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19日上午10點05分，我在書房里校閱完本書樣稿的最后一頁，把樣稿交給已經在樓下等候的快遞公司員工。隨后，我拖著旅行箱乘車前往飛機場。一個小時后，我將在那里和北大法學院賀衛方教授會合。今天，我們一起結伴飛往的目的地是：江蘇無錫。在風景綺麗的太湖岸邊，有些朋友在等候我們來參加一個聚會。
邀請我們前來無錫的朋友中，有些是資深的律師，有些是當地普通的政府公務員，還有些是年輕的公司白領和退伍軍人。其中的大多數人，我們還都是第一次相識。只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直接或間接地聆聽或賀教授的精彩演講，也有人閱讀過我的那本不太暢銷的法學隨筆集—— 《北京往事》，這算是為我們的“一見如故”投下了有趣的注腳。聽他們在席間的談吐，大多懷揣卓見。在這個歷來不那么太關心“國家大事”的富庶江南城市里，我們不無驚訝地發現，此地竟然“到處都是我們的人”。
思想的交流未必需要某種通常意義上的形式。思想難以被遮蔽，它像眼前的浩瀚太湖水一樣，只要有機會，就會悄悄地找到自己的去處，流向大河小渠，義無反顧地完成表面上看起來不可能完成的溝通。
社會在轉型，人心在思變。無論走到哪里，不難看到眾多朋友們都擁有非常相似的價值觀。對于這個國家的未來，盡管大家都帶著各自的希望和困惑，但是人們在一個終極目標上正在達成共識——這個國家的長治久安其實和每個人都息息相關，只有用法治而不是人治的方式，才能最終降伏這個千百年來充滿悲劇宿命的龐大國家。司法是一種相對保守的力量，具有天然的漸進特點。從國家平穩轉型的意義上看，司法改革可能是目前風險最小、成本最低的途徑。只有法治思想在中國普及，才能讓中國人繼續坦坦蕩蕩地活下去，中國才有國泰民安的可能。其他的“老路”或“邪路”，不是歷史的誤區，就是資源的浪費。
對于中國法律人來說，如何為中國社會的和平轉型貢獻一份力量，如何讓中國社會在轉型過程中少出現流血和暴力，如何達成不同階層、階級、民族和利益集團之間的和解，這很可能是一條“吃力不討好”的道路。我們很可能像是中國象棋中的過河卒子一樣，只能“勇往直前”，除了“東躲西閃”，沒有了退路。這種類似每天都在用水滴石穿的方式推動社會的進步的情形，相對于那些近一百年來中國人“比賽誰更激進”的圖景，太容易使人失去應有的耐心。
法治社會的構建是個艱苦和漫長的過程，需要嚴密的制度設計、繁瑣的運行程序和高昂的維護成本。我曾遇到過一些法律職業同行，他們或曾大聲吶喊，或曾奮筆疾書，或曾行走南書房給高層領導授課。使他們常常感到沮喪的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自認為絕妙的治國建言往往被束之高閣。他們的熱情很快降溫，他們或者開始捧讀起易經和老莊，或者打算在大城市的郊區找一塊農田，春耕秋收，自得其樂、與世無爭。
中國改革和開放的大業，最開始幾乎是從臺灣鄧麗君小姐的歌聲中獲得人性啟蒙的，可見起點之低，同時也不乏預示著一路行來注定要經歷的艱辛和坎坷。對于中國法律職業人而言，我們不得不在短短的幾十年中，艱難地去體驗西方國家數百年來在法治文明中創造的所有關鍵詞。時代實在太匆忙了，不容我們去潛心實驗，必須在啟蒙之初就做出選擇。老一代人歷盡滄桑，此刻已經力不從心；年輕的一代先天不足，步入成年時才開始理解常識。這意味著，啟蒙的意義固然莊嚴和深遠，啟蒙的過程卻過于粗糙和機械，由此導致了思想的蒼白和缺席。
然而，法治啟蒙運動在中國如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難以阻擋。用前不久辭世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伯林的一番話來說：“啟蒙運動的價值，也即伏爾泰、愛爾維修、霍爾巴赫和孔多塞這些人提倡的東西深深感動了我。他們也許太褊狹，對人類的經驗事實往往也會判斷失誤，但是他們是偉大的解放者。他們將普羅大眾從恐怖主義、蒙昧主義、狂熱盲目以及其他荒謬絕倫的精神枷鎖中解放出來。他們反殘忍、反壓迫。他們跟迷信無知以及許許多多敗壞人們生活的勾當進行了一場勝利的戰斗，因此，我站在他們一邊。”
在中國，這場始于上個世紀80年代并由體制內和外共同發起的法治啟蒙運動，一路遭遇坎坷。被呼喚的法治時代并沒有如所預期地那樣順利分娩和繁榮，它的出現一再被延宕，甚至倒退。誠然，中國的社會環境較之二十年前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從打破專制主義出發而建立的理想，在今天又碰到了理想主義最大的敵人：物質消費主義。當年那種由于被壓抑而激發出的理想主義的激情，在重商時代可能會變得迷茫和扭曲，對于中國法律職業人來說，這無疑是雪上加霜。
然而，近百年來，綿延不絕的思想脈流從來沒有中斷，即使在極為嚴酷的年代，也有人不顧危難做著他們認為應當做的事情，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人們都可以舉出很多這樣的人的名字，他們選擇了另外一種生命形式。
我有時在想，如果今天的中國的法律界沒有江平沒有張思之沒有賀衛方，大家的生活會是個什么樣子？不必諱言，那一定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情景。
在中國，有很多并不尊重法律的人在大談所謂“有特色”的法律思想，這些“法律思想”的共同特點就是基本上與真正的法律無關，它們僅僅是一種把法律作為工具并進行意識形態圖解的說辭。同時，我們也奇怪地發現，周圍的一些年輕人，對數百年前的“明朝那些事兒”或“唐朝那些事兒”，乃至皇帝后宮的那些事兒，說起來津津樂道，了如指掌。但對100多年前、50多年前乃至20多年前發生在這塊土地上的很多事情，則知之甚少。澄清這一切，或許還需要幾代人的時間。歷史不容納雜質，所有需要被蕩滌的雜質最終都將被蕩滌干凈。
或許是性格過于溫和，我沒有足夠的勇氣去成為一名斗士。在這方面，我發自內心地敬佩賀衛方教授在公共領域內一如既往的坦然和敢言。生活在這個現實環境中，我們都感到深深的壓抑和不安。到底是應該不斷地大聲表達抗議，還是暗喻及婉轉地去耐心建構，沒有人說得清哪種方式更重要或是更有效。目前而言，它更像是由于不同性格所帶來的個人選擇。
中國法律職業人面對的現實顯然并不完美，但卻依舊值得我們留戀，我們總覺得還值得為它繼續努力，因為我們除了懷有幾分天真和執著外，還能得到這個世界不算太吝嗇的惠顧，就像是人們在饑渴的時候總是能遇到甘霖，現在總算是有了一個讓那些人敬畏的東西 —— 互聯網了，人們開始從中看到法治的巨石在被緩緩地向前推動；還有，有些無視法治、居心叵測的大人物總是在即將得逞之前戲劇性地跌落下來。
我的思緒又回到了無錫這座城市。記得年幼時光，我和祖母曾在這個江南名城里生活過幾年。如今，早年無錫城里那些漂泊著大大小小木船的河道已經被填埋，城區里那些曾經被磨出光澤的石板路也已改造成了柏油路，還有，每天早晨在街角拐彎處買大餅油條的那個蘇北師傅也早已不見蹤影。整個無錫太湖沿岸，早已經不再是只有黿頭渚和蠡園的時代，如今已經規劃為一個龐大遼闊的風景區。到處是豪華的酒店和私家別墅。在我們下榻的酒店不遠處，數年前，當地政府和商人們不惜重金，用最奢侈的材料和最現代的聲光電科技手段打造出一個名揚海內外的佛教圣地。
每當夜幕降臨，這里和中國大多數城市里的景象一樣，大大小小的酒樓里都人聲鼎沸，歌舞升平。同時，我們也看到，一些成功和富有的人們，似乎預見到這個國家總是坎坷踉蹌的運行軌跡，他們開始一個接一個地移民海外，在獲得某種“保險”后，又開始像候鳥一樣往返于遼闊的太平洋兩岸。
周圍的人們都在不停地指責并賭咒著這個時代的荒誕和制度的缺憾？人們并不愿意多想，假如，一個社會的法治防火墻尚未建成之時，即便這個制度有一天轟然崩塌，是否就意味一個更美好的社會的到來？眼前這些正在餐廳里享用美餐的人們，是否仍然可以繼續保持今天的生活質量或體驗到更安詳的生活？
此刻的中國，像是個硬幣的正反兩面：既有物質的豐富和誘惑，又有思想的苦悶與壓抑。我們既不能責備其中的虛浮和荒誕，也不能責備其中的懦弱和逃避，因為它們同樣真實。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生活，我們都是傳統和現代交匯而成的千萬條溪流中的水滴，大家同在路上，同在一個社會環境中，命運把大家牽了在一起。
此刻的街道上，正到處張貼著馮小剛執導的《一九四二》的電影海報，戰爭和饑荒的年代似乎早已離我們遠去。21世紀對中國而言，到底是一個充滿機遇的世紀還是一個混亂不堪的世紀，人們還在爭論不休。不過，我們樂觀地注意到，每天中國人都在面臨著一波又一波洶涌而來的新問題，而且人們又愿意竭盡力量，用文明的方式而不是用野蠻的方式，去面對和解決這些問題，這就說明我們今天還算生活在一個前途光明的時代。
帶著各自的希望與困惑，朋友們在深夜的街頭分手告別。一年的尾聲即將來臨，這些希望和困惑還將伴隨著我們進入新的一年。我們相約在明天春暖花開的季節，再次來到這里相聚一堂。
這本書中所收集的文字，主要是我在最近三年里為“兩報一刊”（《中國新聞周刊》、《法制日報-法治周末》、《南方周末》）撰寫的專欄作品。不知不覺，竟積累成了一本20多萬字的文集。這些年里，自己從未奢望通過這些隨筆文字去“改造我們的文化”，唯一的心愿是將自己對法治的細節思考，以一己的點滴努力融入眾多法學界同仁的合力之中，從而逐步營造一個正常的法律文化氛圍。在堅持寫作過程中，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特雷莎修女的幾句話一直在我的耳邊回響：“你多年來營造的東西，有人會一夜之間把它摧毀，但不管怎樣，你還是要去營造。（What you spend years buildings， someone could destroy overnight； Build anyway.）；你今天做的善事，人們往往明天就會忘記，但不管怎樣，你還是要做善事。（The good you do today， people will often forget tomorrow； Be good anyway.）
一周后的11月26日傍晚，賀衛方教授將飛往美國首都華盛頓。他的英文版文集《因正義之名：在中國推進法治》（“In the Name of Justice： Striving for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by Brookings Press， 2012)， 剛剛由美國布魯金斯出版社出版。據悉，2012年11月28日，布魯金斯學會將在華盛頓特區舉辦新書發布暨“中國法治：展望與挑戰”研討會，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雷耶、前駐華大使洪博培、布魯金斯學會主席桑頓、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柯恩等將出席研討會并作會議發言。
衛方在去華盛頓的飛機起飛前，還想著為我的這本小書寫序的事兒。他在飛機起飛前給我發來的短信上說：“大偉兄，機上讀物是尊作。或許可以在機上完成序言。衛方”
我不知道，衛方先生會為我這本新書寫些什么評論和建議。讀者們如果也懷有同樣的懸念，現在就翻開此書最前面的那幾頁，去看賀教授這篇在萬米高空中寫就的文字吧！
2012年12月6日
寫于美國加州Burlingame
注：《法治的細節》一書已經由北京大學出版社于2013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