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蔣介石讀書最大的不同，一言以蔽之：毛澤東讀史、蔣介石讀經。毛澤東讀史是研究人，蔣介石讀經是琢磨心。
在中國現當代史上，蔣介石是個重要的研究對象，不過，一般的研究者多關注他的事功，至于其精神世界則較少涉及。最近出版的《蔣介石：一個力行者的思想資源》一書，可謂從精神層面分析蔣的得失成敗的開先河之作。本書作者之一、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員黃道炫先生向我們講述了蔣介石的閱讀生活，他認為毛澤東、蔣介石讀書都偏重中國古典典籍，而兩人閱讀最大的不同，一言以蔽之：毛澤東讀史、蔣介石讀經。
與我們通常的印象不太一樣的是，蔣介石一生在讀書上不僅用功頗深，且堪稱涉獵廣泛。蔣介石的閱讀大約可以分成幾大類？您怎么看待蔣介石身上這種或許有點另類的書生氣質？
黃道炫：蔣介石讀書，不拘一格，政治、軍事著作當然是他的首選，經濟、社會也有涉獵，傳統中國經學他一生用功最勤，西方哲學、心理學、社會學也有興趣。其他如傳記、小說等在他的日記中也可以看到閱讀記載。大致看，經學當然是他讀得最多的，從論、孟、學、庸到宋明儒，一生可謂愛不釋手，按他自己的說法就是“誦讀不輟”。這一部分對他而言，主要是精神修養，從對中國傳統精神的貼近中吸取修身立人的養分。他讀政治書比較龐雜，既有傳統中國的政治典籍，也有國外政治著作。不過，可以看得出來，他閱讀國外政治著作，對純粹的政治學原理不感興趣，偏重關于實際政治行為的記述，尤其對弱小國家民族復興這樣的記載更感興趣。比如他很喜歡讀《土耳其革命史》，這和土耳其在基馬爾領導下取得獨立運動勝利，實現土耳其的民族復興大有關聯。
蔣介石是個軍人，軍人從政，所以他一生都具有強烈的軍人氣質。但是和一般出身行伍的不同，他早年在東京投身孫中山的革命陣營，所以兼具革命黨和軍人的雙重身份。革命黨領袖孫中山就是極具書卷氣的讀書人，他周圍的革命同志也多愛讀書，這對蔣介石難免會有影響。在國民黨人中，蔣介石的這種做派其實并不另類。
蔣介石給人最大的印象似乎是從少年開始便接受過系統的國學教育，終其一生讀書的重點都在傳統學術之上。作為一名現代社會的政治領袖，閱讀和思想資源如此偏重于傳統學術，是否有點“迂闊”和過時了？
黃道炫：這個應該沒有問題。這點他和孫中山不一樣，孫中山早年到西方游學，深受西方思想熏陶，后來的閱讀一直很廣泛。雖然孫中山也強調要承繼中國傳統精神，但他基本把這種承繼界定在精神層面，也就是強調民族的傳承需要有一種精神基礎。蔣介石閱讀傳統典籍，繼承傳統精神則更多從修齊治平層面進行，也就是說，閱讀典籍是為了修身，修身的目標則指向治國平天下。所以他期望自己成圣，做圣王，風動天下，讓天下景從。
當然，從實際的操作層面看，蔣介石不是一個食古不化者，作為一個政治人物，他能夠躋身最高層，當然不可能是一個簡單的書生，更不可能真的是一個圣人。實際上，蔣介石面對具體問題的時候，手腕相當靈活，措施也十分實用，對古今中外各種思潮都可以拿來為我所用，并不偏執一端。不過，在表面的實用主義后面，蔣介石又是一個相當固執、相當堅持的人，思想深處對傳統精神的堅持從未改變，所以他的靈活變通畢竟又隱隱約約有著底線的制約。即便遭遇失去大陸這樣的打擊，他對傳統精神不能不有所懷疑，但最終也未放棄，只是越來越隱退到精神層面。
另外，蔣介石讀傳統經籍，固然不免迂闊、過時，但也不是一味盲從，還有用現代精神闡釋經典的意圖，這一點，他對《大學》、《中庸》的闡釋體現得十分明顯。他希望從學、庸中開發出符合現代科學的科學精神，從1930年代一直講到臺灣時期，最后形成闡釋《大學》、《中庸》的《科學的學庸》一書。蔣介石這樣聯結傳統與現代科學，雖不一定那么有效或者到位，但還是代表了蔣面對現代的意圖。
蔣介石在經學和宋明理學的研讀上頗有建樹，似乎格外重視王陽明和曾國藩，以此來看，蔣本人是否有繼承道統甚或“內圣外王”的政治理想？
黃道炫：繼承道統、“內圣外王”，這在蔣的思想中很明顯了。書中引到蔣介石1936年11月的日記：“從前只知以豪杰自居，而不愿以圣賢自待，今日乃以圣賢自待而不愿以豪杰自居矣。”相似的說法還有很多。蔣介石崇奉中國儒家精神，對孔孟程朱、陸王曾左這些人都折服心儀，但他特別欣賞的還是王陽明、曾左胡。王陽明可謂中國傳統立德、立功、立言的典型，既有心學的創導，也有平定內亂的事功。蔣介石寫信給陳誠時，就告訴他：“陽明得道于龍場，而立業于江右，故浙東學案，在江右尤為風行，希相與共勉之。并望注重陽明剿匪時之精神與方法。此固當時匪類智識不如今日赤賊之盛，故消滅亦易，然而其精神之修養得奏功效，亦不可不察也。”曾國藩也是理學的信奉與實踐者，同時又以文人效命沙場，成就一番事業。蔣介石對王陽明、曾國藩的特別推崇，體現其對傳統精神畢竟和一般文人坐而論道不同，還具有強烈的致用目標。正因此，雖然蔣的精神資源毫無疑問以儒家精神為主導，但他對強調致用事功的法家一點也不排斥，對其中的杰出人物如商鞅、韓非、王安石等衷心服膺。毋寧說，蔣在治術上更多借重的還是法家的資源。
與宋美齡結婚后，蔣受洗成為基督徒，作為一名儒學的堅定信奉者，蔣又是如何“自洽”于兩者之間的？
黃道炫：系統讀過蔣介石日記的研究者普遍承認，蔣介石受洗后，的確是一個真誠的基督徒。信仰宗教，一般而言，既源于自身的根性，也需要外在的機緣。蔣介石性格中有和宗教相通的元素，如他的自省、懺悔、罪感及日常生活中的打坐，這種性靈的追求使其具備可以成為一個宗教徒的先天條件。1927年和宋美齡結婚后，受到宋家宗教氣氛的影響，尤其宋母的不斷催促，蔣介石開始認真研習基督教義，并在研習中逐漸接近，最終成為基督徒。
嚴格地說，中國儒家精神很難稱為教義，秉持中國傳統精神和成為基督徒并不構成思想信仰的沖突，看不到蔣在其間有什么精神上的困局。當然，作為中國的國家領袖，蔣介石的基督徒身份更多只存在于其私人生活中，在公共領域，他主要彰顯的還是傳統精神承繼者的身份。
您在書中多次提到了蔣介石閱讀馬克思主義書籍的內容，他閱讀《共產黨宣言》時，還曾有“樂而不能息卷”的閱讀感受。與其堅決反共的政治態度相反的是，蔣對閱讀馬克思主義似乎并不反感，對馬恩列斯毛的著作均有涉獵，這是簡單的閱讀興趣嗎？
黃道炫：蔣介石讀馬克思主義主要還是在十月革命后。蘇俄革命的勝利，對中國革命者是一個很大的鼓舞，作為孫中山革命陣營的一員，蔣介石也不例外，他自己后來說過：“當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之初，我個人是同情共產黨的革命的，我當時以為俄國革命，在近代革命歷史上，開辟了一個新紀元，當時如有人攻擊俄國革命，我必力與之爭。”這應為實情。此后，蔣介石一直對蘇俄革命抱同情態度。正因此，1923年訪問蘇俄時期，可以說愛屋及烏，也可以說同情了解，他在蘇俄認真閱讀馬克思主義書籍，一開始的確是愛不釋手，9月6日到10月18日一個來月時間，先后看了《馬克思學說概要》、《共產黨宣言》、《馬克思傳》等。不過，這種閱讀興趣隨著他對蘇俄態度的變化逐漸消退，到訪蘇后期，就不太看到讀馬克思的記載，而寧愿學琴、看《西游記》了。
抗戰時期，蔣介石對從黑格爾到馬克思的辯證法產生興趣，這一興趣長期延續，一直到臺灣時期，他還在研讀。1951年6月的日記中寫有：“近日對于辯證法與理則學之研究，更感興趣，認為非此不能革命與創造也。”蔣對辯證法的興趣更多來自于學理，和政治沒有多大關系。因為從1930年代開始，蔣介石很期望能夠提出一種有號召力的哲學思想，對哲學用功甚勤，辯證法作為哲學中的重要概念，得到蔣的青睞。
您在書中也提到過，蔣對中共的嚴密組織乃至理論體系均不無欣賞。如何看待蔣對中共這種深入的研究？
黃道炫：中共毫無疑問是蔣介石最大的對手。作為誕生于近代中國同樣環境下的兩個近代政黨，它們都具備革命理論、龐大組織及武裝斗爭的傳統，盡管這本質上是兩個大異其趣的政黨，但人們仍然不難在其中找到許多相同的特質，我想，這一點也不奇怪。
孫中山曾經說中國人是一盤散沙，這其實是他拿中國和西方世界比較得出的結論，其中隱含的意蘊就是中國要實現近代化，組織民眾，使民眾社會政治化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從這個角度說，如果組織民眾是一個目標，國民黨做得確實遠遠不如共產黨，這一點蔣介石心里十分清楚。所以，他一再強調組織的重要，并舉出共產黨作為國民黨應該效法的榜樣，提醒全黨認真研究：“本黨之組織宣傳訓練皆比不上共黨，且除政治勢力之外，皆不能共黨抗爭之故（精神、紀律、團結）。”對毛澤東的著作也是衷心嘆服：“研究毛澤東匪首所著戰略問題，甚有益趣，惟恨研究不早耳。”
不過，國民黨要盲目學習中共，也未必會有大的效果。國共之間畢竟存在巨大差異，兩黨的理論基礎、奮斗目標、人員構成、領袖特質均不相同，雖然都有革命黨的特性，但國民黨本質上是一個世俗化的政黨，而當年的中共則更多具有理想主義特征。中共行之有效的一些方式，對國民黨卻未必合用，蔣介石曾經舉出內戰時期的一個例子：“上次美國軍官二人被共黨俘去，帶到哈爾濱，后來據這兩位軍官回來說：他們在哈爾濱的時候，天氣嚴寒在零度以下，共匪士兵既無手套，亦無好的鞋襪，共匪的政工人員看到士兵瑟縮不安，便立刻自己把衣服脫下說：‘沒有手套算得什么，我們不穿衣服也一樣可以行動呀！’他這樣以身作則，為人表率，士兵當然無話可說。”蔣介石說這些，當然是希望自己的部隊可以學習、效仿。但他沒有注意到，中共干部的犧牲精神，是和其長期的理想主義灌輸結合在一起的，并不具有推廣意義。
蔣介石很喜歡讀傳統兵書，這對他的軍事指揮和軍事思想有怎樣的影響？
黃道炫：蔣介石的軍事觀念，主要也是來自中國傳統軍事思想，傳統中國兵書是蔣一生重要興趣之所在。他讀得最多、談到也最多的首推《孫子兵法》。從其《全集》粗略統計，當中提到孫子和《孫子兵法》的次數達八十五次之多，僅次于孔、孟、曾國藩，居第四位。
蔣介石的軍事教育，雖然有過留日主修軍事的經歷，但他所在的振武學校本具速成性質，所學也多屬軍事基礎，獲益其實有限。他自己回憶，在軍事學方面，真正入門還是1914年：“是年余于軍事學研究，覺有心得，舉凡士官學校之課程，皆聘日人小室教授而實習之。”此后，他的軍事學進境主要還在自身修習。
蔣介石讀兵書，隨時代、環境遷移迭有變化。1920年代，蔣介石主持黃埔軍校、負責練兵時，最為重視，向學生、部下提及最多的是《曾胡治兵語錄》。1930年代初中期，抵抗日本侵略迫在眉睫后，他對明代抗倭大將戚繼光的軍事著作的強調引人注目。抗戰爆發前后，又反復向部下推薦論述賑濟、救荒方略的《康濟錄》。由此看，蔣介石讀兵書，非常重視學以致用。
對國外兵書，蔣介石也有涉獵。外國軍事家中，蔣介石最傾心的是巴爾克、克勞塞維茨、李德哈特、馬漢等人。自然，戎伍中人，對拿破侖和毛奇等也不會陌生。由大陸退臺后，蔣介石更強調研讀西方軍事著作，專門組織翻譯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西方歷史和軍事理論著作成為研習重點。
毛澤東與蔣讀書志趣的最大異同是什么？兩人似乎都很喜歡讀中國傳統文化的東西，但在某種程度上，蔣是否“一開始就輸在了書桌上”？
黃道炫：毛澤東、蔣介石讀書最大的不同，一言以蔽之：毛澤東讀史、蔣介石讀經。毛澤東讀史是研究人，蔣介石讀經是琢磨心。
毛澤東讀史，盡人皆知，對歷史心得之深，非常人可比。蔣介石讀史不多，很少看到他讀中國史書，倒是可以看到讀外國歷史的記載，一般要了解一個國家，他會去讀該國的歷史，但對中國史書，則很少涉及。相對于毛澤東的讀史，蔣介石更愿意研讀經書，性理之學是他一生之所愛。
國共的成敗，大概不能以蔣介石、毛澤東兩個個體見分曉，也很難說讀經或者讀史就一定好或者不好。當然，一般而言，讀經可能更重視精神修養，讀史可能更重視謀劃韜略，但是也可以反過來說，或許是缺什么補什么也未可知。所以，單憑讀書真是很難論定什么。我向來認為，面對一個論題時，千萬不要夸大自己面前這個論題的重要性，一定要把它放到整體的框架下去了解，否則難免以偏概全。具體到讀書，那僅僅是觀察的一個點，切入他們的精神世界可以，但以此論定成敗未免失之空泛。不過，有一點大概可以承認，兩個人的閱讀都偏重中國古典典籍，這使他們對近代世界的認知顯得比較有限。
來源：上海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