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大概是一個非常不合時宜，也不合潮流的話題。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這個時代，正在被滾滾大潮所席卷，其中包括了GDP，全球化，互聯網。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書本可能是技術和管理。需要什么讀書的方法么？
可是我卻以為正因為如此，所以這恰好就成了一個最合時宜，又最合潮流的話題。20世紀堪稱大師的列奧·斯特勞斯的忠誠學生阿蘭·布魯姆在他的第一本書《莎士比亞的政治》中說道：“如今的學生不過是非利士人，盡管在專業上游刃有余。”在《圣經》中，看似強大的非利士人曾經多次被以色列攻破，于是就成了外強中干的異教徒的代名詞。
可是為什么現在的學生，或者我想引申出來，說現在的社會不過是外強中干，缺乏精神力量的非利士人？
在為布魯姆最負盛名的作品《美國精神的封閉》的序中，同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美國當代最深刻的小說家之一，索爾·貝婁這樣描繪他所生活的芝加哥：“組成這個城市的屠宰場、鋼鐵廠、貨棧、簡陋的工廠平房，還有灰暗的金融區、棒球場和拳擊場、機器人般的政治家、不準打群架的禁令，把所有這些東西湊在一起，你就會看見一張文化射線穿不透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堅硬黑幕。”可是他心里難道只是想著1980年代的芝加哥嗎？難道我們現在這個看起來光鮮亮麗、一日千里的互聯網時代，全球化世界，不也是一樣地是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黑幕”嗎？
不妨看看我們所生活的日常是什么吧？是在每個城市中分布著的不同程度的富士康，是許多城市中人均GDP達到發達國家的人們疲勞而貪婪的雙眼，是LV、愛馬仕成為全民崇拜的斗富比賽，是微博與博客中成日耍嘴皮子抖機靈比骯臟的語言游戲……這個世界，真的比索爾·貝婁的時代和城市更加光鮮和高尚嗎？還是一個人們的心靈受到更多污染的社會？
如果想知道什么是正確的讀書方法，首先必須知道為什么需要正確地讀書。當代，尤其是當代中國的社會，面臨著瀕臨崩潰的心靈危機，而構成這樣的心靈危機的成分包括了：制度性謊言的社會組織。這個制度性的謊言有著悠遠的歷史淵源。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中，高華教授描繪了這個制度化謊言的原委：“1941-1942年毛澤東的……整風運動確實是一場對馬列原典的革命，它以教化和強制為雙翼，以對俄式馬列主義作簡化性解釋為基本方法，將斯大林主義的核心內容與毛的理論創新，以及中國儒家傳統中的道德修養部分融合，從而形成了毛的思想革命的基本原則。”在這場涉及了哲學、宣傳、教育等等意識形態全面的運動中，從1840年之后所漸次形成的西方自由民主思想，以及傳統文化中的合理性部分全面失落，而結構性的、符合當前治理模式的謊言社會造就。
碎片化的社會知識教育。
知識經濟是反知識的。在以往的社會教育系統之中，人們對于知識的獲得、書籍的閱讀是完整性的。1970年代之后的社會開放和知識解禁浪潮中，西方的大量作品被譯介，文革之后所殘留的西方教育訓練的教授，在知識的傳授是相對完整的，而社會上知識的獲得往往通過的就是書籍的閱讀。目前，人們除了在學校中所獲得的教育之外，網絡知識獲得成為最重要的途徑，維基百科、百度百科、Google、微博都成為最重要的學習工具。這些碎片化的社會知識學習，所造成的片斷式教育，也不能不說是如今觀念混亂的肇源之一。
信息過剩中的哲學貧困。
即便是有限開放，我們任何一個人在面對龐大的信息社會時，也面臨著過度信息曝光的困境——它的量級超過了我們所需要和所容納的極限。然而與此同時，我們卻面臨著另一個資源的匱乏：哲學。中世紀的西方世界可以用基督教哲學來解釋，中國世界可以用儒學來解釋。它們都是穩定的倫理社會。但如今我們沒有一個價值觀來統攝這個變動不居的社會。世界分工使意識形態倫理崩塌，發展令價值觀虛置。沒有一種哲學能夠哪怕片面地解釋今天的世界到底是什么。
好吧，我必須懺悔我沒有什么哲學來解釋今天的世界。可是我同意徐賁在《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中一句話：“‘高等教育’的特征應該是在職業知識傳授之外的人文教育，即那種可以被稱作為‘人的自由教育’的人文教育。”我也覺得這不僅僅是高等教育應該做的事情，而是每一個對自己的心靈負責的人應該做的事情。當發展觀成為主流話語，覆蓋了所有的教育和社會學習的時候，職業和技術的教育便成為主流的教育模式，無論是在學校外還是學校內。于是技術和管理成了除了娛樂之外的主要社會教科書。
我能夠想到的正確的讀書方法，就是去閱讀原典。如果你相信馬列主義，那就去讀馬列主義的原典；如果你相信進步自由主義，那你就去讀哈耶克波普爾的原典；如果你相信保守主義，那你就去讀埃德蒙·伯克和阿克頓勛爵的原典；或者你又相信新保守主義，那就去讀斯特勞斯布魯姆的原典。
我們今天這個社會產生謊言的地方不僅僅是制度，而且還在公眾。對于開放、發展和經濟的迷信，不僅僅是在上層，也在中層，也在下層。任何的迷信，都是謊言制造的溫床。
在《為什么讀經典》中，卡爾維諾最有力量的一句話是：“一部經典作品是這樣一部作品，哪怕與它格格不入的現在占統治地位，它堅持至少成為一種背景噪音”。
在我看來，原典的作用就是這樣一種在發展時代的和諧合唱中的強大噪音，它乃是對抗這個時代浮華、喧噪和宣傳的唐吉坷德之矛，它乃是刺向遍地謊言、爭吵和虛飾的倚天劍，它乃是獲得心靈救贖與獨立思考的惟一道路。
比環境污染更可怕的是心靈污染。恰如徐賁認為，被洗腦比無知更可怕。被洗腦不僅僅發生在制度層面，也發生在社會層面，和公眾層面。讀原典，就是恢復常識，建立常識。恢復和建立關于人的常識，關于人性的常識，關于社會的常識。
常識，是需要保衛的。保衛常識，就是保衛心靈。
來源：法律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