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智庫和思想庫、智囊團，其實就是由專家學者和知識分子組成的一些政策研究機構，它是現代決策體制的產物。過去我們叫師爺、幕僚，現在講決策政策系統，這本身表明了我們的政治進步。現在用思想庫，英文的thinktank，中文的意思就是叫智囊團。在知識經濟的時代，我認為它對社會的作用，特別是對政府決策的影響，變得更加的重要。在現代社會，智庫的作用是十分重大的。
我在研究民主政治當中發現，法治和政治非常難分。最近這兩年我特別關注法治，我一直強調民主和法治是一個問題的兩面，沒有民主就不能有法治，反過來講，沒有法治，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而且我們對民主的呼聲越來越高，也越來越重視，另一方面，反對民主的聲音也顯得很突出，有好幾種反對民主的聲音，其中有一種是很強勢的，就是說中國只要法治，不要民主，就把法治和民主割開。其實，我覺得這是根本不對的，法治和民主完全不能分開。
所謂智庫和思想庫、智囊團，其實就是由專家學者和知識分子組成的一些政策研究機構，它是現代決策體制的產物。過去我們叫師爺、幕僚，現在講決策政策系統，這本身表明了我們的政治進步。現在用思想庫，英文的thinktank，中文的意思就是叫智囊團。在知識經濟的時代，我認為它對社會的作用，特別是對政府決策的影響，變得更加的重要。在現代社會，智庫的作用是十分重大的。首先是為社會提出新的思想觀點，從價值目標引導公眾輿論和政策走向、社會走向。智庫當然要研究對策和政策，但是不僅僅是研究一些政策，像西方，尤其是美國最有影響的智庫，其實也引導社會的價值走向。它為政府決策直接提供決策分析和參謀，影響政府的決策，把學者的研究成果轉化成政府的政治產品，所以它還是政治和學術的橋梁。此外，它還及時反映個體、社會各部分的需求，所以也能起表達渠道的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十七大以來，智庫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視。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有這樣一句話：要鼓勵哲學社會科學界為黨和人民事業發揮思想政治作用。據有關部門統計，中國已經有各類智庫兩千多個，從數量上來講，中國甚至成為世界上的智庫大國。一個有著明顯中國特色的智庫系統，或者說政策咨詢系統正在逐步的形成。相當一部分智庫已成為黨和政府的外腦，智庫正在取代中國傳統的幕僚成為影響政策部門的重要因素。但是，現代意義的智庫在我們國家畢竟還是一個新的事業。我們既要看到智庫發揮著重要作用，而且越來越重要，但是也必須看到智庫建設中還存在許多的問題。
中國智庫建設的八個問題
第一，我們現在還沒有形成一個規模性的政策咨詢市場。智庫的產品要有政府的需求才能發展起來。現在整個政策的市場并不大，需求動力不足。客觀地講，大多數的決策部門還是習慣于傳統的決策方式，幾個領導研究一下，開明一點的多聽取一些意見，還不習慣于決策咨詢。
第二，宏觀的政策環境還很不完善。一些相關的法律制度還不健全，智庫是一個系統，需要相關的法律制度配套。比如資金從哪里來，給了它錢以后，稅收方面有哪些優惠，法人地位是什么。哪些智庫咨詢機構可以享受國家的稅收優惠待遇等等，現在還沒有相應的制度性的配套。
第三，智庫的定位還不十分明確。現在無論是黨政機關內設的研究部門，還是各類科學院校，許多都說自己是黨和政府旗下的智囊團。但是他們之間究竟如何分類，比如說各界黨委和政府都有著政策研究室，你說它是不是智庫，你說它不是，它又存在著研究性，如果說它是智庫，它完全是一個公務員的機制，主要任務是給領導起草文件，它也可以說是，它也可以說不是，所以怎么進行分類呢。還有營利的問題，智庫可以掙錢，但營利不是智庫的主要目的。現在有些所謂的“智庫”純粹是鉆法律的空子，這是由于定位不準確。
第四，官本位的問題十分嚴重。原來我們以為官本位的思想可以大大扭轉，但是現在看來官本位是愈演愈烈。一些黨政部門對智庫專家學者的重視程度并不是按照他們的水平、學問來衡量。我舉個例子，去年有一個干部培訓機構，聘請一些專家教授，要發教授聘書，很鄭重其事地把議程給我寄來。我當時一看，教授分成三類：一是部級領導，二是廳級領導和教授，三是處級以下的教授。我看了這個名單以后，很有感慨，看了前面有我的學生輩，他現在比我官位大，我很高興，因為青出于藍勝于藍。但是看到后面很難受，后面處級以下的教授有些是我的老師輩的專家教授，年齡很高了，因為他們的級別是處級以下，所以被排在后面。這種高度的官本位現象對智庫建設非常不利。
第五，許多智庫的獨立性不夠。一些智庫機構本身就是黨政部門的下屬單位，對行政部門具有高度的依賴性。另外一些智庫機構引入市場機制，但是誰出錢就為誰說話，高度依賴于出資方。所以，現在社會對我們許多智庫專家的作用深表懷疑，大家可以看到網上對專家的稱呼不是正兒八經的“專家”，而是磚頭的“磚”。
第六，官方智庫和民間智庫之間的反差太大。官方智庫機構無論是信息來源、經費投入、成果影響和體制保證等等，遠遠超過民間機構。政府對民間機構采取許多限制性，所以民間智庫機構在社會上舉步艱難。
第七，智庫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發揮。由于現在傳播體制是另外一個環節，我們傳播體制管理非常嚴格，公開出版的不用說，內部交流的限制非常多，這樣即使有東西出來，怎么送給中央決策者、怎么送給領導，缺乏必要的渠道。因此，即使有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也很難發揮它應有的作用。
第八，社會對智庫還有種種的誤解。有些群眾認為專家就是跟利益綁在一起的，有一些咨詢機構就是營利性的中介組織。有些人不相信官方的咨詢機構，另外一些人不相信體制外的咨詢機構。
要借助于民主決策和科學決策建設有意義的智庫系統，我們必須從完善智庫環境、加強智庫的制度管理、擴大政策需求和提高專家學者素質等多個方面著手。我曾經專門在智庫研討會上提出一個智庫對社會進步產生重要的影響，應該具備七個要素：思想、問題、責任感、戰略、人才、網絡、特色。
如何建設高質量的政法智庫
第一，要發揮自身的專業優勢。智庫的影響不在于大小，即使最大的智庫，也不可能解決所有的問題。綜觀國內外的智庫，各個智庫之間應當有一個適當的分工，一個智庫要取得最佳的效果，就要有自己明顯的特色，比如研究的專長、影響的領域、價值取向、合作的伙伴等等。中國法學會應該突出法學的專業性，把法學研究的成果和國內外法治建設的進展當作主要的特色產品。
第二，要發揮自身的組織優勢。中國法學會既是體制內的政策機構，又不是一般的行政部門。我認為這就是中國法學會自己的優勢，它既有體制內的行政優勢，又有體制外的學術優勢。所以我們認為中國法學會應當充分利用自己介于政界和學界之間的組織優勢，為專家學者搭建將研究成果轉化成實際政策的平臺，努力成為黨政機構的得力助手。
第三，要發揮外部網絡的優勢。智庫不僅要提出自己的思想和觀點，而且要努力使提出的思想和觀點影響社會。中國法學會有強大的網絡優勢，應該利用多元的合作網絡，比如與學術研究部門、大眾傳播媒體、地方法學會、政法院校等建立相應的合作機制。
第四，要發揮智庫的人才優勢。智庫不僅要有數量，還要有質量。人才是智庫的核心資產。真正好的智庫不見得人有多少，而是看有沒有一個領軍人物。中國法學會是團結法學工作者法律工作者的權威性組織，是一個權威性的專業社團。這對建設一個高質量政法智庫團而言是一個最重要的條件。
以上是我粗淺的想法。我希望中國法學會能夠通過自身的努力，成為一個高質量的政法智庫，成為政界、商界和社會各界關于中國法治建設的一個信息集散中心。這是我的愿望。
(作者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