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廣東省推出的三項改革舉措值得一提。
一個是“大數據戰略”。一份由廣東省經信委會同有關部門起草的《廣東省實施大數據戰略工作方案》將報送給省政府。廣東省政府準備在財政、環保、招投標等領域率先開展數據公開試點，通過互聯網等形式向全社會開放數據。
另一個是明確公布了對100項行政審批事項作出調整。其中，66項行政審批事項取消，另外34項的審批權下放，其中32項職能將逐步向社會轉移，由符合條件的行業協會實行自律管理。
第三個是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為了減少醫療鑒定的亂象，明確了20家鑒定機構的名單，今后，醫患雙方必須在該名單內協商選定，或由法院通過搖珠選定其中一家作為首次鑒定機構，統一做醫療損害鑒定，而不再分醫療事故或者醫療過錯兩種鑒定。
上述三項改革舉措，都指向改革應該前行的方向，那就是建立與現代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治理模式。向社會開放政府數據，是走向公開透明的行政的重要一步，數據的公開無疑將帶來更有效的監督，政府與民間將逐步建立信任。如何管住納稅人交上去的錢袋子，從而規范政府各種行為，將順理成章地成為下一步要探索的問題。
取消或下放行政審批權，厘清政府與社會的邊界，盡可能地減少政府的直接管制，也直接減少了權力尋租的機會。明確醫療鑒定的機構名單，則意味著公權力部門將依照更明確的章程和程序行政，是向法治化方向的努力。
廣東省的一系列改革提醒我們，即便改革遭遇觀念分歧或利益僵持，中國也可以繼續往前走，為更多的變革做好基礎準備。
著名的政治哲學家羅爾斯曾試圖解決這樣一個問題：當解決方案中的任何一種都不能得到各個社會利益群體的普遍認肯時，人們能做的，就是暫時放下政治領域的一些觀念分歧，回到最基本的理性共識上來。有時，一些被籠統對待的“政治問題”，其實是一些管理科學問題，我們可以通過技術上的改進來擴展共識空間，推動社會的進步。
中國經歷了漫長的相對靜態的農業社會，在傳統社會中，商品交換和公共事務的范圍都非常有限，公共權力的滲透力也遠低于現代社會，它在很大程度上靠自發秩序來運作，靠直覺、習俗、慣性來維持。正因如此，在社會治理領域，并沒有產生對科學化和數據化管理的迫切要求。
現代社會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商品交換將整個世界連成了一個大市場，人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每天面對如此多的陌生人，如此復雜多變的利益關系。公共權力的擴張，也足以將個人全身心地卷入其中。這使中國迫切需要一個更科學的、更明確的制度建構，按科學的、法治化的方式來管理這個日益復雜的社會關系網絡。
歷史學家黃仁宇強調“從技術的角度看歷史”，從技術上來分析中國與現代商業社會的距離。在他看來，傳統的中國社會由于種種原因，不重視技術、法律的適用，排斥商業系統。使得技術要素（商業、金融、民商法律等）無法充分展開，社會治理上無從進行數目字管理。在現代眼光看來完全可以用技術手段解決的問題，只能上升到抽象的、最高的道德命題上去。在社會治理上，用幾條抽象、高遠、帶有濃厚價值踐履意味的道德教條作為社會組織原則，最終導致以道德代替了法律——實質問題是以道德代替了技術。
直至今天，黃仁宇的分析與洞見依然具有啟發意義，在社會治理領域，以抽象的教條作為社會組織原則，進而代替技術的缺陷依然存在。在社會治理上，非知性化的認知方式使得很多人是“事實盲”和“價值迷”，知道要追求公平正義這些價值，卻不去研究具體如何才能達成。只講價值目標，缺乏工具理性，往往會與現代性的要求背道而馳。沒有腳踏實地的科學思維方式，沒有系統的經驗理性知識，我們就只能在唯意志論與宿命論之間搖擺不定。
其實，治理技術上的開放和創新同樣有重要意義。如果中國在各個領域推進與現代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治理改革，以一種理性的、務實的態度來改進治理技術，它的展開，最終將超越技術層面，可能使社會運作得以按照現代市場經濟和社會文明的法則來重組。
來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