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參加一次同學聚會。席間，在校任教的同學免不了會談起誰又出了新著，誰又在核心期刊發了文章。有同學問我，你們法官平日會讀法學期刊上的文章嗎？我答，工作忙，最多讀些名家新作。同學感嘆，如果中國法院的判決書也像美國一樣，可以引用法學期刊上的觀點，或許就能帶動法官對學術進展的關注了。對這一說法，我卻持懷疑態度，因為法學期刊對美國法官的影響力，其實也是逐年走低的。
在美國，法學期刊一般分為兩類。一類為法律評論，由學生自行編輯、管理，如1887年創刊的《哈佛法律評論》；一類為專家法律刊物，由教授、法官或律師主辦，如芝加哥大學法學院主辦的《法學研究雜志》�？蓜e小看了學生刊物，歷年學術引用率最高的法學期刊，絕大部分是各類法律評論。對學者來說，除了被同行關注，發在法律評論上的文章如果能被聯邦法院法官，甚至是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判決意見引用，絕對是件值得自豪的事。
早期，大法官也的確很給學者面子。從1981到1983年，聯邦最高法院作出的551個判決中，引用法律評論文章多達760次，可見大法官與學者的“親密”程度。之所以如此，法律評論上的文章質量較高是一個因素，此外，許多大法官的法官助理，在校時都做過法律評論編輯，他們協助起草判決意見時，當然樂意參考或引用“老東家”上的文章。
但是，最近幾十年，聯邦法官對法律評論的態度卻明顯轉淡。2008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在1970年代，聯邦法院的判決意見至少引用過4410次《哈佛法學評論》上的文章。而在1990年代，引用數量已經跌落到1956次。最近10年就更少了：937次。其它核心法律評論的遭遇，也與之相似。必須指出的是，30多年來，聯邦法院的案件數量可是一直處于激增狀態的，可見，法官對法學期刊的態度確實逐漸疏離。聯邦第二巡回上訴法院的首席法官丹尼斯·G. 雅各布斯干脆這么“評論”法律評論，我們“沒人談論它們，也沒人依靠它們�！�
法官為什么疏遠法學期刊？最近，美國本杰明?卡多佐法學院的師生就此話題，專門對部分聯邦法官進行了訪談。許多法官指出，當代法律評論上的文章，選題越來越側重于理論法學，應用法學類的文章越來越少，很少有人關注成文法的解釋或具體判例。許多學者的語言也越來越晦澀難懂，還喜歡生造一些冷僻術語，仿佛不這么做，就無法顯示自己的水平。也難怪羅伯特·D. 薩克法官在訪談中說，法官現在引用學術文章，就像“醉漢喜歡路燈柱”，更多是為尋找論據，而非深入闡述，因為學術文章根本無法對法官提供智識上的幫助。這位法官認為：“學者們要想改變世界，怎么著也得先成為世界的一部分吧�！�
事實上，著名法官理查德·波斯納也注意到了這一傾向，他在新著《法官如何思考》中提到，現在的學者多少有點兒“勢利眼”，只關注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觀點，對下級法院法官的審判實踐卻不大上心，令下級法院法官們頗為不爽。不像半個多世紀之前，學者們更多是與本杰明?卡多佐、勒尼德?漢德等下級法院法官緊密合作，研究的也主要是初審法院、上訴法院面臨的實際問題。學者不關注下級法院法官，后者自然對學者的研究也不待見。在法官心目中，更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吸引同事贊同本人的觀點，從而使自己成為多數方，或者說，令判決得到上級法院法官的肯定，他們才不在乎學者們怎么評判某一判決呢，更何況，許多批評本身也并不在點子上。
法官疏離學術期刊的現狀，在中國是否存在呢？早些年，法官們想讀法學期刊，還得到大學資料室或圖書館借閱，隨著法院硬件建設這些年的發展，許多法院現在都有了自己的圖書館，最高人民法院不但擁有兩個圖書館，還購買了Lexis 與Westlaw數據庫，算是與國際接了軌。但是，據我了解，常讀法學期刊上學術文章的法官，數量確實不多。
導致這一現象的成因，部分是與美國類似的，如法學期刊上許多文章文風太過晦澀，大詞太多，過多注重形而上的討論，與審判實踐關系不大。但更大的問題，其實有中國的本土特色，比如，低水平的重復太多，方法論上沒有新意。某個話題一旦成為熱點，各種觀點頓時蜂擁而上，但無非是“問題——分析——對策”式的粗淺論證，許多文章的水平，還不如法院內部的調研報告。前段時間，我們想做一項研究，曾從期刊網上下載過近百篇同一主題的文章，但令我們驚訝的是，居然沒有一篇文章能夠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意見。
除了做研究，許多法官檢索學術期刊，是為解決審判實踐中遇到的疑難問題。但嚴格意義上講，不少文章在討論“如何解決問題”時的論證邏輯是存在問題的，充斥著“因為德國法院這么判，日本學者這么認為，所以我們應當這么判”之類的思維定勢。比較研究固然重要，但如果形成固定的分析模式，甚至令邏輯、結論都脫離中國語境，顯然會令嵌入“中國問題”的法官們產生反感。
學術期刊之所以存在上述問題，與高�，F行的學術評估機制，及司法機關、學者間的互動關系都是有關聯的。馮象先生曾在給《北大法律評論》編輯們的一封信中說過，學刊的目的，是為了“訓練學者、團結同道、增進學術”，還有一個就是“反抗現行評級體制，捍衛學術尊嚴”。對此論斷，筆者十分贊同，如果學術期刊要靠收取“版面費”維持生存，學術完全成了量化評估，那法學研究將永遠走不出“低水平重復”的怪圈。另一方面，學術不是陽春白雪，審判也非下里巴人，法官與學者，都屬“法律職業共同體”中的一員，確實有必要通過各種交流與合作，真正形成良性互動。換句話說，如果我們的司法事務更公開，判例公布更及時，學者獲取資訊、了解實踐的渠道更廣闊，相信也會有更多令廣大法官受益的學術產品出現在法學期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