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媒體諷刺保守派大法官的漫畫
約翰·羅伯茨首席大法官
特立獨行的安東寧·斯卡利亞大法官
2011年12月31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發布了《2011年聯邦司法系統年度報告》。依循既往舊例，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會在這份報告中回顧本年工作，反映當前困難，回應公眾關切。之前6年間，這份報告的主題，始終圍繞為聯邦法官加薪展開，但國會至今未予回應。盡管如此，坊間仍以為，在2011年的報告中，羅伯茨還會窮追不舍，繼續拿“加薪”說事。然而，令公眾訝異的是，新報告劍走偏鋒，指向一個非常敏感的話題：大法官的司法倫理。
法官倫理問題成為焦點
所謂司法倫理，是指法官為保持司法的獨立、公正、中立、正直，所應當恪守的職業規范，如不積極參與政黨活動、不發表與案件有關的不當言論、主動申報個人財產和業外收入、自覺從與個人有利害關系的案件中回避，等等。2011年以來，受幾起重大案件與政治事件牽連，司法倫理話題，尤其是大法官的回避問題，逐漸成為美國各界關注的焦點。
第一起案件，是去年6月宣判的沃爾瑪公司性別歧視案。這起案件中，代表沃爾瑪公司的律所，正好是安東寧·斯卡利亞大法官兒子的雇主，雖然大法官的公子并未參與這起案件，當事人還是申請斯卡利亞回避，但斯卡利亞拒絕了這一請求。最高法院最后以5票對4票判定沃爾瑪公司勝訴。
第二起案件，涉及到雀巢公司收購的一家公司，已于2011年12月開庭。有意思的是，直到開庭前日，一方當事人才發現，斯蒂芬·布雷耶大法官前年的個人財產申報記錄顯示，他妻子名下擁有雀巢公司股份，雖然市值不到5萬美元，但仍然有悖司法倫理。當事人迅速提出申請，要求布雷耶回避，后來，還是大法官的夫人趕在開庭之前，賣出雀巢公司的股票，布雷耶才順利參審。盡管倫理之爭被提前化解，仍有媒體批評布雷耶大法官不夠自覺。
第三起案件，就是大名鼎鼎的“醫保案”，將于今年6月底宣判。此案可以算最高法院近兩年審理的最重要的一起案件，它表面涉及奧巴馬總統的醫保改革措施是否違憲，但由于宣判時間正值總統大選中段，兩黨鏖戰正酣，判決若對奧巴馬不利，將直接影響到選戰結果。為此，民主黨、共和黨都高度重視此案，竭力尋找制勝良機。
為確保萬無一失，國會中的共和黨人和部分利益集團提出，奧巴馬提名的新任大法官艾琳娜·卡根必須主動回避，因為她出任大法官之前，擔任過奧巴馬麾下的首席政府律師，參與過醫改方案的醞釀和起草，顯然無法在此案中保持中立。民主黨人則反戈一擊，要求克拉倫斯·托馬斯大法官回避，因為他的妻子維吉尼亞在一家保守派機構任職，該機構一直大張旗鼓地反對醫改措施。“枕邊人”立場如此鮮明，大法官也很難獨善其身。然而，卡根、托馬斯均表示，他們不會主動回避。
除了這三起案件，大法官審判外的言論或社交活動，也引起媒體連串質疑。2011年中，斯卡利亞大法官參加過“茶黨”一次高層會議，還就若干憲法問題，進行過現場指導，犯了法官不得干政的大忌。此外，塞繆爾·阿利托大法官、托馬斯大法官都參加過保守派組織的活動，發表過敏感的政治言論。而對于下級法院法官來說，這樣的行為都是絕對不允許的。
中國讀者或許會感到奇怪，美國號稱法制完備，像大法官回避這類重要的司法倫理問題，按法律規定來不就可以了，何必鬧得沸沸揚揚，還影響到最高法院的公正形象。然而，這件事的動靜之所以這么大，恰恰是因為在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倫理問題上，根本就無法可依。
假球丑聞催生法官倫理
聯邦法官倫理準則的形成，其實與美國的“國球”棒球有很大關系。1920年，深受國民喜愛的“芝加哥白襪隊”在1919年世界杯大賽中參與“打假球”的事件曝光，史稱“黑襪丑聞”。當時，舉國震驚，棒球業的信譽跌至谷底。為挽回惡劣影響，重樹國民信任，業內集體推選德高望重的聯邦法官凱納索·芒汀·蘭蒂斯出任棒球聯盟執行長。盡管這一人事任命受到各界認可，但也有人質疑道：現任聯邦法官，到底能不能兼任棒球聯盟執行長？為化解公眾疑慮，蘭蒂斯法官于1922年辭去司法職務，全心投入棒球事業。
受此事推動，美國律師協會1924年發布了《法官倫理準則》，列出了法官應當遵循的34條行為準則，但是，這些準則只限于“指引或提示”，并不具有強制效力。此后，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各巡回上訴法院首席法官及地區法院法官代表組成的法官自治組織——美國司法會議，也制定了專門的《法官行為準則》，作為聯邦下級法院法官的行動指引，并定期修訂，沿用至今。
然而，無論《法官倫理準則》，還是《法官行為準則》，原則上都只適用于聯邦下級法官。以回避為例，準則就法官什么情況下應當回避，列出了判定標準。如果法官拒絕回避，準則也提供了復議途徑。比如，本院法官（包括首席法官）不得決定同事的回避事宜；地區法院法官拒絕回避，可由上訴法院復議；上訴法官拒絕回避，可由最高法院復議。可是，如果最高法院大法官拒絕回避呢？準則沒有給出答案。實踐中，當事人如果申請大法官回避，通常由大法官自行斟酌確定，如果他不愿回避，也無須提供書面解釋。
1974年，受“水門事件”影響，美國國會通過一項法案，首度涉及大法官的回避問題，法案規定：“合眾國的任何大法官、法官或治安法官，無論任何訴訟程序中，如果其公正性受到合理質疑，必須選擇自行回避。”但是，法案提出的仍然只是一條概括性的標準，如果大法官拒絕自行回避怎么辦？法案并未給出答案。
誰來決定大法官回避
美國最高法院由9名大法官組成，正常情況下，9人一起出庭聽審，以少數服從多數形式裁判。如果有1名大法官主動回避，形成4票對4票的僵持票數時，下級法院的判決將被維持。實踐中，大法官會在明顯存在利益沖突的案件中回避。比如，奧康納大法官就曾因自己的妹夫是某起案件的一審法官，主動提出回避。也有大法官因持有某公司股票，而從涉及該公司的案件中回避。
然而，實踐中總有許多“打擦邊球”的情況，是否回避，全靠大法官自覺。例如，某起案件涉及“單一性別俱樂部”是否違反憲法，奧康納與好幾位大法官都是該俱樂部成員，但只有她打算回避，其他人則拒絕回避。2003年，在著名的密歇根大學法學院招生案中，斯蒂文斯大法官考慮到密大法學院院長曾是自己的法官助理，打算主動回避，后因此案實在過于重要，還是硬著頭皮參審，并投出決定勝負的關鍵一票。
1993年，7位大法官發布了一項公開聲明，同意在近親屬是相關案件的出庭律師，或案件結果對自己或親屬利益有重大影響時，將會選擇回避，盡管如此，戴維·蘇特和哈里·布萊克門大法官還是拒絕在這項聲明上簽名。他們認為，我們都已經是大法官（Justice）了，代表著公正和正義，為什么還需要避嫌呢？
其實，許多大法官們之所以不愿回避，既是對自己公正度的自信，也是怕影響審判工作。因為最高法院只有9人審案，一人空缺，無人遞補，判決的權威性和合法性自然會受到質疑。為改進回避制度，約翰·保羅·斯蒂文斯大法官曾在內部會議上提出，最高法院應當制定自己的回避規則。如果一位或多位大法官回避，可以邀請退休大法官補缺審案。但是，斯蒂文斯的提議，沒有得到其他同事響應，最終不了了之。
2004年，大法官的回避標準及程序問題，首度在政界掀起波瀾，而且引發眾怒。當時，副總統迪克·切尼卷入最高法院正在審理的一起案件，可斯卡利亞大法官卻毫不避嫌，照舊在案件審理期間與切尼進餐、聚會，還一起外出獵鴨。此事被媒體披露后，社會各界紛紛要求斯卡利亞從此案回避，但斯卡利亞不僅拒絕回避，還在媒體上撰文高調回應，說大法官與政治人物有交情是正常現象，公眾不能因為這些，就質疑一位大法官的公正度。
2011年3月，來自全美76所法學院的107位教授聯名提議，要求國會立法解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回避問題。他們認為，大法官也應當遵守其他聯邦法官遵守的倫理準則，如果他們拒絕回避，當事人起碼應該可以向一個獨立、公正的委員會提起上訴。受“醫保案”引起的倫理爭議影響，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也意識到，最高法院如果繼續采取“鴕鳥政策”，拒絕回應社會各界關于回避程序的質疑，司法公信力遲早會遭遇危機，所以才將這一議題列為2011年年度報告主題。
首席大法官的強硬回應
羅伯茨的年度報告以1920年的“黑襪丑聞”開頭，回顧了法官行為準則形成的歷史。隨后，羅伯茨將話題轉向公眾關注的焦點，即最高法院大法官是否受《法官行為準則》約束？大法官自行決定回避是否合理？
對第一個問題的回應，羅伯茨的說法完全可以用模棱兩可來形容。他明確指出，“根據字面含義，行為準則只適用于聯邦下級法院”，不過，“最高法院全體成員在判定自己的倫理義務時，都應參考行為準則”。行文至此，他卻話鋒一轉，宣稱“最高法院并沒有將《法官行為準則》作為司法倫理的最終指引。實踐中，準則仍是大法官及下級法官行為的基本參照和基礎指引”。事實上，早在“1991年，最高法院全體成員已經通過一項內部決議，將相關行為準則作為內部慣例施行”。羅伯茨的意思很明確，《法官行為準則》是最高法院大法官日常行為的重要參考，甚至已成慣例，但是，沒有強制約束力。
羅伯茨對第二個問題的回應，就更令質疑者失望了。他指出，在美國的司法體系中，最高法院已經是終審法院，大法官們的回避決定，當然不能再轉交其他機構復議審查。針對將回避申請交本院其他大法官集體審議回避問題的提議，羅伯茨解釋說，如果一位大法官是否回避，需交由另外8位大法官決定，可能會導致某些人聯合起來，故意將那些與自己意見相左的同事排除到特定案件之外。而且，最高法院只有9位大法官，平時都是集體聽審，如果有多人回避，將導致審理人數不足，所以，不能用對待下級法院的標準，去要求一國的最高法院。
羅伯茨最后總結道，大法官們都“非常正直，經驗豐富，品質、素質在接受任命和確認期間，都已受到過極為嚴格的檢驗。在履行司法職責期間，我知道他們每人都會慎重考慮任何回避方面的問題。在維護最高法院作為公正中立的法庭，切實守護法治的職能方面，我們承擔共同利益，肩負艱巨責任”。很顯然，這里所說的“他們每人”，指的是卷入“醫保案”爭議的卡根大法官和托馬斯大法官。這相當于代表最高法院表態，卡根和托馬斯無須從“醫保案”中回避。
或許為增加說服力，羅伯茨在文末強調，“沒有任何成套的倫理規則能夠確保司法品質”。意思是，就算制訂了專門適用于最高法院的倫理規則，如果沒有法官的“高度審慎和良好判斷”為基礎，司法品質一樣無法得到保障。歸根結底，人民應當相信最高法院大法官們的自覺性。
媒體的激烈反應
羅伯茨發布年度報告的初衷，是直面問題，澄清誤解，但由于最高法院拒絕作出改變，羅伯茨的回應還是招致各界不滿，媒體、學者也紛紛發文批判。
今年1月5日的《紐約時報》針對羅伯茨的報告，發表了題為《司法倫理與最高法院》的批評性社論。社論質疑說：憑什么大法官們就可以不遵守法官行為準則，卻讓下級法院法官必須遵守？最高法院口口聲聲說“沒有任何成套的倫理規則能夠確保司法品質”，卻又不愿在嚴格自律上下工夫，這顯然是一種回避問題、缺乏誠意的態度。
面對質疑，也有大法官站出來為首席大法官辯解。近日，布雷耶大法官就在華盛頓的一次學術論壇上，面對諸多法學院教授，發表了一番個人體會。布雷耶說：“我在下級法院任職時，如果涉及倫理爭議，當然會選擇回避，因為會有其他同事替換。但是，在最高法院，沒人能替換我，而且，最高法院審理的都是十分重要的案件，我們肩負的責任非常重大，誰又能體會到我們面臨的壓力呢？”布雷耶承認，他的辦公室里，有24卷關于法官倫理的書，面對實踐中出現的倫理問題，他也會參考《法官行為準則》，查詢相關依據，并征求研究司法倫理的教授們的意見，其他同事也是如此。
其實，從美國最高法院的審理模式上看，如果有大法官回避，人數不足確實是個問題，但斯蒂文斯大法官關于以退休大法官補缺的提議，未必沒有可行性。不過，由于最高法院最近幾年審理的重要案件，意識形態色彩都特別濃厚，許多判決都是以5票對4票達成，每張票都至關重要，而且，越是重大的案件，相關大法官越不愿回避。所以，為維持判決的公信力，最好的辦法，還是增強回避程序的透明度，比如：針對最高法院的特殊性，制定專門適用于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倫理規則，細化、明確回避的具體標準；即便是否回避仍由大法官決定，但至少應出具一個書面說明，澄清不予回避的理由。否則的話，關于大法官回避誰說了算的爭議，還將一直持續下去。而最終被傷害的，恐怕還是司法權威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