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北京的一個研討會上，張五常再次熱情洋溢肯定了中國改革三十年的經濟奇跡，他說，“平生沒有見過這么好的制度”。這一判斷自然引起各種異議，但生就一個清爽利落的“經濟腦袋”的張五常能夠發出如此定論，顯然是有自己的充足底氣的，這就是他跟蹤改革三十年而最終形成的研究結論《中國的經濟制度》一書。作者在書里大方地承認“在這個奇跡的發展中，中國要面對貪污，面對一個不合格的司法制度，控制言論與宗教自由，教育與醫療公非公私非私，有外匯管制，有互相矛盾的政策，也據說每年有六萬次動亂。”（頁116-117），但他馬上話鋒一轉，理直氣壯地道出自己的出發點，即他試圖解釋中國經濟發展奧秘的問題意識：“不要告訴我什么不對。我可以在一個星期內寫一本厚厚的批評中國的書。然而，在有那么多不利的困境下，中國的高速增長持續了那么久，歷史從來沒有出現過。尤其是，不要重復某些人相信的：貪污對經濟發展有利。朱镕基的肅貪行動早就把這假說推翻了。中國一定是做了非常對的事才產生了我們見到的經濟奇跡。那是什么呢？這才是真正的問題。”（頁117）
“中國一定做了非常對的事情”，張五常的這一斷言可謂擲地有聲，他現在要做的就是從紛繁復雜多變的改革迷局中揭示出這個做對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我喜歡張五常在偵探經濟真相時的減法和簡約主義，他因此也尋找到了頗有說服力的答案。頭腦昏昏的人往往喜歡把問題復雜化，而學術的洞見真正需要的卻是像手術刀一樣的犀利明快的工具。撥云見日，真理其實就是這么簡明干凈。
張五常三言兩語就為我們勾畫出自1980年以來的中國經濟改革的圖景。針對改革的兩個階段，他運用自己拿手的合約理論——“資源使用的競爭一定要受到約束，人類才可以生存，因為沒有約束的競爭必然帶來的租值消散，會滅絕人類”，洗練地概括出中國改革的重點就是從按權力身份級別享受不同待遇的等級排列的合約安排轉移到以資產界定權利的合約安排。這體現在農村改革，就是承包責任合約；而在城市的工業領域，則體現為在兩權分離框架下的層層分包，而這里的關鍵在于，隨著地價的上升，從八十年代后期開始的農業承包與工業層層承包的組合，“不是引用到個別農戶或個別國企，而是引用到有地理界線劃分的地區去。我認為這是今天中國的經濟制度的重心所在。”（頁142-143）
這就把問題引到中國特殊的、天下獨有的，以縣為基本單位的地區競爭格局。在張五常看來，中國的地區關系是“上下連串，但左右不連。地區競爭于是在有同樣承包責任的地區出現，即是同層的不同地區互相競爭。”“經濟權力愈大，地區競爭愈激烈。今天的中國，主要的經濟權力不在村，不在鎮，不在市，不在省，也不在北京，而是在縣的手上。理由是：決定使用土地的權力落在縣之手。”（頁144）縣的經濟權力最大，所以這層的競爭最激烈。各個縣好比一個個一級商業機構，全國兩千多個這樣的商業機構激烈競爭，加之縣際競爭與官員權位緊密結合，對干部形成了強有力的激勵，經濟當然會充滿勃勃生機。
張五常對“縣際競爭”的揭示充分展現了他的超越學科畛域的敏銳才華，一般經濟學的研究者往往不會觀察到經濟發展與地理政治之關聯的層面；而一般的社會學研究者在關注中國地方政府的同時，卻難以識破其對中國經濟整體推動的制度價值。張五常在這方面的研究盡顯大家氣度。
更為可貴的是，張五常不僅著眼于縣級競爭的經濟推動力，他還富有深意地描述了在這一競爭過程中展現出來的中國憲政運作狀況的真實規則。作為一個中國憲政和法治的研究者，我對張的這一部分研究充滿興趣。但也正是在這個部分，張五常施展出欲言又止、欲說還羞的姿態。張對中國政治體制的動態格局的看法可謂入木三分，但他只說出一半，另一半卻絕不說透，充滿張氏的智慧禪機：
其一，張五常描述了層層承包形成的佃農分成制，對縣的干部形成的有力的激勵機制。縣的干部知道，如果策劃的賣不出去，可能被革職。問題在于，這種分成是以全國各縣統一的百分之十七的增值稅形式體現的。張在這里的經濟學閃光點在于看到了這種增值稅即是分成租金，而他由此提出一個更核心的問題：全國統一征稅，不隨土地質量與地點的不同發生變化，這怎么可以有經濟效率呢？他從馬歇爾的一個注腳中找到了答案：縣向“佃農”分成的投資者收取的地價，可以是負值。縣政府免費提供土地廠房等，負地價可以去到的盡頭，是縣的稅收足以填補收回農地與改進為工商業用途的成本利息。甚至當一個投資者的項目可以引進很多其他好處時，縣政府賣地的負地價可以跌到增值稅的收入低于填補土地成本的利息。地價可以為負值，這就是張看透的地方，但他就此打住，不再追究這種負值還包括的更豐富的內容，比如資源可以大力耗費、環境可以隨意污染、血汗可以白白付出，所有這些，雖然是負值，是經濟推動的必要成本，但它們在經濟的輝煌成就前，都是沉淀的，沉默的，可以忽略不計的，中國真的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死人活人都不缺的。套用張五常對林毅夫的批判——他說他不相信作為負責農業政策的林毅夫怎么會不知道農民的日子從來沒有像今天好過，我在這里也想說，對于積累和看到了這么多個案，而且眼光如此具有穿透力的張五常來說，怎么就不知道經濟背后的這些更沉重的負值？這是張五常看透卻不會說透的一個地方。
其二，張五常對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些為人詬病的現象作出了合理性的闡釋。例如，他認為基于統計方法的欠缺，中國的貧富差距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大，這至少在方法嚴謹上給我們很大啟迪；他公允地評論說，中國的等級排列其實是合約的約束，在資產本身沒有權利界定的情況下，這種排列機制可減低在競爭下的租值消散，這是結合具體語境來探討相關制度的進步意義；他對貪污的看法很大程度上也很客觀，比如貪污對經濟發展并不是有利的，貪污在特定時期的好處在于“用金錢補償特權分子或減少他們對改革的抗拒。”（137），這有利于實現合約安排的轉變；縣與縣之間的競爭有助于減少貪污，因為投資者知道賄賂是一項成本；他也肯定了政府的好處，而不是意識形態化地高舉市場至上，“不用政府策劃而單靠市場必然較有效率的看法是錯的”；他積極認可中國基層干部的作用和眼光，“跟縣干部的多次傾談中，他們的常識與他們永遠關注著互補性、招徠力、交通水電、娛樂等事項的意識，令我印象難忘。”（157）所有這些，都是切中肯綮的評論，但是，貧富差距的劇烈程度在張五常非常推崇的個案研究那里，畢竟總能找到太多嚴峻的例證；等級排列機制在減少租值消散的同時也會帶來更多的租值消散的可能性；貪污雖然使特權分子減少對改革的抗拒，其帶來的變本加厲的掠奪本身并不能用經濟發展一語遮蓋；縣與縣競爭可能減少貪污，但這種充滿特權、地方保護和潛規則的競爭，對各種形式貪污的助長，本身就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國人在渾水摸魚方面一向不缺乏智慧；而現代社會是否存在純粹的離開政府來規范的市場，本身就是一個假的問題；基層干部的實踐理性和智慧值得肯定，但改革本身形成的以官商權勢結合為依托的既得利益集團，早已成為尾大不掉的問題，其弊端將越來越嚴重。所有這些問題的另一面，我同樣不相信張五常會看不透。這是他看透而不去說透的另一個地方。
其三，張五常的這本論著中充滿對中國地方與中央關系的博弈的深邃洞察。他指出，“縣有相當大的經濟決策自主權，好些時沒有執行北京公布的政策。”“這不是說北京失控。他們是控制著的，但地區干部知道哪些真的要執行，哪些只是投石問路。他們懂得衡量上頭傳達下來的文件有多認真。北京征求地區的意見常有，而推了出來的政策可能悄悄地取消但沒有公布。/我認為上述的混亂畫面可不是真的混亂，而是起自地區的自主權與他們之間對政策的取向有別。一個縣是否把一項政策用作粉飾櫥窗，考慮的是這政策會否有助他們的競爭。為了增加縣的產品增值稅收，為了生存，縣的干部要引進投資者，他們知道劣政策會把投資者趕走。如果北京堅持要執行一項政策，縣會接受，但如果這政策有損地區的利益，他們會投訴。投訴夠多往往有效。”（頁166-167）這樣的描述確實非常清晰精當，乃是真正的學術解釋，而且也觸及到中國中央地方關系的憲政意義的層面。不過，這種解釋是服務于他對中國縣制度將長期存在并繼續支持快速經濟增長的樂觀看法的。問題在于，即便從解釋的完善性方面入手，我們也能看到，縣級地方政府相對于中央而言，既強勢又癱瘓，相對于縣治之下的百姓來說，更是如此；這種博弈也應當促使我們進一步深思傳統的文件治國、運動之國等方式的痼疾而不僅僅是表面上組織能力高效的好處；地方和中央關系伴隨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以及“上行下效瞞上欺下”的雙面效應，足以引發我們認真的對待；而中國的這種地方中央關系中蘊含的各種危機，不僅在少數民族地區的特殊事件中體現出來，在各種群體性事件中也一再體現，并都有嚴重化的趨勢。對于所有這些背后的問題，張五常又一次止步于他的立場和他的解釋的統一性，而不愿再進一步挖掘。這可以說是他看透而不需去說透的第三個地方。
但無論如何，作為一個嚴肅而機智的學術大家，張五常通過他長期的觀察思考，為我們提供了又一個非常有分量的學術研究成果，也有利于決策者們和中國經濟改革的參與者們認真總結，思考進一步前行的真正方向。正因如此，張五常在書中提出的那些歷史深處的憂慮，非常值得我們的重視：他對新勞動合同法的最低工資制提出了批評，對有損縣制度的貨幣政策以及其他地區無權過問的事項（對外政策、宗教言論自由、教育醫療等）提出了振聾發聵的警示，在此基礎上，他富有意義地再度強調了中國制度推進的成本較小的進路，那就是鄧小平先生的“試一試，看一看”。這種嘗試和觀望的姿態，并不是盲目的“摸著石頭過河”，而是在一種歷史眼光和人文關懷的指導下，在認識到理性和制度局限性的條件下，所應該采取的利國利民的態度。說到底，正如他指出的那樣，“今天的中國制度不是個別天才想出來的。這制度是被經濟壓力逼出來的。”
今天的中國的確處于歷史發展的最好時機，是機遇，而且我們抓住了；更是挑戰，但我們顯然對挑戰的估計并不足夠，而往往不由自主地沉迷于已經取得的成就上面。不是尋找到合理性的解釋就足以面對今后的更嚴峻的挑戰的。而一種真正有教益的經濟解釋，需要的是更完善的思考和對各種內外變量的更充分的考慮，比如中國發展所得益的全球化的規范貿易體系，比如中國人民的堅韌和創新的精神，等等，正是在這里，張五常說了一段讓我既感動又感嘆的話：“黨領導與指揮了改革行動。然而，成功的主要原因還是中國的人民：刻苦，聰明，有耐力。只要能看到明天有希望，他們可以在今天忍受著巨大的艱辛。我不想在這里贊揚中國人，但我沒有見過一個民族可以在那么惡劣的環境下那樣拼搏——而還在笑。”（179）在我看來，這或許才是中國經濟的真正推動力量。中國人民實在是太偉大了。在中國，你只要給老百姓一點呼吸和掙扎的空間，他們就能勃發出巨大的生機和活力，他們就能樂觀地活著。這一經濟發展的奧秘，說來讓人感動得流淚，卻又無不充滿悲情的色彩。
《中國的經濟制度》無疑會成為一本傳世經典，作者對該書的自夸顯然并不過分。寶刀是不會老的，一個人的學術生命力主要在于他看透世事迷局的能力，在這方面，張五常真的是屬于越老越利的那種。在這本酣暢淋漓的小書中，他充分展示了經濟解釋所依賴的大歷史的視野，對政治局勢的把握，對社會生態的體悟，以及爐火純青的理論分析工具和舉重若輕的描摹拿捏才能。更讓人噓唏的是，他已經完全知道什么可說，什么不可說，學術的智慧，政治的智慧和人生的智慧最終三位一體。看來，在張五常的“狂妄”背后，更多的是久經沙場的世故、謹慎甚至謙遜。這其中的玄機，又有幾個人能參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