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國情研究的權威學者，胡鞍鋼在今年9月份推出了《2020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書，是五年前該書的再版。初版是作為黨的十七大的背景研究資料。之后，作者進行了一系列理論探索，相繼集結成書《中國：走向2015》《中國2020：一個新型超級大國》《2030中國：邁向共同富裕》。在黨的十八大召開前夕，胡鞍鋼對初版進行了全面修訂，試圖幫助讀者全面理解中國的發展目標與發展戰略。
胡鞍鋼認為，即使是國外最權威的學術科研機構，也對中國的發展潛力和能力估計不足；“現在是到了我們中國學者自己說話的時候了，要有意識地向世界解讀中國！其中最重要的，一是用數據說話，二是讓事實證明。”
不必避諱“超級大國”的字眼
《國際先驅導報》：5年前，您曾出版了《2020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一書，而5年后，本書再版時，標題變為《2020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從“建設”到“建成”，一字之差，為何如此變化？
胡鞍鋼：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用20年時間，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并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概括為六個方面的內涵：“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進一步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要求，有了更加清晰完整的2020年宏偉藍圖。
從“建設”到“建成”，一字之變，實質是對如期實現黨的十六大和黨的十七大提出核心目標的肯定，表明中國在2020年將進入更高水平、更高質量、更為公平、更為協調的小康社會階段。
Q：據我所知，您不僅認為2020年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也提出2020年中國成為一個新型超級大國，在建成小康社會（對內）與成為新型超級大國（對外）之間，有著怎樣的內在聯系？
A：“一個新型超級大國”這個概念，源自我2011年在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出版社出版的英文著作《2020中國：一個新型超級大國》。此前2007年，我在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了《2020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之所以用到“一個新型超級大國的概念”，是因為該書的讀者是美國和世界讀者，會讓他們一目了然、為之一震。讀者對象不同，關鍵詞則不同，相應的內容和寫法也不同。
實際上，在美國和世界，中國將成為超級大國已經不是什么秘密，有關此話題的文章和著作多如牛毛，還有鋪天蓋地之勢。但都是外國人的文章和著作，沒有一個中國學者實事求是地承認這一點，更談不上進行專業化、定量化的分析。這也就是為什么我會選擇這一關鍵詞，就是作為中國學者發出“中國聲音”，表達“中國看法”。
結合我當時正在進行的國家發展生命周期研究和大國興衰研究，我把書名定為《2020中國：一個新型的超級大國》，希望以此區別于英國、美國、前蘇聯等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超級大國。我對中國這一“超級大國”的定義是“新型”的，其不同點在于中國是包容的、在崛起的過程中具有強大吸引力的、敢于承擔國際責任的、十分成熟的超級大國，這完全不同于英美等超級大國崛起過程中引起的全球性“緊張”。
Q：您對于中國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及2020年成為一個新型超級大國保持樂觀的依據理由是什么？
A：我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我是“中國樂觀派”。
這是因為，我的研究是建立在客觀事實和科學方法的基礎之上，我相信，這些結論經得起時間和實踐的檢驗。我的依據源于我的研究結論，這些研究結論是建立在三個“真”的基礎上的。
即研究對象是“真世界”，這里主要是指真實的中國，而不是虛擬的中國；研究內容是“真問題”，這里主要是指真正的中國問題，而不是“偽問題”；研究結果是提出“真辦法”，這里是指“有的放矢”，而不是“無的放矢”。
轉型也是硬道理
Q：中國在2020年成為一個新型超級大國是歷史的必然選擇嗎？這一進程有沒有可能因某種因素而被阻斷？
A：不可否認，中國在發展過程中面臨著這樣那樣的挑戰，沒有現成的國際經驗可供我們借鑒，諸如人口老齡化少子化、城鄉四元化（城鎮居民、城鎮外來人口、農業勞動力、農村工業勞動力）、能源短缺和氣候變化等。這有賴于我們轉變自己的發展方式。
未來的中國，其主題既是“發展是硬道理”，又是“轉型是硬道理”。這意味著要從“加快發展速度”轉向“加快轉變發展方式”。中國加快轉變發展方式的內涵包括“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即經濟轉型，也包括擴展到“加快轉變社會發展方式”即社會轉型，從而構成經濟社會雙轉型。
無論是經濟轉型，還是社會轉型，都是發展的手段和途徑，而發展的最終目的還是“以人為本”，在中國就是以十幾億人口的經濟福利、社會福利和生態財富最大化為本。
中國在發展中轉型，在轉型中發展；發展帶動了轉型，轉型促進了發展。從各方面發展來看，由經濟發展引起、帶動了社會等其他方面的發展；而其他方面的發展又進一步促進了經濟的發展。轉型是發展的結果，也是發展的手段，還是發展的途徑。
統籌“兩個大局”的戰略謀劃
Q：十六大報告提出21世紀初葉20年的戰略機遇期，您認為隨著國際環境的變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及中國周邊國家對我崛起的警惕和圍堵），這一判斷在今天是否還站得住腳？
A：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首次指出：“縱觀全局，21世紀頭20年，對我國來說是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現在回頭看，這一基本判斷是前瞻性的，也是正確的。從國際的評價來看，中國是世界最大的贏家。這一評價也是客觀的。
回頭看，我們的確充分利用了戰略機遇期，又創造了戰略機遇期，超過我們的預期，也大大超過中國政府的預期。過去十年，我們已充分抓住并利用了這一重要戰略機遇期，不僅在國內保持高速經濟增長，而且在利用經濟全球化方面、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方面實現了對美國等國家迅速的追趕，經濟總量占世界位次由2000年的第六位，先后超過法、英、德、日，升至世界第二位。
按匯率法（現價）計算的GDP，美國與中國的相對差距由2000年的8.25倍縮小至2010年的2.46倍；按購買力評價法（現價）計算的GDP，美國與中國的相對差距由2000年的3.3倍縮小至2010年的1.5倍。此外，美國與中國工業增加值的相對差距2000年為4.66倍，到2010年中國已經超過了美國。打破了美國自1890年～2010年120年世界第一的霸主地位。
戰略決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這充分驗證了黨的十六大報告對中國戰略機遇期的準確判斷，也充分驗證了黨的十七大報告統籌“兩個大局”的戰略謀劃。我們稱之為富有深謀遠慮的“中國大戰略”。
Q：現在戰略機遇期時間已經過半，如何更好地把握剩下的戰略機遇期？
A：我認為，關鍵是繼續統籌好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對中國而言，統籌“兩個大局”，最大的意義在于如何利用“天時”與“地利”，實現“人和”。
所謂“天時”，一是指經濟全球化；二是中國有可能創造和獲得至少40年的國際和平環境（1978～2020）；三是全球性的知識革命。
所謂“地利”，一是指東亞和亞洲地區集體性的高速增長和迅速崛起；二是指中國成為東亞和亞洲地區最大的貿易體；三是我們創造了歷史上少有的良好的周邊環境。
所謂“人和”，一是指實現“人與人之間的社會和諧”；二是指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三是指對外“和平發展”，構建“和諧亞洲”、“和諧世界”，創造更大的“天時”、“地利”。
中國需更多“外溢效應”和對外貢獻
Q：您認為十六大提出的20年戰略機遇期是否可能延長更長時間？
A：我對中國大勢做了如下判斷：
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貿易體，這意味著戰略機遇期并不會終結，反而會更長。未來十年，將是中國全面追趕并超過美國的十年。
我們估計到2020年，按匯率法（現價）計算的中國GDP相當于美國的1.04倍；按購買力平價法（現價）計算的中國GDP相當于美國的1.34倍。從而打破了美國自1891年到2020年130年世界第一的霸主地位。中國將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進入世界高人類發展水平國家行列，到2020年除西藏一地外，全國各地區HDI指數（用于衡量社會經濟發展的“人類發展指數”）均在0.70以上，一同進入高人類發展水平階段。其中，還有不到30％的人口，HDI指數達到0.80以上，率先進入極高人類發展水平階段。這意味著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為此，我做出的基本判斷是：到202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對我國來說仍是一個大有希望、大有作為和大有貢獻的戰略機遇期。所謂“大有希望”，就是中國十幾億人口全面進入高人類發展水平或極高人類發展水平是大有希望的；所謂“大有貢獻”，當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會為世界人類發展做出最大貢獻，使世界高人類發展組的總人口將近翻一番。
Q：有人認為，對于中國崛起的樂觀心態，可能會導致外交政策上的傲慢心態，您認為有這種可能嗎？作為一個新型超級大國，中國應該保持怎樣的心態？
A：樂觀并不意味著傲慢。
一個“新型”的“超級大國”將負有責任，是為全球作出積極貢獻的“超級大國”。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已經發生歷史性的變化，中國的經濟總量和貿易總量，已經占世界總量比重的十分之一以上，對世界經濟增長和貿易增長貢獻最大，已經成為頭號發動機。
因此，在我們考慮國內經濟政策時，還必須考慮它的“全球外溢性”。這就是為什么國際社會，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G20集團、世界貿易組織等，一方面不斷預測中國經濟走勢，不斷評估中國經濟政策的國際影響，另一方面主動與中國政府合作，希望中國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來源：《國際先驅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