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比爾蓋茨和巴菲特聯合發起的“捐贈承諾”行動，號召美國的大款們承諾捐出過半財產，用于慈善事業。到8月4日為止，已有40位億萬富翁或家庭響應。其中包括微軟創始人之一保羅.艾倫、甲骨文公司創始人拉里.埃利森、紐約市長布隆伯格、華裔生物制藥大亨陳頌雄夫婦、《星球大戰》的導演喬治.盧卡斯、洛克菲勒家族掌門人戴維.洛克菲勒、希爾頓家族的巴倫.希爾頓、和CNN的創始人特德.特納等等。巴菲特透露，他和蓋茨為了動員這些大款的承諾，親自打了幾十個電話。
蓋茨和巴菲特的目標，是掀起一場捐善革命。根據最近的數字，美國的捐善款項，以2009年的美元價值計，在2007年達到3140億美元，創造了歷史記錄，是當年美國GDP的2.3%。2008年受到經濟危機的沉重打擊，善款大減，但仍然超過了3076億美元，為當年GDP的2.2%。如果《福布斯》雜志所列美國前400名富豪都能捐出一半財產，善款總額就可望達到6000億美元。更不用說前400名之外的富豪也不會無動于衷。如果蓋茨和巴菲特的預定目標實現，美國的善款占GDP的比重可能會有本質性的提高。
我們不妨把這一義舉放在更大的社會背景中來考察。過去50年（截至到2008年），美國的人均GDP增加了150%，美國的人均捐善則增加了190%，超過人均GDP的增長。有統計顯示，70-80%的美國家庭從事捐善活動，平均每個家庭的年捐善額超過1000美元。當然，聯邦政府對捐善有種種稅收上的鼓勵。每捐1000美元，大致可以省去350美元的聯邦稅。這雖然還遠達不到捐款的數量，但聯邦為此每年的免稅總額達到1424億美元（2002年的水平）。不過，聯邦的數據還顯示，只有三分之一的納稅人為了捐款而申請相應的免稅。特別是中下層的普通百姓，很少為捐款特別填報稅表。甚至在那些年捐款超過12萬美元的家庭，也只有40%為此申請相應的免稅。可見，免稅并非捐款的動機。另外，如果按收入比例來計算，窮人比富人更慷慨。在2000年，低收入家庭的美國人捐出了4.5%的收入，中產階級捐出了2.5%的收入，富人捐出了3%的收入。可見，捐善并非僅僅是富人的時尚，而是滲透于社會每個細胞的文化。
這樣的財富文化，在西方傳統中有兩大來源。首先，基督教中有著“富人要進天堂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的信條，對財富不僅不信任，而且經常譴責。在經歷了中世紀“商業革命”的歐洲城市，工商集團往往為了自己所賺取的財富而感到靈魂戰粟。于是，把錢拿出來支持教會或社會公益，則成了必要的解脫之道。同時，當時的歐洲城市多是封建秩序中自治的孤島，以共和主義作為自己的政治原則。這種共和主義，強調在政府和家庭之間的公民社會的作用。隨著貿易的發達，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領域不斷擴大，僅僅依靠家庭紐帶遠無法應付日益復雜的世界。另一方面，國家機器尚處于未熟狀態，許多領域處于無政府狀態。教會、行會、和各種民間組織紛紛承擔起社會管理之職。于是，人們在家庭之外、在沒有國家權力強制的情況下對社區作貢獻，就成了共和主義所推崇的“公民品格”。你今天到德國的奧格斯堡，仍然可以看見500年前銀行家Jakob Fugger為窮人修建的古雅的住宅，不僅被精心維護，而且租金500年不變，即月租0.88歐元。這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廉租房了。再到意大利、荷蘭等地的城市看看，孤兒院、醫院、乃至一些主要的公共建筑和雕塑，全是仰仗于善款的支持。相比之下，中國的歷史遺跡充滿了皇宮、皇陵、萬里長城、和富人的深宅大院。其背后不是國家財富，就是家庭財富，社會性甚為薄弱。
不過，跟蓋茨和巴菲特們的行為最直接相關的，還是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有學者更精確地界定為1880-1912年間）美國的慈善傳統。在這期間，美國崛起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確立了一整套現代工業體系。金融、鐵路、鋼鐵、石油、乃至后來的汽車業，都是在這一時期奠定的基礎。這一天翻地覆的變化，自然創造了史無前例的財富。但是，這些財富的分布也極為不均。在二十世紀開始時，8%的美國家庭控制了全國四分之三的財富。美國自建國起，一直就是草根民主的社會，有著強烈的平等精神，在經濟上的貧富分化也比歐洲小得多，其均富的程度曾讓托克維爾贊嘆不已。如此巨大的貧富不均，自然挑戰著美國社會的基本價值，并引起了激烈的辯論：這些財富究竟是怎么被創造出來的？為什么會集中在少數人手里？這樣的財富是否還有正當性？
即使是那些在這一過程中暴富的人，也在掙扎著理解自己怎么會有這么多財富、這些財富的意義是什么。歷史學家們指出，正是這一代人，把石油變成了新能源，用鐵路把整個美國聯為一體，并發展出大規模的鋼鐵冶煉技術和組織，創立了現代金融體系。現代工業體系，就是建筑在這些創造的基礎之上的。而這些革命，恰恰就是洛克菲勒、卡內基、摩根等一批具體的個人發動的。你很難否認他們的天才。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的財富是應得的。但是，如果從更宏觀的歷史角度看，如果沒有這些人，這個時代照樣還會造就出一批類似的巨人，只是名字不一樣而已。在這個意義上說，他們的成功，在于占據了最佳的歷史關頭，是時勢造英雄。他們如果把如此巨大的財富都看作是自己一人之功，并當仁不讓地歸于自己的名下，社會當然有權利對之進行挑戰了。
卡內基也許是這代富人中最為典型的一位。這不僅僅是因為他是世界首富，也不僅僅因為他生前把自己的財產全捐干凈，更在于他所總結的一整套財富的哲學。第一，他認為他的所有財富都是自己從當童工起一點一點干出來的，沒有任何虧心之處，政府也沒有理由打他的注意。他所信奉的，是被后人稱為的“卡內基社會達爾文主義”：在優勝劣汰的社會巨變中，只有他這樣的人能夠把握住機會。他的勝出是必然的。與其在那里沒完沒了地譴責不可避免的財富集中，不如多想想如何使用這些財富。第二，正因為他相信“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哲學，他認為大家的起跑點越接近越好：沒有人應該富裕地死去。這樣死的人，沒有人會為之唱歌。富人應該在生前把財富捐干凈，為那些沒有條件的人提供成功的條件。在他的捐助中，大學和圖書館是最為優先的項目，中間的是大會堂、音樂廳等等，教堂則列在最后，甚至還不如游泳池重要。
在卡內基這一代人手上，慈善（charity）和捐善（philanthropy）開始被區分開來。查查英漢字典就知道，這兩個詞的中譯都是“慈善”，很難看出什么區分。西諺說：“給一個人一條魚，你可以讓他吃飽一天；教他捕魚技術，則會保證他一輩子的溫飽。”慈善是給他一條魚，捐善則是教他怎么捕魚。慈善與捐善之別，使得一系列的基金會應運而生。這些基金會按照大企業的模式建立，有職業經理、信托人委員會，并按時制作年度報告，并有政府的章程許可等等。一句話，這些基金會都是瞄準具體的社會問題，然后以企業式的效率來資助這些問題的解決。比如，卡內基最后資助成立的“卡內基紐約基金會”，連卡內基的遺孀的請求也可以禮貌地拒絕。捐善不是心血來潮的施舍，而成為一種莊嚴的公共信托，在運營中并不能完全以財主的意志為轉移。
即使如此，這一代企業家和慈善家依然受到社會的攻擊。有人稱他們不過是在自己腦滿腸肥后向窮人扔些面包渣而已。如果有公平的分配方式，他們根本不可能積累如此巨大的財富。更有人說，這些資本家不僅生產物質財富，還生產意識形態。他們要通過這些基金會來追求自己的政治目的，捍衛過度保護自己利益的制度和文化。
在這種壓力下，捐善就越來越從私人領域走向公共領域，不斷接受公共的監督。1915年，由總統任命的特派小組走遍全國，采訪了數百名工人和包括洛克菲勒、摩根、卡內基在內的大亨，聽取各方對美國社會問題的見證。在此之前，即1913年，國會通過了第十六修正案，容許聯邦政府對人們的收入征稅，雖然一直到1932年之前，聯邦的主要財政收入還是關稅。第二次世界大戰則引起了稅收革命，美國大部分人開始直接向聯邦納稅。1950年，國會對美國傳統上免稅的基金會問題進行了長時間的辯論。到了1954年，聯邦的稅政中對慈善組織進行了明確的界定，并禁止這些組織參與政治活動。1969年的稅務改革法案又對什么是慈善組織、什么是免稅標準進行了更細致的規范。個人的慈善行為，已經完全被公共領域的規則所制約。
蓋茨和巴菲特們的捐善活動，繼承了卡內基一代的精神，但卻是在一個非常不同的制度框架中展開的。他們比起卡內基一代來，顯然有更多的后知之明。他們知道，他們趕上了高科技革命的大時代。雖然他們象卡內基那代人一樣，面對時代的挑戰不辱使命，但他們的財富更多的是時勢造英雄，而非英雄造時勢之結果。坐在時代贈與的財富上，自然有責任以最有效的方式來回饋時代。更重要的是，要使美國社會永遠能夠有效地回應時代的挑戰，永遠能夠造就他們這樣的成功者，就必須不斷地把財富重新分配，免于落入世襲社會的陷阱。在他們看來，財富的再分配和市場經濟的原則并不矛盾，只是讓公民社會自己來進行這種再分配，要比政府來操刀要有效得多（當然，我們還應該注意到，在他們的捐善承諾的同時，還有些富人公開呼吁聯邦政府加大對遺產稅的征收）。對他們來說，捐善已經不是一種私德，而是一種公共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