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英關于香港回歸交接儀式的談判中，英國人主張交接儀式放在中環露天廣場，其意圖在于讓所有參加交接儀式的人目送英國撤離的軍艦，以彰顯其“光榮撤退”。中方主張交接儀式放在新建的會展中心，據說中心的外形設計像北飛的大雁。為此，中方政府提供了香港四十年的水文資料，證明
香港從割讓開始，就一直是西方文化向中國傳播的媒介。近代中國報業就從香港開始，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中，香港充當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基地。王韜、梁啟超、孫中山等近代歷史名人都曾與香港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但同時香港也是中國通向西方世界的通道。抗戰以來，香港一直是國共兩黨爭取海外華人和國際援助、宣傳抗戰和建國理念的基地。一九三八年中共中央在香港設立了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一九四七年，新華社香港分社正式成立，成為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正式辦事機構，在香港展開統戰工作，尤其在全國解放前夕秘密組織一大批逃往到香港的民主黨派領袖和文化界知名人士輾轉北上，參與政治協商建國。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政治力量自然是工人，一九四八年香港工人在新華社香港分社的推動下成立了“港九工會聯合會”（簡稱“工聯會”），而各種工會子弟學校也陸續建立起來，這就是香港人所說的愛國學校或左派學校，比如漢華中學、培僑中學和香島中學等。這些學校不僅成為左派政治力量的組織紐帶和人才基地，而且成為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場所。
隨著抗戰以來中國共產黨展開卓有成效的統戰工作，香港的思想文化界也自然成為中國共產黨發揮作用的重要力量。在“二戰”后整個世界思潮向左轉的大背景下，香港新華社一手組織工人階級隊伍，一手抓文化統戰，左派的發展形勢可謂欣欣向榮。比如，左派電影公司新聯、長城、鳳凰網絡了一批當時香港著名的影星，拍攝了大量反映民族主義和新中國成就的電影。撐起香港電影業的半壁江山。其中長城電影公司從一九四九年開始到七十年代拍攝的“黃飛鴻系列”共八十多部，在香港和東南亞華人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被國民黨勒令停刊的民主黨派報紙《大公報》和《文匯報》轉移到香港后，在新華社香港分社的領導下，按照統一戰線思路，辦得有聲有色。兩大報刊還辦起了《新晚報》、《香港商報》和《晶報》等立場中間的報紙，增加大量副刊，刊登香港人喜愛的馬經、狗經、武俠和****內容。梁羽生和金庸的武俠小說最先是在《新晚報》上刊登出來，此后《大公報》、《文匯報》也刊登了武俠小說，一時間出現了武俠小說擂臺賽，開香港新派武俠小說的先河。在“文革”之前，受新華社香港分社領導或影響的報紙發行量占香港報紙發行量近三分之二。
左派思想在香港的發展與當時的經濟社會環境密切相關。“二戰”后香港的經濟開始迅速發展，內地的移民大規模涌入香港，香港社會的貧富分化和階級矛盾空前激化。比如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澳葡政府與群眾之間發生了沖突并進行鎮壓，引發澳門左派團體的罷市運動，在內地與有關部門積極配合下，迫使澳葡政府屈服，從此澳門成了“半個解放區”。澳門左派的勝利直接刺激著備受港英政府打壓的香港左派。他們紛紛派人到澳門學習取經。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通過廖承志向香港新華社發布了指示：“香港不能照搬內地，內外有別，香港不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宣傳上千萬不要使香港同胞以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將席卷香港。至于我們黨政企業組織內部，不搞大字報，不搞群眾運動，不搞揭發批判。……務必避免我們在香港的黨組織和各企業機構自己內部大斗，發生大亂子，毀掉香港長期工作的深厚基礎和戰略部署。”（轉引自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20頁）然而，在“文革”背景下，內地激進左派在政治上開始占據主導地位，一九六七年負責港澳事務的中央外事辦被造反派奪權，廖承志完全失去權力，周恩來的外事權也受到牽制。在這種情況下，香港左派內部的激進派勢力開始抬頭，中央確立的港澳長期政策實際上被一種激進的“解放香港”路線所取代。
一九六七年，各地零星的勞資糾紛引發的罷工運動由于“工聯會”的介入將勞資糾紛的階級斗爭轉化為民族斗爭，從香港局部問題轉化為中國全局問題，轉化為中國工人階級與英美帝國主義的問題，由此賦予香港左派抗議運動的世界史意義。而此時的港英政府體制極其僵化，沒有任何政治手段，只有暴力鎮壓。而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控制的外交部于
香港左派的文化斗爭并沒有斗垮港英政府，相反港英政府以恢復法治秩序為名，緊急通過各種立法進行鎮壓。矛盾進一步激化，香港左派動用全部力量發動罷工、罷市和罷課的“三罷”行動，最后隨著港英政府鎮壓的升級，左派抗議發展為極端化的“武斗”和“飛行集會”，發展為所謂“反英抗暴”斗爭。港英政府在確知北京沒有收回香港的意圖后，肆無忌憚地全面鎮壓，查封左派報紙、關閉左派學校，大規模地逮捕左派人士，一時間香港陷入白色恐怖。而此時內地“文革”亂局，根本顧不了香港。香港新華社基本上處于停滯狀態。香港左派既沒有國內政治力量支持，又喪失了香港民眾的支持，且備受港英政府的打壓，只能在孤立無援、自我封閉和風雨凄慘中度過了漫長的七十年代。
“六七抗議運動”給香港左派帶來了災難性的影響，使其力量和影響力降到了低谷。大批左派工人被解雇，生活陷入困頓。在“三罷”斗爭中，港資和外資公司迅速占領市場，導致大量內地中資公司和左派公司倒閉。在極“左”思潮指揮下，所有報紙走向“反英抗暴”前線，并且取消了副刊、武俠、“馬經”這些“封、資、修”的內容，再加上港英政府的打壓，導致銷量大跌。最終《商報》被收購、《晶報》等凄然停刊，《大公報》和《文匯報》雖苦苦支撐，但在香港市民中幾乎沒有影響力，更談不上統戰功能。左派電影公司及其經營的影院在極左文藝路線下也紛紛倒閉。當年周恩來擔心“毀掉香港長期工作的深厚基礎和戰略部署”，不幸被言中了。
然而，比起這種有形政治力量的損失，更為深遠的負面影響是港英政府鎮壓“六七抗議運動”奠定了香港人基本的心態結構。近代以來，香港雖然割讓給英國，可香港人從來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尤其新中國剛剛成立時那種生機勃勃的景象使得香港人的愛國主義高漲，并在“反對殖民主義”的愛國旗幟下參與、支持或同情香港左派發起的抗議運動。可是，當左派抗議運動極端化，發展到“三罷”斗爭最后發展到“飛行集會”時，引發了香港市民對左派的不滿和恐懼。上層精英和普通市民反而投靠港英政府，尋求港英政府的庇護。港英政府意外地獲得了香港市民的認同和支持。港英政府正是利用鎮壓左派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開始實施“洗腦贏心”（winning the hearts and minds）工程。
“洗腦贏心”這個概念是由大英帝國在馬來亞的高級專員泰普爾將軍（General Templer）在鎮壓馬來亞反殖民運動中發明的。它專指大英帝國和殖民地政府運用新聞宣傳手段來進行“新聞管理”，通過新聞、報告、演講、研究等各種官方話語渠道將殖民地起義和暴動描繪為“恐怖主義”，從而塑造公共觀念，制造“恐怖主義的氧氣”，加劇公眾對這種反抗運動的心理恐懼，以配合殖民者的武力鎮壓，起到穩定政治秩序的效果。這是大英帝國在“二戰”之后鎮壓巴勒斯坦猶太復國主義起義（一九四四—— 一九四七）、馬來亞政治危機（一九四八—— 一九六五）、肯尼亞矛矛黨人起義（一九五二—— 一九六○）和塞浦路斯奧愛卡（EOKA）運動（一九五五—— 一九五九）中發明的全新政治武器。大英帝國意識到，冷戰中重要的武器就是思想觀念，這是一場爭奪“思想領地”的戰爭。英國人成功地把鎮壓殖民地人民起義與美英反對共產主義的冷戰結合在一起，把反殖民的民族解放運動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聯系在一起，通過把共產主義宣傳為恐怖主義，從而抹黑反殖民運動。相反，卻把帝國與英聯邦和殖民地的關系描繪成利益互惠關系，大英帝國由此被塑造為仁慈的統治者。隨著這種宣傳策略的轉化，大英帝國維持殖民地的理論基礎也從早期種族主義的文明傳播論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適者生存論，發展為道義責任論，即帝國具有保護殖民地人民免受共產主義恐怖****的道德責任。港英政府在鎮壓左派反英抗議運動中，成立了專門的宣傳委員會，并在英國成立了“香港心戰室”（Hong Kong Working Group），專門負責輿論宣傳，通過政府文件、媒體采訪、新聞報道，采用焦點放大等手法系統地將這場反抗運動描述為“暴亂”和“恐怖主義”。而港英政府鎮壓“暴亂”的主要對象也是左派報紙和學校，從而徹底剝奪左派的話語權，將“左派”、“中國”、“文化大革命”、“古拉格群島”和“共產主義恐怖政治”等等聯系起來，描繪出一幅恐怖的政治圖景，制造出恐怖的心理效果。
港英政府的“洗腦贏心”工程徹底改變了香港人的深層意識和心理結構，形成了港人對“左派”、“共產黨”、“大陸”、“社會主義”的極度恐懼心理。這種恐懼心理與內地逃往香港的國民黨達官顯貴、大資本家和知識分子的“仇共”心理相呼應，使得“恐共”、“仇共”成為香港社會的基本民情，再加上港英政府采取“行政吸納政治”成功地團結了上層華人精英，香港社會形成了對內地的排斥心理，隨著香港經濟的起飛，更增添了對內地的優越意識，不愿意香港回歸，這成為今天困擾香港政治的深層原因。正如斯科特教授所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共產主義者的目標而言，這次騷亂的最終結果反而是增強了對既存港英統治秩序的支持和正當性。當面對文化大革命這種共產主義的變種與當時還沒有改革的殖民資本主義國家，多數人選擇了他們都知道充滿著罪惡的這一邊”（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p.104）。用劉兆佳教授的話來說，“六七暴動加深了香港市民對中國共產黨及左派分子的恐懼與不滿，并損害了香港同胞與中國政府的關系。香港同胞對中國政府的不信任，至今仍未消除。這種對中央的逆反心態，不單使香港回歸中國的過程充滿曲折，而且亦對回歸后香港同胞與中央建立和洽關系增添困難”（《香港六七暴動內情》，序言）。
“六七抗議運動”的悲劇無疑是“文革”悲劇的一部分。而這場悲劇理應放在“二戰”以來全球范圍內反帝、反殖民運動中來理解，放在十九世紀以來人類試圖超越資本主義的種種政治試驗中來理解，放在中國革命和第三世界革命“為窮人討公道”的道德基礎中來理解，放在中國革命塑造“共產主義新人”的倫理追求中去理解。香港左派一直擁有最為高尚的道德品質，他們曾以毛主席的教導為道德訓誡，公而忘私、無私奉獻、助人為樂。香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淪為“難民社會”時，左派自發組織內地同胞團結自救，共渡難關，成為當時香港社會的道德楷模。正是這種道德品質的支持，當國家和革命事業需要時，左派群眾不顧個人安危，放棄私利，參與反英抗議運動，毫不顧忌個人和家庭損失。要知道，他們不是一腔熱血的青年，而是拖家帶口的工人、市民和文化人。他們被捕入獄后，在赤柱監獄中展開了類似紅巖故事的獄中斗爭，然而，由于港英政府采取“洗腦贏心”工程的系統宣傳，左派被徹底妖魔化了。隨著七十年代香港經濟的起飛，內地又結束了“文革”，整個世界開始向右轉，左派所代表的道德品質徹底被自私自利的市場倫理所否定，左派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斗爭也被右派妖魔化為“暴亂”。香港左派似乎被整個世界拋棄了，只在公共話語中留下“左仔”和“維園阿伯”兩個包含了道德侮辱和政治貶低的形象。
進入八十年代，香港開始回歸，中央對港工作的重心轉向統戰工商界。香港回歸大局已定，內地改革開放前景無限，原來“恐共”、“****”的商界精英紛紛向內地靠攏。然而，在香港左派看來，這些“忽然愛國派”是為了商業利益和政治利益才愛國，并非政治上堅定的愛國派。但在“著眼于香港回歸祖國統一大業”、“愛國不分先后”的背景下，國家利益、民族統一大業這些傳統左派堅定的政治信念再一次戰勝了他們的個人利益和歷史恩怨，使他們與工商界在香港回歸的風風雨雨中攜手合作。香港左派幾十年來在香港背負“暴亂”包袱，在內地又背負“文革”包袱，可究竟誰來為這無怨無悔的愛國代價買單？歷史的悲情一直困擾著香港左派，既是他們自我封閉的心結，也是他們與時俱進的包袱，他們曾生活在“沒有天空的都市”中，如今雖走出封閉，但要進入香港精英階層，依然有漫長的路要走。
近代百年以來的中西文化沖突中，無論香港，還是內地，都被各種難以調和的敵對思想、情緒和利益所撕裂。這既是發達國家的國際戰爭在后發達國家的國內化，也是一個中華民族在生存困境中尋找出路的痛苦掙扎。而如今，面對中國崛起的現實，我們需要一點點從容，來面對這些歷史和現實的舊怨新仇，甚至需要某種程度的遺忘，以便讓時間來慢慢地治愈心靈上的創傷。今日香港政治困局，很大程序上是港英政府（其實是西方）培養起來的中產精英（比如法律界、教育界）從心底里不認同共產黨中國、不認同香港左派，乃至在“一國兩制”的憲政秩序中，在中國崛起的世界格局中迷失了自己。然而，我們必須認識到，心靈的和解，人心的回歸，需要時間、耐心、理解和寬容，就像“一國兩制”本身，將巨大的矛盾包容在一起。想一想，時間才是最大、最有力量的政治。政治也許就是遺忘的藝術。許多問題隨時間推移而消逝，不一定是問題解決了，而可能是被遺忘了。以至于在香港回歸十年之際，似乎沒有人提到香港的殖民或“去殖民”問題，更沒有人提到“六七抗議運動”。然而，我們要明白，這善意的遺忘背后包含著“無言的幽怨”。
“當酸苦的淚水使我眼淚朦朧，/我看到你頭上的白紗在微風中飄旋，/你的手握在陌生人的手中，/緩步走來，而你眼里有無言的幽怨，/我仍為你祝福，帶著最偉大的悲痛。/當你再也不，再也不會回轉。”（《悲歌》）力匡（鄭建柏）的這首詩曾經風靡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壇。這本是一首愛情詩，卻似乎更能表達香港左派的心聲。然而，香港的右派不也有類似的愛國悲情？這種悲情不也時時沖擊著香港政治？八十年代以來的香港右派，就像六十年代以來的香港左派，彼此就像這心懷怨恨的戀人，雖有“無言的幽怨”，但自覺帶著“最偉大的悲痛”。假如這“偉大的悲痛”多一份對民族未來的信心，多一份國家責任的承擔，多一份超越和從容，或許香港左派和右派能夠面向民族的未來而了卻恩怨，治愈創傷，在心靈上達成寬恕、原諒與和解。
二○○七年一月于港島西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