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要“關注我們身邊的學術資源”？ —— 王勇訪談錄 提示：2009年，西北師大政法學院副教授王勇博士出版了《有場景的法律和社會科學研究》（甘肅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版，與戴明剛合著）一書。在本書中，作者認為，轉型時期中國西北地區制度變遷的經驗乃是中國法學理論研究中極為難得的“本土學術資源”之一。如果西北地區的法律學人在法理學研究中能夠更多地對“西北問題”予以關注，則既有助于定位西北地區的法學理論研究在當代中國法學研究中的“相對比較優勢”，也有可能會籍此作出一些“意外的”創造性的貢獻。這些觀點一經發表便引起了國內法學界尤其是甘肅法學界的的關注。截止目前，已有數十位法律學人從不同的視角對本書的觀點進行了評論或批評。值此機會，《甘肅政法學院學報》編輯高成軍圍繞這本書中的核心論點就 高成軍（以下簡稱高）： 王勇（以下簡稱王）：具體說來，這樣的關切點最早是受到了北京大學法學院 另外，2000年前后，我閱讀了蘇力的許多作品。九十年代中期，蘇力的成名之作《秋菊的困惑與山杠爺的悲劇》便顯露了蘇力的“中國問題”意識，后期的相關作品實質上都是這樣的研究進路的一個展開。蘇力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中國是一個政治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大國”，任何知識都具有‘地方性’的特點。”即一種知識的有用與否以及能否真正運作受到該知識所運作的社會語境的限制等基本命題。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之下，蘇力還強調中國法學研究和法律教育中的“勞動分工”問題。蘇力曾在早年的一隨筆式文章中寫道：“我是主張有社會分工的，即不同的法學院系可以各自依據自己的資源來追求自己在法學教育上的比較優勢。這樣，也可能會對法學的進一步發展和繁榮產生深遠的影響。” （蘇力：《法律教育隨想》，《法學家茶座》第一輯，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第一版）。接著，在《向勞動分工和市場競爭要學術“精品”》（《中國高等教育》2003年第20期）一文中又進一步闡發了這樣的想法。 還有中國社科院法學所 高：據我所知，您在九十年代中后期的研究還主要限于規范法學的研究，曾經看到您發表過一些關于公司法的基礎理論等方面的論文，為什么您后來將研究的重轉向到“西北問題”上來了？是什么樣的契機促成了您的這一轉向？是不是有些學人在您將法學研究的旨趣聚焦于“西北問題”上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王：九十年代中后期，我主要從事的還是部門法學尤其是公司法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但是重心已經開始向法理學方面傾斜。當時我的想法是，部門法學的研究視野相對狹窄，而且其知識產品的市場主要是在較為發達的中東部地區和現代城市工商社會，在西北的廣大鄉村地區和中小城鎮地區，其市場需求極為有限。只有憑助于法理學和社會科學方法論視角才能對錯綜復雜的西北問題進行深度研究。這是我申請去北大進修法理學的一個重要的動因。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在參與相關課題的研究過程之中，西北師大 高：我看到有許多學者特別反對在學術研究中過分強調區域或地方的特殊性，他們認為這樣做可能不利于民族國家的建設和實現國家法制統一。您能概括地給我們介紹一下，您所提出的法理學和社會科學視野中的“西北問題”是什么？這個問題如何成立？您的立論基礎是什么？您所說的“西北問題”就是“我們身邊的學術資源”嗎？ 王：最近，我看到中山大學歷史系的 我的意思就是，我們強調區域或地方的特殊性，并不是事實上也不可能消解所謂的國家認同觀點，而是體現了一種真正的“大中國”的深切的歷史關懷在里面。研究西北問題，只是為了“解析”中國問題，要在地方的、多樣性的、紛繁復雜的法律實踐的背景下來凸現、抽象和定義“中國”。我認為，作為整體意義上的“中國問題”是自下而上、由內而外地“挺舉”出來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由外而內地“抓舉”出來的。誠如 高：您為什么提倡對“西北問題”或者說我們身邊的學術資源進行跨學科的研究？我還是不太明白您提出的“法律和社會科學”研究運動？您覺得我們西北地區的法律學人對法律問題進行較為綜合的所謂跨學科研究有優勢嗎？ 王：需要說明的是，“跨學科”研究的提法早已不是什么新鮮事物了。淅江大學 至于“法律和社會科學”研究運動，在國內現已初具規模。由 我所供職的西北師大政法學院具有社會科學多學科的綜合優勢，而且，長期以來對中國西北少數民族地區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進行研究也有濃厚的學術積累優勢。比如 高：我了解到，您在2006年暑期曾參加了美國杜克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聯合辦的首屆“中國政治學方法講習班”。您為什么還對政治學研究感興趣？這次學術經歷對您強調法律問題的經驗實證研究有哪些直接的關系？ 王：2006年年初，我先后在“世紀中國”網站和“正來學堂”上看到了舉辦美國杜克大學與中國人民大學聯合舉辦的“首屆中國政治學研究方法講習班”消息。于是，我便根據主辦方提出的報名條件向發起人美國杜克大學 您問我什么還對政治學研究感興趣？說實話，對我來說，這個問題根本就沒有為什么。法學尤其是法理學與政治學是天然不可分割的。沒有政治學素質的法律人很有可能會成為一個法條主義者（或曰“法律工匠”），而法理學也會淪為“法律人的法理學”（強世功）。基于這樣的認識，在首屆政治學方法講習班的學員中，只有我一個人不是嚴格意義上學政治學或行政管理專業出身，我“混入”了中國政治學界。 高：對于“西北問題”的研究，您提出我們具有“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優勢。對于這個問題，您是從什么角度來講的？據我了解，一方面取材于西部或西北地區的“本土學術資源”，另一方面又做出了相當出色的創新成果的，目前還主要是一些北京滬地區的學人。您對這一現象是如何認識的？ 王：關于這個問題，我在這本書中就已經談到了。我的大致判斷是這樣的，互聯網和學術成果的數字化傳輸在很大程度上縮短了西北地區與京滬地區的研究者在學術文獻資料占有方面的差距，但是在一些非數字化、非文本化以及文本化不經濟的資料（比如法律中的“經驗理性”，相關的地方性知識等，這些其實都屬于經濟學家享利·喬治和哈耶克所說的不可交流的知識和可以交流但交流起來不經濟的知識）的占有方面，仍然存在著“近水樓臺先得月”的現象，這也是為什么創造性的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都需要田野調查的原因所在。坦率地說，在西北地區存在的大量的非數字化、非文本化以及文本化不經濟的法律實踐知識和田野資料是西北地區的法學研究者賴以進行創造性研究的最重要的學術資源之一。這類學術資源在發達的京滬地區等現代城市工商社會中已基本上不存在了。新近在法學界產生重要影響的一些著述正是借助了這一類學術資源，諸如田濤的《黃巖訴訟檔案及黃巖調查報告》（共上下兩卷，由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張永和的《信仰與權威——詛咒(賭咒)、發誓與法律之比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等。 不可否認的是，目前借助于西北地區的“本土學術資源”，做出了最為出色的創新成果的，還主要是一些北京滬地區的學人。當我們驚嘆于其學術貢獻時，我們還沒有充分意識到這其實是在“出口轉內銷”（ 王勇、李玉璧：《中國西部地區法律教育和法學研究的比較優勢》，王肅元主編：《西部法學論壇》（第二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我發現，近年來，作為西北地區的政法院校對其身邊的學術資源往往視而不見，在人才培養和學術生產的市場定位方面，有好高騖遠的傾向。反倒是身處北京或國外的學者以其敏銳的眼光（實質上是一種“他者”的眼光）來發現或開掘西部或西北地區本土學術資源，并籍此進行創造性的知識生產。例如，北京大學法學院 因此，我提出的一個基本研究策略是：輕易不要“出國打仗”，而是立足“本土作戰”。 高：據說您在2008年國慶節期間，“率領”政法學院的法學理論專業的五位研究生赴白銀四龍鎮調研。在調研期間，聽說你們嘗試采用了“三三制”的教學方式，取得了一些有趣的調研的成果。我想請您談談，這種“三三制”教學方式在法學理論研究生培養方面上有哪些獨特的優勢？ 王：這是基于一次偶然的機會。從2008年的暑期到“十·一黃金周”，學友仝志輝博士兩度從北京赴甘肅白銀東坪電灌用水者協會調研。我有幸與他共同前往，進行了較為扎實的、真正意義上的田野調研。在“十·一黃金周”期間，我還同時帶了西北師大五位法學理論專業的研究生（楊淼、李秉政、劉正霞、喬薇、王艷茹）。調研的生活真是令人回味。四龍鎮的天氣宜人、陽光明媚。我們深入田間地頭，發現了一些有趣的問題。每天晚上，我們回到住處，便集中在一起，圍繞白天調研中發現的問題，一便讀書，一便討論。這就是仝志輝老師倡導的“三三制”的方法（調研、討論、讀書三位一體）。我們集中討論過很多有趣的發現，其中的一個主題就是“許主任的路”，即“外面先收，里面后收”這一民間習慣規則及其相關的鄰地通行與相鄰關系的法律問題。圍繞這個問題，我們后來寫了一組文章（共五篇），已全文刊發在《西部法學評論》2009年第四期上，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去看一看。除此之外，李秉政和劉正霞同學還寫了一組相關的調研隨筆。 從我個人的理解來看，仝志輝老師所提倡的“三三制”教學模式主要就是指“調研、討論、讀書”三位一體的學習和教學模式。在教學過程中，以實地調研為依托，發現問題進行討論，并閱讀參考相關經典著述，以此豐富討論、充實調研，使理論與實踐進行反復的互動和驗證，使規范與事實之間的鏈接不斷呈現并實現動態彌合，進而不斷激發參與者的學習熱情和學術靈感。借用仝志輝教授對參與調研的同學的提示——我們的目標是通過這一教學方法，“找一條讓你變得優異的道路”！說心里話，這樣一種“三三制”教學模式我是非常地信服，我甚至覺得這是培養社會科學研究人才尤其是研究生的一種最后的方式。近來，我正在考慮將這一教學方式的主要環節和操作性步驟進行一些設計，以更適應于法學理論研究生的培養。想想我們現在仍然在實行的那種“填鴨式”的課堂教學模式，對于研究性人才和應用性人才的培養來說，真是差強人意。 所以，談到白銀四龍鎮的調研，我還是特別感謝仝志輝老師。正是因為有了他的具體指導和操作，我們才對這一教學方式有了真切的體驗，直觀地感受到了這個方法的特別的優勢所在。仝老師有長期從事田野調查的經驗和經歷，在“三農”問題研究方面，已經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客觀上說，沒有仝志輝老師的這次具體的指導，我們可能不會在有限的數天調研中取得有益的成果。當然，我們在仝老師身上學到的，還遠不止于“三三制”的教學方法。仝老師對西北“三農問題”的真切關注，“用腳作學問”執著精神，以及他所倡導的“鄉村書院”等治學理論和教學方式也深深地影響了我們。通過與仝老師一起調研，使我更加深切地體驗到了田野調查、個案研究以及社會科學的魅力。共同的關切和共享的研究方法已經開啟了我們之間展開進一步的合作研究的序幕。 高：您曾多次參加了 王：從2007年第三屆“全國民間法，民族習慣法學術研討會”開始，我已連續參加了四屆，以后每年的這個會議我肯定會一直參加下去。我之所以熱衷于參與謝暉教授發起的這個會議，是因為我覺得經由對中國的民間法和民族習慣法的研究可能會更容易發現真正的中國法治建設的“本土資源”，并有可能會做出一些意外的創造性的學術貢獻。這是我的一個直覺。當然，更深層的關切實際上涉及到西北地區法律學術研究的主體性或者說自主性問題。我們總不能處處學習和引進西方的法律學術和法律制度（暫不考慮引進后是否完全符合中國國情），我們還要進行創造性的學術產品；我們也不能一味地模仿或“抄襲”京滬地區法學家的研究主題和學術成果。我們的大腦不能總是成為西方法學家的跑馬場，不能總是做西方法律學術產品的消費者。 謝暉認為，“我們至今尚未形成自己的法學理論產品，自然很難對世界有所貢獻。藉著民間法研究這一進路，也許會對開拓我國整體法學研究有所啟示，我們可以從中預期中國法學的未來景象，那就是用根植于中國本土社會的法學流派理論貢獻給世界。”（謝暉：《民間法、民族習慣法研究專欄》，《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06年第1期。） 高：您的 2007年在“法律博客網”上創建了自己的博客——“法理圖志—法律博客網站”。我們很多同學都經常光顧您的博客。我們發現您除了業余創作“法理圖志”和寫一些學術隨筆之外，將大部分精力放在了“西北問題”的關切上。我想知道的是，您當初是怎么想到要用博客這種形式作為平臺表達自己的觀點和學術同仁進行交流的？ 王：說到創建自己的博客，現供職于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的學友 事實上，自從我自己創建博客以來，我已經收獲了很多。不但在“法律博客網”上建立了廣泛的學脈資源，而且也開闊了我的眼界。有很多時候，我足不出戶，便知國內法學和法律界的一些重要學術動態和法制資訊。法律博客是法學界和法律界的精英匯集之所，在“法律博客網”上，我確實感受了“法律共同體”的存在及其力量。像我這樣一介普通的法學教員，無職無權，根本不可能利用所謂單位和組織的力量把自己“推銷”出去，如果連網絡你也不利用，你的任何學術觀點（當然不能保證一定正確和具有創新性）就有可能永遠封塵。也許你的文章只有你自己和編輯在看，沒有別人會真正閱讀你的文章。博文發表之后，你起碼能夠看到你的文章的瀏覽次數，這對你就是一種激勵，你會有趣連續地寫下去。學術研究上，有許多事情，要靠你自己。我當初就意識到，呼吁中國法學研究中的“西北問題”意識，一開始，這必定會是一個微弱的聲音，這在主流法學家看來，完全是一個另類的聲音，當然會是一個完全邊緣化的聲音而無人理睬。但是，我知道，學術史上許多后來被證明是具有創造性的研究，在開始幾乎都是一種邊緣化的研究，有的甚至被當成是“異端”。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有自知之明。也就是說，我的這樣一些研究進路，有可能走錯，也有可能走對。如果錯了，也說明了這條路我探索過了。就像蘇力所言：用自己的牲“犧牲”為這個民族的發展輔路。當然，我沒有蘇力的這樣的胸懷。但是，在學術研究上，是需要有點冒險精神的！這就是當初我想到要用博客這種形式作為平臺表達自己的觀點和學術同仁進行交流的一個初衷。 高：聽說您從2009年開始連續兩年主持并參與了華中師大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主持的“中國百村十年觀察——西北鄉村調研的工作”，請您談談這兩次西北鄉村調研的體會？ 王：談不上是主持，我只是協助王宗禮教授完成了這次調研任務。由華中師大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現已更名為“中國農村研究院”）徐勇教授主持的“中國百村十年觀察”，早在2006年就已經拉開了序幕，2007年和2008年在國內部分省區進行了試觀察，2009年暑期正式啟動。今年暑期實際調研的村莊達230多個。我覺得，這應該算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社會科學界進行的一次規模最大的農村田野調研工程之一，也是教育部所屬全國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唯一的具有全國視野的、大規模的合作研究項目。華中師大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近年來已在全國設立了為數可觀的調研基地，通過這些分布在全國各地的調研基地，華師中心從全國各地來獲取關于中國農村發展的大量第一手的信息和數據，從而將對中國農村問題的研究從過去的局部的、個案的、側重于質性的研究走向了全國范圍的、通過大量樣本的側重于定量的分析和研究。這是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中的真正意義上的“戰略工程”。通過這樣的研究，華師中心已經在向中國農村政策的核心決策層提供最為堅實的理論基礎和政策建議。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我本人覺得， 在 調研的過程，也是我不斷“調適”自己的研究思路的過程，同時，我開始逐漸領悟到 今天就談到這里。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