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錢鍾書先生一百年誕辰，他去世十二年了。錢先生1979年到美國去的時候，我見過他一面，我在哈佛大學的老師方志彤教授，是錢先生在清華大學讀書時候的好朋友。那時還鬧個笑話，就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海外盛傳錢先生被斗死了，錢先生見到方教授便引美國幽默小說家馬克吐溫（Mark Twain）的名言笑說，“The reports of my death are greatly exaggerated.”（“報告我死亡的消息實在太夸張了。”）錢先生那天用優美典雅的英語和我們交談。錢先生走后，方教授極力鼓勵我用英文翻譯出版不久的《管錐編》，我沒有全部翻譯，選譯了大約五分之一，1998年由哈佛大學出版。
我們翻開《管錐編》，起初會感到眼花繚亂，它的語言很稠密，段落非常長，沒有小標題，除引述了中國各朝代各體材的文章外，還大量引用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希臘文、拉丁文，以及英文的材料。可是心情稍微定下來，對它艱澀的文字稍微習慣后，就會感到眼前的文體似曾相識，有點面熟。為什么呢？因為《管錐編》實在承襲了清代札記的傳統，我們可以說，《管錐編》的前身，包括顧炎武的《日知錄》，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王念孫的《讀書雜志》，俞正燮的《癸巳類稿》和陳澧的《東塾讀書記》，它們基本上同是中國古書的讀后記。《管錐編》里的讀后記和這些清代札記里的讀后記篇幅相若，作者學問淵博，圍繞著文本里某一句話或者某一個意象，隨意旁征博引，申述自己對經書、文學、政治、思想史、制度史、文字學、社會風俗各方面的見解，上一篇和下一篇的內涵往往是完全沒有關聯的。
如果說《管錐編》承襲了清代札記的傳統，那么除了引用西方材料外，它與清代札記有什么分別呢？首先要問，這些讀后記所討論的文本是否一樣呢？我們發現《管錐編》討論的文本的范圍，有異于清代札記。
清代札記普遍的結構是，開始時順著傳統經史排列，《易經》、《詩經》、《尚書》、《春秋》、《史記》、《漢書》這樣寫下來。后面則不依照文本，隨意專題發揮，如討論唐代的稅賦制度，三館，石經等。錢先生的《管錐編》則涵蓋了十種古書，大體說來從頭到尾都順著文本寫。選擇的文本，除了《周易》和《詩經》外都很特殊，不選擇《春秋》而選擇《左傳》；《尚書》，《禮記》，《周禮》一概不談；討論《史記》而不討論向來被認為比《史記》優越的《漢書》。后一半專門討論《太平廣記》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我們知道《太平廣記》收集的是《太平御覽》沒有收入的志怪小說，不但不是經典，而且屬于下層社會的，清代學者很少研討它，更不會把它與經書并排在一起。《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雖然收羅了不少名作，但內容龐雜，很少清代學者把它當為一部著作研究。錢先生竟然把這部清代才蒐羅的集子，很當一回事地逐篇研討，相信錢先生以前沒有人這樣做過，一方面是因為他關注的主要是文學和美學，另一方面這體現了錢先生獨特的思考方式。錢先生試圖在這些瑣屑的篇章內，找尋相關的思想與價值。他一向對經過系統化的思想存懷疑的態度，特別喜歡挖苦各種理論，這點大概是他和清代學者最大的差別之一，因為總的說來清代學者固有的價值觀念并沒有動搖。錢鍾書在這方面可以說是很“現代”的。
很大的程度上，《管錐編》可以說是錢先生和清代學者一場很長的對話，錢先生對清代學者的學問是折服的，但對他們很多做學問的方法不滿，認為他們常常文學和歷史不分，把文學作品和作家的生平混淆了，不明白文學的“真理”有異于歷史的客觀事實；他又覺得清代學者評估古人的時候，往往過于注重正式的著作而不審視這人的整體言行，以及當時的政治社會環境和同時代的人的評語。錢先生主張所有的資料都要兼顧，資料本身互相矛盾時，也不能為方便起見自圓其說。他完全可以接受資料有時候會互相矛盾，寧愿接受互相矛盾的資料，而不愿意把事情簡單化了。錢先生還批評清代樸學提倡一個一個字推敲地讀經書，他認為逐字解釋有嚴重的局限，尤其遇到有關情感的詞匯，聰明的讀者必須考慮到整個語境，才能明白作者的原意。這可以說是錢鍾書對清代樸學的一種補正。
可是錢先生與清代學者最大的不同，當然是他懂得看西方文字，熟悉西方的文學傳統。他談到古書某一句話，某一個意象，或某一種概念，可大量舉出西方文學中相似或相反的話語或概念，他不時用西方例子來反駁清代學者的論點，或引用來作佐證。錢先生早些時候寫《談藝錄》偶然也征引外文著作，但在《管錐編》里卻構成幾乎每一章主要的一部分。一般來說，錢先生選定了要討論的段落某一個意念或意象后，便征引中國文獻中相似或相反的例子，再征引西方文獻中相似或相反的例子，最后作個結論。
我們把錢先生引述的外文著作和中文著作相比較，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他援引的外文著作古代當代的都有，而中文則不提“五四”以后的理論或例子，當代的更是一個也沒有。
我們知道錢先生著手寫《管錐編》，是1971年開始的，那時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束。他和他的夫人楊絳從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房子被人占住了，兩人無家可歸，有三年只好睡錢先生在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的辦公室。《管錐編》的材料自然不是1970年代才搜集的，但他那個時候才開始整理多年累積的筆記。我們要問，他決定寫《管錐編》，決定怎樣寫，和“文革”有沒有關聯？錢先生通盤討論了中國自古以來的經、史、子、集，包括志怪小說，元明清的戲劇、游記等等，獨獨不提當下，是不是和“文革”有關？他為什么中文用那么艱澀難懂的語言，卻又引述那么多古今西方著作呢？
錢先生在1942年寫《談藝錄》的序時，提及當時的中日戰爭，說“談藝錄一卷，雖賞析之作，而實憂患之書也”。接著說：
既而海水群飛，淞濱魚爛。予侍親率眷，兵罅偷生。如危幕之燕巢，同枯槐之蟻聚。憂天將壓，避地無之，雖欲出門西向笑而不敢也。銷愁舒憤，述往思來。托無能之詞，遣有涯之日。以匡鼎之說詩解頤，為趙岐之亂思系志。
匡鼎是前漢一位學者，據說他講《詩經》會令人開心地笑；趙岐為躲避敵人有三年在朋友家的墻壁里生活，有人說他的《孟子注》就是那個時候寫的。錢先生在戰亂的時候寫《談藝錄》是要學匡鼎和趙岐。
恰恰三十年后錢先生《管錐編》的序怎么寫呢？這序非常短，大約只占一頁的四分之一，以下是全文：
瞥觀疏記，識小積多。學焉未能，老之已至! 遂料簡其較易理董者，錐指管窺，先成一輯。假吾歲月，尚欲賡揚。又于西方典籍，褚小有懷，綆短試汲，頗嘗評泊考鏡，原以西文屬草，亦思寫定，聊當外篇。敝帚之享，野芹之獻，其資于用也，能如豕苓桔梗乎哉? 或庶幾比木屑竹頭爾。命筆之時，數請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輒發大鳴，實歸不負虛往，良朋嘉惠，并志簡端。
一九七二年八月
全文無論對外在的環境或他自身的光景都一字不提，只曲折地表示時局不好，因為“豕苓”和“桔梗”都是用來醫病的。雖然他以敝帚野芹代表自己的文章，說對時勢完全無補，可是有心人若仔細查一查，就發現所謂“木屑”“竹頭”并不像乍看下那么沒有用，因為典出自《晉書》陶侃的傳。陶侃監督造船的時候吩咐所有的木屑和竹頭都不準丟，保存下來，別人多年后才明白陶侃的苦心，有一次舉行朝廷大典時地上全是正融化的雪，木屑正可派上用場，竹頭則在建造另一些船的時候當釘子用了。
錢先生寫《管錐編》時候心情如何，他在1993年另一篇序里才透露。這篇序雖然用中文寫，國內也許很少人看到，德國女學人Monika Motsch要出一本討論《管錐編》與杜甫的書（Mit Bambusrohr und Ahle: Von Qian Zhongshus Guanzhuibian zu einer Neubetrachtung Du Fus），請錢先生替她寫序，錢先生的序是這樣寫的：
在中國，交通工具日漸發達，旅游事業就愈來愈興旺，所謂“比較文學”也幾乎變成了它的副產品。語言文字的挑釁性的障礙仿佛隨著山川陵谷的阻隔一起消失了。
“三十年為一世”，四十多年前真如隔了幾世。那時候，對比較文學有些興趣的人屬于蘇聯日旦諾夫欽定的范疇：“沒有國籍護照的文化流浪漢”（passportless cultural tramps）。他們至多只能做些地下工作，缺乏研究的工具和方便。《管錐編》就是一種“私貨”，它采用了典雅的文言，也正是迂回隱晦的“伊索式語言”（Aesopian language）。這個用意逃不出莫芝博士的慧眼。
這里，錢先生直爽地說道他用典雅的語言，迂回隱晦的方式，是故意要讓一般人，包括紅衛兵，看不懂，因為這東西是“私貨”，是官方和御用文人不能容忍的。日丹諾夫（Andrei Zhdanov）是誰呢？他是蘇聯斯大林手下專門對抗知識分子的高官，是江青一類的人物。錢先生這里把《管錐編》定位為比較文學。1948年蘇聯作家協會會長 （Aleksandr Fadayev），在日丹諾夫的指導下批斗剛出版《普希金與世界文學》的猶太裔作者 Isaac Nusinov 為“沒有國籍護照的流浪漢”。因為 Nusinov 竟敢搞比較文學，把普希金的作品和其他國家的文學作品相提并論。后來蘇聯的領導人常常用這句話批評對中央政府不夠“忠實”的知識分子。錢先生在這里居然把當時的自己也視為“沒有國籍護照的流浪漢”。
我們要問，錢先生在《管錐編》里，有沒有批評“文革”呢？直接批評當然沒有。但他在第二集討論老子那一章里，對老子思想的抨擊特別嚴厲。他批評老子刻意扭曲文字的意義（如“正言若反”“反者道之動”），又反對老子的愚民政策（如“使民無知無欲”，“渾其心”），讓我們不禁聯想到當時“文革”各種現象。他指出老子“天地不仁”的說法替法家的苛法鋪平了道路，而所謂的“無為”造成了無所不為的局勢：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然天地無心，其不仁也，“任”或“不相關”而已。圣人雖“圣”，亦“人”也；人有心也，其不仁也，或由麻木，而多出殘賊，以兇暴為樂。（《管錐編》2: 420）
求“合”乎天地“不仁”之“德”，以立身接物，強梁者殘酷而無慈憫，柔巽者必脂韋而無羞恥。黃老道德入世而為韓非之刑名苛察。（《管錐編》2: 421）
“無言”而可以重言，寓言，卮言，荒唐之言矣；“無身”而可以脂韋滑稽，與世推移，全軀保命，長生久視矣；“無為”而可以無不為，無所不為矣；黃老清靜，見之施行而為申韓谿刻矣。（《管錐編》2: 414-15）
我們了解錢先生作《管錐編》時候的心情，便知道他此處是有的放矢的，這些話是帶著傷痛寫的。我并不是說這是《管錐編》唯一的意義或是錢鍾書寫這本書唯一的目的。《管錐編》還有與當時的政治運動完全無關的種種方面。它用新觀念解釋古經書，補正清代學者的缺點，還對比較文學，比較美學，比較思想史都有豐富的貢獻。但除了學術意義外，《管錐編》與當年的政治背景也是分不開的。
1980年錢鍾書為妻子楊絳的《干校六記》寫序文時，提到“文革”的情況：
現在事過境遷，也可以說水落石出。在這次運動里，如同在歷次運動里，少不了有三類人。假如要寫回憶的話，當時在運動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們也許會來一篇《記屈》或《記憤》。至于一般群眾呢，回憶時大約都得寫《記愧》：或者慚愧自己是糊涂蟲，沒看清“假案”、“錯案”，一味隨著大伙兒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慚愧自己是懦怯鬼，覺得這里面有冤屈，卻沒有膽氣出頭抗議，至多只敢對運動不很積極參加……
錢先生在序里對自己的行為太苛刻了。我們都知道當時的政治運動不參加是不行的。其實錢先生從干校回到北京，“文革”還未結束，他在這個一摒棄傳統文化敵視西方文化的時期，費全副心力整理中國自古以來的文學理念，而且把這些理念與西方文學理念并列在一起，表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國有的西方也有，西方有的中國也有，是反潮流的，需要極大勇氣。他當時缺乏研究的工具和方便，只能暗暗地做，只能用一般人看不懂，特別是紅衛兵看不懂的語言，用迂回的方法，他這樣做，非常孤獨，感覺上自己是個“沒有國籍護照的文化流浪漢”而進行“地下工作”。幸而，正如陶侃一樣，錢先生的苦心在今天的中國普遍地被肯定了。
[艾朗諾(Ronald Egan) 美國著名漢學家，錢鍾書《管錐編》英文選譯本Limited Views：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 by Qian Zhongshu的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