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法學教育的現狀不能令人滿意，必須進行改革。在這個問題上，或許法學教育界是可以形成共識的。同時，2014年10月下旬召開的中共中央十八屆四中全會，也通過《決定》的形式，對創新法治人才培養機制提出了要求，如要求完善理論體系、學科體系、課程體系等，肯定并要求健全政法部門和法學院校人員的雙向交流機制。因此，目前是改革法學教育的一次重要機遇。
爭議之處在于，如何進行改革?改什么?在目前情況下，對哪些法學教育環節進行改革，條件相對比較成熟?怎么改，從哪里入手?在這些問題上，法學教育界的思想一直不統一。本文擬就此談些自己的看法，求教于各位。
一
我國的法學教育迫切需要進行一次全面的重大的改革，而不是修修補補、零敲碎打式的改革。原因在于：
首先，我國法學教育的基本架構從20世紀70年代末形成之后，由于各種原因，包括條件不成熟，就沒有進行過重大改革。而法學教育的背景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法學教育辦學背景的深刻變化，必然要求對法學教育本身進行改革。
“文革”結束以后，法學教育得以恢復重建，重建工作整體上看是適應了當時的法治發展與建設需要的。當時的情況是，在法學教育的指導思想方面，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極左思想沒有完全清除，公平正義、人權保護都還被視為資產階級的口號;法學教育所培養的對象——未來的法律工作者被視為專政隊伍，對政治素質的強調遠遠超過了對法律專業素養的要求;在教學內容方面，我國甚至沒有幾部法律，課堂教學基于蘇聯的法學體系以講授相關的法學原理為主;師資嚴重匱乏，本科生任教比比皆是，現學現教;對西方國家先進的法學教育理念和模式的了解，限于兩大法系的籠統知識，也可以說幾無所知。在這個背景下所創建的法學教育體制機制，按理說，具有明顯的暫時性和過渡性。遺憾的是，對此，一直沒有機會進行認真的反思和改造。
法律工作現在屬于專業技術工作，法律工作者已經被確認為法律職業者，他們必須應對現實中復雜的法律問題，事實上，法律問題也是非常復雜和充滿爭議的。而我們的課堂教學，仍然以講授關于法律的正確答案而不是以揭示法律問題的復雜性為主，始終沒有脫離教條式的教學方式;我們現在已經有了近三百件法律，而且由于我國立法體系的多元性和國家體制的復雜性，許多部門和地方都有權制定具有約束力的法規和規范性法律文件，我們的課程體系依然是以若干門主干課程為中心;我們從20世紀末開始討論法律方法與法律思維，中央文件甚至都已經肯定了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而我們的法學教育體系，依然沒有把法治能力，包括法律方法與法律思維，容納在內;我們的教師幾乎都是從學校到學校，絕大多數沒有法律實際工作的經驗，懷抱著書本知識，尤其是從書本中學到的一知半解的西方國家法律知識，走上講壇，成為教授;我們建立了專科、本科、碩士(法學碩士、法本法律碩士、非法本法律碩士)、博士等各種層次的法律人才培養體制，卻沒有一個清晰的、可操作的、針對不同層次法律人才的培養方案;我們的學生依舊依靠，甚至更加依靠指定的唯一的教科書學習法律，輔助讀物完全沒有進入考試范圍;法學專業已經從文科生最矚目的熱門專業蛻變成不那么熱門甚至在有些學校必須依靠調劑生源的專業。很顯然，法學教育與我們所面臨的法治發展的時代是脫節的，至少聯系很不緊密。想象一下，一批沒有實踐經驗的教師，在課堂上，拿著同樣的書，講授何謂正確的法律知識的場景，就知道，這場改革恐怕早晚都要進行。
其次，我國的法學教育所需要的是一次全面的重大的改革。所謂重大，是指需要結合法律職業的需要，根據法律實踐的要求，認真反思法律人才培養模式。我國法學教育的根本問題就是與法治實踐相脫節，這個問題必須解決。所謂全面，則是指法學教育改革需要對各個層次的法律人才，從培養目標、培養方式、教學體系、教學內容、教學方法、課程體系、教學環節、考試考核、師資隊伍以及相關的體制機制等方面進行一次全面的討論和研究，根據現狀，盡可能推動一次全方位的改革。
目前，法學教育改革的條件相對比較成熟，完全有可能推動這樣一場改革。一方面，中央做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戰略決策，已經明確提出法治人才培養機制的創新問題，而且認可了法律職業化的發展方向，這是一個難得的機遇;另一方面，經過三十多年的探索，我國已經積累了豐富的法治實踐經驗，也對法學教育進行了多次局部改革，同樣取得了豐富的經驗，完成了相應的理論積累。因此，需要抓住機遇，推動改革。
二
法學教育改革，不是為了打破一個舊的單一僵化模式，建立一個新的單一模式，而是建立一個面向現實的、開放的法學教育體系。
過去的法學教育，是依賴書本形成的教條式的教學模式。從書本、法條釋義中學習，根據書本、法條釋義講授，再根據書本、法條釋義考試。法學教育改革，不是把此書本改為彼書本，而是面向實際進行改革。
面向實際的改革，首先需要改革法學教育的評價方式和標準，把自上而下由少數精英設計的所謂“科學”的評價轉變為自下而上的法律人才的市場需求評價。也就是根據法律實踐的需要，根據法律實務工作的要求，設計和檢驗培養方案。有人或許認為，我國法律實踐水平不高，甚至存在許多違法的司法執法方式，過于強調實踐，遷就現實，并不利于培養優秀法律人才。這種擔憂盡管不無道理，但是卻并不能解決所面臨的問題。畢竟，法學是一門實踐性的學科。回避實踐，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和出路。
從法律的特征看，法律是一種實踐理性，法律實踐具有明顯的專業性、地域性和區域性特征，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領域、不同的工作層次，法律實踐的樣態和需求都是不同的，所需要的人才的知識結構與背景也會存在很大差異。人們之間交往方式的不同，決定了法律問題的表現形式和法律爭議的解決方式也會有所不同。在北京、深圳、西安或拉薩，從事法律工作所需要的法律知識和能力側重點肯定是不同的;中央國家機關、基層黨政機關所需要的人才的知識側重也會有所不同;不同行業之間更是如此。沒有可能建立一個統一的教學模式，統一的教學模式也無法適應不同的法律實踐的需要。
從不同學校的角度看，各個學校人才培養的層次不同，學校類型不同，所處地理位置不同，當地人才需求不同，師資結構不同，教學資源與條件也存在很大差異，用一個統一的標準衡量不同的學校，不僅不能促進教學水平的提高，相反，還會抑制各校因地制宜地改進人才培養模式，迫使各校之間展開惡性競爭，甚至發展到弄虛作假的地步。正確的做法，應該是鼓勵各個學校，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包括對所培養人才的市場需求的判斷，決定自己的課程體系，探索相應的教學方式，選取教材和參考資料。由不同學校去嘗試法學教育改革的具體模式，在目前教育體制允許的范圍內，在不同地方教育主管部門的支持下，創新法治人才培養機制，或許可以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法治人才的培養道路。
教育領域，包括高等教育，亟待徹底打破高度集權的計劃管理模式。在中央已經明確提出創新法治人才培養機制的要求下，法學教育領域完全可以、也必須先行先試，認真貫徹十八屆四中全會的決定，將落實辦學自主權作為改革的重要內容，同時也可以為教育領域全面深化改革積累經驗。目前，全國已經有640多所高校開辦了法學專業教育，在校生人數五年前就超過了30萬，畢業生規模排在各專業的前10位，被公認為就業困難的專業之一。而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教育部就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將法學專業列為“國管”專業，即舉辦法學專業，必須經過教育部批準，各省沒有審批權限。然而，事實上，教育部也控制不住，之后，法學專業的辦學數量伴隨著高校擴招又有了巨大的增長。如果舉辦法學專業的高校數量這個純粹的行政問題，運用國家級的教育主管部門的行政手段都控制不住，遑論辦學質量和特色。
提高辦學質量，創新法治人才培養機制，必須將行政手段與市場機制結合起來，而且要以市場機制調節為主。要想做到這一點，就必須鼓勵高校充分發揮辦學自主權，調動高校創新法治人才培養機制的積極性，使高校無法繼續躺在統一的辦學模式上生存，而必須面向實際進行改革，從法治實踐中尋找人才培養的出路。所謂頂層設計與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必須調動兩個積極性。
學校之間的差別固然大，但是，不同的學校可以根據自身條件的不同，發揮自身優勢，針對法律實踐人才需求結構的不同情況，辦出自身特色。能夠滿足任何層次人才需求的辦學，都是好的、適當的。教育部一直希望推動地方院校舉辦應用型的大學專業，但由于教育資源分配體制沒有改變，各個高校依然把提高辦學層次作為衡量辦學水平的主要標準，這種局面不改變，法學教育就很難有所作為。
三
從衡量人才的標準看，中國正在從重文憑的時代走向重能力的時代。法學教育改革，需要把法治能力的培養而非法律知識的傳授擺放在法學教育的中心位置。
近年來，法學法律專業碩士、博士研究生報考人數似乎正在快速下降，2015年研究生招生入學考試需要調劑生源的學校、專業、人數都有不同程度的擴大，導師們普遍感到優秀生源在快速減少。個中緣由，一般認為是十多年來法學法律碩士、博士研究生招生單位持續擴大的結果。不可否認，這有一定的聯系。但是，這并不是唯一，甚至不是主要原因。根本原因依然在于法學教育與實踐之間的脫節。2007年，我在擔任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院長期間，為了提高學生培養質量、推薦畢業生，我與法律實務部門的朋友多次進行交流。他們普遍感到現在的學生動手能力太差，優秀學生太少。為此，2007年開始，我們曾經與廣東合盛律師事務所、西南政法大學廣東校友會合作，由廣東合盛律師事務所出資40萬，分三期，在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舉辦面向本科學生的實踐性教學實驗班，聘請法律實務部門、社會科學界的優秀專家和學者前來開課;大約相同時間，深圳一家富士康公司的子公司臺灣籍法務總監，苦于找不到企業所需要的優秀法務人才，特別是能夠在對外商務談判中既熟悉法律、又熟悉知識產權與外語的人才，自帶講義，要求給我們的學生免費開課，以便他從中培養和提前發現企業所需人才。可見，不是社會不需要法律人才，而是我們的培養機制出了問題，滿足不了市場需要。
現在，無論是本科生還是碩士生、博士生，總體上看，計劃畢業后從事法律實務的學生占絕大多數，這當然也是正常的。任何一個國家，法科學生畢業后主要去向都是法律實務部門。問題在于，如果我們的法學教育不能滿足學生從事法律實務的需要，如果不同層次的辦學，不能滿足不同層次的學習需要，學生為什么還要來高校學習呢?目前，即使不是所有學校，也是大多數學校，法科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普遍不高(文科專業多數存在類似情況)，逃課率比較高。很少有學生會自習專業課程，除了參加司法考試期間。很顯然，許多學生來大學學習，并不是因為需要獲得知識，而是需要這個法學學士、碩士、博士的文憑。許多學生考試前突擊背一下，就可以取得合格以上的成績。而且老師們通常也不愿意讓學生不及格，以免麻煩。有的碩士論文，學生只用一個星期就搞定了。以至于有的學校考慮，反正學生不認真，或者干脆取消碩士論文。
多年來，我們都是以文憑判斷人才的。文憑高，水平就高。而獲得文憑的方式，就是通過以法律知識為主的考試。然而，時代變了。現在，除了國家機關和高校等少數事業單位，法律實務部門，包括律師事務所、企業法務部門和研究機構，都逐漸開始淡化文憑，開始以能力為標準考核錄用人員。即使是在國家機關，經過短暫的一段依賴文憑選拔干部的時間之后，文憑也開始被淡化。加之中央開展了清理領導干部在職取得學位的工作，文憑的作用一定會削弱。況且，當辦學單位不斷增加，畢業生人數擴大，不再成為稀缺資源，一張文憑闖天下的時代也就一去不復返了。因此，適時地轉向以能力培養為主的人才培養模式，總體上看，是一個趨勢。
建立以法治能力培養為中心的人才培養機制，目前條件下，可以著重解決好以下問題：
首先，重置本科課程體系，擴大選修課。一所高校，辦學水平如何，往往取決于其能夠開設多少可供學生自主選擇的選修課。不同的學校，根據自身情況的不同，開設不同的選修課，也就解決了辦學特色問題。這也是學分制的根本要求。選修課的擴大，所需要的課時，可以從壓縮必修課中獲得。目前，法學專業總學分基本都在160學分上下，其中公共課約占50個學分，必修課(學科基礎課和專業必修課)約占70個學分，選修課20個學分以內，實踐教學環節20個學分左右(包括集中實習、畢業論文寫作、軍訓、公益勞動等)。若公共課課時暫時無法調整，可以先行大幅度壓縮主干核心課程，除了保留20個學分左右的必要的基礎理論課程作為必修課，其他課程可以從必修課中去除。說點可能得罪人的話，例如刑法、民法、訴訟法、憲法、行政法等，均屬于專業課程，目前列為主干課，不僅不利于教學和專業發展，相反，還限制了發展。這些課程，包含著豐富的內容，分別作為一門主干核心課程，但由于課時的限制，內容無法展開，達不到教學目的。如果作為選修課，可以細分為多門課程，總學分大幅度增加，供有興趣的學生深化學習，無論對專業發展，還是對老師學生，效果都會更好。
其次，改革本科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突出法律方法與法律思維的教學內容和教學環節。一方面，增加有關法律方法、法律職業素質培養的教學內容，如法律方法是歐美國家法學教育最普遍的基礎課程，法律職業倫理是我國法律職業者的基本要求，這兩門課程可以考慮列為必修課。另一方面，改革各部門法專業課的教學方法，加大學生課外閱讀書目的考核要求，把大班上課與小班討論相結合，提高學生分析和解決疑難問題的動手能力。大班上課重點解決疑難問題，其他內容由學生課外閱讀解決，課外閱讀的進度，由小班討論督促，參加小班討論的學生必須提交書面閱讀報告。小班課由年輕教師與校外聘請的法律實務部門專家(例如來自雙千計劃的人員)共同指導。考試可采取開卷方式，以分析和解決問題為主。改革所需要的經費，隨著學校教學經費的投入不斷增加，應該是不成問題的。相信教育主管部門也可以從本科教學質量工程建設經費等專項經費中提供。
最后，做好本科、碩士、博士學習階段的銜接工作。目前，除了論文要求的不同，各個層次的學生，在教學內容方面，并沒有明顯區別，完全取決于導師的責任心。實際上，這三個層次的學習是相互銜接的，其中，碩士階段是關鍵。我們有關法學碩士與法律碩士的劃分，是在我國特殊的法學教育歷史背景下形成的，特別是所謂法本法碩與非法本法碩的劃分。碩士階段本來是下一階段的準備階段，選擇從事實務工作的學生，可以在碩士階段選擇一些與自己將要從事的工作相關的課程進行學習，以方便自己快速進入工作狀態。這也就是在美國許多法律工作者擁有多個碩士學位的原因，他們在每次轉換工作崗位之前，都可以選擇一個新的碩士學位學習，以熟悉新的崗位。從學校學院的角度看，也可以根據法律實踐的需要，靈活設置相關專業方向的研究生課程，招收學生進行培養;選擇從事學術研究的學生，也將在碩士階段通過相關的課程學習，為博士研究生學習，打好基礎;而導師則可以在學生碩士階段充分考查學生是否具備從事博士階段研究工作的能力。總之，我們需要在學士、碩士、博士的學業能力之間劃出一條清晰的界線，不同階段，應該具有不同的能力要求，使學習者可以通過學習，切實具備承擔不同工作的能力。
以上三個問題的解決，涉及教育主管部門、學校、學院和教師、學生各個方面，也要求對各個教學環節進行改革。從目前情況看，如果認識是統一的，應該是可以做得到的。
綜上所述，我國法學教育目前面臨改革的大好時機，應該抓住歷史機遇，促進法學教育完成面向法律實踐、面向法治能力培養的多元化開放的辦學方向的轉變，形成高校之間辦學能力的良性競爭，以適應我國法律職業發展的趨勢，最大限度地提高法科學生在未來的工作能力和領導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