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馬立誠《當代中國八種社會思潮》的五點評論
| 摘要: 本文評析當代中國的主要思潮，指認它們雖然持論有別，甚至針鋒相對，但大都基于同一歷史前提，圍繞著“中國問題”，分享著大致相同的問題意識和思想關懷。因而，希望持取中道立場，力爭資源多元，競取開放姿勢，以應對“中國問題”的多面特征，構成當下中國各色思潮的基本態勢。其間，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均面臨著文化自覺與政治成熟的問題，而可欲的進路不外乎是對于重大的時代難題做出有效回應。 |
| 關鍵詞: 中國問題 自由主義 民族主義 新左派 |
馬立誠先生觀察當代中國社會思潮，近身揣摩，細予梳理，概分八種，著書一冊。從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到新儒家、新左派，再到民粹、“毛派”，單是社會主義就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兩種，真可謂林林總總，應有盡有。其為白描，影像清晰，既述且作，言之有據，慨而慷，方以智，恪盡了觀察者的本分和本事。①
思潮不是學理，可能也算不上思想，至少不算體系化的思想。它們不過因應當下具體問題，基于某種現實焦慮，據于某種理論觀點，有感而發、即鳴即放、隨放隨收。表達的是意見，道出的是心聲。情緒和學思并涌，道理和詭辯齊至。也許，同時不妨隔山打牛，圍魏救趙，批隙而導窾，以遠水救近火。一種基于特定社會問題而生發的意見，一種接近于某種既有思想流派或者理論的觀點，一經鳴放，響應風從，甚至平地起雷，隆隆滾過，是三十年里常有的事。特定時段，詐詐唬唬；某些領域，風風火火。來不知所以，去不明所向。其興也勃焉，其偃也忽焉。此謂思潮也，思來想去，潮起潮落。學術是大川，思想為它的洶涌波濤，思潮不過是浪花，或者，水珠、水汽。因而，思潮無學理之深厚，亦非理論之頭頭是道、振振有辭，更非成熟思想之深重莊敬。當不得真，卻又不可小覷。玩不起，等閑不得。輕易不要撩撥，可事實上多屬自生自滅。而已。
此情此景，戲用元人姚燧的詩句，正所謂“筆頭風月時時過，眼底兒曹漸漸多。有人問我事如何，人海闊，無日不風波。”
一
面對八種思潮，我有五點想法。
第一，當今中國，新左派蔚為聲勢，說明孕育其學思的沉思仍在，觸發其論題的問題猶存。立誠先生觀察，此陣中人以留學生為主。這是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也許出乎多數人的預料。其中一些人，的的確確，跟所謂“留學生”身份脫不了干系，在那一方水土喝過墨水，堆過字母。比方說，燕園的幾位，渝中的干將，皆在其列。更有身在海外，而心系祖國的，不甘寂寞，踴躍發聲，還是覺得母語講得更順口。當年“學衡派”，型制不同，性質有別，據說也以歸國留學生為主，至少，由他們挑頭，任他們涂鴉。考其源流，就現今的情形而言，不難看出，彼輩留學歐美之際，正值學府左思盛熾之時，人文學院猶然。似乎，西方情形，學府中左派恒持反抗性，也恒具感召力，特秉一時間里感染和招募莘莘學子的神怪魅力，怪而不怪，如同今日中國學府中的異見人士。經此熏陶，復加國族意識與文化立場點撥，此刻執左幟而行左道，或者，行右道，②遂丁一卯二，順理成章，一尺水翻作一丈波。有人指責他們沒心沒肺，狼心狗肺，掛牛頭賣馬肺，我卻不能認同，原因不述。在此只應略須提示的是，總體而言，歸國留學生主體上皆傾向于所謂的自由主義，憧憬“立憲民主”（constitutional democracy），希望于調和古今中西的逐步“改良”中，造新民，塑新制，同為昭然之事實也。否則，難免以偏概全，“轉移了斗爭大方向”。年輕時偏左，中年后偏右，而后清晰又朦朧，朦朧復清晰，終于藹藹然，一介退休老者，這是許多西人的心路歷程，一如多年海外寓公生涯，早已將“代總統”李宗仁變成了一介“愛國老華僑”，是同一回事；③當下神州，左不左，與曾經是不是留學生無關也。
不寧唯是。更為吊詭者，“新左”的基本理論姿態是站在中國立場說話，不少論述慮及當下民生，并以此發力，表白服務于中國社會，因而具有一種拒斥西方文化霸權的傾向，也可以說就是“反西方”。毛式政治左派另當別論，至少“理論左派”和“文化左派”如此勵己并示人，其誠意和用心，我情愿相信貨真價實。④但是，即便如此，他們卻分享著一個共同傾向，即都希望獲得“西方”的承認。因此，言談舉止，說東道西，指南打北，心中主要的對話對象似乎不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更非他們聲稱代言的匹夫匹婦，而是西方的左派。人家思想對話的對象是國際上的左派，特別是西方學院里的左派，希望獲得他們的承認，還沒把我們放在眼里頭呢！不過，如今渝中有人，好像話頭便略略朝向祖國西南了。話說回頭，當今中國，哪個“主義”內心深處不想獲得西方認同，并以此認同作為最高懸格。就連新儒家，好像亦須東西印證，才放心呢！不然，怎么老想著“參加國際會議”。只不過，“反西方”亦以西方的承認為終極評價，遂愈發顯現出此份思想作業之悲喜交加的荒誕意味罷了，無趣亦復無奈。據說，當年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健將們雖說于自我族性多所標榜，私下里卻以得與“白種狐貍精”一夜繾綣為榮，引以為最大的滿足，甚至于最為豐碩之“運動成果”，也是足堪夸耀之經歷，道出的同樣是此種世相和心理罷了。今日滿街巷議，學壇耳語，左派長，右派短，對此曲里拐彎，不可不察。
其實，西方學院左派和刻下中國的左派還真的不是同一種。至少，在下述問題上二者就風馬牛：西方左派以體制對立面出現，于反抗體制及其主流意識形態中彰顯反抗本身，不僅恒具批判性，而且仰恃一己的道德勇氣，反倒踐履著自由主義所預設的“自由而平等的個體”之實踐主體性。特別是他們對于自由主義傳統內在矛盾的揭示，對于其“虛偽性”的犀利剖析，入木三分，非一般的“淹死霹靂春”即可打發的。相比而言，刻下中國左派主要以西方自由主義理路為批判對象，反“自由化”挺賣力氣，“敢與西方展開政治思想斗爭”，卻決不會對于身處之地的既有體制說三道四。相反，多孜孜于證說其確當與合理。其中一些人，如同決然信奉市場的資本陣營中人，與權勢眉來眼去的，或者，本身就是權勢的分紅者，由此決定了其言其行之貌合神離也哉。
二
話說回頭，所述八種思潮，無論是自由主義也好，民族主義也罷，其陣其勢，只是大致立場和理論分梳，并無純而又純者。其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化組合，倒是漸成常態。越是晚近，各種思潮越趨分化，于似乎壁壘森嚴中又彼此交叉拉扯，卿卿我我，曖昧得很。置此情形，無論新左派、新儒家，還是激越的自由理念，同樣都不是鐵板一塊。此非有意為之，卻似乎源于思想本身之復雜性格，更是當下“中國問題”本身之錯綜糾結所致，不得不然，有所然而然。同時，此非唯一派一陣，即就一人一身，亦且如此。比如“憲政社會主義”，如同“市場社會主義”或者“自由社會主義”，意在有機糅合民主憲政與立基于平等理念的社會主義，期求正當與善之兩全。置此情形下，多元開放的思想進路，于分工突進中并求綜合性解決的進路，遂同時出現。例如，所謂“中道自由主義”，所謂以憲政為遠景而以當下有限集權為杠桿的“新權威主義”，所謂“自由民族主義共和法理”等等，紛紛出籠。它們的披掛上陣，說明了“中國問題”的復雜性，非一家一派所能包打天下，更表明中國心智之整體性趨向于成熟，明白事情難辦著呢！因而，其以擺脫理論的輕飄和思想的傲慢好自為之，就不僅志在自勵，亦且勵人了。就此而言，其于中國思想生態，真是好消息呢！
于是，這幾年我們看到一個現象，雖然派分左中右，思趨古與今，各色學人獨自標榜，但不少都希望持取中道立場，力爭資源多元，競取開放姿勢，以應對“中國問題”之千回百轉，萬緒千頭。在下力倡“自由民族主義共和法理”，便是希望將民族理想和公民理想糅成一體，于坐實既有憲制細節之融融共和意境下，藉由現代法權進路，小步子一刻不停地往前邁，慢慢實現立憲民主的“軟著陸”，締造愜意邦國與理想的人世秩序。當然，此種理論進路與思想姿態，雖說立意相對中道，持論溫和，希望同時吸納各方資源，于開放中堅守，將理想形諸操作，但也可能為世人目為“雜燴”，四平八穩，哪里也不討好，哪里也沒有解釋力，哪兒也不受待見。可既然“中國問題”千頭萬緒，才下眉頭卻上心頭，因而所需動用的資源便當引自千溪萬壑，庶幾乎可望于左攔右擋中踉蹌前行。畢竟，此時此刻，多元開放的知識心胸與調和中道的思想進路，較諸唯尊一家的獨斷，雖非萬全，但至少可免“罷黜百家”的悲劇重演，于人于己，未必非福也。——此種“和稀泥”，本身就是對于那種一術唯尊格局的疏離和反諷，一如搓澡搓腳的市民沉湎世態，早已根本將籠罩一切的政治管制隨同腳盆里的臟水一同潑向了陰溝。
正是在此，當下漢語論域出現了一個問題，立誠先生可能早已注意到了，各位諒必亦且多所感受。這個問題不是別的，就是隨著“中國問題”演變至今天這一步，各種矛盾進一步暴露，自由主義也好，新左派也罷，均感受壓而焦慮，因對前景不明而惶惑，話語表達上遂形諸暴力，一發而不可收拾也。一方面，如上所述，大家似乎均愿持取中道；另一方面，卻頻現話語暴力，乃至已成常態，說明大家共同面對的問題并未獲得實質性解決，僅靠“靠攏”和“諒解”的心愿還不夠。思來想去，此與當下中國體制固化、適成“悶局”有關，后面再說。這里只想說的是，“氣急敗壞”、張口就罵、穢言垢語，成為當下中國思潮（想）界話語表達上的一大性征。過去的老左派多不講理，徒有叫囂，掄胳膊揮拳踢腿的，甚至放槍放炮，可如今的自由派或者自由派人士亦且剩下嚷嚷，就不免令人遺憾了。形諸網絡的民粹狂歡，不過是各種思潮風云激蕩之下，流于社會層面，最為極端一例而已，其思想動源之一，如下文將要理述的，卻正是自由主義淺薄泛化的結果。實際上，五四以降，除開少數例外，中國知識分子于總體激進的同時紛趨民粹主義，甚至對于自家進行自訟式的反省和批判。如此一脈連綿，迄至后來的“思想改造”，“斗私批修”，通行“高貴者最卑賤，卑賤者最高貴”，滿目涂炭，已然不可收拾，真是不堪回首。因而，對于中國問題保持關懷、冷靜而理性的學人，前后比對，對于上述現象，倒真的應當高度警怵才是。在下有時不免感喟，理念層面的自由主義和心理層面的專制人格同存一體，構成了當下一些所謂自由派人士的完整肖像，真讓人想起清末民初的清議：要是他們上臺，說不定還不如“那個”什么呢，夫復何言！
三
接續上述“中道”之思往下理述，我有一個觀感供作者立誠先生參考。在我觀察，當今中國，自由主義思潮的末端接續的恰恰是民粹主義，雖然民粹主義的動源不止此端，例如，左派特別是老左派們的煽惑蔚為一大致因。就前者而言，其間的脈絡是，自由主義理念流行到民間社會，尤其是到了“青年知識分子”一代，一個受過良好教育、處于相對弱勢的群體那里，點燃的不僅僅是公民憧憬，同時，對于社會不公、貧富分化和普遍的墮落氣氛之感同身受，凡此因素輻輳一體，聚合發酵，恰恰點燃了他們的社會怒火，如果不是政治怒火的話。經由理論宣講、媒體報道和課堂傳播，以及典型個案的全民網議，自由主義理念如長虹臥波，彩霞盡頭，連續的恰恰是民粹主義流脈，一種社會憤怒的霓彩散光。或者說，它們的高蹈理想所描摹的愜意美景，對于“前不著村后不著店”的人們，因著現實的不如人意，點燃的恰恰是民粹主義的怒火。此間流變，雖非自由主義之本愿，卻屬思潮所向之結果，不待人謀矣。其實，凡此悖入悖出，屢見不鮮，怪而不怪。證諸法國革命和清末新政、五四啟蒙，一切了然。⑤
當然，導致此一思想和社會景觀的不僅有自由主義作為思想資源，如上所述，新左們的鼓噪亦為酵母。有關“自由而平等的個體”之為人的原型的激越理念，關于社會公義、私有財產權利神圣不可侵犯的宏思儻論，在現實挫折和社會焦慮的觸發下，某種程度上甚至與社會主義式的新左言論，特別是主張籠統社會平等的左派思潮，竟然產生了某種契合，發生了共鳴，就真是意料之外而情理之中了。迄至其末流，乃至于接應上了無政府主義思潮，或者，暴民化傾向，可謂匪夷所思。——大家日子過好了，卻都期待著船翻，對于社會騷亂幸災樂禍，都不懂是怎么想的。而這就是現實，眼面前活生生的現實，一種無法回避、剪不斷理還亂的現實，你說如何不讓人揪心。這是當下中國諸般吊詭中最為詭異的現象，也是深值真真假假的自由主義者們警惕的苗頭。畢竟，學思蛻轉為思潮，再一轉而為社會情緒，則政治之思變成了社會憤懣，紙面怒火直接引燃街頭硝煙，就危乎殆哉矣！當年清末新政新學遽興，受教于新學的學生孕育于新政的時代大潮，但從一開始就期待和向往一種比新政更加劇烈的變動，不僅在于新學遽入中國之際，“名詞常常要比它所內涵的思想走得更快更遠”，還在于新一代知識分子的圣賢意志黯黯然澌滅而豪杰意態勃勃然發煌，更在于眼面前的現實與“新學”所描摹和允諾的美景形成巨大落差，則“吸引力和朦朧性之間”恰好提供了一種肆意汪洋的空間，遂致一脈橫決，天下滔滔。⑥今日中國情形類似，乃至于出現了“花錢買平安”的現象，正應了那句“人民內部矛盾用人民幣解決”的街巷諧語，其實怪而不怪矣！
由此似乎說明一個問題，即自由主義若想在中國獲得力量，落地生根，至少下述三點因素不能回避。否則，只能是一種連自身自由亦且毫無保障之純然學思。
一是自由主義不能只滿足于理念演繹，特別是不能自我陶醉于搬弄西式自由主義常識，而回避重大的社會問題。比方說平等的問題、貧富差別的問題、權貴資本通吃的問題、失業失學失醫的問題，等等。即就重大社會問題的迎面接應而言，亦當避免純然教條式的理念宣諭，而需多多著眼于日常之用。否則，往好里說，最大的收益是“啟蒙”，往壞里說，徒然點燃社會怒火，卻無引發社會進行政治思考之效，失去了將受眾自“老百姓”或者“消費者”導向“公民”的政治效果。注意：“社會怒火”與“政治思考”不僅方向有別，而且層次迥異，真正是不同性質呢！不是別的，正是對于公民的塑育，才是自由主義的用武之地，一如民族主義應當提供國民以必要的心智和心性，以自己的理論和理想實現國民的自我武裝。
二是自由主義多以普世價值面世，這是它的卓絕之處。其之感動億萬人心、激發無限憧憬、喚起民眾千百萬，原因在此。借用一句廣告詞，“人類失去聯想，世界將會怎樣”，不妨說，當今之世，身處“悶局”，“若無自由主義，人世將會怎樣”。但是，與此同時，倘無家國情懷支撐，失卻邦國背景，了無歷史文化內涵，則自由主義能否在中國這一具體社會中發揮其理論解釋力和“思想戰斗力”，便頓成疑問。正是在此，民族主義恰恰獲得了乘虛而入的機會。因此，無論是在歐西背景下的歷史發生論意義上，還是從一般思想理論脈絡入手，均不妨說，成熟的自由主義總是隱含著民族主義，或者說，民族主義恰恰是自由主義的一個內在的隱含命題。中國的自由主義之思若想獲得建制化的結果，需要克服重重障礙。其間，如何將家國天下情懷擁抱入懷，實現二者的有機建制化結果，隸屬題中應有之義。
三是自由主義不能喪失道德制高點，不能無視道義理想和道義力量，特別是需要與權貴資本有所切割，避免使自己不自覺間予人以資本說客和權貴弄臣的大眾印象。否則，新左派有關社會不公不義的指責，民粹主義關于貧富差別的怨憤，均足以逼出“自由主義太過虛偽”這一結論，將自由主義的思想力量即刻抵消殆盡。刻下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特別是持取自由主義立場的經濟學界人士予人以資本弄臣的大眾印象，實在不是個好兆頭。
四
就學術作業而言，整體來看，當今中國新左們還是略占上風。盡管大家聽了不舒服，我還是要說，自由主義學人群體的學問，總體上沒做過“理論新左”和“文化新左”這幫人。畢竟，以一般性常識應對新左們的理論性挑戰，太不般配，無異于暴虎馮河，讓對方咧嘴又撇嘴呢！另一方面，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政治愿景和人生態度，因其開放性格、對于現實的批判態度和高揚的理想主義，得以在輿論同情和爭取青年認同上，恒占上風。據說人大教授劉小楓曾經夸口，“輿論屬于你們，課堂屬于我們”。就在下教書匠的校園觀察來看，倘若限定于特定時空，這倒未必全是牛皮，還真的有幾分道理。這不，新左們一會兒新古典一會兒后現代，這邊廂中國現實那邊廂卡爾·施密特，直把香江當香山，還將西湖比東湖，玩得玄乎，鬧得蹊蹺，蹦跶得熱鬧，直讓自由主義者們眼花繚亂，窮于接招，羨慕忌妒恨。更是招募得如饑似渴、“不明真相”的青年學子如癡如醉，癲癲狂狂。就此而言，自由主義思潮若想在學問上也能占上風，使其表現為一種思潮的同時，還具有思想力量、學理深度和理論解釋力，怕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面臨的一大真正挑戰，非發憤圖強不可。發憤圖強，說的是更為堅忍的毅力，燈下枯坐的恒久用功，特別是一腔愿力，而不能光以志在“復述”既有自由真義，因而“無所創新”來搪塞。喜歡在媒體上混，陶醉于講大話討觀眾歡心，更是無法恪盡其功的。雖然這些工夫也要做，但事到如今，學理功夫不可偏廢，方見工效，并收功效，同樣昭然若揭。“菩薩畏因，凡夫畏果”，有志有節的自由主義學人，真該三思！
不過，最近幾年，新左們的創作勢頭銳減，其思漸竭，其學漸拙，日難自圓其說，更乏力開拓理論新境，已現衰弱而頹唐之相。所謂“課堂屬于我們”時段，似乎已成明日黃花。與之相對，自由主義一脈的學理品格和論說水準漸長，曾幾何時，新左們獨占鰲頭的景象似乎風景不再，至少，即將風景不再了，表明此派中人用功者漸多，著實可喜。自由主義群體學理見長，不是因為老將發功，畢竟，六十來歲那一撥，憑常識談大道理，真天真假天真攪和一團，底氣不足，已然過氣。他們依恃的實為逐漸長成的新進學人，三四十歲，勢頭漸鍵，后來居上，海峽兩岸四地聯為一體，聲氣相求。本來，已然過世的更上一代的自由主義學人若在，哪有理論新左們說話的份。可惜，迭遭摧殘，青黃不接，恰逢春荒上，這才有新左們翩翩起舞的空當，一下子美得不行。正常的社會景象和學術情形是，各派此消彼長，各據理由，各有招數，各擁看客，各自打發一方水土，而又交相輝映，共同致力于邦國福祉，齊齊關注人性提澌。此亦非它，不過就是成熟的國族心智和心性，說明的是那個叫作政治社會的思想成熟和政治成熟狀態罷了。站著說話不腰疼，正不妨說，今天各種思潮角力，好像誓不兩立，往好處說，其實正在營造的就是中華民族文明場域中的這一可能性呢！⑦
五
據在下觀察，立誠先生對于中國當下民族主義思潮評價過低。當下中國的“民族主義”，浮則洶涌，沉則不彰，收放之間，非人力所能掌控，牽扯到一百七十年的近代史，夾雜著屈辱記憶和光榮夢想，不是簡單的事，無法徑以褒貶打發，更非一味拒斥和貶抑的對象。的確，民族主義具有非理性特征，可正因其非理性，所以出諸自然，一種真實無欺而深沉蘊藉的大眾情感。它不僅關涉國民的認同，并且有關公民的自我定位，實為現時代條件下國民和公民進行自我解釋的意義體系，一種無法回避的自我定位坐標。值此多元化、全球化時代，一己身家性命的安放，自我的文化定位和政治選擇，糾纏萬端，民族主義或者邦國主義（借用張佛泉先生的說法）是其中重要一維，豈能棄如敝屣。一個顯明的事實是，任何一種優良的家國主張與理念，必定充盈著此種邦國情懷，同時，對于普世情懷和世界理想秉持開放的心胸。以“想象的共同體”作結，完全無視國族成長的自然歷史進程，不僅憑空抹殺了包括自身言說在內的一切“現代”敘述的歷史前提，以一葉障目的方式處理現代民族國家這一包括作者在內的一切現代人類無法逃避的巨型法政架構，而且，抽空了孕育自由主義的歷史文化前提。其實，只要想一想“不受外族統治”是一切政治社會的共同目標，如同對于安寧、繁榮、愜意、舒適和名譽、榮光的追求構成其內在美德（馬基雅維理意義上的），那么，就不難理解民族主義作為一種“集體自私”，恰恰就是所謂的現代國民心智。藉由對于自由政體的追求，對于公義的自覺，凡此內在質素融混一體，復上層樓，終于營造出那種已獲啟蒙的國民心智：公民理性。
就此而言，當下中國那種全盤否定民族主義的所謂自由主義，那種視民族主義為大敵的教條式自由主義，可謂淺薄至極，無根無底。它最大的盲點在于看不到只要中國得為一國，承認“現代中國”如同此刻小小寰球上的一切國家一樣依然是一個民族國家，則民族主義就是天經地義，亦且為現實人生所不可或缺。因為，不是別的，正是民族主義提供了現代國家的構成原理，也是現代中國的組織原理。抽卻此一原理，則邦國頓失維系，國不成國。其他種種主義，自由主義、社群主義、新儒家等等，都是在此時空和歷史文化范圍內，殫精竭慮于如何致臻其善而已。一朝邦國流散，它們同樣失卻時空寄托，還談什么這個那個的。視不見此，何容置喙。其實，這本是現代國家學說常識，也是成熟的自由主義不言而喻的通識。二十年前復述“歷史終結”的福山教授，于2004年的《國家建構》中喟言，自由民主制度端賴于“三要素”，“國家”為其不可或缺之一；2011年的《政治秩序的起源》，更于梳理歷史入手，指陳“現代西方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第一要素即為國家，而且必得是“強國家”，另外兩項依次為法治和問責政府。⑧無此“強國家”，如何施行民主自由政治？其實，此種“強國家”恰恰是伴隨著民主自由政治同步成長起來的呢！說來有意思，當年蔣夢麟及冠放洋，舟泊舊金山，第一印象是“移民局官員和警察所反映的國家權力。美國這個共和政體的國家，她的人民似乎比君主專制的中國人民更少個人自由，這簡直弄得我莫名其妙。”⑨換言之，雖然紙面上早已熟知自由民主共和制度，可事實上這位少年并未真知其意，更未及于生業歷練中咀嚼其義，因而才有此既驚且詫矣。若說問題，也是民主共和政體的難題，更是此種政體之精髓而優勝于既往一切政體之處，就在于如何既保持支撐民主自由政治足以運轉的“強國家”，又能將公權控馭于籠頭之內，讓人民獲享普遍平等、自由、民主、公義，而實現二者的有機平衡。“失敗國家”和“極權國家”之不如人意，就在于無此有機平衡而已。
所以，文化民族主義也好，某種意義上的經濟民族主義，像馬克斯·韋伯的《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一文所講的對于國族經濟利益的自覺也罷，均不能簡單否定，而恰恰要予其同情理解。畢竟，在這個以國家作為政治和法理單元的地球上，每個人都無法回避自我文化定位與政治、法理定位這一眼面前的問題。另外，正因為民族主義是一種自發的、非理性的情感和認同，因而，可能也就是正常的、最為深厚的普世情懷。它不但深蘊于現代人的心智和心性，并且塑造了現代人的心智和心性，而且，常常得以壓倒其他普世性訴求，而恰成一種最為強烈而深厚的現代意識和現代情感。這不是一個善惡論題，而是現實難題。君不見，20世紀70年代中國與南越爆發海戰，雖說正處共產革命蜜月，可北越和臺灣當局卻都默默地站在了各自國族一邊，暗中護衛著自己政治上的敵人，一如今日中越兩國雖說表面上似乎依然共享同一意識形態，這主義那主義的，甚至竟然信誓旦旦“不讓任何敵對勢力破壞兩黨兩國關系”，⑩卻早已為邦國至上的國家理性所取替，各以對方為潛在敵人，明里暗里交手不息。后主義時代，國族和國族利益彰顯，是最為實在的變化。利益當前，國族身影在后，胡可騎墻？其實，當年中蘇翻臉，面上是共產國際大家庭各有主張，只好分道揚鑣，里子則牽扯到尊嚴政治、大國博弈和國族利益。換言之，同樣是民族主義戰勝了政治意識形態。失見于此，便無法解釋同為共產政權，卻為何居然刀兵相向。
對于當下中國的民族主義，私見以為，它實為一種民間愛國主義，某種意義上也不妨說就是一種公民愛國主義。不是多了，太過強烈了，或者，產生危害了；相反，怕是太過稀薄了，太過軟弱了，面對波詭云譎、劍拔弩張的國家間政治，尚未能夠彰顯應有的思想力量，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即就國家政治而言，其工與功，亦且均未洋溢。換言之，此種尚欠歷練之民族主義未能提供足夠強健、靈動而老辣之國族心智，也不足以實現對于政體和國體之“雙重規訓”。至于某種“主義”的煽惑，似乎師出民族主義，為時勢而造時勢，卻斷然不能算在民族主義頭上，原本是不言自明的。以此歸罪民族主義，可謂“事與愿違，遘茲淹留”。舉例而言，一種言論主張，政治的本質是“強者對弱者的支配”，“是服從與不服從的問題”，并無對錯之分，進而申論政治的本質“其實就是我們所說的‘政權’或者‘江山’在誰的手中的問題”；“只要不服從政治權威，‘說你錯，你就錯，做對也錯’”。11此種赤裸裸的國家主義和絕對權力觀，毫無信念倫理，抽空了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之間的緊張，趨附的其實是那個叫做“絕對主義”的政制及其理念，恰恰刺謬于民族主義自國族利益立場之規制政治權力的基本主張。12此處與其用“政治權威”這一措辭，還不如直接換用“政治威權”更為恰切，更能表達心思。自另一面言，今天中國的多數媒體，似乎均自負面陳說民族主義，讓人想象這是否為外資所開辦，旨在瓦解中國人的邦國意識，同樣令人匪夷所思。朋友，晚近一百多年，“中國問題”的核心是國家建構，在建設“民族國家”之際建設“民主國家”，缺了這個叫做民族主義的資源是沒法一路走來的。要說問題，則如何引導國人形成“成熟的民族主義”，一種收放自如、內外兼修的國家理性，一種民族的政治成熟狀態，才是應對方向和用力之處也。君不見，無論歐西還是北美，那叫做民族主義的情感與認同，歷久彌新，藏蘊于國族心智的深處，與自由主義一道，早已成為邦國的魂靈，一種現代人性，須臾不可離散呢！只有承蒙現代啟示不久的一些亞非國族，不遑體會此間的張馳收縮，才會張張揚揚的，授人以柄。因此，在國家建構和應對國家間政治的意義上，今日中國的問題不是責難或者一味抨擊民族主義，毋寧，凝思潛修，養育出中華民族“成熟的民族主義”來，一如我們需要養育出中華民族成熟的自由主義來。借用列奧·施特勞斯“已獲啟蒙的愛國公民”這一表述，不妨說，這是一種洋溢著自由精神的國民精神，同時又是一種充盈著文化自覺的公民自覺，恰恰屬于一種公民愛國主義者也。
六
總括以上五點，在下想說的是，思潮紛雜，同臺博弈，表明當下中國社會充滿活力，引發問題的難題表諸思想的脈動，躁躁然也，操操然也。同時，它說明造成一個新型邦國的主流思想體系和價值體系尚未登場，有待于各路思潮在風云激蕩中逐漸整合成型，而塑育出中國的國家哲學。凡此闕如，說明較諸“建設經濟—社會，建構民族國家，提煉優良政體”等等“中國問題”之犖犖大端，“重締意義秩序”是一個更為漫長的進程。這也就是現代中國的國家理性之提煉和抉發的過程，同時并為國民人格和公共理性的成長進程，更是歷經百年，“現代中國”最終呱呱墜地進程中之思想歷練。盡管歧路紛披，它們都圍繞著“中國問題”打轉，為“中國問題”開方抓藥，分享著大致相同的問題意識和思想關懷，更是基于同一歷史前提，說明“中國問題”和“現代中國”依然人在途中，有待于接續奮斗中水落石出。
凡此同時說明，它們具有對話和交流的基礎，許多看似劍拔弩張之處，在我這個局外人看來，其實多系人為，更兼表演性質，在“中國問題”這一“一級問題”面前，不影響“團結奮斗”，甚至于“肝膽相照”。就此而言，容忍并倡導各派學思于對話中爭鋒，將心思凝聚于政治建設和人性提澌，共建正派社會和良善生活，堪為福音，始稱正道。
進而，各種流派的言說方式和表達形式還透露出另外一個消息，即當下中國雖然充滿活力，同時其實又為一大“悶局”。嘉慶九年（1804年），皇帝與直隸總督論及官風，以為“方今中外吏治，貪墨者少，疲玩者多”。又過了九年，兩廣總督應詔陳言，也說“臣觀近日道、府、州、縣，貪酷者少，而萎靡者多”，前后君臣所見略似。13以古觀今，則“悶局”悶在踟躕不前，上下皆“疲玩”而“萎靡”，于事關最終解決“中國問題”之政體變革大端處，獨缺政治決斷，匱乏剛健博大而深謀遠慮之政治意志，只剩下市儈般的短視與政客式的勢利，以致全體國民腐化，遂日甚一日。于是乎，一些人攫獲捆載，長袖善舞，保全安退；一些人躊躇阢隉，戰戰兢兢，困頓以終。各種操切言論，有以然哉，個中重大原因之一就是對于“悶局”不滿，而多所外泄矣！就此而言，詩歌是時代的觸須，思潮堪當歷史之風向標也，則立誠先生之立言，胡可謂無的放矢耶？！
記得余光中教授追述一生行旅，告謂大陸是母，臺灣為妻，香港堪當情人，歐洲不過是外遇。借此譬喻，對于在下這般學院居士而言，教書為業，教書為生，不妨說，學術是母，思想為妻，思潮嘛，界乎情人和外遇之間。投契的，男歡女愛，兩情繾綣，終生縈念。否則，一夕競歡，如萍如露，各奔東西，任它潮起又潮落，聽隨潮來復潮往也！
注釋:
*本文為筆者于2011年10月23日在博源基金會“當代中國八種社會思潮”討論會上的發言，同年11月18日據記錄稿修訂。
①參見馬立誠：《當代中國八種社會思潮》，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
②如同許紀霖教授的觀察，激進左翼的集體右轉，構成了最近幾年間漢語學界的一大理論現象。參見許紀霖：《當代中國的啟蒙與反啟蒙》，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
③參見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的滄桑》，載《李宗仁回憶錄》下冊，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④有關“政治左派”、“理論左派”和“文化左派”的分梳，參見許章潤：《左派的譜系》，載許章潤：《現代中國的國家理性：關于國家建構的自由民族主義共和法理》，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⑤正如楊國強先生的檢索所示，清末十年里，“旨在變舊法的新政派生出許多盤剝，而為盤剝所苦的民眾一旦自發而起，又往往固戀舊習舊法，成為傳統制度最有力的守護者。”今日情形顯示曾經并且依然擁護改革開放的人民群眾，對于體制固化、新舊兩頭不靠譜之現狀的極度不滿，從而導致了普遍的懷舊與“固戀”的勢頭。參見楊國強：《晚清的士人與世相》，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258頁。
⑥此處引用了楊國強先生的研究，參見注⑤。
⑦2011年10月，在北京召開的一次有關當代思潮的小型會議上，筆者上述“自由主義學人群體的學問總體上沒做過左派”的話頭一開，旋遭袞袞駁議，有理無理，有據無據，都是善意，也都平和相向，印證了“走向成熟”這一基本估計。但是，另一方面，駁議滔滔，急不可待，或許可以理解為在下的話頭點到了“痛處”，亦未可知也！否則，何須群情激奮乃爾，乃至于急相駁辯呢！
⑧參見［美］弗朗西斯·福山：《國家建構：二十一世紀的國家治理與世界秩序》，黃勝強、許銘原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Francis Fukuyama，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NY： Farrar， Strauss and Giroux， 2011.
⑨參見蔣夢麟：《西潮》，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63～64、134頁。在此書中，作者人到中年，回首民國初年施行憲政的種種情事后，不禁益且喟然：“國家統一是實行憲政的先決條件。”
⑩參見《關于指導解決中國和越南海上問題基本原則協議》，鳳凰網，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nanhaizhengduan/content-3/detail_2011_10/12/9770289_0.shtml。
11許紀霖教授在指出中國的國家主義者缺乏韋伯思想中深刻的緊張性和悲劇性之際，陳言他們只是膚淺的國家理性的膜拜者，是一批宗教倫理意義上的價值虛無主義者。但是，與此同時，似乎卻將一切公民愛國主義統歸入“趨于神魅化”的國家理性范疇，而無視國家理性的內在張力和對于國家及其權力本身的規訓意義。換言之，在他所分梳的“集體右轉的激進左翼”和“近十年間崛起的施密特主義陣營”之外，尚存在著一種自由民族主義的國家理性立場。此一立場的用意正在于糾正利用德式浪漫國家觀對于現實政制的逢迎趨附，而將國家于去神魅化之際導入公民共同體的正軌。正文中的引文和許氏駁論，參見許紀霖：《當代中國的啟蒙與反啟蒙》，第238、242、268頁。
12許章潤：《民族國家：雙重規訓與政治成熟》，載《政法論壇》2008年第6期。
13同注⑤，第11頁。
來源：《開放時代》201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