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之后，德國的思想文化始終面對著第三帝國這個歷史的他者而無法逾越。對于德國人來說，這是一種無法逃避的歷史罪責，他們注定要在道德懺悔與文化反思中重建自己的民族文化認同。
但是去年有一部電影，似乎在有意識地挑戰人們的記憶和反思。這就是上海國際電影節上熱映過的《帝國崩潰》（Der Untergang）。該片由德國著名導演西爾施貝格爾（Oliver Hirschbiegel）執導，主要描寫的是希特勒和第三帝國最后幾天的滅亡過程。值得注意的是，影片沒有展示蘇聯紅軍最后瞬間包圍柏林摧毀第三帝國的宏闊場面，而是把鏡頭對準了希特勒那岌岌可危的地下工事，用他的貼身秘書容格（Traudle Junge）的第一人稱視角，力圖真實地展現鮮為人知的帝國歷史內幕。
據說，《帝國崩潰》在德國上映后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原因在于：首先，這是迄今為止第一部嘗試從“正面”來描繪希特勒的影片，并有一定的紀實性。其次，這是德國戰后第一部由真實演員飾演希特勒的影片。德國六十年來政治文化中有一個不容突破的禁忌：舉凡電影里的希特勒形象，都只能以紀錄片的形式來展示。但西爾施貝格爾這次一反常態，精心挑選了《柏林蒼穹下》（Der Himmel über Berlin）的主角演員布魯諾·岡茨來扮演希特勒，令人為之震撼。而最關鍵的恐怕還在于，《帝國崩潰》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韙，在刻畫希特勒形象時，不是像以往那樣著力揭露其作為戰爭狂人的小丑本質，反而有意無意地努力展現他對身邊隨從人員的關愛，對周圍女性的彬彬有禮，讓人覺得電影試圖告訴人們，希特勒雖然惡貫滿盈，但到底也還是有“人性”的一面。《帝國崩潰》因而引發了如此巨大的爭議，其激烈程度甚至遠遠超過同時出爐而且還摘得金棕櫚獎的《華氏九一一》。
電影先擱置不談，我們這里關注的是電影背后隱藏著的一個容易被人忽略的重要人物，以及這個人物在二○○六年掀起的陣陣風波。這個人就是去年九月十二日剛剛辭別人世的費斯特（Joachim Fest）。費斯特于一九六三年成為北德電視臺的主編，一九七三年開始擔任德國最有影響的報紙《法蘭克福匯報》（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的主編，前后長達二十年。費斯特不僅僅是一個出色的傳媒人，更是一個頗有影響的歷史學者，以頑固的保守主義立場著稱。他對德國歷史、特別是第三帝國的歷史充滿了濃厚的興趣，先后出版了《第三帝國的面目》（Das Gesicht des Dritten Reiches）、《希特勒傳》（Hitler）以及《帝國崩潰：希特勒與第三帝國的滅亡》（Der Untergang，Hitler und das Ende des Dritten Reiches）等書。這些著作長期占據西方暢銷書的前列，為費斯特賺取豐厚經濟收益的同時，也使他贏得了隆隆的學術聲名。電影《帝國崩潰》主要就是根據其同名著作改編而成的。
眾所周知，二○○六年的德國文化界被所謂的“格拉斯事件”鬧翻了天。二○○六年八月十一日，在接受《法蘭克福匯報》采訪時，格拉斯爆出了自己半個世紀之前的納粹身份：十五歲的格拉斯出于對家庭的叛逆，報名參加了第三帝國的潛艇部隊，由于年齡不夠而遭到拒絕。次年，他應征加入了黨衛軍沖鋒隊。一九四五年，格拉斯在戰爭中受傷成為美軍的戰俘。一九四六年，格拉斯離開戰俘營，搖身一變成了和平主義活動家和出色的作家、藝術家。盛名之下，他作為黨衛軍沖鋒隊成員的歷史也就被深深地掩埋了起來。這段往事，像一顆定時炸彈，引發了一場文化地震。盡管格拉斯勇于自曝歷史，充分證明了他的非凡勇氣，但世人的反應還是大大出乎了他的預料。
費斯特自然不會放過介入“格拉斯事件”的良機。他覺得，格拉斯的坦白無論如何來得都太晚了。正是由于成功地隱瞞歷史，人們才把榮譽的花冠加到了格拉斯頭上，以他為德國的良知與楷模，而他也時常以道德批判者自居。如今，由于遲到的誠實，格拉斯必須歸還世人所賦予的一切榮譽。在接受德國《圖片報》（Bild）采訪時，費斯特連挖苦帶諷刺地指出：
我真的無法理解，一個人竟然在長達六十年的時間里對自己的民族問心有愧，而且恰恰是在納粹問題上——直到現在才承認他自己曾深深地卷入其中。……格拉斯的行為對我來講是一個巨大的謎團，實在說不清楚。……哪怕是他用過的老爺車，我也不會再買了。
然而，費斯特在二○○六年的德國思想文化界掀起的最大波瀾，或許既不是作為電影腳本的《帝國崩潰》一書，也不是對格拉斯的冷嘲熱諷，而是一張我們永遠也找不到下落的發黃紙片。當然，主題還是一個：與納粹帝國之間糾纏不清的關系。和“格拉斯事件”一樣，這次也是一本自傳惹起的，那就是費斯特的自傳。費斯特去世不久，他的自傳《我沒有》（Ich nicht）由Rowohlt出版社出版。在快要結束敘述的時候，作者別有用心地講了一個小故事：第三帝國行將就木的時候，我們國家的一個重要人物正在擔任希特勒青年組織的負責人。他不僅忠于帝國，而且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納粹運動之中。一九四五年初，面對帝國節節敗退的危局，他發出了一份署名通知，呼吁青年人和他一起行動起來，為保衛帝國、迎接最后的勝利而戰斗。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當時的一位同伴不經意間發現了這個通知，重新歸還給了這位重要人物。然而，出于恐慌和為了消滅證據，這位重要人物竟然不顧一切地吞下了發黃的紙片。在費斯特看來，這個重要人物這樣做，其實是“一種清除弊端的方式”，是“對自身歷史包袱的一種擺脫”。
費斯特言語雖然尖銳，但始終沒有點明這個重要人物究竟是誰。要不是布施（Juergen Busche）一語道破天機，人們恐怕永遠都只能是猜測而已。布施先后在《法蘭克福匯報》（一九七二——一九八七）、《漢堡晨報》和《南德意志報》任職，現為自由撰稿人。布施與費斯特不但是工作上的好搭檔，也是學術思想上的同路人。費斯特的自傳剛剛出版，布施便在德國著名政治文化刊物《西塞羅》（Cicero，二○○六年第十一期）上撰文《哈貝馬斯有沒有吞掉真相？》（Hat Habermas die Wahrheit verschluckt？），對故事做了進一步的發揮，明確宣布主人公不是別人，正是鼎鼎有名的哲學家哈貝馬斯先生。他還說，那個保存通知到發黃并交還給哈貝馬斯的人，就是哈貝馬斯的同鄉和摯友、德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魏勒（Hans-Ulrich Wehler）先生。
布施認為，哈貝馬斯和魏勒不但在中學時就加入了納粹青年組織，而且在戰后上大學的時候，一個選擇了羅塔克（Erich Rothacker）和貝克爾（Oskar Becker）作為導師完成自己的哲學博士論文，眾所周知，羅塔克與第三帝國之間關系曖昧，而貝克爾則是海德格爾學生中唯一一個加入納粹的；另一個跟隨了席德爾（Theodor Schieder）學習歷史，而席德爾為了在戰后高校中找到位置，不惜大肆修改自己的簡歷。布施言下之意，哈貝馬斯和魏勒二人從思想淵源上就“不干凈”。發生“紙片事件”，可謂是情理之中。布施還對紙片上的內容做了大膽的猜想，認為這上面肯定不是什么國家機密，也不會是什么關乎法律的內容，很可能有一個問候，而且是一個標準的“德意志問候”：“Heil Hitler”（希特勒萬歲），以及哈貝馬斯的簽名。否則，哈貝馬斯不會那么不顧一切急于吞掉紙片。
費斯特的自傳出版后，哈貝馬斯和魏勒或許已經看出是針對他們的，但費斯特既然沒有明說，他們又何必附會呢，因此并沒有做出什么反應。但布施的文章發表后，他們再也坐不住了。于是，哈貝馬斯致信《西塞羅》雜志的主編魏瑪（Wolfram Weimar），對布施的文章提出嚴正抗議，并為自己做了詳細的辯解：
由于身體缺陷，我早在青少年時期就已經失去了認同主流世界觀的機會。我也沒有像編輯所認為的那樣，“對最后的勝利深信不疑”。我當時想做醫生，所以也就加入了希特勒青年組織（這個組織其實是當時每一個人都必須加入的），成了軍醫助理，自己還主持了一個培訓課程，召集那些自愿者來接受培訓。漢斯-烏爾里希·魏勒也參加了這個培訓課程。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我們有了進一步的交往，他提醒了我他也曾參加過我的培訓課程。當時，他還把一直閑置的“證據”郵寄給了我：這是一個當時常見的“通知”而已，也就是一張印制的紙片。我當時發出這個通知，目的是想把參加培訓的人組織起來。
……所以，到了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我對這件事已經基本沒有什么印象了，當我重新拿到這個證據的時候，我根本就沒有辨認出來。除了扔到紙簍里，我還能把它怎么樣呢？我夫人肯定也是知道這點的，所以，當烏爾里希問我們收到沒有的時候，她才給出了一個玩笑的回答：“他吞了它”。（根據哈貝馬斯教授提供的原稿翻譯）
魏勒也在《時代》周刊（Die Zeit，二○○六年十一月二日）上發表文章《哈貝馬斯沒有吞掉任何東西》（Habermas hat nichts verschluckt），針對布施的質疑，就紙片的內容及相關細節情況進行認真的澄清。魏勒認為，哈貝馬斯作為一位嚴肅的哲學家，沒有任何理由要隱瞞他在納粹帝國時期的任何行為。有關“紙條事件”的一切說法都是謠言，造謠者可謂居心叵測。在魏勒看來，費斯特傳記中的相關敘述沒有一句是可靠的：哈貝馬斯根本不是什么希特勒青年組織的負責人，而是一名軍醫助理，當時剛滿十四歲，雖然由于身體缺陷遭到歧視，但他還是想成為醫生。說他不僅忠于帝國，而且全身心地投身到了納粹運動之中，這純屬荒唐的捏造。所謂的紙片，其實就是一個明信片大小的通知。根本就不像費斯特他們所說的那樣寫于一九四五年初，而是寫于一九四三年。上面的內容，也不是費斯特他們所說的：“忠于領袖，堅決等待最終的勝利”。
按照魏勒的說法，紙片的真相是這樣的：他和哈貝馬斯本是同鄉，從小就在一起，和當時所有青少年一樣，都加入了“少年隊”（Jungvolk）。魏勒報名參加了哈貝馬斯開設的軍醫課程，但由于體育比賽幾次缺席，魏勒接到了哈貝馬斯發給他的所謂“通知”，內容很簡單：你在××月××日沒有參加培訓，希望你能盡快重新參加培訓。簽名是有的，但并不存在所謂的“德意志問候”。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的一天，魏勒在哈貝馬斯家里做客，晚上一起閑聊時說到了如煙的戰爭歲月。魏勒無意之中提到了那張“通知”。回家后，魏勒翻箱倒柜，竟然在自己的日記本里找到了發黃的“通知”，便隨手寄給了哈貝馬斯。后來，他們兩家又在一起度假的時候，魏勒問哈貝馬斯有沒有收到那張“通知”。哈貝馬斯夫人在邊上不無幽默地說，收到是收到了，但“你是了解尤爾根的，他把紙片給吞掉了”。魏勒強調說，哈貝馬斯夫人說的純粹是一句玩笑話，逗得他們四個人開懷大笑，沒有誰會想到跟什么銷毀證據有關。度假結束后，他還把這個事情當作玩笑講給了他的兩個同事聽。再后來，他們就徹底忘記了這件事。或許是說者無意，聽者有心，不知道怎么回事，這個故事在若干年后又重現學界，漸漸流布開來，而且還有了新的發揮，這就是我們在費斯特自傳中所看到的內容。
哈貝馬斯和魏勒不管怎么解釋，都已經無濟于事了。原因很簡單，作為證據的那個紙片沒有了下落。其實，他們自己也很清楚，“謠言”在這個時候出籠，并非無緣無故，而是大有深意。但凡對德國近二十年來思想文化界的情況有所了解的人，都會一目了然：“紙片事件”不過是一場歷史積怨的再度爆發而已，而說起來這要追溯到德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所謂“歷史學家之爭”那里。當時，以哈貝馬斯為首的一批左翼知識分子與以費斯特、諾爾特（Ernst Nolte）為首的一批保守主義歷史學家就如何正確評價第三帝國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論戰，哈貝馬斯他們當時由于政治正確和道德正確，顯然占據了上風。
雙方并沒有忽視、更沒有否認與“歷史學家之爭”之間的糾纏關系。布施指出，費斯特自傳中所說的“一種清除弊端的方式”已經暗示我們，他的矛頭對準的是哈貝馬斯，因為哈貝馬斯當年正是用《一種清除弊端的方式》（Eine Art Schadenabwicklung）作為文章標題，揭開了“歷史學家之爭”的序幕，并對費斯特他們展開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哈貝馬斯當年言辭激烈，嚴重損害了費斯特等人的聲譽。而費斯特他們卻有口難辯，只好忍氣吞聲，不了了之。哈貝馬斯也毫不含糊，強調說傳播謠言的是一個比較緊密的小圈子，包括費斯特、呂布（Hermann Luebbe）、科瑟勒克（Reinhart Koselleck）和布施等，他們在二十年前就以《法蘭克福匯報》為陣地，對他發動了一場猛烈的政治攻訐。今天的這場造謠，不過是當年政治攻訐的一個繼續與翻版罷了。
雙方的口水仗越打越激烈，不但翻出了二十年前的陳年老賬，甚至到了人身攻擊的地步。據德國《世界報》（Die Welt）二○○六年十一月三日報道，哈貝馬斯已經委托律師向漢堡地方法院提出了訴訟，要求Rowohlt出版社刪除費斯特自傳《我沒有》中以訛傳訛的不實內容。如果哈貝馬斯勝訴，Rowohlt出版社將被課以二十五萬歐元的重罰。不經意之間，這次爭論極有可能演變成一場法律官司。
費斯特雖然已經作古，但他惹起的紙片之爭，仍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之中。最終究竟誰對誰錯，或許一時還很難說清楚。但有一個微妙的跡象值得我們注意：Rowohlt出版社雖然明確表示反對哈貝馬斯提起訴訟，認為這是對企業行為的嚴重干涉，但很快又表示，他們將盡快推出新版的費斯特自傳。或許，“紙片事件”的真相，從即將出來的新版《我沒有》中能見出某些端倪來。
二○○七年一月十五日深夜
寫于北京師范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