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碩士生畢業，留在武大哲學系當教師，同年結婚。83年，我因晚婚（34歲）而被照顧分到了湖邊五舍的一間16平米的結婚房，是那種三層的所謂“筒子樓”。在走廊里生爐子做飯，一樓有一個女廁所，二樓有一個男廁所，三樓沒有廁所；各層樓都有一個水房。我們住三層。我覺得夠不錯的了。同事送我一桶綠色油漆，我把門窗全部油了一遍，又從建筑工地上拎來半桶熟石灰，憑以前做小工的經驗加了幾把鹽，自己做了一個排刷，將幾面墻和天花板刷得雪白耀眼，用我以前在長沙挑土積下的7百多元錢置了一套簡單的家具，就在這里營造了一個自己的小家。那時我和妻子小肖都不怎么會做家務，生爐子生得滿樓道都是煙，最后還常常滅了，又要重生。煮菜也不大會煮，去食堂買飯菜又常常受氣，菜貴不說，還難吃。有次我買了一份“蘿卜燒排骨”，回來一看，只有一塊帶毛的大肉皮，沒有半點排骨，氣得小肖拿去食堂退錢，還和人家吵了一架。盡管如此，我們還是挺滿意這個家的。首先是風景好，到處綠樹成蔭，屋后面還有一大片樹林子，湖邊的風吹來陣陣清新的水氣，各種鳥兒在樹枝間覓食和嬉戲。再就是安靜，住在這片的大都是青年教師，白天不是上課去了，就是在家看書做學問，除了中午排隊打飯時食堂門口傳出鼎沸的人聲，以及傍晚在幾棟宿舍之間的空地上幾個打羽毛球的人的聲音外，其他時間整個周圍環境和道路上空無一人，只有斷續的蟬鳴聲。
挨著湖邊五舍的是三舍和四舍，距離我們也就三、四十米。幾乎與我同時分到三舍住的是中文系的李敏儒，和他愛人小彭，都是我的湖南長沙老鄉。他們的房子比我們的更小，只有12平米，一樓，又黑又潮。記得那時常和他換工，到他們中文系或者我們哲學系借一輛三輪車去煤站拖蜂窩煤，一個踩車一個推車。兩人都下鄉當過知青，勞動力強，拖個七八百斤煤不在話下。李敏儒后來遠渡重洋去美國讀博士，現在是美國俄亥俄大學比較文學教授，全家都成了美國人，但幾乎每年都要回來看看老朋友。易中天是稍后來到湖邊四舍的，他早我一年中文系研究生畢業，但工作問題和愛人李華的調動問題遲遲沒有解決，到一切辦妥時已過去一年多了。他也是12平米的房間，一樓。他們的小女兒貝貝擠不下，只好暫時寄住在中南財經學院的爺爺家。他們兩口子也都是湖南人，李華雖然在新疆出生和長大，但祖籍是湖南。我們三家除了小肖是武漢人外，都是湖南人，經常在一起聊天，連小肖都學會了長沙話。
大約也是在這一段時間，湖邊的“湖南幫”又加盟了一位大名鼎鼎的長沙人，這就是學經濟的楊小凱，他也是住四舍，12平米。
我知道楊小凱已經很久了，但以前從未見過他。那還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們文革前就下放在湖南江永縣的幾千知青紛紛回到長沙“造反”，并且從傳聞和大字報知道，長沙市最有名的造反派就是一中“紅中會”，他們的理論家是高中生楊曦光，也就是后來的楊小凱。于是，凡是與楊曦光有關的大字報我必看，并對他的見解欽佩不已。我們當時也在辦一份知青小報《中畢紅旗》，不是控訴性的，而是有一定的理論色彩，雖然在老百姓中并沒有很大影響，但在楊曦光的文章中居然也被關注到了，稱為知青運動走向理論化的新動向。但后來就是“省無聯”的倒臺和楊曦光的被捕，聽說他是逃到武漢，在長江大橋上被抓的。接著就是“中央文革小組”全體出動批楊曦光這個“小人物”，相關的傳單滿街都是，印象中似乎每個人都講了話，講得最多的是江青，康生，陳伯達，大意是說楊曦光的文章《中國向何處去》決不是一個19歲的年輕人能夠寫得出來的，后面肯定有“黑手”。我當時不以為然，覺得這些人是不是太小看一個19歲的中學生了，同時又覺得他們這么多大人物一起來批楊曦光，又似乎太重視這個小人物了，由此也就勾起了我強烈的好奇心，想要把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找來看一看。但哪兒也找不到。因為該文作為大字報剛貼出來不久就被復蓋了，我沒能趕上看，后來就被宣布為“反動文章”，見不著了。然后聽說楊曦光的母親自殺（她原來當過周恩來的秘書），又傳來楊曦光被正式判刑10年的消息。
1968年，我們知青陸續返回到下放地，重新面朝黃土背朝天地“修理”起地球來，心情無比郁悶。有一天，我們大隊知青造反派的頭，人稱“芋頭” 的，拿來一份傳單，神秘兮兮地把我們十幾個人叫到一起，讓我們傳看。我一看，這不就是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嗎？我如饑似渴地讀起來。文章還有點長，好像有一萬多字，主要是分析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意圖，以及在運動過程中每一步偉大領袖的戰略考慮，再就是毛、周、劉等人之間的角力和平衡。我怎么也看不出文章有什么“惡毒”和“反動”的地方，通篇沒有攻擊任何人，從頭至尾都是在客觀冷靜地侃侃而談，對形勢和政治關系的分析頭頭是道，細致深刻，遠遠超出我們這些被運動者的簡單頭腦，一切都是那么理性和有主見，從表面的口號底下揭示出隱藏的實質意圖來。我想，也許這正是使那些大人物們感到恐懼的地方。如果人人都有楊曦光這樣的頭腦，或者至少這樣的人多一點，所謂的文化大革命就根本搞不起來了。這篇文章讓我感到極為震驚的，不是里面的具體觀點，而是那種冷靜旁觀的理性分析態度，這是我從未見到過的。在我心目中，毛澤東是神，是只能服從、不能分析的，即使是善意的分析也不行。楊曦光的分析可以說還是屬于善意的分析，隱約還似乎為毛澤東的“巴黎公社原則”未能在“上海人民公社”中實現出來而感到惋惜。但他的這種理論上居高臨下的審視態度把我徹底震住了，我如夢初醒，深深地為自己以往的不動腦子、只憑激情而感到慚愧，心想什么時候，我也能像楊曦光那樣，有自己的主見和分析，而不是被人家牽著鼻子走呢？我和楊曦光同歲，為什么他能做到的，我就連想都沒有想到過呢？
從那時起，我就自覺地走上了一條自我教育、自我充實和自我訓練的不歸路。我開始認真地讀一切我能夠找到的理論書，在漫長的農村生活和艱苦的農業勞動中，我擠出每一點空余時間來加強自己的理論修養，為的是建造一個屬于自己的頭腦。態度的改變是決定性的，我一下子覺得眼前豁然開朗，思想也變得深刻起來，能夠在當時那些表面的宣傳口號底下發現某種不可明說的隱秘目的。與大多數人由林彪9.13事件才看清文革的實質和開始反思毛澤東不同，我是從1968 年讀到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就已經跨過了這道門檻，所以對于1971年的林彪事件我絲毫也不感到驚訝，反倒由此思考起中國幾千年政治傳統的必然性來。經過整整10年的艱苦自學，在1979年，我以一個初中畢業生的“同等學力”考上了武漢大學哲學系的研究生，專攻西方哲學，并以優異的成績留校任教。但我沒有一瞬間忘記了我與楊曦光這一段未曾謀面的緣分。
可以想見，當我聽說楊曦光也被劉道玉校長聘請來武大，并且就和我住在同一個湖邊小區的時候，我是多么的激動！我迫不及待地和朋友們去拜訪了他。在那間昏暗的小房間里，楊曦光，現在是楊小凱，面容剛毅，偏瘦，但顯得很結實，雖然說不上漂亮，但英氣勃發，同時卻又很謙和。說話的速度不快，偶爾還有點結巴，但思路極為清晰。那時他刑滿出獄已有五年，聽說最初是湖南省出版局局長胡真看中了他的才華，想錄用他，但當時的形勢還不允許這樣大的動作，所以暫時安排他在邵陽印刷廠當校對。正是在邵陽印刷廠，他認識了他后來的夫人吳小娟，兩人談起了戀愛。這樁戀情雙方的家長都不同意，小凱家可能嫌小娟是個普通工人，文化不高；而小娟家對她找上個刑滿釋放的反革命也是耿耿于懷。我在見到小凱前就在長沙小凱家見過小娟，印象中是一位“冷美人”，臉上從不帶笑。現在想來，她那時可能正為她不為楊家承認而痛苦，其實她是一個非常開朗的女孩。后來小凱考上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的社會科學研究人員（助理研究員），但社科院因為政治問題遲遲不敢要他，一直吊著。是劉道玉頂著“左”的巨大壓力把他作為人才引進武大來，聘為經濟系講師，且分了一間房，這是前所未有的大膽舉動。
我們可以說是一見面就成了莫逆之交，他的夫人和小孩暫時還沒來，他就天天在食堂打飯吃，傍晚就找我們和他打羽毛球，我和小肖都根本不是他的對手。我們都打得滿頭汗，而他大氣都不喘一個，顯得十分輕松，上來試了幾拍，我們就成了他的啦啦隊。他打球又快又狠，準確瀟灑，動作靈活，姿態優美，一看就是訓練有素的。他體格強健，身材勻稱，據說從小習武，三四個人攏不了他的邊。雖然這是聽說，但有件事讓我親自領教了他的功夫。有一天傍晚我和他一起騎自行車從武大走小路去華中工學院（今華中科技大學），他去拜訪華工的數學老師，我去看我的一個朋友。晚上返回的時候，我從朋友家出來，走了不多遠，還沒出華工校區，自行車的鏈條斷了，那時已經晚上九點半了，如果推著走回去，至少也得一個半小時，我想把鏈條修好，就在路燈下鼓搗起來。正在滿頭大汗地修車，這時小凱也從老師家出來了，恰好碰見，問清了情況，就說，不用修了，我帶你走。我說，你帶我走可以，但是我這輛車怎么辦？他說，我也一起帶上。我大吃一驚，以為他在開玩笑。因為我是一輛永久二八的大車，他騎的是一輛二六的小車，他要騎著小車帶大車，后面還坐一個大活人，而且回去的路上是沒有路燈的泥巴路，一般騎車都要半個小時，能行嗎？但我看他那種信心十足的樣子，又不像是開玩笑，于是抱著試試看的心情，坐上了他的車后坐。他就這樣一只手扶車把，另一只手牽著我那輛車的車把，帶著我晃晃悠悠地騎行起來，但不久就平穩了。我一直提心吊膽，在黑暗中，只隱隱約約看得到前面的彎彎曲曲的小路，他像玩雜技一般同時保持著兩輛車的平衡，一直到家都沒有出什么事，只是兩人的衣服都濕透了，他是由于用力，我是由于緊張。從此，我對他這種掌控自己身體和外部工具的能力佩服得五體投地，并且似乎也為他思想的那種數學般的精密找到了身體上的理由。他完全是用數學和邏輯操縱著他的身體在外部世界中的活動，同時反過來，他又是用極其具體的身體感受在把握他思想中那些抽象的數字和公式，這樣的人，真乃奇人也！
所以我很喜歡和他談學問，雖然這樣的機會不多，因為我們都太忙。有一次我碰巧和他同路，談起了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凱恩斯經濟學的比較，他說馬克思的經濟學現在已經過時了，大意是說，馬克思用的是抽象法，抽出一個經濟學的概念，比如“價值”，然后把它往一個一個經濟學現象上套，解釋不了的就用偶然因素添加進去，視為對本質事實的偏差；但現在偶然因素越來越多，“偏差”越來越大，那個“本質”就離現實越來越遠。而凱恩斯經濟學則用的是統計法，緊緊貼著現象來找規律，建構起可操作的數學模式，雖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但可以解決問題，并且隨時可修正。我那時腦子里還滿是形而上學，總認為不管怎樣，馬克思所發現的還是資本主義的本質規律，是對一切經濟學事實徹底理解的根據，如果像凱恩斯那樣，把經濟規律建立在人們那不確定的消費欲望之上，一個流行時尚就可以改變規律，那還有什么真正的規律可言，只是碰運氣罷了。不過我沒有和他展開爭論，畢竟我不是經濟學專家，他說的那些概念術語，什么“邊際效應”等等，我都不懂，只覺得大開了眼界。記得當時只向他提了一個問題，我說，你現在如此相信經濟學問題可以用數學來解決，致力于研究數理（計量）經濟學這套東西，但它對于中國的經濟生活真的能夠有作用嗎？他沉吟半晌，說：相信將來是會有用的。我覺得我這一問可能擊中了他的要害。在目前中國，并不存在計量經濟學所要求的那種統計，一切統計數字都有摻假的成份，而且經濟運作也不是按照統計數字，而是按照權力博弈和潛規則，離他所設想的那種“規律”還無限遙遠。當然我并不否認他的數理經濟學是一門科學，在歐美發達國家有廣泛的實用價值，但我深知小凱的志向決不僅僅是當一個世界公認的經濟學家，而是要為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未來設計藍圖。他骨子里是一個立志報效國家、振興民族的傳統中國知識分子。
還有一次，他談到他在牢里結識了幾位最優秀的知識分子，他的數學就是向其中一位數學家學的。“中國最優秀的知識精英都在牢里”，他說。有一位被作為“反革命罪”和他同在一起服刑的劉鳳祥，原來是湖南工人報的編輯，極有才華和思想。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下放車間勞動，被機器軋斷了一只胳膊，文革中再次遭難，先判無期徒刑，后被槍斃，80年代才獲得平反。小凱受他影響很大，從他那里得到了很多書本上學不到的社會經驗和歷史教訓。從牢里出來，他頭腦里裝著兩種知識，一種是可以定量化的數學和經濟學知識，這是一種專業性很強的科學知識；另一種是人性的知識，包括哲學、倫理學、文學、宗教學和社會歷史知識，他認為這一類是通俗的知識，任何人都可以掌握而不須專業訓練。他的這種劃分我當然不敢茍同，因為我認為像哲學這種知識也需要長期的專業訓練，如哲學史的訓練。其他人文社會科學也不能沒有方法論的訓練，并不是任何一個人未經訓練就可以進得了門的。文學創作則更需要天才。小凱的這種劃分可能反映了他的一種偏見，一是他不太瞧得起人文科學的學術性，二是他以為他只要愿意，也可以輕易成為一個好的哲學家或文學家。后來的事實證實了我的這種猜測。
大約是1983年冬天，他通過著名美籍華人經濟學家鄒至莊，辦成了赴普林斯頓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的手續。是否放小凱去美國，這在武大引起了軒然大波。最后又是校長劉道玉力排眾議，拍板放人。這事后來成了劉校長的一項“罪名”，但在全校教師心目中卻為劉校長樹立了崇高的威望。在此之前，小凱已經把愛人小娟和剛剛兩歲的女兒小溪接來武大，而且換了一間好一點的房子，在北三區36家，16平米，還有兩家共用的一個廚房和一個廁所，離菜場和商店也近，不像湖邊買東西要走上二十分鐘。更令人羨慕的是，他們還獲得了一個煤氣灶和一個每月可灌一罐氣的煤氣本，這是當時青年教師做夢都不敢想的。不過，他們享受這一特殊待遇并沒有享受多久。小凱遠渡重洋之后，小娟一個人帶著孩子，要自己做飯，又要上班，又要料理孩子，忙得焦頭爛額，還要馬拉松式地辦理出國陪讀手續。那一段時間，我看小娟幾乎都要瘋了，有時請我們幫忙照顧孩子，她自己過漢口去辦手續，整天來回跑，人變得又黑又瘦，家里孩子的臟衣服丟在地上，身上尿濕了也沒時間換。大概在84年夏天，她也有狠，終于把陪讀的事辦成了，臨走前交待我和小肖幫她看房子，連同煤氣灶、糧油證、副食品證等都給了我們。這等于是天上掉下來的好事，我們一邊祝賀她帶著女兒去美國和小凱團聚，一邊慶幸自己天無絕人之路。因為那時小肖也已懷有幾個月身孕了，我正愁原來的筒子樓條件太差，孩子生下來后連身子都轉不開，現在我們居然有了兩處房子，還有半個自己的廚房和廁所，以及點火就著的煤氣灶，這樣的好事哪兒有！我們非常感謝他們夫婦對我們的信任。后來，我們兩家常有信件來往。有一封信是小凱寫的，說他現在正為是否加入基督教而苦惱，因為他不愿意和儒教斷絕關系。后來就聽說他最終還是入了基督教。我想，在那樣一個基督教社會中，不入教可能是難以和人家相處的吧。不過我總覺得，他的儒家情懷是深入他骨髓的東西，不是那么輕易可以擺脫的。
這年9月，我們的女兒出生，從婦幼保健院抱回來，就住在這間借來的房子里。房子在一層，雖然只有16平米，卻有兩個窗戶，一個對著上山的小路，一個就直接對著幾米遠處珞珈山那郁郁蔥蔥的滿山楸樹、樟樹和馬尾松，樹影搖曳，鳥語聲聲。我們請了一位老家的堂侄女來幫忙，用小凱的柜子家具把這間房子隔成兩部分，外面部分放一張雙層鐵床，由小保姆住下邊，上邊放箱子；里面部分是一張大床，我們一家三口就擠在這張大床上，后來添了一張嬰兒床放在大床邊，給孩子睡；靠窗子剛好還能放下一張書桌。我戲稱我們的房子是“兩室一廳”。小娟留下的糧油證，開始我們還幫他們攢著，后來看看他們可能不會回來了，于是就把油票都用了，糧票用不完，就拿去和農民換雞蛋。這樣直到兩年后，有關部門才把糧油證收上去，那時候糧票已經沒有多大用處了，只要有錢，什么都可以在自由市場上買得到，也不貴。小娟還留下一只小木箱子，沒有上鎖。有次我偶爾打開看看，居然是小凱的一些手稿，其中大部分都是他的文學創作手稿。我稍微翻閱了一下，覺得小凱實在不具備寫小說的天才，所有的人物都在發議論，對每個人物的內心都在進行分析。這種情況我因為自己就經歷過，所以十分熟悉。我當年也曾嘗試過寫作，但后來放棄了，我覺得自己過于理性，缺乏創作所必要的激情。但我知道，即使不成功，這些都是小凱寶貴的精神財富，記錄著他某一個階段的心路歷程，于是我又把一切放回了原處，細心保存起來。學校收回這套房子和煤氣灶是在88年，那年小娟的父親從湖南來，用一輛大卡車把他們的家具用具，連同那口小箱子都運走了。不過在那之前87年，我已搬進了湖邊九區一套一室一廳、帶自己單獨的廚房廁所和陽臺的新居，30多平米，號稱“鴛鴦樓”，并且分到了一個和小凱同樣的煤氣灶，總算是從住房的困窘中擺脫出來了。我永遠記得，是小凱和小娟幫助我們渡過了難關。
小凱再次回到武大來看我們已經是90年代中期了。92年，我搬到了學校新蓋的一套60平米的三室一廳的房子，小凱第一次回來看我們就是在這套房子的客廳里。我們坐在沙發上聊天，他拿出了一套他自己拍攝的照片來給我和小肖看，是拍的他在澳大利亞自己設計、自己蓋起來的一棟很氣派的房子。他說現在國外時興自己動手蓋房子，看他說話的口氣，頗為得意。這時他已拿到博士學位，被澳大利亞一所名牌大學聘為教授，后來又被選為澳大利亞科學院院士。問起小娟，他說她現在忙于帶孩子，他們在國外又有了兩個孩子。我看他滿面紅光，經常從事體育鍛煉的樣子，身體比以前更加強健了，心想在國外的生活和國內就是不同。我們都為他的成功感到由衷的高興。但使我們不解的是，對這樣一個在國外卓有成就的經濟學家，武漢大學居然只能由經濟學院的院長私人掏錢接待，官方拒不出面。我想如果還是劉道玉當校長的話，是決不會出現這種情況的。90年代，小凱經常在一些華文刊物上發表對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研究和評析文章，得到了經濟學界高度的評價，常被引用。我想，就算他的經濟學觀點不被政府采納，他這一片拳拳報國之心總是應該得到尊重的啊！談到個人的收入，他似乎對國內大學老師現在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對當時還在實行的福利房政策羨慕不已。他以他那精于計算的頭腦幫我算了一下，認為我現在的收入表面看來比不上他，實際上并不比他在澳大利亞少，除了物價差別外，還有不少隱性收入。我甚至想，如果武漢大學現在要聘任他，他可能會毫不猶豫地應聘的。他后來還來過兩次，每次我都是去珞珈山莊見他，順便給他帶一本我自己出的書。
03年的時候，聽說他生病了，我很吃驚，想不到他如此健壯的身體也會有病。但我想，他肯定會很快就好起來的，他體質好，也許是過度勞累，一時不適應，但恢復起來應該是很容易的。過了不久，果然聽說他病好了，我也放心了。在此期間，我收到過小凱入基督教會后在教堂所作的幾次見證記錄，談他如何因為信仰上帝而使自己去病消災。對于我這樣的無神論者來說，小凱的這些見證顯得如此不可思議，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像他那樣一個崇尚科學理性的人，怎么會如同一個普通老百姓一樣相信神的力量在自己身上的應驗。當然，我也不能擔保，如果我自己處在那樣一種處境下，我會怎么做、怎么想。也許人骨子里都有自己幼稚的一面，只是平時沒有暴露出來，連自己也不清楚罷了。這種幼稚在世俗眼光看來是愚昧，但未嘗不表明一個人內心深處還有某些單純和天真的東西，它是通往善良人性的。我由此對宗教的感召力無比敬仰，雖然我自己不信宗教，但我尊重和欽佩那些真正有信仰的人。去年我在香港道風山漢語基督教研究所做訪問三個月，悉心體會周圍信眾的那種宗教氛圍，我覺得這種氛圍根本不是科學所能夠分析和理解的，它是由每個人的瞬間宗教體驗而建構起來的。例如德國當代最著名的宗教哲學家、神學家之一潘能貝格（W.Pannenberg），就是在青年時代一次強烈的宗教體驗中決定皈依基督教的，那次他正從山上下來，突然看到在夕陽的照射下，整個山谷充滿著金色的陽光，他被深深震撼了，感到確實有上帝在撫慰著他的心靈。我不知道小凱是不是也有類似的宗教體驗，但世界上多少杰出的科學家，飽學之士，在談到上帝時都是如此虔誠和幼稚，因為在上帝面前（如果真有上帝的話），誰不是孩子呢？盡管如此，我仍然無法信仰他的上帝。也許經過文革，我對那種盲目的、未經充分反思的信仰已經絕望，對宗教式的祭拜儀式尤其不敢茍同。但我同情小凱的信仰，我不敢說，我這樣的無神論者和他那樣的有神論者，哪個的精神生活更可取、更有意義。至少，基督教幫助他克服了儒家士大夫那種“遑遑如喪家之犬”的痛苦心態，能夠平和地對待自己的命運，堅強地支撐起自己的獨立人格，功莫大焉。
2004年，我得到了小凱終于去世的消息，大感震驚。小凱已有好幾年沒到武漢來了，聽說有時偶爾回大陸，也只到長沙看望90高齡的老父。我想他大概已經對武漢大學的那種冷漠和不通人性深感失望，這些官僚們哪里有半點關心學術和國家前途的心，只關心自己的烏紗帽。但我一直還在期盼有朝一日小凱能得到武漢大學的承認，只要他活得足夠長久。可惜他已經活不到那個時候了。天妒英才，小凱可能是我的幾個最有才華的同齡朋友中最早離開我們的。05年我在海南大學和萌萌、志揚一起還在為小凱的早逝而感傷不已，誰知翌年萌萌也突然走了，也是得的肺癌。他們的父輩都活到了八、九十歲，但也許正是因為他們自己太優秀了，才不能見容于這個庸人的世界。小娟在04年底曾帶著她的小兒子到武漢大學來，住在我們家。那時我剛好到西南政法大學講學去了，未能見著，頗感遺憾，是小肖接待的她。她來武大，第一個拜訪的就是老校長劉道玉先生。正是由于有劉校長，小凱一家的命運才有了決定性的轉機，華人世界也才多了一位杰出的經濟學家，這位經濟學家的成就，據業內評價，是足以獲取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但劉道玉這樣的校長在中國也已經絕跡了，每次我在校園里碰到他，都有一種“恍如隔世” 之感。我無比懷念我和小凱一起在湖邊居住的日子，那是一個金色的時代，一個充滿希望的時代，雖然物質貧乏，但內心多么充實！我們那一代人，現在都已年屆花甲，我們承受過民族的苦難，但我們擁有這一段光輝的經歷，我們靠自己把自己拯救出來，我們沒有白白地受苦。至于后來者將要如何造就中國的命運，那已經不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事了。我們把我們一生的經驗和智慧留給他們，但要由他們自己去回答和解決“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我相信，一代又一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將會像傳遞接力棒一樣，將小凱的這一問題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