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偶像》與九位大法官
“哪位朋友可以說出照片上所有大法官的姓名，我可以送他一本新書。”2013年1月26日，我在北京單向街書店參加一次以“律政劇、法律翻譯和司法文化”為主題的講座。開場時，為了活躍氣氛，我亮出美國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最新一張“全家福”，并向現場上百位聽眾發問。意外的是，居然有不少人舉手搶答。“羅伯茨、斯卡利亞、肯尼迪、托馬斯、金斯伯格、布雷耶、阿利托……嗯……索托馬約爾，還有卡根！”雖然答得有些磕磕巴巴，前排一位女孩還是準確說出了每位大法官的名字。
美國人要是目睹上述場景，肯定會覺得奇怪。因為根據2011年一項民意調查，55%的美國人連一位大法官的名字都說不出，32%的人不知道最高法院是干什么的，相反，65%的人卻可以完整說出選秀節目《美國偶像》三名評委的名字。這一結果，與全美中小學公民教育萎縮有很大關系，也令眾多有識之士憂心忡忡。
相比之下，中國民眾對聯邦最高法院的興趣，倒是在緩步升溫。從2008年的“特區禁槍案”到2013年的“同性戀婚姻案”，美國最高法院審理的幾起重要案件，都成為中國媒體熱議的話題。一些經典名案甚至著名判詞，也逐步為人所知。2012年初，國內某位卷入“代筆之爭”的公眾人物欲提起名譽侵權之訴，無論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都將1964年的“《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判決作為論辯依據。某些網站肆意刪帖時，網民們也會引用威廉·布倫南大法官主筆的“沙利文案”判詞：“對公共事務的討論應當不受抑制、充滿活力并廣泛公開。”
法政圖書與文化傳播
從陌生到熟悉，是一個漸變的過程。上世紀80年代，隨著國門打開，與美國最高法院及大法官有關的譯著，陸續進入國人視野。較著名的，有《美國最高法院內幕》、《法官與總統：一部任命最高法院法官的政治史》等。進入上世紀90年代，經過眾多法律學者的普及傳播，人們開始對美國的司法制度與經典判例有了更加具體的認識。
然而，在最高法院文化傳播方面居功至偉的，卻不是法律人。由1996年的《歷史深處的憂慮》起步，林達女士的“近距離看美國”系列，從憲政和法律切入，通過介紹諸多案例，全面展示了美國的政治架構、公民文化和司法議題。任東來先生和他的研究團隊則更進一步，在2004年推出《美國憲政歷程：影響美國的25個司法大案》一書，從最高法院的建立，一直講到2000年的“布什訴戈爾案”。這本書資料翔實、寫法生動，引起很大的社會反響。遺憾的是，東來先生今年5月因病逝世，未能實現他深入推介憲政文化的宏愿，實在令人痛惜。
2007年之后，介紹聯邦最高法院及大法官的圖書種類更加豐富、視角更為多元。《九人：美國最高法院風云》（以下簡稱《九人》）首度揭示了大法官內部的意識形態之爭。《黑衣人》從保守派視角，解讀了最高法院近些年的所作所為。《批評官員的尺度》和《吉迪恩的號角》則從經典個案切入，贊頌了最高法院在維護言論自由、保障刑事人權上的努力。近十年來，卡多佐、霍姆斯、哈倫、布萊克、布萊克門、斯蒂文斯、倫奎斯特、斯卡利亞、奧康納、蘇特、布雷耶等知名大法官的著作或傳記，已陸續與中國讀者見面。“美國法律文庫”、“上海三聯法學文庫”和“社會思想譯叢”中，也包含許多與最高法院有關的杰出作品。
至少從目前情況來看，讀者們對這類圖書的興趣有增無減，還未進入“審美疲勞”狀態。這種興趣增長，既是受律政劇等法政文化廣泛傳播的影響，與近年國內熱點事件多與司法個案相關也有很大關系。
是否存在“司法至上”
經過各路學者的引介和傳播，國人對聯邦最高法院的認識大致如下：它與國會、總統并列，是構成美國聯邦政府的三權之一。九位大法官由總統提名，參議院審議確認方可任命。大法官一經任命，終身任職，任何機構和個人不得隨意撤換。由于在“馬伯里訴麥迪遜案”中爭得“司法審查權”這一重磅武器，大法官們可以解釋憲法，據此推翻國會立法或總統決策。兩百多年來，最高法院曾是保守堡壘，竭力抵制經濟改革；也做過民權先鋒，主動推動社會發展。無論歲月如何變遷，最高法院始終是憲法的忠實守護者，深受廣大美國人民信賴。
上述認識，有制度上的客觀描述，也有流于簡單的美好想象。例如，身邊不少朋友就認為，大法官們有絕對的權威，是最后的決斷者，美國是“九個人統治的國度”。還有朋友喜歡引用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的名言：“在美國，幾乎所有政治問題遲早都要變成司法問題。”甚至提出，美國的一切政治、經濟和文化爭議，最終都可以拿到最高法院審理，由大法官說了算，并認為這種“司法至上”是法治的最高境界。當然，也有人不這么看。有朋友讀完《九人》后，感嘆“美國大法官原來也要講政治，自由派支持民主黨，保守派支持共和黨，審判只是走過場”，甚至得出美國最高法院也是“政治化”法院的結論。
上述看法，有誤讀的成分，也有因對當下現實不滿，而對異邦制度生出的美好想象。這種想象，可以理解為一種善意的期許。但是，如果司法改革者也按照想象中的圖景進行頂層設計，甚至考慮制度移植，結果卻可能適得其反。
2012年4月，斯蒂芬·布雷耶大法官訪華時，我曾就美國是否的確存在“司法至上”這一問題向他求教。他回答，在美國，政府的行政分支和立法分支屬于政治分支，因為他們由人民選舉產生，目的是為公共事務做決策。而制憲者設置司法分支，不是為了讓它成為反映多數人意志的工具，因此，不能把法院看做政治機構。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最高法院向來認為，政治問題應該交給政治分支解決，法院不受理也不解決政治問題。例如，關于國會的選區劃分爭議，早期的最高法院就以這是政治問題為由拒絕介入。另外，最高法院既不掌握軍權，也不把控財權，是“最不危險的部門”，如果介入政治過深，判決執行不力，反會降低司法權威。
布雷耶提出，最高法院應該有所為、有所不為，與其他政府部門維持堅實有力、切實可行的工作關系，在決定是否受理案件或作出判決時，要充分考慮其他部門的憲法職能，包括他們的優點、不足和運轉方式。這一思維，與我們對美式司法獨立和“司法萬能”的想象，其實有很大差異。國人常對“布什訴戈爾案”津津樂道，認為是大法官的關鍵一票決定了總統歸屬，但在多數大法官心目中，最高法院當時根本就不該蹚這灘政治渾水。13年來，從來沒有一位大法官引用過這個判例。
“司法至上”是一廂情愿的美好想象，“司法政治化”更是標簽式的判斷。談及最高法院大法官，許多人愛做這樣的分類，如斯卡利亞大法官是保守派，支持共和黨；布雷耶大法官是自由派，支持民主黨。有人甚至認為，與保守派因循守舊的原旨主義相比，自由派的務實解釋方法更接近憲法核心原則。初涉譯事時，我也好做這樣的派系劃分，因為簡單、明確，也易于理解，但隨著觀察逐步深入，漸漸覺得這樣分類太過絕對，容易把復雜問題簡單化，導致認識上的偏差。例如，斯卡利亞大法官在死刑、錯案糾正問題上立場保守，但他又是刑事被告人對質權最堅定的支持者之一，被譽為“刑辯律師之友”，所以，很難把他的立場套到一個意識形態框框里去。另外，同樣是立場偏保守，斯卡利亞與羅伯茨、阿利托在很多問題上的觀點就不一致。的確，立場偏保守的大法官們近年推翻了不少先例，但立場偏自由的大法官早年推翻起先例來，也是毫不手軟。再說，到底什么是“憲法核心原則”呢？恐怕大家都認為自己堅持的才是憲法“正道”，而對方走了“邪路”。大法官們終身任職，就算跟之前任命自己的總統或政黨對著干，也沒人能拿他們怎么樣。人人皆有立場或偏好，如果把他們的個人偏好或選擇一律理解為依附于某些黨派，并不是公允評價。
在我看來，如果對某個機構運行的歷史背景和制度土壤缺乏了解，任何贊美和貶低都是廉價的。因此，每當身邊朋友過度溢美或無故抨擊美國最高法院，我都會推薦他們閱讀幾本通識性讀物，如戴維·奧布賴恩的《風暴眼》、亨利·亞伯拉罕的《司法的過程》，又或勞倫斯·鮑姆的《最高法院》，希望他們在深入了解之后，再做評價。
但是，也有人抱怨，這幾本書都是“大部頭”，如果不是對司法話題特別感興趣的專業人士，沒人能堅持讀下來。這就讓我犯愁了，因為在浩瀚書海里找一本能夠簡明、準確地介紹美國最高法院的小冊子，本來就有難度，如果還要求資訊夠新、門檻夠低，更是難上加難。如今，問題總算解決了，因為有了琳達·格林豪斯的牛津版《美國最高法院通識讀本》。
通識的力量
剛入大學時，一位老師曾告訴我，年輕時別急著猛啃經典，先讀讀學術大家寫的小文章，看看別人如何化繁為簡，用平實的語言闡釋一門復雜學科或一套知識體系。后來依此行事，果然受益匪淺。牛津通識讀本系列，就是典型的“大家小書”。牛津大學出版社這套系列叢書于1995年推出，每本對應一個特定主題，介紹簡潔、精煉、準確。叢書皆由行內公認的專家撰寫，涉及政治、法律、經濟、文學、藝術、宗教、考古、生物、物理各領域，每本篇幅在120-150頁左右，“在不犧牲準確性的前提下，盡可能寫得簡單”。由于原書副標題為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所以被廣大讀者們親切地稱為“VSI叢書”。“最高法院通識讀本”就是2012年年初推出的“VSI叢書”之一。
按理說，像《最高法院通識讀本》這樣涉及諸多法史、判例知識的小冊子，出版社應當約請著名法學教授、法官或資深律師執筆，但最終選定的作者，卻是退休女記者琳達·格林豪斯。不過，只要看看格林豪斯的履歷和作品，人們不僅不敢質疑她的資歷，反會認定她是撰寫本書的不二人選。
在美國，各大媒體在最高法院的“跑口”記者都是行業內的佼佼者。這些人長期報道最高法院及其案件，多數人一干就是幾十年，不僅與大法官們交情深厚，更是最高法院事務專家。這些記者對最高法院的人事格局、內部流程和案件內幕如數家珍，不僅有大量膾炙人口的報道，還出版過不少以最高法院為主題的暢銷書。如《批評官員的尺度》作者安東尼·劉易斯，就曾是《紐約時報》記者，菲利克斯·法蘭克福特大法官曾贊嘆他“比大法官還熟悉最高法院的情況”。《九人》作者杰弗里·圖賓是《紐約客》專欄作者。奧康納、斯卡利亞兩位大法官的最新傳記，也都由《今日美國》記者瓊·比斯丘皮克撰寫。
琳達·格林豪斯就是最高法院“跑口記者”之一。她1968年畢業于哈佛，1978年讀完耶魯法學院后進入《紐約時報》，在該報從事了30年最高法院事務報道，撰寫過2800多篇新聞稿，除1998年獲普利策獎外，還獲得過不少新聞獎項。在采訪過程中，格林豪斯與許多大法官結下了深厚友誼，2008年宣布提前退休時，九位在任大法官全部參加了她的榮休儀式。目前，格林豪斯仍在耶魯法學院執教，并為《紐約時報》網絡版撰寫雙周專欄。
最能說明格林豪斯在美國司法圈地位的，是她為已故大法官哈里·布萊克門作傳的經歷。布萊克門自幼勤寫日記，定期收存文獻，這個習慣一直保持到退休。1999年，布萊克門將私人文獻全部捐給國會圖書館。這些文獻多達50萬份，分裝在1585個紙箱里，里面既有他的日記、書信、課堂筆記、消費單據，也有各類備忘錄、會議記錄、判決初稿，其種類之齊全、分類之細致、整理之嚴謹，令后人嘆為觀止。布萊克門去世后，親屬經過慎重考慮，決定邀請格林豪斯優先接觸這些文獻，為大法官寫一部傳記。
2004年，格林豪斯在國會圖書館埋頭工作了兩個月，隨后完成的《大法官是這樣煉成的》一書，因敘事簡潔、資料翔實而廣受好評，成為《紐約時報》2005年推薦的暢銷書之一。2011年，我曾有幸將該書譯為中文，兩年后，能再度受托翻譯格林豪斯女士的新作，是緣分，也是幸運。
化繁為簡的技藝
《今日美國》資深記者瓊·比斯丘皮克說過，從事最高法院報道30多年來，她經受的最大挑戰，不是如何挖掘某個大案內幕，或者聯系采訪某位大法官，而是如何用平實、淺顯的語言，將復雜、專業的案件解釋給廣大讀者。闡釋案件尚且如此，介紹最高法院的歷史、制度和運轉更不例外。
接手翻譯本書之前，我也好奇格林豪斯如何能在一百多頁的篇幅之內，將與最高法院有關的種種知識介紹給廣大非專業讀者。畢竟，光是“馬伯里訴麥迪遜案”那樣繞不過去的偉大判例，案情介紹就可能占上好幾頁。如果作者把握失當，“讀本”很可能成為一本老調重彈的史料雜燴。
格林豪斯最終完成的作品令人驚喜，不僅詳略得當、敘述客觀，選材上也頗具新意。光是謀篇布局，就能看出本書的“通識”特征，幾乎每一章都回應了普通讀者的若干疑問。
第一章“建院之初”簡單介紹最高法院的起源、司法獨立的由來，回顧最高法院當年面臨的艱難境地，解釋大法官為什么拒絕當總統的“法律顧問”。最令我嘆服的是，作者只用了四頁篇幅，就把司法審查權的來龍去脈梳理得清清楚楚。
第二章“最高法院如何運轉（一）”告訴讀者，到底什么樣的官司才能“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交給九位大法官裁判，中間需要經歷什么過程，滿足何種條件。換句話說，本章介紹最高法院如何挑選案件。
第三章“大法官”從大法官們的性別、籍貫、信仰、職業背景、任命方式和彈劾程序，一直談到他們上任后的立場變化。好奇大法官是不是必須讀過法學院，或者上任前是否一定得有法律工作經歷的讀者，可以認真從本章尋找答案。此外，這一章也間接回應了大法官“是不是由哪個黨的總統任命，就必須支持哪個黨”的質疑。
第四章“首席大法官”側重談最高法院的“掌舵人”。首席大法官是最高法院里面定調子的“一把手”嗎？有什么額外權力？多拿多少工資？不同個性的“首席”，對最高法院會產生什么樣的巨大影響？這些疑問，都能在這一章得到解答。
第五章“最高法院如何運轉（二）”告訴讀者，九位平均年齡為67歲的大法官，如何在一年內審查完8000多份復審申請，開80多次庭，參加上百次會議，就70多起重要案件作出判決，并撰寫數百份意見書。
中國讀者可能對第六章“最高法院與立法、行政分支”最感興趣。最高法院與國會、總統之間，到底是“三權分立，和和氣氣”，還是“針鋒相對，互相掣肘”？司法權威真可以凌駕于立法大權和總統特權之上嗎？作者用一系列有趣判例給出了解釋。
第七章“最高法院與民意”和它回應的問題也很吸引人。美國不是標榜司法獨立嗎，最高法院的判決不受國會、總統干擾，但能否遠離民意，或者說比主流民意適度超前呢？最高法院的庭審不存在陪審團，可民意如何體現在庭審環節中？在殺聲一片、民怨沸騰的死刑案件中，最高法院如何辨識民意，判定何為“全國共識”？
第八章“最高法院與世界”是最具新意的一章，即使在眾多關于最高法院的鴻篇巨著中也不多見。本章回應的問題別具一格，令人深思：早期的美國人為什么甘做“法律孤島”，排斥外國法律？世界各國又為何紛紛效仿美國模式，建立憲法法院？為什么只有美國堅持大法官終身制？外國法院的判例為何成為美國大法官的判決依據，又如何在政壇引起軒然大波？
最難能可貴的是，盡管這是一本通識讀本，并且因篇幅所限，無法充分展開觀點，格林豪斯作為職業新聞人的理性客觀還是體現的淋漓盡致。她既沒有刻意神化美式司法獨立，也沒有避重就輕，放棄描述最高法院的復雜性。在書中，司法理念與運行機制上的復雜、糾結之處隨處可見，例如：自由、保守理念之爭對最高法院聲譽的影響；大法官內部對憲法解釋方法的重大分歧；大法官終身任職引起的重重爭議；最高法院對庭審直播的強烈排斥；司法機構與總統日益嚴重的對立，等等。
化繁為簡地傳播常識，與呈現事物本身的復雜和糾結，其實并不對立。相反，復雜本身亦是常識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個問題上，林達老師有一段話深合我心，她說：“在介紹美國時，切忌走向簡化的頌揚。偏頗的介紹不利交流，反而可能引出幻想，容易在幻境破滅后走向另一個極端，難以冷靜客觀地剖析對方國家發展中的各類復雜因素。這絕非交流之道。”在她看來，介紹同一個理念和制度，需要考慮它在不同時間、條件、地點下遭遇的不同困境，強調制度在歷史發展和現實運作中的復雜性。在我看來，格林豪斯這本書，就是傳播常識、呈現復雜的絕佳范本之一。而我近年之所以為推進法政譯事孜孜努力，也正是為了傳播常識、呈現復雜。
來源：《人民法院報》2013年7月19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