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力新書《走不出的風景》讀后
兩年前就聽說，北京大學出版社要將蘇力在各類典禮和會議上的精彩致辭結集出版。在該書正式問世前，我有幸提前閱讀了此書正在編輯中的電子版本。我想，自己大概是最早看到這本書原稿的讀者之一。最后，蘇力給這本新書取名為《走不出的風景》。剛看到題目，好像是一本旅行者的雜記。不過，隨著書中的文字翻轉，場景更換，在人們面前展開的不啻是蘇力近十年人生旅途中的心靈走光。
說實話，我喜歡蘇力富于詩性類的致辭文字甚于他那些常常引發爭議的法學思辨言說。前者溫馨并明朗，后者則稍顯執拗和曖昧。
蘇力，江蘇啟東人，本名朱蘇力。早年當過軍人，復員后，沒有進法院，但進了法學院。我最早聽說蘇力的名字，是在80年代中后期在京城一度時髦的大學生周末沙龍里。記得其中曾有人反復提到北大法學院有個名叫朱蘇力的人，常常以蘇力的筆名發表作品。但大家談論的倒并不是蘇力的法學文章，而是蘇力當時發表在北大校園內學生刊物上的詩歌文學作品。
90年代初，我在美國伊利諾大學（Champaign-Urbana 校區）結識了一位在該校戲劇文學系讀書的大陸留學生鄒君，此人恰好是朱蘇力的近親屬。記得1992年初春的一天，鄒君打電話來說，朱蘇力已經在美國某法學院畢業并獲得了博士學位，并“毅然”決定和妻子一起回國教書。在那個大陸各界人士爭先恐后出國的年代，在美國的大陸留學生畢業后選擇立即回國者并不多見。面對這樣的“新鮮事兒”，大多數人并不喝彩，甚至會懷疑“蘇力們”的回國動機。他們會揣測，“蘇力們”回國會后會不會將“毅然回國”裝飾為“愛國”的豪言壯語 —— 然后很快就會在每年3月初乘著豪華巴士前往人大政協兩會的會場？會不會像有些人那樣急切地告訴國內的鄉親們，自己在美國曾“毅然”拒絕過某個機構高薪聘請（間或還曾拒絕了某個大公司董事長女兒的苦苦追求等）。有足夠的證據表明，蘇力從來沒有這樣說過。至少他還是學法律出身的，他知道這類謊言經不住推敲。因為，在美國，如果你自己不去主動找工作發出“要約”，別人怎么可能先發出一個高薪“承諾”呢？
蘇力真的義無反顧地回國了，他回到北京后，最初在北大法學院默默地從一個普通的講師做起。后來的日子里，在北大的校園里，人們不時可以看到，一個身材瘦高頭發灰白“面容鐵骨錚錚”酷似學校工友的男子，騎著一輛半舊的自行車往返于北大校園和宿舍區之間。據那些細心的女生們說，與那些學校工友們非常不同的是，蘇力教授握在那輛半舊的自行車手把上的，是一雙纖細修長的手。 2001至2010年間，蘇力擔任了北大法學院院長。用他自己的話說，從此“必須出席否則不會或不愿出席的大大小小的會議，常常必須發言、講話，以院長身份。這也是一份職責”。就這樣，不知從那一天開始，蘇力那一篇篇遣詞溫馨、貼心抒情并行文優美的畢業迎新致辭開始在網間大面積傳播，極受青年學子歡迎，甚至一度成為北大法學院乃至全國大學教育圈內的一個亮麗標簽。近幾年里，據說除了正版之外，網絡間還出現了山寨版。
當然，蘇力的諸多致辭，也一直在忍受著很多人的冷嘲熱諷。不過，平心而論，只要是仔細讀一讀《走不出的風景》這本書，人們必須承認，此類頗為新穎的大學講壇致辭，既要擺脫官樣文章，堅持自己的風格和文采，又要讓越來越挑剔的莘莘學子們感到合乎情理并由衷地接受（并不一定要萬眾齊呼“某叔” 或“某哥”），同時將兩者做到渾然一體，這對任何人而言，在智商和情商方面大致都是一個不小的挑戰。蘇力自己說：“對一位真正的學者來說，每一次寫作都應當是對自己的一次挑戰，對自己的超越，盡管應戰可能是從容不迫的”。 或許，更為難得的是，如同馮象先生在該書的序言里所述，“蘇力的致辭，實際是在一個普遍墮落的社會關系場域即大學里，展示了一種截然不同（但也不直接對抗）的職業倫理與理想人格”。
也有人說，這都是蘇力的嘩眾取寵之作。然而，如果說蘇力在深夜的臺燈下起草這些致辭時，還多少有些自我陶醉的個人情趣，那么，當他站在萬眾矚目的講臺上面對一個個青春熱情的莘莘學子時，那種發自內心地對北大、對中國法律教育以及法學研究的執著熱愛，恐怕就是自然的流露了。為此，蘇力付出了心力，做出了與眾不同的選擇。
于是，在蘇力的各類致辭中，人們開始聽到（或閱讀到）一段段頗為新奇的句子。比如，他告訴馬上就要畢業學生們：——“六月是最殘忍的；一轉身，校園硬生生地扯下了一段你舍不下的青春”。——“為所有虛度的和沒有虛度的時光感動，為我們是那么容易感動而感動。或者，什么都不為，就只是感動，因為我們自戀、敏感和矯情，因為我們率性和真誠”。 —— “實在扛不住了，就小資一下吧。用剩下的幾天，細細體會一下你似乎從未有過的軟弱和溫情，傷感‘小鳥一樣不回來’的青春，告別——在你入學時我祝福的——這段“也許不是你最幸福，肯定不是你最燦爛，但必定是你最懷念的時光！”
他用詩性的語言囑咐這些馬上就要走進一個浮躁混沌環境的年輕人：“想一想那選擇了在辱罵中頑強活下來最終為趙氏孤兒復仇的程嬰；想一想在北海的秋風長草間十九年目送衡陽雁去的蘇武；想一想走在江西新建縣拖拉機廠上班路上并保證 ‘永不翻案’的鄧小平；或只是想一想多年來養育了也許是你們家祖祖輩輩第一位大學生、碩士生或博士生的你的父母”。
他還告訴剛剛進入校門的新同學：“對于有夢的人，生活永遠不完美，卻大致公平；每個人都有屬于他／她的時刻”。“只是，你們必須創造和把握自己的時刻；并且，要從現在開始”。
在他的致辭里，除了抒情溫馨，也不乏幽默詼諧。其中的元素大致來自王朔的小說、趙本山宋丹丹的小品、新老電影臺詞、網絡新語，還有80后90后的流行歌曲歌詞。
還有，他還用過“你柔軟地想起這個校園”，“你聽見陽光的碰撞”，“渴望多汁的人生”等等肥皂劇系列的句式，還有那句多少外溢出精英和自戀意識的“這里是北大法學院”。
只是，在他卸任北大法學院院長的最后一次致辭中，語調顯得有些低沉和悲壯。他委婉地提到近年來圍繞他產生的種種非議，還說到：“我今天穿著整齊，特意梳了下很少梳的頭，還摘了老掛在脖子上的優盤，來鄭重祝賀新院長就職、新班子上任……我更想說的是，領導也是人，不高興，批評甚至吵架都可以，還可能結下友誼。但任何動作都別過了頭；過了，就會毀了許多東西，傷害別人，也傷害自己，特別是傷害我們的法學院。…… 我55歲了，還愿意同各位同事一同奮斗。奮斗，因為要真干點事，對得起今天的中國，是需要有人獻身的。我愿意。我是一個死不悔改的理想主義者和英雄主義者”。
如今，在中國法學界，有兩個知名學者總是與文學如影如隨。一個是喜歡寫偵探小說的何家弘教授，另一個就是喜歡發表富有詩性演講的蘇力。如果說何家弘是在用法律人的思維方式在寫小說，蘇力大概屬于在用詩人的風格寫法學著作。蘇力的這種狀態令人想起清末的學人王國維。王國維在他的《三十自述》一書中曾憂郁地寫到：“余之性質，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為詩人，則有苦感情寡而理性多”。魏敦友教授在幾年前就曾發問：蘇力教授是否有過這種“王國維式的痛苦”？在我看來，蘇力的第一戀愛絕對屬于詩人，其次才是法學。從他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在法律園地里耕耘時，詩性的河水總是面臨涌出河床，只是嚴謹的法律學科使他不得不冷靜敘述。
不過，在作家王朔眼里，蘇力顯然還是偏理性的。王朔在前兩年出版的新書《新狂人日記》中寫到：“突然明白朱蘇力為什么不喜歡我千歲寒以后的文字，—— 文字有感性文字、理性文字、靈性文字，他喜歡理性文字”。對中國法學界來說，王朔是個局外人，說句外行話可以原諒。假如當年王朔和蘇力一樣“復員軍人進了法學院”，讀著那些枯燥晦澀的法學八股文，他一定會氣急敗壞口誅筆伐的。不過，假如王朔有機會聽聽蘇力教授在開學或畢業典禮上的致辭，我想，他還是會有足夠的耐心從頭聽到尾的。
我們暫且不去爭辯蘇力的那些法學理論的論據論點能否自圓其說，無論如何，這些兼具詩人和法學理論家兩種氣質下產生的文字，是不是已經足以使那些既無文采又無思想的法學八股文黯然失色呢？
其實，蘇力擔任北大法學院院長這些年里，日子過得并不像他迎來送往的致辭展現得那樣如詩如歌。這《走不出的風景》本書里，我們還可以從他若干會議上的發言致辭中，看到蘇力在竭力為自己近年來聚訟紛紜的法律學說做出解釋和辯白。
20年前，當蘇力回到中國這片熟悉的土地時，他或許馬上就發現，在一個如此龐大和混沌的環境里，建造一座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精細而富有權威的法律大廈，幾乎是件不可能完成的麻煩事兒。
過去的100多年里，匯聚成所謂“中國法學”的絕大部分知識以及它的分類，其實都是來自中國本土以外的歐美發達國家（或者是“二傳”來自日本、臺灣、香港等國家和地區），今天，它們“已成為我們無法擺脫也不想擺脫的生活世界的一部分”（蘇力語）。人們遺憾地發現，在中國古代留下的卷跌浩繁的法律文獻中，依然對今人有利用價值的東西，幾乎寥寥無幾。蘇力試圖站在他者的角度提出發問：“然而，在借鑒了這一切之后，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或之后，世界也許會發問，以理論、思想和學術表現出來的對于世界的解說，什么是你 —— 中國的貢獻？”
對今天大多數活躍在中國大陸法學院講臺上秉持自由主義立場的人士看來，中國的法學家們對中國的法學學術缺乏創新這一事實既無必要感慨更無必要焦慮，沒有人強迫他們一定要對所謂“中國的貢獻”有所承諾。倘若是“為了貢獻而貢獻”（鄧正來語），則勢必造就虛妄的標新立異。30年前，中國的大門對外開放后，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相信，源于文藝復興以及工業革命以來的西方發達國家成功的法治經驗具有無可質疑的普世意義，只要我們堅持不懈地將現代法治這塊巨石不停地向前推動，無論千難萬難，總有一天會抵達夢中期待中的法治社會峰頂。如同那首悠揚纏綿的北方民歌所唱：“只要哥哥你耐心地等待喲，那心上的人兒啊就會跑過來喲哦”。
不過，蘇力的看法好像則與眾不同，他冷眼斷定，西方的法治經驗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大致敗局已定。他似乎早有預感，這塊巨石其實就是法國哲學家加繆在著名的“西西弗斯神話”中描述的怪物，當人們把它堆到一定高度時，它遲早會令人失望地再次滾落下來。所以，他從一開始就決定不加入這個人數眾多的苦役行列，他打算另辟蹊徑。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決定“送法下鄉”。然而，送什么樣的“法”下鄉呢？如果辛辛苦苦送下鄉的所謂“法”，并不是來自這個國家幾千年延續的傳統之物，而是西風東漸后得來的舶來品，勢必又產生諸多難以圓說的悖論。蘇力認為，中國的法學家們既不能像歐陸法學那樣創造出一個以立法為中心的法學，也不可能像英美法學那樣創造出一個以司法為中心的法學，但是中國的法學家可以在總結中國本土司法經驗的基礎上對世界做出“貢獻”。他告訴人們：“中國的法治道路必須注重利用中國本土的資源，注重中國法律文化的傳統與實際”。為了避免將他的這種觀點與“復辟”舊傳統中的宗法關系相提并論，蘇力還強調說：“我們必須論證利用本土資源可以超越傳統，而不是恢復中國的法律傳統，可以建立與中國現代化相適應的法治。”
蘇力還認為：“法律其實是一個非常世俗、瑣碎并因此才神圣起來的社會事業。它努力以制度化的但又細致入微的方式來化解各種社會糾紛，無論是殺人放火，還是家長里短；它努力協調同時也規范社會生活，無論是人際交往，還是經濟發展；它追求實現公正與和諧，但這個公正與和諧不來自教科書的定義，而是由無數普通人長期的日常生活體現或界定的。這是一個只有前方，不會有到達的跋涉”！
不過，沒有太多的證據表明，蘇力親臨“世俗瑣碎”的鄉間去做田野采風。最初，他是從若干個帶有輕喜劇色彩的中國本土電影中找到了諸多靈感。比如，在他的里程碑著作《法律的本土資源》一書中，他幾乎絞盡腦汁地對張藝謀的電影《秋菊打官司》進行了精細的分析并從中得到的一般性結論，他說：“在中國的法治追求中，也許最重要的并不是復制西方法律制度，而是重視中國社會中的那些起作用的、也許并不起眼的習慣、慣例，注重經過人們反復博弈而證明有效有用的法律制度。”不過，后來人們有趣地發現，每當人們在談論“法治的本土資源”的這個有些沉重話題時，不知為什么，腦海里總是會不斷晃動著那個名叫鞏俐的著名電影女星輕盈的身影。
不管你認同不認同、贊賞不贊賞，這就是蘇力的思考取向和選擇。盡管他的理論探索一直充滿爭議，但我們不能不承認，在蘇力之后，中國大陸多年來僵化單調的法理學開始變得色彩斑斕、面目全非了。在今天的中國法學界，大概已經沒有人懷疑蘇力的理論探索所產生的重要影響。不過，“樹大招風”這一物理法則并沒有對蘇力網開一面。自從他的“本土資源論”問世后，蘇力便再沒有安寧過。蘇力受到的批評和挑戰是幾乎是全方位的，有些指責和攻擊甚至超出了學術的范圍。不過，蘇力還是蘇力，他并不是一位老謀深算的拳師，仍只是一個近乎固執的學者，他所竭力構筑的理論防線，無外乎想執著地提醒自己的本土同胞們：由西方文明國家最先點亮的那盞法治明燈，是否能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獲得普遍有效性？
我們知道，近代以來發生在中國的一切事情都不得不在與西方的復雜關系中開始理解。問題在于：中國千百年遺留下來的頑癥，是不是只能依靠中國土生土長的地方性藥品來醫治？抑或這個國家在與世界接軌的過程中是否有希望實現根本的社會變革呢？在我們今天的時代，認真對待蘇力的理論觀點，大致可以幫助人們更清晰地理解中國法治進程的長期性和復雜性，以便探討現代法律在中國社會長期被遮蔽的當代緣由。
當然，來自西方的法治經驗，嚴格地說，只能是一種相對的“正確”與“善策”，它與市場經濟和市民社會一樣，絕非完美。從它誕生那一天起，西方學者對它的弊端和缺陷就從來沒有停止過反思和批評。然而，近百年來的人類社會實踐表明，法治仍然不失為人類迄今為止開發出來的最合理的社會治理方式。
或許，蘇力的思維是卡夫卡式的，他相信太陽和電燈可以帶來光明，但能帶來光明的不僅僅是太陽和電燈，或許還有蠟燭、煤油燈以及火把。然而，蘇力或許不愿意承認的是，常常是在那些不通電或者電壓不足經常斷電的地方，人們只能而且必須使用蠟燭、煤油燈以及火把來照亮暗處。這種現實會令人沮喪，但除此之外沒有什么更好的辦法。在今天的時代，絕大多數人幾乎都無法拒絕電燈的誘惑，只是相對有些地域而言，制造和傳輸電力的成本實在太高，蠟燭、煤油燈乃至火把常常是不得已而為之。
饒有興味的是，今天的中國，與外部的世界的聯系已經不再是“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隔絕狀態了。改革開放30多年后的中國法律體系（盡管已經被宣布成功“建成了”）已經無法挽回地進入了國際制度的競技場，無論是憲政改革這樣的高端法律理論，還是“房東房客糾紛”這樣的低端法庭技術，都已經被烤在了國際法律制度和法律技術之格斗廣場的火爐上。誰讓地球不僅是圓的，而且還是平的呢？
美國時代周刊曾有文章對知識分子下過一個定義，認為知識分子是那些對所在社會的主流價值持善意批判態度的人們。那么，在中國今天劇烈而復雜的社會轉型過程中，所謂“主流價值”究竟是何物呢？是各類黨報和各級會議上充斥著的對以往政治傳統重復且直白的理論口號？還是校園里網絡上涌動著的對未來社會新穎卻隱晦的實際訴求？看來，蘇力敏銳地選擇了后者。他預料到，攜帶現代西方意識的價值觀的后者已經或者遲早會成為“主流”。所以他決定以超前（或提前）的姿態對后者舉起了批判的旗幟。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所謂精英，就是人們感覺良好，他卻見微知著，小心翼翼，默默為整個社會未雨綢繆”。他好像已經做好了為此殉道的準備，他在一份致辭中信誓旦旦說到：“讓我的失敗為這個民族的成功奠基”。
這些年里，人們觀察蘇力，總是有太多的疑問和懸念。不少人發現，如果依據一般的經驗和邏輯來判斷和理解蘇力，比如僅僅從蘇力的生活經歷來審視蘇力其人其論，得出的結論常常是充滿矛盾的。
其一，蘇力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如同千萬個中國家庭一樣，他的家庭也在建國后歷次政治運動中經歷坎坷。風雨如磐的政治氣候理所當然會在蘇力幼小的心靈中留下悲劇的烙印。然而，蘇力卻對意識形態極度統一并高壓化的社會環境表現出高度的理解和寬容，他很少對1949年以來種種荒唐可笑的政治運動以及理念表達出必要的批判乃至反思，對來自制度本身的缺陷也甚少提出深刻追問。相反，他的思維走向里常常折射出對毛澤東式治國理念及其思維方式的推崇。不過，對于去年北大法學院部分教授在網間對他的“攻擊”，還是讓他心有余悸。聯想到“文革”時期的語言乃至肢體暴力，他對友人談到，如果此類事情發生在“文革”期間，天知道會發生什么后果！
其二，蘇力曾在美國留學7年，對西方法學理論的閱歷豐富。一般人以為，蘇力理所當然應當對西方的法治經驗推崇備至。然而，出乎人們意料的是，蘇力給人們的印象倒是反其道而行之。蘇力反對在中國的法治追求中引進西方法律制度，他將目光投向中國社會中的那些“并不起眼的習慣、慣例”，他認為，或許這些習慣和慣例是“經過人們反復博弈而證明有效有用的法律制度”。蘇力的此類狀態絕非個案。時常有人發出疑問，為什么有些在歐美國家留學多年后“海歸”的學者在嘗試用本土文化來對抗西方文化方面，有時會比那些國內土生土長的學者走得更遠？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些學者中的大多數人年輕時曾經是西方文化的信奉者和熱情鼓吹者。究竟是何種機緣使他們最終皈依傳統文化的種種元素？至今仍是一個眾說紛紜的迷宮。
其三，蘇力出身國內名校并留學美國，應當屬于浸淫于學院象牙塔里的精英驕子。但他卻對學院高墻外的另類作家王朔情有獨鐘。蘇力說，每年他都要把王朔的幾篇精品文章拿出來重讀一遍。在若干年前的一天下午，有一位熱心編輯友人曾特意引領蘇力來到北京順義郊區的一個別墅區里與王朔見了一面。前不久我曾當面問過王朔：“你這個另類作家和朱蘇力這個法學教授之間到底有什么共同語言？”王朔告訴我，當他面對這位中國法學界的“大腕”級人物時，內心真的有些困惑和茫然。他們當時大概聊了金庸的小說、張藝謀陳凱歌馮小剛的電影等，估計沒怎么聊到我們中國的法制建設。
在《走不出的風景》一書中，蘇力將毛澤東在1954年的一篇著名開幕詞作為演講修辭的經典范文附在書后。其中有一句令蘇力極為欣賞的語句：“我們正在前進。我們正在做我們的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我們的目的一定要達到。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這些文字簡潔、樸素、雄渾、大氣！朗朗上口，鏗鏘有力。不過，回眸這位巨人發動的那場“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文革以及他身后留下的殘局，更多的是令人恐懼和沮喪。在毛澤東離開這個世界35年后的今天，這位歷史巨人所說的這些斬釘截鐵的驚嘆號話語，似乎越來越變成疑問句式。比如，當千萬人由于“七分人禍”而成為餓殍的時候，比如，當身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手持憲法和造反派徒勞爭辯的時候，比如，在全國法院檢察院公安局被全部砸爛、法律院校被全部關閉的時候，這個“事業”及其“目的”似乎已經捉襟見肘、南轅北轍。當然，還有，我們中國法律人晝思夜想的那個中國法治社會，直到今天，大致仍然像是孟庭葦有首歌里唱的，屬于“風中有朵雨做的云 —— 一朵雨做的云 / 云在風中傷透了心 / 不知又將吹到哪去？”
蘇力是誰？蘇力的理論探索指向何方？這些年來，不少人都試圖解開“蘇力之謎”，是法治浪漫主義的蘇力，還是法治保守主義的蘇力，抑或是后現代潮流中具有“反智傾向”的蘇力？如果文如其人這句話確有道理，那么，蘇力的文字基本能說明他本人：誠懇的君子、浪漫的詩人、憂郁、嚴謹、反智、固執，對人性還有些悲觀，溫情和善卻意志堅毅，焦慮其里而安詳其表。或許還有很多，都還存儲在蘇力心底的密室中。人們不一定非要撬開來看個究竟。因為，撬開別人的心底密室，其實比今天在文明社會里搞強制拆遷還要難上加難。用蘇力自己的話說：“不僅法學院、北大乃至中國是我們共同的走不出的風景，而且我們各自也成了對方的風景，…… 境中人看不到自己的風景”。 其實，我們看不到自己的風景，難道就可以看到別人的風景嗎？
前不久，與蘇力等諸友人在中關村附近某餐廳一起餐敘。主賓問蘇力對百味佳肴有何忌口？蘇力答：“除了兩條腿的動物，如雞、鴨等，其他都可以”。接下來他還幽默一句：“四條腿的都可以，除了桌子板凳”。諸君笑過后亦不由生出疑竇：兩條腿和四條腿之間到底有什么不一樣？難道蘇力教授看到像蔥油雞和樟茶鴨一類美味佳肴，真的就能無動于衷嗎？你和我們這些普羅人群總是那么不同嗎？
這就是蘇力，This is Suli’s choice（這就是蘇力的選擇），這就是蘇力選擇的風景，或許這可能是個他自己走不出別人也走不進的風景。
2011年6月18日二稿于美國加州硅谷
注：《走不出的風景》，蘇力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5月版。此文為作者應北京大學出版社之約撰寫的書評。其中部分內容以專欄文章的形式刊登于《法制日報-法治周末》評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