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很多科學研究都是從文獻到文獻，對實際應用和社會經濟發展沒有任何意義，有些甚至就是一堆垃圾。而有些創新，從實踐到理論，走過一條無比煎熬的路，考驗的是一顆堅強的心。
■本報記者 周熙檀
“拼文章的時代已經慢慢過去了。”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員李永庚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說，可是在后面又跟了一句：“也許是一相情愿的想法。”
這樣簡短的一句話，已經暴露出李永庚煎熬而糾結的內心。
因為“草原牧雞”，他已是渾善達克當地牧民心中真正的專家，但是，植物學家搞養雞，卻著實讓他陷入“不務正業”的尷尬境地。
比起循規蹈矩寫那些很快被束之高閣的文章，李永庚的“創新”著實煎熬，但他卻感到很踏實：“原本不可能實現的事情，經過我的努力做成了，并且給當地牧民帶來收益，受到當地百姓和政府的認同。”
治沙靈感
渾善達克沙地是我國四大沙地之一，位于內蒙古錫林郭勒草原南段，與北京的直線距離是180公里，是離北京最近的沙塵源地。
2001年，植物所與正藍旗人民政府合作，在渾善達克沙地腹地建設了“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渾善達克沙地生態研究站”，主要從事植被恢復和生態系統重建的理論研究和試驗示范工作。
2003年至2005年，李永庚在正藍旗掛職做了兩年的科技副旗長。
在位于渾善達克沙地腹地的巴音胡舒嘎查（村），56歲的老書記那松烏日圖向李永庚講述了最近30年來的變化：從1980年開始，嘎查的12萬畝草場就開始逐步退化，到1999年，4萬畝夏營盤（夏季公共放牧草場）已經變成了完全裸露的沙地，飼草竟然成為草原上稀缺的東西。
“草原牧雞”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提出的生態經濟發展模式，是以牛羊等大型草食動物為主的傳統草地畜牧業的有益補充，而李永庚也為創新嘗試付出了很大代價：私下里，有人說，植物學家干動物學家的事兒。
草原牧雞
2009年，在中科院知識創新工程重要方向項目的支持下，“草原牧雞”項目開始實施。李永庚抱著科研的目的，帶著技術去解決問題。
當時李永庚帶著課題組，選了一片試驗草場，盡管草場的基礎一般，百姓還是不同意，認為養雞會將草場破壞得一塌糊涂。
第一年試驗的結果也的確如此。李永庚是研究植物出身，沒有養雞經驗，養殖過程中有很多細節考慮不到。“草場糟踐得夠嗆，養殖密度、放養方式等與整個環境不匹配。”
李永庚說自己“脾氣倔，膽兒大，不怕死”。第二年，他咬著牙堅持，結果發現雞棚附近長出草，又濃又密。到了2012年，周邊的草30～50厘米高，試驗草場的草已經長到1米高。
草原牧雞可以治沙、治蝗、恢復草原植被，同時增加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現在已成為草原生態修復的新方法。
“放牧家禽比放牧牛羊的效益高8～10倍，每畝草場效益可達100元左右。”李永庚說。
堅持到底
李永庚課題組每年都兩邊跑，整個夏季幾乎駐守在渾善達克沙地。
連續4年，課題組時間、經費和精力都投入到“草原牧雞”項目，“到現在我還欠著課題組個人的錢呢。”李永庚說。
這些欠款始于2009年。那年11月，渾善達克沙地氣溫已到零下十幾度，一場白毛風，就凍死了兩三千只雞。當時試驗的5萬只雞，只剩下不到2萬只。
沒養過雞的植物學家，更沒有面對過市場。把雞拉到北京來屠宰，一車只能拉4000只。幾趟拉回來，屠宰之后才發現，進冷庫之前還要將雞盤腿、裝袋。
花錢都雇不來人，研究員、博士都上手去包裝。蘇華博士還清楚記得那段經歷：“一天工作24小時，大家累得根本睜不開眼。”
大家都說當了課題負責人，有名有利。李永庚卻跟妻子開玩笑說：“我犯了巨額家庭財產去向不明罪。”他搭進去了一二十萬元，而且一時沒有還上的指望。
“但我心里坦蕩，因為我是在做事，也做成了事。”這個項目還在推進中，得到了中科院戰略先導科技專項的大力支持，這讓李永庚感到欣慰，但經費缺口依然很大，他還一直在發愁。
創新爭議
“現在我們很多科學研究都是從文獻到文獻，對于實際應用和社會經濟發展沒有任何意義，有些甚至就是一堆垃圾。”李永庚認為，一切拿SCI說事沒前途。
他認為，如果拿出同等精力寫文章，也能發一些像樣的文章，但是這樣總覺得心里不踏實，“像個廢人一樣”。
“草原牧雞”真正探索了生態修復新方法，也具有可推廣性。
剛去的時候，牧民不理解，也不那么尊重科學家。“現在他們等著盼著我去，因為我不僅能帶去新的信息、新的技術，還能真正站在他們的立場，幫他們解決實際問題。”李永庚認為長期生態學研究方向就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經濟的結合。
但是，回到科研單位的生態系統中，生存和發展的問題必須考慮。
“中國特色的科研，如果不與國際趨勢接軌，那么現在的評價體系會導致我們無法生存。要將實際工作與國際熱點結合，否則后期項目無法繼續。”李永庚說。
來源：《中國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