生產隱患的部分并沒有被安排看到，抑或被極力掩蓋。
安全生產的第一責任者是企業。但是，對企業安全生產的監管絕不應當處于“真空”狀態!從昆山“8·2”特大爆炸事故，到天津港重特大爆炸事故，再到淄博爆炸事故，呈現出一個共同特色——事前規制形同虛設，事中規制流于形式，事后規制不見蹤影，問題累積、滋生發酵，直至爆炸，帶來血的教訓。扎實推進安全生產全過程監管，是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