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國學術的起源和早期發展的一些問題，歷來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這個爭論可以追溯到很早，不過它真正成為一個學術界的重大問題并引起爭論，以我個人的看法，是在清代中葉后。為什么在清中葉以后?大家知道，在清中葉以后，逐漸興起一個叫“今文經學”的學派，今文經學學派的一個很突出的特點，就是他們為尊孔起見，說中國學術的主要來源是從孔子開始的。在孔子以前，是“萬古如長夜”，沒有學術。所以從推尊孔子出發，今文經學派更多地把孔子以前的學術傳統，越來越加以貶低，越來越加以淡化，甚至于否定。這個發展趨勢從今文經學興起之后越來越強化。強化到最極端的例子，我想在座的老師同學都是很熟悉的，就是四川井研的廖平，即廖季平。廖季平先生跟我們湖南有很大關系，大家知道，他出身于四川的尊經書院，受業于王闿運，王闿運是一位今文經學家，可是王闿運先生沒有他這樣的觀點。到了廖季平先生，他的經學有六變，越變孔子的地位就越高，越變孔子以前的學問就越少，到了最后，他居然提出中國漢字是孔子造的，孔子以前是沒有漢字的，孔子以前的字可能和西方的字一樣，是橫著寫的，到孔子出來之后，孔子造了六書，造了漢字，中國才有了文化。我想這一點，已經將中國學術的源起問題講得特別極端了，這個論點和我們歷史上傳統的觀點是完全不同的，比如孟子就說過孔子是“集大成”者，什么叫“集大成”，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總結前人。孔子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是繼往而開來，他開辟了一個新的時代，同時他也總結了過去。這與廖季平先生講的，恐怕就完全相反了。如果什么都從孔子開始，那還叫什么“集大成”?也不能叫他“大成至圣先師”了。
一
古書里說得很清楚，在孔子以前有一個很長的學術傳統。我們以前讀書的人總要讀《漢書·藝文志》，《漢書·藝文志》講“諸子出于王官”，諸子都是從王官而來。再看其他史書里面，關于孔子以前有很長的學術文化傳統這一點沒有懷疑。比如今天我們坐在書院這里，書院是怎么來的呢?我想根本是從孔子杏壇講學而來，這就是書院的一個模型。后人根據孔子講學設計一個制度，建立書院。可是書院還有另外一個學習的模型，就是中國自上古以來的學校制度。書院是和上古的學校制度不同的，它一方面參考了上古的學校制度，同時又考慮到自孔子以及七十二賢以來的講學制度，由此形成了書院。我在岳麓書院說這種話是班門弄斧了，這里是中國書院史研究的中心了。可是中國的學校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呢?這在古書上是說得很清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禮記》中的《文王世子》，它講在唐虞的時候就有了學校，叫“成均”，現在韓國還有“成均館大學”，為什么叫“成均”呢，也沒有一個很合理的說法。近代以來大家都說古書未必可信，是后人的說法，不一定可靠。我想最好的發現就是我們終于在甲骨文里發現了“太學”，“太學”在殷墟小屯南地甲骨里就有了。這是非常重大的發現。不要看只有兩個字，它很確切地證明了至少在商代的晚期已經有了太學。我們中國的大學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在我看來一直可以追溯到西漢的太學，并由此再追溯到商代。
2005年的時候，我們發現了一件西周初年的青銅器，是一件方鼎，叫“榮仲方鼎”。這件方鼎上有銘文，很清楚地告訴我們當時學校的情況。最近我才知道榮仲方鼎不是一件，還有一件，銘文是一樣的，不過第二件花紋比較清楚。鼎的時代是西周成康時期的，我把銘文寫一下:
王作榮仲序，在十月又二月生霸吉庚寅，子加榮仲錫庸(?)一、牲大牢。已巳，榮仲速內(芮)伯、(胡)侯子，子錫白金(鈞)，用作父丁彝。史。
先看“王作榮仲序”，“序”就是學校，這個字大家有點疑問，有人說念“宮”，其實甲骨文中的“宮”從來沒有這么寫，這是個“序”字。要是它念成“宮”，整個銘文都讀不懂了，念成“序”就懂了。而且我們有證明，過去著錄有執尊、執，也提到“序”，賞賜的兩種東西中，大家肯定猜不到，是筆。一般的賞賜有賞筆的嗎?因為是學校，所以就賞筆。這個“筆”字不是我釋讀的，其他先生早已釋讀過了。“王作榮仲序”，“榮仲”是學校的主持人。在十月又二月，就是十二月。因為是王作序，所以這個“子”一定是王子，“加”即“嘉”，就是獎，獎給榮仲什么東西，我猜想“庸”就是一件銅鐘，還有太牢。下面已巳那天，榮仲又請(“速”就是“請”，“不速之客”就是不請之客)芮國、胡國兩位侯伯的孩子入學。芮國見于《尚書·顧命》。
從這個例子，大家就看到當時確實有學校，這里講的制度，都是和禮書的記載相接近的。我們從這些方面可以看到在商代、西周初年的時候，有相當好的學校制度，這種學校培養“國子”，北京現在還有“國子監”。這種學校的教學內容為《詩》、《書》、禮、樂，必然包括學術的成分，所以我們中國的學術早在商周時代就已經形成了一個明顯的傳統，并且和教育結合起來。這一點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如果說孔子是“集大成”，那么孔子以前的傳統究竟是怎樣的?比如說孔子以前有沒有著作遺留下來，我們當然說有，這個沒有問題，比如說《詩》，有很多篇都是在孔子以前的，還有《尚書》，同樣很多都是孔子以前的。我知道最近有好幾位博士生是寫《逸周書》的，《逸周書》里有相當大的部分是孔子以前的，不是全部，但肯定有相當大的部分，比我們想象的多，里面有些東西很明顯是西周的，比如說《世俘》、《商誓》等等，可以舉出六七篇，有些是西周直接流傳下來的，有些經過了改編，但包含有西周的內容，這是沒有問題的。作為《逸周書》主體的一大部分，也應該是如此，有一些篇在先秦的文獻里都引了，如果你不否定這些先秦文獻的話，你就得承認。比如說《左傳》襄公十一年，晉悼公的臣子魏絳所引《書》“居安思危”，引的就是《逸周書》的《程典》篇。還有《戰國策》的《楚策》，虞卿和春申君的談話。春申君黃歇，大家都知道，那是戰國末年的人，虞卿這個人在史料里記載他是傳《左傳》的，他的著作有《虞氏春秋》。虞卿引《春秋》一段話說:“臣聞之《春秋》，于安思危……”，就是《左傳》襄公十一年里魏絳所引。過去康有為等連《左傳》都不相信，今天沒有人不相信《左傳》，因為今天許多發掘材料都證明《左傳》是正確的。例如淅川出土青銅器記楚令尹王子午，字子庚，這只在《左傳》才有，除了《左傳》，去哪里查王子午字子庚呢，所以它是可信的。
這里給了我們一個很大的思考的余地。我們很少有人很好地研究《左傳》、《國語》里面春秋時代的學術。春秋時代對于《詩》、《書》、禮、樂的解釋是怎么樣的，其實在《左傳》、《國語》里有很多。我們通常所講的《周易》，《文言》的頭幾句就來自《左傳》。這些到底講的是什么，春秋時代人的學術世界是怎樣的，不是沒有，而是我們沒有研究。
二
在座的各位請允許我插入一個話題，這里面涉及我們對于古代文獻論證上的一個理論問題，我最近讀到張京華博士的一篇論文，發表在《中國圖書評論》2008年第2期，題目叫《顧頡剛難題》，他提出一個如何研究古代文獻的問題，非常有意思。文中引到顧頡剛先生在讀書筆記里面的一段話，顧先生說:“今人恒謂某書上某點已證明其為事實，以此本書別點縱未得證明，亦可由此一點而推知其為事實”。這里指的是誰呢，張京華博士說是指王國維，王國維《古史新證》里面有這樣的說法。下面顧先生說:“言下好像只要有一點真便可證為全部真。其實，任何謬妄之書亦必有幾點是事實。《封神榜》背謬史實之處占百分之九十九，然其中商王紂、微子、比干、周文、武等人物與其結果亦皆與史相合。今本《竹書紀年》偽書也，而其搜輯古本《紀年》亦略備，豈可因一部分之真而證實其為全部真耶!”這就好像我們剛才討論的《逸周書》一樣，有幾句你可以證明它們是春秋時候就有的，那么你能證明其余也是春秋時候就有的嗎?其實這個道理，我想大家一想就明白，我們對于任何史料，包括近現代的史料，要求證明它的所有內容為真，這是做不到的，根本就做不到。包括近現代史的所有史料，都不能要求將所有各點證明為真。那么我們怎么說一個史料是可信的呢，我們得看里面的內容，比方說我們能夠證明里面有些點是特別好的，確實是真的，這就可以增加其他各點的可信性。史料不是只用真假來判斷，而是有可信性高低的問題。沒有任何記錄是十全十美的，任何一個史書也不能說什么都是真的。特別是古代，有這樣的東西嗎?沒有的。古人編一個年譜，好多地方都能證明它不對，可是你不能否認這個整體，問題是它的可信性有多大，我們能證明一個古代文獻中有一點為真，那么各點的可信性就會增加，如果我們證明三點為真，就比那一點為真的可信性又大大地增加。應當從量的方面看這個問題，而不能簡單地用二分法來講這個問題。不知我說這話對不對，如果錯了，各位可以群起而攻之。
我們再回到學術史，剛才談到了商、西周，關于孔子以前的西周那段古遠的時代，要求我們拿出太多史料來，這是做不到的，哪有那么多材料啊?如果有夠多的材料的話，就用不著來討論了。從能夠得到的信息，我們看到孔子學術傳統的久遠與深厚。過些年我們岳麓書院也將成為出土簡帛文獻的研究中心了，我相信岳麓書院這一方面的發展會非常迅速，很快會成為全國與世界簡帛研究的最重要的學術中心之一，這是沒有問題的。而這些年里，我們發現的出土的戰國秦漢的材料有一點對這個問題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已經能夠證明戰國時代的人承認有六經，這一點特別重要。
如果我們回顧一下晚清以來的學術史，就會覺得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有些問題似乎已經成為定論了，比如說漢代只有五經，因此就認為先秦的時候只有五經而沒有六經，雖然六經之說見于《莊子·天運篇》等。漢代人為什么說只有五經而沒有六經呢?因為《樂經》已亡，所以只剩下五經了。更有人說古時從來沒有經。我們現在證明，當時確實有六經，而且《樂經》也應該有文字。近年發現的郭店楚簡，兩處都有《詩》、《書》、《禮》、《樂》、《易》、《春秋》，次序和《莊子》完全一樣，時代也和《莊子》一樣，郭店簡在公元前300年再加一點，當然《莊子·天運篇》不是莊子本人寫的，可能是他的弟子寫的，可是也差不多，那個時候中國已認為有六經了。
馮友蘭先生把中國的學術史分為子學時代和經學時代，我個人不太贊成。這樣說法認為先秦沒有經學，先秦經典沒有得到一個受尊敬、崇敬的地位。其實，那時對六經的引用不僅僅是儒家，其他各家包括特別不喜歡儒家的人也在引用，像墨子，像莊子、像法家，實際上六經已是當時的基礎教材。
這也是中國學術源起的重要一點。《詩》、《書》、《禮》、《樂》、《易》、《春秋》從來就屬于主要的教本。為什么要特別講這個呢?因為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特別是一些清代的學者，他們主張:《詩》、《書》、《禮》、《樂》是沒問題的，《易》、《春秋》很晚才進入經的范圍。我們不說《易》、《春秋》進入經的時間一定和《詩》、《書》、《禮》、《樂》一樣早，可是不會是像很多人說的那么晚。因為他們認為《易》、《春秋》之所以進入“經”，是因為孔子，因為孔子晚年好《易》，孔子修《春秋》，后來《易》、《春秋》才成為經。這種說法現在非常普遍。《易》、《春秋》當時是不是具有和《詩》、《書》、《禮》、《樂》完全平等的地位,我們還可以討論，至少它們已經逐漸地走向那個方向，那個趨勢在春秋時代已是如此。這一點特別要注意。
我們把這個問題接著討論一下。《春秋》比較容易討論，因為大家都知道《春秋》在很早的時候就作為教材了。我必須說明，《春秋》是個大名，不是儒史的專名。這個例子很多。問題出在哪呢?因為過去的人最喜歡、最經常讀的是《四書》。《四書》里《孟子·離婁》說:“《詩》亡然后《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這給人一個印象，晉國的史書叫《乘》，楚國的史書叫《梼杌》，魯國的史書叫《春秋》。這當然是對的，是這么回事。可是這不等于說《春秋》只有魯國叫《春秋》，這個觀點是不正確的。其實在《注疏》里面已經講清楚了，當時的史書一般都叫《春秋》。只是魯國就叫《春秋》，沒有加個名，而晉國、楚國自己加了個名。至于為什么那個叫《乘》，為什么這個叫《梼杌》?到今天也沒人能講懂，講不明白。《春秋》乃是大名。為什么呢?因為我們讀《墨子》，《墨子》里面就講清楚了，不但有魯國《春秋》，而且還有周的《春秋》、燕國的《春秋》、宋國的《春秋》、齊國的《春秋》。你不能說魯國的才叫《春秋》。《春秋》就是大共名。我們看《國語》，在《晉語》與《楚語》里面都有晉國人和楚國人講到歷史教育。在《晉語》里面有一個晉國的司馬侯就說:“教之《春秋》，以感動其心”。他教的《春秋》當然不是魯國的《春秋》，特別不是孔子寫的，那時孔子還沒有出現。楚國的申叔時也是這樣，大家知道楚莊王為太子找老師，老師去問申叔時，申叔時也說“教之以《春秋》，而為之聳善抑惡焉。”“聳善抑惡”是史的作用，就好像孔子說史有褒貶一樣。不管是晉國的教育還是楚國的教育都要用《春秋》，這是沒有問題的。
當然，大家都知道在《左傳》昭公的時候晉國的韓起，就是韓宣子，在魯國“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就說:“周禮盡在魯矣”。《易象》不會就是《易》的經文。有人說《易象》就是《周易》，那這話就等于說晉國就沒有《周易》，如果晉國有《周易》，那他又何必驚嘆?在《左傳》、《國語》里面晉國用《周易》占卜的事好多，他怎么會沒有《周易》呢?這一說法本身就不對。所以《易象》這本書，一定是一本講易象的，類似《易傳》的書，它是講《易》的象，而不是《周易》經文本身。這就看到了當時在魯國已經有一種易學。這種易學的存在在《左傳》中很多，后來就吸收到孔門的《易傳》中間。這些都是早于孔子之前的易學。“《魯春秋》”，這說得很對，魯史不是周、燕、宋、齊的《春秋》，而是魯《春秋》。韓起一看到這個，就說“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他明白周王朝成功的道理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當時不是沒有學術，而是有很多的學術，而且學術是在六經。《詩》、《書》、《禮》、《樂》為主，《易》、《春秋》后來也成為重要的學術，這是當時的學術傳統與教育。孔子對六經都有所述作，在這個基礎上，孔子是“集大成”者。
我們說這樣的話，并不是要否定孔子的作用。“孔子修《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因為孔子修《春秋》，里面有所褒貶，帶有他的道德、政治、倫理的原則，跟原來不同。這樣的“微言大義”，是不是都像《公羊》、《谷梁》講的那樣，我們還可以討論，可是無論如何它是有的，這點是不會錯的，所以，孔子對于這方面，作出了最重要的貢獻。孔子本人是不是作《易傳》，我們不知道，但《易傳》一定作于孔門，這是沒有問題的，而且里面包括了很多孔子關于《易》的討論。如果有些人不信這些，那么現在我們在上博的竹簡里面發現了《詩論》，看下孔子怎么講詩。孔子講詩確乎有“微言大義”，這是沒有問題的。可以看出里面的一些觀點，跟后來從《毛傳》看到的有些很不相同，有些地方還很開明，很特別。你就可以看到，當時孔子確實是講了，因為《詩論》的內容，唯一的可能是弟子的筆記，肯定是孔子當時講的，不是后人編造的，想編也編不了。它就是一個筆記，孔子講《詩》的筆記。從《詩論》里還可得出一個非常重要的看法，大家知道《詩論》整理的時候，有一個想法:《詩論》是不是可以證明有很多的佚詩?結果證明當時孔子用的《詩經》跟現在本子基本一樣，沒有什么大的差別。當然文字是不一樣，這個不奇怪。那么這樣就可以看到，自古以來中國有一個經學的傳統，孔子就是研究經的，你能說他不是經學家嗎?如果說當時沒有經學，是成問題的，所以說中國的經學和子學從來是并行的，經是更早形成的，經以外各家就是“子”啦，包括儒家也在內。這樣就看到中國學術確實是源遠流長。
三
我們還應該特別談談《周易》。近些年我們有些發現，證明《周易》不是晚出的。這方面我們做過很多的討論。《周易》這本書的時代問題是個很大的問題。我個人有一本小書叫《周易溯源》，試圖在不涉及其思想內容的情況下，從文獻學、考古學的角度來看《周易》這本書，包括它的《經》、《傳》部分是什么時候形成的。結論平淡無奇，就是證明它是很早的，《易傳》也比較早。《周易》經文我個人意見就是像《系辭》說的:“《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當文王與紂之事”。那么，有什么材料可以證明這個問題呢?
我過去曾經提出一個材料:北宋的時候在湖北孝感出土的中方鼎。中方鼎銘末有筮數，將它轉化為易卦之后，正好說明銘文的內容，但這畢竟是個推論。前些時候，在陜西西安長安縣西仁村出土了兩個陶拍子，上面刻的卦數我覺得足以證明《周易》的年代了。我在這里給大家說一下。
什么叫陶拍子?在座有考古專家，都知道古代陶器是盤制，拿泥條盤起來，擱在陶鈞上轉，轉的時候，得搓它、弄它。陶器表面上有時候要做成紋飾，就找一個東西來拍它，拍出紋飾來，這個工具就是陶拍子。陶拍子其實也是陶的，就像一個蘑菇形的東西。
長安西仁村這一帶是西周陶窯遺址，關于陶拍子的簡報發表在《文物》2002年第11期上，有兩件，都是采集來的，是西周中期的東西。一件上有四個筮數，四個卦都是很清楚的，一個是《師》卦，一個是《比》卦，一個是《小畜》卦，一個是《履》卦。這就是四個卦，一個陶拍子有四個卦。另一個陶拍子有兩個筮數，一個是《既濟》卦，一個是《未濟》卦。大家要知道這六個卦分成兩組，這可不是簡單的事情。因為大家知道，《師》、《比》、《小畜》、《履》是《周易》上經第七、八、九、十卦;《既濟》、《未濟》是《周易》下經的第六十三、六十四卦。每兩個卦是互倒的，把它們刻在一起決不是偶然的，這和《周易》經文的卦序一樣。我們可以暢想一下，當時可能有精通易道的賢人，遭了難，給抓起來燒窯，他就刻了這些東西，是不是有這個可能呢?無論如何，從卦序等方面看，這證明當時不但是有經文，而且還有易學。
這些例子使我們看到一個什么問題呢?在孔子以前，不光是《詩》、《書》、《禮》、《樂》，甚至是《易》、《春秋》，都已經有了相當深厚的基礎，而孔子以他的天作之才，集其大成，在各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開創私人講學，所以說他是“集大成”者。
最后，我想用幾分鐘把我最近寫的小文，也是我的想法跟大家討論一下。我寫了一篇文章叫作《孔子之言性與天道》，印在曲阜師大編印的《孔子文化研究》上。在《論語·公冶長》中有這樣一段話:“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有人據此說孔子是不談“性與天道”的，像孔子的高徒子貢都聽不到孔子講“性與天道”，可見孔子整天談的都是政治、道德之類，不言“性與天道”。
我認為這完全是誤解。為什么呢?現在我們知道孔子不但談“性與天道”，而且談得很多。馬王堆帛書里面的《易傳》、《二三子問》等都是講“性與天道”的，新發現的《詩論》中談“性”、“命”的也不少。我寫這個文章的時候特別引用了吉林大學金景芳先生的說法。金景芳先生已經過世了，他整整活了九十九周歲，論虛歲，就是百歲的學者。他說這段話不是說孔子不講“性與天道”，而是說“性與天道”是一個很難了解的問題，即便是子貢都以“不可得而聞也”興嘆。這就對了，這段話說明了什么呢?“性與天道”是很難了解的，子貢嘆息孔子講的有些他聽不懂，他是客氣的。最有意思的是，我們在馬王堆帛書里看到了子貢跟孔子之間關于《易》的談話，他們談的就是“性與天道”。
“不可得而聞也”的意思，按我個人的理解，不是說聽不見。古代的語言里面“聽”和“聞”，“視”和“見”不一樣，意思不同，層次也不同。我們說“聽而不聞，視而不見”。“視而不見”不是說沒有眼睛，或者是瞎了，或者眼花了，而是看了而沒有辨別它。“聽而不聞”，從耳朵來說可以聽見，但從心里頭理解才能叫作“聞”，所以“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子貢的謙辭，說孔子關于“性與天道”之論深奧微妙，他自己也不懂。孔子實際是講“性與天道”的，把孔子說成不言“性與天道”，這種解釋是對孔子的根本貶低。郭店楚簡《性自命出》一篇就是專門講“性與天道”的，如果說這些不是儒門的，跟孔子沒有關系，那就完全錯了。
今天我講的基本內容就是這么一個思想，孔子正是孟子所講的“集大成”者。中國的學術淵源在前頭是長得很，孔子是在前人的基礎上才有他的創造性的、根本性的新發展，是承前而啟后。我講的就是這些，謝謝。
演講人簡介：李學勤，1933年生于北京，就讀于清華大學哲學系。現任清華大學教授、國際漢學研究所所長，“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組長、首席科學家，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評議組組長。主要著作有《殷代地理簡論》(1959)、《走出疑古時代》(1995)、《古文獻叢論》(1996)、《四海尋珍》(1998)、《夏商周年代學札記》(1999)、《重寫學術史》(2001)、《中國古代文明研究》(2005)等20余部及學術論文約500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