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都說，都全球化時代了，我們不能再沉默，一定要發出中國人自己的聲音。否則，我們將被日漸邊緣化。面對如此宏論，我“欣然同意”。只是如何落實，實在心里沒底。比如，什么是中國人“自己”的聲音，如何“發出”這聲音，還有這“聲音”是否美妙，都沒把握。不提別的，單說“全球化時代的‘大學之道’”，感覺上便是危機四伏。
在西方，大學已經定型了，路該怎么走，大致已經確定；作為個體的知識分子，你可以發言，但說了基本上等于白說。而中國卻不一樣。有那么多讀書人都愿意暫時擱置自己的專業，爭相談論大學問題。那是因為他們相信，大學問題還在自己努力的范圍內，今天的“百家爭鳴”，也許會影響到日后中國大學的發展方向。
至于我個人，既研究過去百年的“大學史”，也關注“當代中國大學”。我心目中的“當代中國大學”，是著眼于鄧小平南巡以后，199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之后，這15年中國大學所走過的路。我曾用了十個“關鍵詞”來觀察、描述、闡釋這15年的中國大學。那就是：大學百年、大學排名、大學合并、大學分等、大學擴招、大學城、大學私立、北大改革、大學評估和大學故事。
具體的我不想多說，就說一句：此前一千年，大學作為一種組織形式，為人類文明作出了巨大貢獻；以后一千年，大學將繼續展現其非凡魅力，只是表現形式可能會有很大變化。至于中國大學，仍在轉型過程中，更是有很多問題需要我們勇敢面對。
一、“世界一流”的焦慮
我認定，大學排行榜對于中國大學的發展，弊大于利。因為排名只能依靠數字，而數字是很容易造假的。以為讀書人都講“仁義禮智信”，那是低估了造假的巨大收益，而高估了道德的約束力。
大學排行榜的權威一旦建立，在我看來，此舉將泯滅上下求索、特立獨行的可能性。
在科技及文化領域，中國人有好幾個夢。比如，奧運金牌第一，獲得諾貝爾獎，還有創建世界一流大學。通過傾全國之力，在北京舉辦一次“無與倫比”的奧運會，第一個夢想已經實現了；第二個呢，不管是文學還是物理、化學、經濟學，還沒有一個持中國護照的學者或文人獲得過諾貝爾獎。不過，這是遲早的事；而且，我以為不會太遙遠。相對來說，建設一所能體現一國學術文化整體水平的“世界一流大學”，反而有點“懸”。
當今中國，各行各業，最時尚的詞，莫過于“世界一流”，可見國人的視野和胸襟確實大有長進。提及“中國大學”，不能繞開兩個數字，一是“
其實，從晚清開始，中國人辦現代大學，就是從模仿起步的。一開始學的是日本和德國，上世紀二十年代轉而學美國，五十年代學蘇聯，八十年代以后又回過頭來學美國�，F在，談大學制度及大學理念的，幾乎言必稱哈佛、耶魯。連牛津、劍橋都懶得提了，更不要說別的名校。儼然，大學辦得好不好，就看與哈佛、耶魯的差距有多大。在我看來，這已經成為一種新的“迷思”。過去，強調東西方大學性質不同，拒絕比較，必定趨于固步自封；現在，反過來，一切惟哈佛、耶魯馬首是瞻，忽略養育你的這一方水土，這同樣有問題。
我常說，中國大學不是“辦在中國”，而是“長在中國”。各國大學的差異，很大程度上是歷史形成的，不是想改就能改的，因為我們只能在歷史提供的舞臺上表演。而就目前中國大學的現狀而言，我們首先要明白自己所處的歷史舞臺，尋找適合自己發展的道路，而不是忙著制訂進入“世界一流”的時間表。
再說，“大學”是否“世界一流”，除了可見的數字（科研經費、獲獎數目、名家大師、校園面積、師生比例等）外，還得看其對本國社會進程的影響及貢獻。北大百年校慶時，我說了好多話，有的被嚴厲批判，有的則得到廣泛贊許，下面這一句，倒被不斷“傳抄”——“就教學及科研水平而言，北大現在不是、短時間內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若論北大對于人類文明的貢獻，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學所無法比擬的。因為，在一個東方古國崛起的關鍵時刻，一所大學竟然曾發揮如此巨大的作用，這樣的機遇，其實是千載難求的。”我這么說，并非否認中國大學，尤其是我所在的北京大學。我只是不喜歡人家整天拿“世界一流”說事，要求你按“排行榜”的指標來辦學。
我在好多文章中批評如今熱鬧非凡的“大學排名”。我認定，大學排行榜對于中國大學的發展，弊大于利。因為排名只能依靠數字，而數字是很容易造假的。以為讀書人都講“仁義禮智信”，那是低估了造假的巨大收益，而高估了道德的約束力。即便是老實人，拒絕弄虛作假，可當潛意識里著力于生產“有效的”數字時，也必定會扭曲辦學方向。
大學排行榜的權威一旦建立，很容易形成巨大的利益鏈條，環環相扣，不容你置身事外。在我看來，此舉將泯滅上下求索、特立獨行的可能性。因為好大學必須有個性，但它的那些“與眾不同”的部分，恰好無法納入評價體系�！摆吚芎Α笔侨说奶煨�，大學也不例外。久而久之，大學將日益趨同。差的大學可能得到提升，而好的大學將因此而下降。這就好像辯論比賽。裁判稱，按照規則，去掉一個最高分，去掉一個最低分，其余的平均。這被抹去的“最高分”，可能是偏見，也可能是創見。當你一次次被宣布“工作無效”，不計入總成績，自然而然的，你就會轉向，變得日漸隨和起來。當然，你也可以固執己見，可那就有可能成為“烈士”了。
所謂爭創“世界一流”，這么一種內在兼外在的壓力，正使得中國大學普遍變得躁動不安、焦慮異常。其好處是，舉國上下全都努力求新求變；缺點則是大學不夠自信，難得有發自內心的保守與堅持。其實，所有理想型的論述，在實際操作中都將打折扣。所謂“非此即彼”或“不全寧無”，只適合于紙上談兵。今天中國，不僅僅是“開放”與“保守”之爭，在“接軌”與“閉關”之外，應該還有第三、第四條路可供選擇。
全球化時代的大學，并非“自古華山一條路”，而很可能是“條條大路通羅馬”。外有排行壓力，內有部門管理，中國大學自由發展的空間正日趨縮小。對此，我們必須保持必要的警惕。如果連標榜“獨立”與“創新”的大學，都缺乏深刻的自我反省能力，那就太可怕了。
二、“教學優先”的失落
今天的中國大學，教授們普遍不愿在學生身上花太多的時間。其原因是，這在各種評鑒中都很難體現出來。每次晉升職稱，因教學好而被評上、或因教學不好而被卡住的，極少極少。本科教學不受重視，很多著名教授不愿意給本科生上課，這是今天中國大學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我之所以對各式排行榜心存忌憚，很大程度基于我對大學功能的理解。在我看來，大學不同于研究院。即便是研究型大學，“教書育人”依舊是我們最重要的任務。學校辦得好不好，除了有可以量化的論文、專利、獲獎等，還得看這所大學教師及學生的精神狀態。好大學培養出來的學生，有明顯的精神印記。不管你是培養“英國紳士”，還是“共產主義新人”，都要把人的精神面貌放在第一位，關注的是心智，而非專業技能。而所謂的“心智”或“精神”，都是以人為中心，注重長時段的影響，而非一朝一夕、一時一地的表現，故無法落實在各種硬指標上。
自從有了“世界一流”的奮斗目標,加上各種“排行榜”的誘惑與催逼，大學校長及教授們明顯地重科研而輕教學。理由很簡單，教學（尤其是本科教學）的好壞，無法量化，不直接牽涉排名。不管是對教師的鑒定，還是對大學的評估，都是“對科研很實，對教學則很虛”。其實，當老師的都知道，在大學里教好書，獲得學生們的衷心擁戴，很不容易。我這里所指的不是課堂效果，因為那取決于專業、課程、聽眾以及教師的口才等；我覺得更重要的方面是老師用心教書，對學生負責，以及真正落實教學目標。
今天的中國大學，教授們普遍不愿在學生身上花太多的時間。其原因是，這在各種評鑒中都很難體現出來。這是一個很糟的結果。我甚至認為，高懸“世界一流”目標，對那些實力不夠的大學來說，有時不啻是個災難。這很可能使得學校好高騖遠，挪用那些本該屬于學生（尤其是本科生）的資源，投向那個有如肥皂泡般五光十色的“世界一流”幻境。結果呢，連原本可以做好的本科教學都搞砸了。
這讓我想起西南聯大的故事。今天，大家都在懷念炮火紛飛中聯大師生的“笳吹弦誦”。毫無疑問，這個生存在戰爭年代的大學，“生產”了很多著名人物，包括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李政道，還有眾多“兩彈一星”的元勛。但請大家注意，聯大校友中，理科方面的著名人物絕大多數都留過洋。事實上，西南聯大最大的“學術成就”，是成功的本科教育。
現在大家談西南聯大，有點過高估計了他們的學術水平。楊振寧、何炳棣都再三說，西南聯大的學生到美國念研究院，比美國最好的大學一點都不差。這話有道理，但必須加注。當年西南聯大的學術水平，和美國著名大學之間，是有較大落差的。但西南聯大培養出來的學生，與美國學生的差距并不大，原因是什么？第一，大學經費有限，無力發展研究院，西南聯大9年培養出來的研究生總數不超過100人，還沒有今天一個院系一年培養的多；第二，因當時學校實驗設備等教學硬件實在太差，教授們沒有能力從事專深研究（我說的是理工科）。因此，無論校方和教授們，全都專注于本科教學。根據我翻查的很多史料，包括當年的各種教材、教師薪水表、圖書館資料、儀器設備，還有當事人的日記和回憶錄等，確認西南聯大的學術環境實在很糟糕�？闪硪环矫�，當一所大學的所有著名教授都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本科教學里面，這個大學培養出來的本科生，水平一定高。
如今回過頭來看日漸成為神話的西南聯大，確實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包括吳大猷教授如何發現李政道，扶上馬再送一程。根據楊振寧回憶：“當時，西南聯大老師中有學問的人很多，而同時他們對于教書的態度非常認真”。李政道則稱：“他們看見有一個優秀的學生，都是全副精神要培養的。”為什么會這樣？我的理解是，除了教書育人的共同理念，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大學沒有能力大規模發展研究生教育，沒條件強調學術成果。但這一缺陷，反而成全了西南聯大的本科教學。
而今天，所有的中國大學，稍微有點樣子的，都在拼命發展研究院，不愿意把主要精力放在本科生身上。說好聽點，大家都在努力邁向“研究型大學”；說得再透徹點，那就是教授們都在拼自己的業績。
本科教學不受重視，這是今天中國大學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很多著名教授不愿意給本科生上課，其中存在制度方面的原因。比如，在大學里教書，只有論文或著作才能體現教師的學術水平，至于教學方面的要求則是很虛很虛。每次晉升職稱，因教學好而被評上、或因教學不好而被卡住的，極少極少。加上很多不太自信的大學，會把每年發表多少論文作為一個硬杠桿，那就更促使老師們不愿意在本科教學上用心了。
所謂“教學”與“科研”可以互相扶持，且相得益彰，我認為，那是一種“理想狀態”，缺乏實驗數據的支持。確實有既長講課又擅科研的，但即便是如此完美的教授，其備課、講課及輔導學生，同樣會影響科研工作——畢竟，我們一天都只有二十四小時。而更多的教師則是學有偏勝，或長于教學，或長于著述。假如我們認定，大學的核心任務是“教書育人”，那么，如何讓長于教學的教師發揮更大的作用，而不是硬逼著他/她們去寫那些不太管用的論文，是個亟需解決的難題。在我看來，大學教師的“育人”，不僅是義務，也是一種成果——只不過因其難以量化，不被今天的各種評估體系承認。
三、“提獎學術”的困境
強大的經費支持，對人文學者來說有時甚至還壞事。為什么？因為拿人家的錢，就得急著出成果，不允許你慢工出細活。目前的這套項目管理機制，是從理工科延伸到社會科學，再拷貝到人文學的。當代中國人文學的最大危機，很可能還不是在社會上被邊緣化、在大學中地位急劇下降，而是被教育主管部門按照工科或社會科學的模樣進行“卓有成效”的改造。
我的基本判斷是：中國大學——尤其是“
去年初，我在《人民日報》上撰文，提及中國的學術著作出版那么多，但絕大部分都是半成品。我所說的“半成品”，意思就是作品立意好，作者也下了工夫，但火候未到，還沒打磨好，就急匆匆出來了。之所以“精品不精”，主要原因是打磨不夠，背后因素則是市場的誘惑，以及教育部的評獎機制，剝奪了學者們本該有的從容、淡定和自信。
以我的觀察，最近三十年，好的人文學方面的著作，大體上有三個特征：第一，個人撰寫；第二，長期經營；第三，基本上沒有資助。我對人文學領域的大兵團作戰，不太以為然。動輒四五十人，真的能“強強聯合”嗎？我懷疑其實際效果。強大的經費支持，對人文學者來說，不是最關鍵的，有時甚至還壞事。為什么？因為拿人家的錢，就得急著出成果，不允許你慢工出細活。目前的這套項目管理機制，是從理工科延伸到社會科學，再拷貝到人文學。延伸到社會科學，還有道理；最不適應這套管理機制的，是人文學。
現在提“獎勵學術”，都說要以課題為主，尤其是有關國計民生、人多勢眾的“重大課題”。我不太同意這一思路。如果是獎勵人文學，我主張“以人為本”，而不以工程、計劃為管理目標。原因是，人文學的研究，大都靠學者的學術感覺以及長期積累，逐漸摸索，最后才走出來的。還沒開工，就得拿出一個完整的研究計劃，你只能瞎編。如此一來，培養出一批擅長填表的專家，學問做不好，表卻填得很漂亮。而且，我們還以項目多少作為評價人才的標準。我建議政府改變現有的這套評價體制。
外面傳說，北大有一個規定，兩個人同樣評教授，一個人有課題，一個人沒課題，如果成果一樣，那就應該給那沒課題的。因為，沒有政府的經費支持，還和你做得一樣好，可見他的學術水平更高。這屬于美好的誤會，北大其實沒那么“另類”。最近學校開會，還在提醒我們盡量爭取課題。只不過，北大的教授們，確實不太愿意申請各種各樣的課題，越有名的教授越是如此。我覺得，管理部門應該反省一下，為什么會有那么多好學者不愿意做課題。我的建議是，允許學者不做課題，但出了成果擺在那里，請專家鑒定，真好的話，值多少錢，10萬、20萬、50萬，你給我，我繼續做研究，至于怎么做，我自己決定。在國外，也有這種情況，獎勵你科研經費，后面的活，你自己做。這樣的話，什么時候發論文，什么時候出書，我來把握�，F在的狀況是：按工程進度，一年或三年，必須結項。做不出來，你也必須硬撐，送上一堆夾生飯。對人文學者來說，每天忙著填表，不是好事情。恕我直言，今天的中國大學很有錢，但學術環境及整體氛圍不如80年代。
在《當代中國人文學之“內外兼修”》（《學術月刊》2007年11期）中，我曾談及，當代中國人文學的最大危機，很可能還不是在社會上被邊緣化、在大學中地位急劇下降，而是被教育主管部門按照工科或社會科學的模樣進行“卓有成效”的改造。經過這么一番“積極扶持”，大學里的人文學者，錢多了，氣順了，路也好走了。可沒有悠閑，沒有沉思，沒有詩意與想象力，對于人文學來說，這絕對是致命的。原本強調獨立思考、注重個人品味、擅長沉潛把玩的“人文學”，如今變得平淡、僵硬、了無趣味，實在有點可惜。在我心目中，所謂“人文學”，必須是學問中有“人”，學問中有“文”，學問中有“精神”、有“趣味”。但在一個生機勃勃而又顯得粗糙平庸的時代，談論“精神超越”或“壓在紙背的心情”，似乎有點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