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衛視11月24日《世紀大講堂》，以下為文字實錄：
王魯湘：學術前沿，思想對話，歡迎走進《世紀大講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也經歷了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事實。今年3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兩會”答記者問時表示，在我任職的最后一年，我們政府將做幾件困難的事情，第一件事就是要制訂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總體方案，收入分配的不均不僅損害了老百姓的切身經濟利益，也已經嚴重影響到中國經濟的的健康發展。那么如何看待中國經濟當前的發展現狀，收入分配不公怎樣阻礙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經濟真的會落入發展的陷阱嗎？
有關這些問題，我們今天很容幸地邀請到了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先生，大家歡迎。
解說：王小魯，中國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資深研究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理事，早期研究領域為農村和國有企業改革，近十年來主要研究中國經濟增長、收入分配、城市化、市場化改革等問題。曾獲首屆和第十一屆中國經濟學界最高獎項，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杰出博士論文獎，和首屆中國軟科學獎。王小魯先生是中國經濟改革長期的倡導者，在社會上具有重要影響力。
2010年被《財經國家周刊》評為對中國經濟產生重要影響的經濟學人，被《南方人物周刊》選入百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其關于灰色收入的研究被《人民論壇》列為2010年社會類十大觀點之首。
王魯湘：小魯先生您好。這是您再一次地做客我們《世紀大講堂》我記得上一次您在這里講的就是一個灰色收入和國民經濟，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
王小魯：是。
王魯湘：當時我記得您提供了一個數字，我聽了以后還嚇一跳，就是有5.4萬億的灰色收入是沒有納入到統計的范圍。那么現在的情況如何呢？這種灰色收入情況，跟您四年以前（相比）。
王小魯（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當時那個研究是基于我們做的一個調查是2008年做的，在調查的基礎上做了一系列的推算，當時得到的結論是認為我們在居民收入統計以外，沒有被統計進來的隱性收入大概是九萬多億。其中我認為有5萬多億可以認為是灰色收入。
王魯湘：灰色的。
王小魯：這個研究做完了以后，最近兩年還沒有做新的類似的調查和研究，但是我也注意到一些從宏觀數字上，也能反映到一些這方面的問題我也做了一些測算，這個隱性收入大概也是9萬多億，不到十萬億。2008年之后，大概兩三年之間是逐漸，這個數字還在逐漸擴大，2009年大概超過了10萬億，2010年達到12萬億以上，2011年得到的這個推算結果稍微有所回落，但是也在10萬億以上。
王魯湘：那么我們的國民收入中間用顏色來標記，肯定有灰色的話，就應該有白色，還有黑色。白色收入肯定就是賬面上的納過稅了的，干凈的錢，黑色的那是不法收入了。
王小魯：對。
王魯湘：灰色收入可能是介入這個白色和黑色之間，沒有納入統計，因此也就沒有交稅的錢，是這種情況嗎？
王小魯：在我的研究里頭，我把灰色收入這個概念定義得比較寬，我把所有不能明確地界定為合法收入的收入部分都叫做灰色收入，實際上這個灰色收入它可能包含幾種不同的情況，一種可能是也許有合法收入，但是他沒有納稅，所以他也不愿意公開，這是一種情況。那么也許有非法收入，但是非法收入，你只有在比如它變成一個案件了，法院判決了，你才知道它是非法收入。
王魯湘：才能知道到底是多少，是吧。
王小魯：沒有這樣一個先決條件，你可能會觀察到在生活中間存在大量的來源不清楚的收入，但是你不知道它是不是確實是非法收入，那么這種情況，事實上我相信它會包含相當大量的非法收入。
王魯湘：就說這個灰色收入國民收入中間，應該說在很多國家可能都存在，但是它占的比例不能太大，或者它的不能太巨大是吧，比如說像中國達到上萬億十萬億這種數字，整個國民的比如說，我們拉動內需也好，或者我們很多的經濟政策的制訂，可能就是很盲目的。
王小魯：是這樣，我們國家過去的收入分配在改革以前，計劃經濟時期叫做按勞分配，說是你多勞多得，但是實際上那個分配是相當平均主義的一個分配，因為你很多場合下你沒法界定誰的勞動多，或者誰的貢獻大，結果就是大家都差不多。改革以后是按照市場原則來進行分配，那么市場原則，實際上首要的是按要素分配，勞動者得到勞動報酬，資本所有者得到資本回報，土地所有者得到土地的回報，人力資本的所有者也得到它相應的回報，那么它是一種根據要素的貢獻來分配的，這種分配粉飾從理論上來講，首先和這個經濟發展和效率是聯系在一起的，因為你付出的越多，你對經濟的貢獻越大，你在市場上能夠得到回報越多，但是現在就出現了另外一種分配，就是是某一種收入既不來自勞動報酬，也不來自合法的資本報酬也不來自合法的土地報酬，你不知道他是從哪來。
王魯湘：不知道從哪的，跟勞動要素無關。
王小魯：對，那么最可能的是和權力有關，涉及到權力，涉及到腐敗，這可能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
王魯湘：所以我們說社會分配問題，這種灰色收入過大的話，就是我們說一種隱性的，實際上國民收入差距越來越大，這個比露在賬面上的，比表面在工資單上的可能對社會的危害更大。
王小魯：對，它一方面是顯然是造成越來越大的收入差距，因為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灰色收入，也不是在很多人中間能夠平均的分配這種收入，它是有極少數的人可能能得到大量的灰色收入，其中事實上有很多不合法的收入，非法的收入，是通過貪污腐敗，或者其他一系列不正當的手段得到的。那么這樣一來它當然是拉達了收入差距，而且不僅僅是導致收入差距擴大，而且更重要的是分配不公，因為來得沒有道理，這個收入來得沒有道理，而且它可能別人做的貢獻比他要多得的，但是收入遠遠不如他。那么這樣一來他就造成社會沖突，造成社會矛盾的加劇，這個是非常不利的一個因素。
解說：根據最新數據，2012年第三季度我國GDP增長率已降至7.4%，經濟下行趨勢明顯，GDP的下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經濟下行與內在的經濟結構有什么關系？中國又是否會落入中等收入的陷阱？《世紀大講堂》《收入分配與發展陷阱》正在播出。
王魯湘：好，下面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王小魯先生演講，他今天演講的主題就是《收入分配與發展陷阱》，大家歡迎。
王小魯：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和大家一起討論收入分配問題。我今天想講四個部分的內容，首先我想講一講近期的經濟下行它和結構失衡的關系。因為這個問題實際上和收入分配問題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那么我們大家知道從最近兩年經濟增長的數據上來看，我們面臨一個很突出的經濟下行，這么一個現象，從2010年到現在，如果我們按季度GDP增長率來看，幾乎是每一個季度都比上一個季度的增長率在下降，那么到今年的第二季度，增長率已經降到了7.6%，那么和過去的10%以上的增長相比起來已經是一個比較大幅度的下降。那么這個下降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們如果從需求角度來看，可以把它分解為三個因素，就是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外需，就是反映在我們的進出口上。那么從這三個方面的影響因素來看，實際上突出的下落的是外需，就是說我們的出口在迅速地下降，我們出口過去大概十年左右的時間，保持了超過20%的增長率，如果按美元計算的話。那么除了2009年有一個大幅度的下降，因為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那么其他的歷年基本上都保持在20%以上，但是今年的一到七月份出口增長率降到了7.8%，這個下降當然主要是因為歐美市場不景氣，這是一個直接的原因。
如果看這個其他方面的需求，我們可以看到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的增長相對來說還是比較正常的，固定資產投資今年1到7月份增長里扣除了價格因素還在18%，那仍然是一個不低的增長率，和過去十來年的情況基本上差不多。我們的消費最近一兩年因為居民收入增長比較快，所以居民消費也還保持了一個相對比較快的增長。如果看這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長，大概也超過了10%，也是一個相對不錯的增長。
所以說從三個方面的需求來看，突出的影響經濟下行的就是出口，出口下降了，那么導致了經濟下行，但是為什么出口下降會那么直接，那么大幅度地直接影響經濟增長，我想它說明一個背后的原因，就是說我們的經濟本身存在內需不足，所以過去的經濟增長過度的以來了外需和投資拉動，我們過去十年來的出口每年百分之二十幾的出口增長，應該說是一種超常的增長，而如果沒有這樣一種超常增長的話，我們過去這些年的接近10%的經濟增長率實際上是不能保證的，它是依賴了這樣一種外需的出口的迅速擴大。另一方面我們固定資產投資過去長期以來增長也很快，特別是在2008年以后金融危機的期間，我們政府采取了擴大內需的政策，主要是擴大政府投資的政策，和擴大貨幣供應的政策，所以在那兩年中間，投資起了更重要的拉動作用，投資急劇上升，急劇擴大，對這個經濟增長起了拉動作用。我們過去這十年中間，內在的經濟機構一直在發生變化，而這個變化一直是朝向消費需求，相對比重下降，而投資需求和外需的比重在上升，朝向這么一個方向來變化，這個變化的趨勢如果不改變的話，那么預示著我們未來內需不足可能會變為常態，而這個經濟增長就缺乏了有利的保證，我想這是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就是說中等收入陷井可能已經變成我們一個現實的危險了，那么接下來想給大家解釋一下為什么說我們這種結構性問題會導致內需不足，會導致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險。
我想首先比較突出的一個指標，我們可以看消費和儲蓄之間的相對關系，我們在GDP中間最終消費占的份額從過去，可以說從上世紀中期以來，1950年到現在，大的趨勢是消費率在下降，儲蓄率在上升，那么這個消費率下降儲蓄率上升的過程在一定時間內它對經濟增長起了，很有利的推動作用，因為當你儲蓄率上升的時候，你就有大量的資金可以用來投資。因此這個大規模的投資可以帶來經濟更快的投資，可以帶來固定資產存量就會迅速地擴張，生產能力會迅速地擴張，你各方面的投資需求得到滿足，因此經濟增長能夠得到一個有利的支撐。但是最近十年這種變化的速度加快了，比如說居民消費在過去十年里面從2000年到現在是加速下降，而儲蓄率是加速上升的，總的來看我們過去1950年左右的時候，居民消費率大概是接近80%，也就說只有20%多一點的儲蓄率，這個比重到2000年的時候，大致是消費率是在60%左右，但是現在最終消費率降到了50%以下，這是最近十年中間發生的。而其中的居民消費所占的比重已經降到了GDP的34%，這種情況在世界上相對來說也不多見，就是說居民消費占的比重這么低這種情況，因為大部分國家居民消費總是會占GDP的一個主要的份額。那么我們的GDP占到了，只占了GDP的三分之一了。
所以從結構變動上來，我們所面臨的這種內需不足，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和消費率的下降，儲蓄率的上升是直接聯系在一起的。高儲蓄高投資確實帶來了高增長，但是這個高增長應該說是有一個限度，就是說，我們如果說儲蓄率和投資率在不斷地上升，在不斷地提高，它會造成一個結構失衡，那么這個結構失衡最近幾年表現得非常明顯，就是說特別是我們2008年、2009年開始搞四萬億投資，擴大政府的財政方面的投資，那么它在當時起了對抗金融危機的作用，因為出口掉下來了，我用投資需求把經濟增長拉上來，這個當時是確實是起了明顯的作用，但是這件事情過去之后，我們看到它帶來的一個副產品，就是各行各業的過剩的生產能力增加了。
因為大量的投資會造成大量的新增生產能力，生產能力會擴張很快，那么新增生產能力迅速擴張，它需要有一個條件，就是說生產能力擴張了，它就會帶來生產規模的擴大，帶來大量的產出，這樣的產出是需要有人來買的，這些產品是需要有需求的，而居民消費相對增長比較慢，于是就沒有相應的需求和這種供給的增長相適應。它帶來一個什么問題呢？就是說雖然投資在當時拉動了經濟增長，明顯的拉動，但是投資完成之后就出現了產生迅速擴張，而擴張了的生產能力往往在市場上找不到出路，變成了過剩產能。那么于是又面臨，進一步的面臨內需不足，消費需求不足，這變成了一個悖論。也就說生產能力的擴張，它并不是無限的，它是有一個結構要求的，當我們這個國民經濟結構已經出現了失衡，出現了過度儲蓄和過度投資的這樣一種情況的時候，生產能力進一步擴張，它帶來產能過剩進一步加劇，而未來會出現更多的內需不足，這是一種結構矛盾反應。我想這是我們面臨的問題。
而這些經濟結構調整的背后，恐怕更多的是體制方面的問題，尤其是和收入分配相關的問題。
解說：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導致了社會的不穩定，資源分配的不合理以及經濟結構的失衡，是什么原因導致了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如何能夠解決收入分配的不公問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推進我國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世紀大講堂》《收入分配與發展陷阱》正在播出。
王小魯：接下來我想具體講一下經濟結構失衡的表現，為什么我說我們現在面臨這種結構失衡，它背后是很大程度上是收入分配的問題，為什么說收入分配問題會帶來結構的失衡，會帶來我們面臨中等收入陷阱這樣的危險？我想這個背后有一些突出的領域，它在這個直接影響著我們的經濟結構問題。
首先一個方面，我想過去一段時間，政府集中的資源過多，而且政府管理的資源由于我們體制上的漏洞，管理上的漏洞，造成了政府資源的使用不善，管理不善，很多錢可能沒有花該花的地方，還有一部分錢可能是流失掉了，通過百等等這樣一些現象流失掉了，形成了灰色收入，那么這是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至少是三分之一以上的國民收入，或者GDP是集中在政府手里，由政府花出去的，這樣一個概念。
但是這個花和花又不太一樣，因為如果我們和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現在政府占的比重應該說是相當高的。基本上發達國家政府集中的資源，它使用的最主要的方向是公共福利和社會保障，公共教育、公共醫療衛生等等這些方面，我們看很多歐洲國家都是非常明顯。我們國家雖然政府集中的資源比重在迅速上升，但是支出結構現在看來就很不合理。我們用于公共醫療、公共教育、公共住宅，社會保障這方面的指出，雖然最近幾年是在增加，有些領域增加的速度還比較快，總的來說比重偏低。尤其是用于醫療和教育的支出占GDP的比重如果和國際水平相比仍然低于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這是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比較可以得到這么一個結果。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政府支出中間，用于政府自身消費的部分，比如說“三公”消費是一個巨大的數字。列外政府用于投資的部分非常大，這些支出占了政府支出的很主要的部分，那么這個政府收入和政府支出之間的這樣一種不協調，我想是導致我們目前面臨結構失衡的，其中的一個原因，這意味著我們的整個政府財政系統是有必要進行一場改革的，公共資源怎么使用是一個方面。
那么再一個方面呢是壟斷性行業，壟斷性收益怎么分配。我們這幾年有一個進步就是實行了資源稅的改革，把石油和天然氣這兩個領域，從原來的資源稅從從量稅改成從價稅，5%的資源稅，那么這樣一來，資源稅總量是擴大了，它起了一個什么作用呢？就是把一部分由自然資源帶來的收益納入到政府財政收入中間來，這部分自然資源收益原來是怎么分配的？原來是和，因為沒有資源稅或者微乎其微的資源稅，所以實際上擁有資源的部門和其他沒有這樣的資源的，一般性的競爭性的部門相比，他們的稅收都是一樣的面臨同樣的稅收，面臨同樣的一套管理方法，這樣一來呢，擁有自然資源的部門就處在一個得天獨厚的地位上，它有大量的資源收益，這部分資源收益不用交公，它變成了企業利潤可以由企業自己支配。
所以我們長期以來說壟斷行業和其他行業之間有巨大的收入差距，分配不合理，怎么造成的？資源收益和壟斷收益，這些因素造成的。那么我們現在把資源收益納入到公共財政渠道里來，同時如果這些資源收益能夠用于公共服務的目的，那當然是一個改善，是收入分配方面一個進步。但是在我看來這個是不夠的，就是我們現在5%的資源稅，稅率還是太低，還有大量的資源收益沒有納入到這個渠道里來，要讓它和其他競爭性的部門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那么還有一些因素我想值得一提的是生產要素的資本化，這樣一個過程中間產生的收入分配問題。
解說：我們知道我們國家過去三十年來經濟高增長，從低收入國家現在變成中等收入國家了，那么城市化也在迅速地進行，三十多年前我們城市化率只有17%，現在是51%了，已經超過一半人口變成城鎮人口了。那么在這個過程中間，它就同時伴隨著一個土地的資本化，因為城市化在迅速推進，你要建城市，要建基礎設施，要造房子都需要土地，土地進入市場，于是土地的價值成多少倍的增長。過去可能一畝地一兩萬塊錢，現在真正在城市周邊的繁華地區征地的時候，那一畝地只要開發出來可能是幾百萬，那它就是從幾萬變成幾百萬，它可能它的價值翻了一百倍。那么這樣一個變成了一個，它是一個巨大的收入來，那么巨大的一筆收入你怎么分配，就變成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解說：過去就是由于各地地方政府財政方面有一些問題，財政可用的財政資金不足，設計到中央和地方之間的財政分配關系。因此在土地出讓方面，地方政府就獲得了一個可以說是一個特許，就是說我們地方政府可以通過賣地，把這個賣地的收入納入，變成地方政府的所得，用來補充它的常規財政收入的不足。但是這個現象在經過了若干年的演變以后，現在已經變成土地收入變成地方財政的一個最重要的方面，一個收入的支柱，這樣一來可能就產生一系列問題了，第一你賣地，賣的是土地的使用權，是未來七十年的使用權，而你在賣地的時候一次性把這個土地出讓收入拿到政府手里，一次性地花掉。這種情況是不是可以持續。七十年的收入，未來的收入，你一次性把它花掉，你將來還永遠有土地可賣嗎？不會的。那么這個資源怎么來使用更合理？現在這樣一種通過土地出讓金的方式，政府把它一次性集中起來，又沒有進入常規的財政預算的軌道，沒有一個更加透明更加嚴密的制度，來進行監督，那么就出現了大量的亂花錢，大量的資金的流失，大量的腐敗，這方面的問題是嚴重的。我想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恐怕是勢在必行。
那么為什么收入差距的擴大和經濟停滯聯系在一起了？原因在于，第一它造成了大量的社會沖突，大量的社會不穩定不安定，第二，它造成了資源的不合理分配，比如說我們剛才提到的壟斷性收入，它帶來的不僅在收入分配上不公平不合理，而且它會帶來一個資源配置效率的下降，這些壟斷性行業的資源，它的資源的使用效率實際上是降低的，那么這樣一來它對經濟增長當然會帶來負面影響。
那么第三是我們剛才提到的經濟結構問題，是當一個國家收入差距過大的時候，它可能會導致一個現象，就是說它的儲蓄率會無限地上升，消費率不斷的下降。所以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我們現在恐怕要有一系列的制度上的改善，比如說擴大政府的資源用來建設一個更完善的社會保障和基本的公共服務體系，少一點兒“三公”消費沒關系，對社會沒有壞處，對經濟發展沒有壞處，但是如果沒有全社會的社會保障，和全民共享的公共服務，那社會的發展會面臨問題，我們現在這幾年在社會保障方面有很多的改善，但是有一個突出的問題，兩億農民工在城市里打工，他們大部分人仍然沒有被城市的社會保障體系覆蓋，那么這是我們政府要解決的問題。
另外我們在比如說醫療教育這些方面，這些公共服務的分配是，仍然是不均等的，比如說城市相對來說多，農村很少，農村的教育資源不足、醫療資源不足、資金不足等等。在不同的地區之間分配也不公平，那么這些問題恐怕也都需要解決，我想這些問題可能是幾個比較突出的方面，和收入分配直接有關，同時又影響到我們目前的經濟結構，影響到我們未來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那么要解決這些問題怎么辦？最后可能我想簡單談一點想法，我們怎么跨過可能的中等收入陷阱，怎么持續地推進經濟增長，怎么讓我們的收入分配變得更公平更合理。
我覺得這些方面的問題恐怕都有賴于推進改革。首先是我們過去三十年經濟改革做了很多事情，從計劃經濟轉軌到了市場經濟，但是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恐怕沒有相應地跟上。我們在這方面恐怕要加快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尤其是通過這項改革來轉變政府職能，來改善政府的管理和服務。這些改革我們未必需要“休克療法”，我們完全可以通過漸進的方式一步一步來走，一個問題一個問題來解決，但是要解決，要走，要往前推進，我覺得這是根本。我們不怕問題解決得慢一點，每一步邁得小一點，但是要一步一步往前走，我覺得這是根本。那么可能當前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解決改善我們的政府管理體制，改善我們的財政體制，讓我們的財政資金分配得更合理，讓我們的不管是現在財政預算內的還是預算外的公共資源，都能夠納入到一個統一的管理體系中間來，得到合理的管理和合理的分配。也需要公共資源的工作和運作更加透明，政府的管理更加透明，只有透明了才能受到社會的監督，公眾的監督，只有公眾來監督政府，才能保證政府把事情做好，我想如果沒有公眾監督，那么政府自身面臨的很多問題可能靠政府自己是解決不了的，我想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總體來講，我認為是只有推進改革來解決我們現在制度上面臨的這些問題，才能改善收入分配，也才能使我們的經濟發展獲得一個長期動力，才能跨過中等收入陷阱。我想我先給大家談到這。
解說：西方市場經濟國家通過一系列制度的建立，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面對發展的陷阱，中國也急需改革，改革的動力在哪里？收入分配改革最核心的內容又是什么？《世紀大講堂》《收入分配與發展陷阱》正在播出。
王魯湘：非常感謝王小魯先生精采的演講，現在我們進入現場提問的環節，就是關于（收入）分配的（改革），包括收入分配的不公的問題，還有我們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想要和小魯先生進行討論的請舉手。
現場觀眾：謝謝主持人，王老師好，我是想讓您詳細解釋一下西方國家它是怎么跨過這個中等收入陷阱的，以及中國將來怎樣跨過中等收入陷阱？中國是要走西方國家的那個老路呢？還是說有其他新的方式，謝謝。
王小魯：謝謝，我想西方國家走過的路是不是可以這樣概括，就是說它們早期的市場經濟的時候，可以理解為大致上是一種自由放任的市場，沒有政府過多的參與，沒有過多的再分配，但是這些制度實際上是在，基本上我想是在二十世紀的時候建立的，當然有些國家建立得更早，大部分國家是在二十世紀建立起來的。就是說它們發現一方面市場經濟帶來了經濟發展，另一方面業帶來了收入差距的擴大，為了把這個社會收入差距保持在一個合理的范圍以內，防止過大的收入差距，防止因此造成社會的不同階層，不同集團之間的這種激烈的沖突，因此它們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建立了公共服務的制度，建立了社會保障的制度，建立了收入轉移支付的制度，就這些制度是在二十世紀陸續地建立起來。我想現在的發達國家和早期它們的那種市場經濟國家有一個什么區別呢？它們仍然是市場經濟國家，市場仍然起著最重要的作用，這是沒有疑問的。
但是另一方面，它們建立了一系列的制度來解決市場本身沒有解決的那一部分問題，想這可能是我們要學的東西。當然我們現在還面臨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剛才我提到了，我們的收入差距在擴大，其實并不都是市場帶來的，有很大一部分恰恰是其他方面的一系列制度不健全造成的。這種東西不僅不是市場造成的，而且實際上它是對市場的一種破壞，它破壞了原來意義上的市場經濟的分配原則，要素分配變成了根據權力來進行分配，變成了在分配過程中間通過大量的漏洞來形成灰色收入這樣一種分配狀況可能是更不正常，更急需解決的問題。
現場觀眾：我是來自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學生，您剛才提到，就是我們要邁過這個發展陷阱最根本的途徑是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我們提到政治改革已經提了好多次，但是成效甚微，您認為其中的瓶頸在哪里？我們應該如何突破？好，謝謝。
王小魯：政治體制改革我想在這方面當然現在還有很多不同的認識，我們需不需要政治體制改革，或者我們需要政治體制改革，具體需要做什么，這方面可能認識還很不一致，可以說還沒有取得一個全社會的共識。但是某些方面我覺得社會上正在形成共識，就是首先社會各階層對我們現在出現的，大量的腐敗和收入分配不公的這種現象是高度不滿的，是迫切希望解決這些問題，那么這是一個，我想是一個起碼的共識，那么在這個基礎上，我想有可能大家通過公開的討論，通過互相交流，通過這種思想的撞擊，不斷地取得更多的共同認識，取得更多的共識，就是說我們要找到那些收入分配方面最不正常的地方，制度深最薄弱，或者是最不合理的地方去進行改革，我們要找到在政府管理體制上和其他方方面面體制上存在的這些突出的問題，去解決這些問題，解決這些問題其實就是推進改革，就是包括我剛才說的政治體制改革。我想這是一個取得社會共識的過程。
那么因為這個改革要觸動很多人的既得利益，當然它阻力會很大很難，但是也不是說做不了，因為如果全社會多數人能夠取得，在更大程度上取得共識，它就會形成一種力量，形成一種推動的力量，形成一種社會的呼喚，要求這種改革往前推進，我想這個就是改革的動力所在。
現場觀眾：王老師您好，我想問的是，您剛剛也是提到了灰色收入，那么對于這個收入分配改革的最核心的內容是什么呢？最核心的部分是什么？謝謝。
王小魯：收入分配改革其實涉及方方面面，它不僅僅是調整工資，不僅僅是調整所得稅，它可能還要包括改革政府管理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土地管理制度等等一系列的問題，那如果說最突出，或者最迫切的問題是什么，我覺得首先解決腐敗的問題，可能是腐敗的問題是我們現在面臨的最大的威脅。那么解決腐敗問題，光是停留在反腐敗上，說是發現了什么案子，出現了貪官，有一個我們再來抓一個恐怕不夠。我們首先要解決制度上的問題，就是從制度上杜絕腐敗產生的那些根源，我想這個是最關鍵的。
王魯湘：很多國家在成為中等收入國家之后都面臨著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擾，即成為中等收入國家后會伴隨著經濟增長的乏力，人均收入水平難以提高的現象，這一現象首先于拉美地區出現，繼而在一些亞洲地區也開始出現。
王小魯先生今天的演講為我們分析了近期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的現狀，并指出結構失衡現狀的根本原因在于收入分配的不公，他提出要跨越發展陷阱，必須要做戰略上的、思路上的、政策上的大調整，不斷地深化改革并扎實地實施。近日有消息稱，歷時八年的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方案已進入倒計時的階段，社會各界對這一改革方案期待良多，如何破解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的難題，以跨越發展陷阱，利用財稅、行政、市場等手段，來合理地調節各方利益，是改革方案需要著力破解的。好，讓我們再一次的感謝王小魯先生今天精采的演講。同時也感謝現場和電視機前的觀眾，我們下周同一時間《世紀大講堂》再見。
來源：鳳凰衛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