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斯·凱爾森(Hans Kelsen)當然算不上一個家喻戶曉、婦孺皆之知的名字，但對于吃法飯的人、尤其是法學理論研究者而言，這個名字卻絕不陌生，甚至是如雷貫耳。美國法學家龐德（Roscoe Pound）在1934年寫道，凱爾森毫無疑問是“當代法學的領軍人物”。二十五年之后，英國法哲學家哈特（H.L.A. Hart）將凱爾森稱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分析法學中最令人鼓舞的學者”。又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芬蘭哲學家與邏輯學家萊特（Georg Henrik von Wright）將凱爾森與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相提并論，他寫道，“正是這兩位思想家最深刻地影響了”這個世紀的“……社會科學”（這也許是凱爾森所得到的最高贊譽罷）。其他學者在贊揚凱爾森的著作時也從不吝惜溢美之詞。與之相反，許多英美學者認為凱爾森創立的純粹法理論（Pure Theory of Law / Reinrechttheorie） “毫無用處”、“只開花而不結果”，理由據說是因為該理論“來自邏輯而非生活”。即使在凱爾森的地位（學術的和政治的）如日中天的德國魏瑪民國時期（1919－1933），德語世界的政治和法律學者也對他議論紛紛，從右派的施米特（Carl Schmitt）到左派的赫勒（Hermann Heller），不同立場的學者異乎尋常地一致將他的理論斥為“失敗”。[1]甚至在他已閡然長逝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學界對他的評價仍然莫衷一是，真是“棺蓋而論未定”。
對于中國學界而言，凱爾森可謂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他的姓名，學過西方法律思想史的法科學生都對這位因“極端純粹”而顯得不可理喻的學者有些印象，盡管很少有人記得住他的全名與國籍；陌生的是他的學問，凱爾森的著作譯成中文的并不多，且絕不暢銷，兼以內容抽象晦澀、文字枯燥乏味，自然罕有問津者，若詳詢純粹法理論為何物，更是一頭霧水、一片茫然。對于這位重量級法學家而言，這種狀況實在很不正常。筆者試圖為填補國內凱爾森研究的空白作些努力，謹以此文介紹凱爾森的生平事跡、主要著作與學術思想，并以之紀念《純粹法理論》（1934）出版七十周年。
維也納
1881年10月11日，漢斯·凱爾森誕生在中歐古城布拉格（Prague）的一個講德語的普通中產階級猶太家庭，是阿道夫·凱爾森（Adolf Kelsen）與奧古斯特·凱爾森（Auguste Kelsen ，娘家姓néé L?wy）夫婦的愛情結晶。布拉格盡管產生過許多大人物，但凱爾森的成長卻與這座傳奇城市扯不上什么關系，因為在小漢斯三歲這一年（1883，正是馬克思去世那一年），這個家庭遷居奧匈帝國的京城――音樂之都維也納（Vienna）。
維也納的規模若放在今日中國，只能勉強算個中等城市，但從哈布斯堡王朝末期到納粹德國吞并奧地利之前的這半個世紀中，維也納產生了一批震爍古今的學界泰斗：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經濟學家、政治哲學家哈耶克、傳記作家茨威格，以及在開一代風氣之先且影響深遠的“維也納小組”和維特根斯坦，當然還有后者的死對頭波普。有學者甚至將二十世紀稱為“維也納人的世紀”。一座不大的城市（甚至只是一所大學――維也納大學）居然能為人類知識遺產提供這樣一份名單，實在是一個思想史上的異數，或許只有巴黎出產的大量知識分子才能與之相提并論罷。維也納的學者具有一種與眾不同的氣質：他們大都給人一種“精神貴族”的感覺，博學而不乖張，理性與常識交融；雖同屬德語文化圈，他們卻不象其德國同行那樣工于純粹思辨和理性伸張，也缺少黑格爾、馬克思、尼采等人那種舍我其誰的霸氣。導致這種現象的一個原因是，其思想不論如何博大精深，其世界觀卻都是“非目的論”的，從這個世界的運動中，他們看不出其在指向什么具體的目標。這就注定了他們的思想都很難掀起什么社會運動，因而也就顯得不夠“偉大”。他們多數傾向于多元主義、相對主義、倫理學上的不可知論以及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一言以蔽之，是認識先于價值的實證主義。[2]
這種思想傾向與一個民族獨特的成長史不無關系：300多年前的哈布斯堡王朝時代，位居歐洲腹地的維也納，統轄了囊括整個東南歐的一大片人種雜居之地，為了統轄語言、文化、習俗都大相徑庭的民族，奧地利王室便無法強求一律。在多民族的大帝國中，多元與寬容便成為題中應有之義。此種政風歷數百年而不墜，將維也納造就為一個“超民族主義者和世界主義者”之都，這一特點曾頗受韋伯的稱頌。
就是在這個城市與這種氛圍中，小漢斯按部就班、平淡無奇地完成了小學（1887－1892）、中學（1892－1900）的教育，并按當時的法律規定服滿一年兵役（1900－1901）。二十世紀的第一個年頭，已經成長為風華正茂的青年的漢斯?凱爾森進入維也納大學攻讀法律（盡管終其一生，凱爾森的興趣主要在于人文主義和古典主義方面：哲學、文學、邏輯學，以及數學和自然科學，毫無疑問，他對這些知識的廣博興趣對他絕大多數的著作都產生了影響），開始了他的學術生涯。這二十年中，維也納的作風深深浸染了凱爾森的心靈，塑造了他的實證主義世界觀，并且這種世界觀的影響將終其一生，他的榮辱沉浮無不與與之密切相關。成長于維也納的凱爾森是個徹底的無神論者和不可知論者，他畢生都以批判政治意識形態為己任，盡管如此，但他還是于1905年皈依天主教，主要目的在為于謀求大學教職減少宗教方面的阻礙。然而不幸的是，在未來的日子里，他的猶太人身份仍舊給他帶來了許多意想不到的麻煩，直到他決定離開歐洲時為止。
1906年，凱爾森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在隨后的博士后研究期間，他曾經花了3個學期時間在德國海德堡大學旁聽著名公法學家耶利內克的課程（1908－1909）。但他在德國期間更大的收獲是，在哲學上受到以柯亨為代表的新康德主義馬堡學派影響，這種影響不久就將在他的著作中有所反映。此后兩年，漢斯在維也納商業學校教書，同時進行論文的寫作，最終成果就是1911年出版的《公法理論中的主要問題》（Main Problems in the Theory of Public Law）――這并不是凱爾森的第一部著作，早在六年前，他就出版了學士學位論文《但丁的政治哲學》（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Dante）――但絕對是他第一部重要著作。同年，轉眼之間以到而立之年的漢斯將博士論文提交到維也納大學以申請教席，最終獲得批準，從此作為一名公法學與法哲學無俸講師在維也納大學法律系開始了他漫長而艱辛的學者生涯。明年，與瑪格麗特·邦蒂（Margrete Bondi）小姐喜結連理，又明年，第三本著作《國家的不法行為》（Unlawful Acts of the State）出版。這兩年的漢斯可謂是春風得意，假如不是不久的將來發生的一件大事使他暫時走出書齋的話，他早年的生活真會平淡地讓人懶得去寫。
憲法之父
1914年，也就是凱爾森的大女兒安娜出生的那一年，在帝國波斯尼亞省的首府薩拉熱窩發生了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刺殺皇儲斐迪南大公的事件，這件事不僅使早已磨刀霍霍、枕戈待旦的歐洲列強投入了期待已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改變了無數歐洲人的命運。漢斯就是其中的小人物之一。8月，十多年前就參過軍的凱爾森擱下手里剛剛創辦的《奧國公法雜志》（Austrian Journal of Public Law）重新應征入伍。盡管風燭殘年的奧匈帝國在大戰中的表現乏善可陳，但其軍隊中卻藏龍臥虎、精英云集，諸如炮兵軍官海耶克與維特根斯坦兄弟以及弗契克筆下的勤務兵“好兵帥克”不一而足。與上述這幾位有所不同的是，年過三旬的漢斯無論年齡還是身份都已不適合蹲戰壕和拼刺刀，他的服役方式實在令人羨慕：充當國防大臣與司法大臣的法律顧問（直到1918年10月），至于服役地點，當然――還是維也納。四年的戰爭絲毫也沒有影響漢斯在1915年再添一個千金――瑪麗亞。而且維也納大學也沒有忘記在1917年將這位身在軍旅的無俸講師的職稱提升為副教授，并在兩年之后再度擢升為教授。
1919年對凱爾森而言絕對是重要的一年，不僅僅因為他在學術生涯中獲得了良好的開端：早在新生的奧地利民國的地位還是巴黎和會的一個議題之時的風雨飄搖的1919年，他就開始創辦并主編《公法雜志》（Journal of Public Law，不是前面提到的《奧國公法雜志》），此后的15年中，該雜志在凱爾森的主持下蒸蒸日上，刊載了一批高質量的文章，成為在歐洲有影響力的一份期刊，即使在1934年凱爾森離開之后，該雜志又存續了10年之久，最終共出版23卷。明年，他一口氣推出了3部著作，分別是《主權問題》（Problem of Sovereignty）、《社會主義與國家》（Socialism and the State）以及《論民主的本質與價值》（On the Nature and Value of Democracy）。更是因為他在這一年作為一個重要的人物載入了奧地利的歷史。
列寧曾經將一戰的結局描述為“一打王冠被打落在地而無人拾取”，這其中當然也包括“茜茜公主”的丈夫、奧國皇帝約瑟夫頭上的王冠。奧匈帝國四分五裂，凱爾森的老家布拉格也成了新誕生的鄰國――捷克斯洛伐克――的京城。奧地利成立了民國，正對眼前時局感到茫然的凱爾森很意外地接到了新任民國總理卡爾·倫奈爾（Karl Renner）的命令：領銜為新生的民國起草一部憲法（1920年獲得正式任命）。現在我們已經無法了解凱爾森為這部憲法耗費了多少心血，如何將他在書齋中發明的理論轉化為具體的制度設計，我們知道的是：這部以“非政治性憲法”而著稱的憲法在自從1920年10月1日生效之后，經歷了80多年的風云變幻其基本原則未發生變化而至今仍然有效，而且這部憲法之中有一個日后被眾多國家所效仿的制度“發明”――憲法法院。
對于今天的法科學生而言，憲法法院已經是司空見慣，可是在上世紀二十年代，設立這樣一個機構卻實屬驚世駭俗之舉，稱為憲法史上的“革命”實不為過。自從1803年美國的馬歇爾大法官借馬布里訴麥迪遜案建立違憲審查制度一來，還沒有什么憲法制度上的發明能與憲法法院的設立相提并論。歐洲歷史上行政權強、司法權弱的傳統自孟德斯鳩一來就一直未能得到解決，讓歐洲的普通法院去向他們的美國同行那樣去審查議會與政府的行為，無異于與虎謀皮；但一戰中議會與政府的倒行逆施幾乎將整個歐洲推到毀滅的邊緣，又不得不對其行為加以約束，于是設立一個游離于普通法院系統之外、專司違憲審查的機構就成了不得已的選擇，盡管后來的事實證明奧地利民國的憲法法院并未發揮應有的作用，但這一雖無奈卻不乏智慧的發明最終在另一次浩劫――二戰之后得到了多數歐洲國家的效仿，成為卓然獨立于英美司法審查之外的又一憲政傳統。
盡管凱爾森一生寫過的著作不計其數，但很難有哪部作品的重要性能與奧國憲法相提并論。與東方人的習慣不同，美國人將他們的憲法起草者尊為國父，那么在這個意義上，將凱爾森稱為現代奧地利的國父是沒有什么不恰當的。
學者與法官
1921年，為了感謝他在憲法起草中的卓越貢獻，年屆不惑的凱爾森被任命為憲法法院的法官，任職終身。
此后的十年，是歐洲和奧地利政局至少在表面上風平浪靜的十年，也是奧地利尤其是維也納知識界星光璀璨的十年，未來將要在學界大顯身手的波普與海耶克等少壯派已開始嶄露頭角，而老一輩的學人仍如日中天、筆耕不輟。已躋身政界顯要之列的凱爾森并沒有丟下學問，而是做到了“兩手抓”，兩手都很硬。這是凱爾森的第一個創作高峰期。1922年，他主編的“維也納憲法與政治研究”叢書開始出版（凱爾森參與直到1929年）；明年，出版了解釋憲法的著作《奧國憲法》（Austrian Constitutional Law）；1925年，出版《政治理論通論》（General Political Theory）。次年，與韋爾和迪蓋特共同主編《萬國法律理論雜志》（以法文和德文出版，至1939年共出版13卷）。同年，在瑞士國際法研究所獲得“海牙講座”教席。同時，他還積極與國外學者交流，在1926－1929年之間四度出席“德語國家公法教師大會”（分別在明斯特、慕尼黑、維也納和法蘭克福舉行），提交論文多篇，與埃爾利希·考夫曼、馬克斯·溫澤爾、赫爾曼·赫勒等學者進行了深入的交談。
在歐洲法學界聲譽日隆的大學者凱爾森同時也是一位成功的教師，他來自歐洲各地的許多學生日后都稱為著名的法學家： 梅克爾（Adolf Merkl）、費德羅斯（Alfred Verdross）、考夫曼（ Felix Kaufmann）、桑德爾（ Fritz Sander）、福格林（Erich Voegelin）、羅斯（ Alf Ross）、艾森曼（Charles Eisenmann）以及韋爾（ Franz Weyr）。這些名字也許現在聽起來有些陌生，可在上世紀二十年代的歐洲可都是一時之選。后來這些著名學者被貫以“維也納學派”的大名，而我們的凱爾森，自然是該派的“掌門人”嘍。凱爾森在奧地利的生活剛好跨越了從哈布斯堡王朝末期文化高度繁榮到兩次大戰之間維也納群星璀璨這五十年。十九世紀上半葉自然科學的高度發展令人們相信科學的方法應該推廣到包括法學在內的人文科學（Human Science）的所有領域，并規范它們的內容。人們堅信社會、人文科學要想贏得科學的尊嚴也必須把理論建立在仔細觀察經驗事實與感覺材料的基礎上，拒斥偽哲學的思辨，這就是所謂科學主義的精髓。當時理論界興起的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的實證主義、[3]馬赫主義（Machism）[4]及后來的邏輯實證主義尤其是維也納小組（Viennese Circle）[5]等都代表了這種傾向。十九世紀末到二戰前，先后崛起過馬赫主義、邏輯實證主義、弗洛伊德主義、哥德爾主義及維根斯坦的前后期哲學思想等許多在世界范圍內有著廣泛而深刻影響的人物和流派，他們均在自己的研究中致力于學科的形式化、科學化的工作。所以法學的形式化、獨立化不僅是歷史上法學自身留給凱爾森的任務，也是那樣一種時代精神的外在要求。凱爾森提出建立一門作為規范科學（nomative science）的法律科學，這并不是孤立的現象，正如石里克（Moritz Shlick，1882－1936）也試圖將倫理學建設成一門規范科學，[6]凱爾森的弟子之一菲利克斯·考夫曼本身就是以石里克為核心的維也納小組的成員之一，因此凱爾森很可能是間接地受到了邏輯實證主義的影響。法學上的“維也納學派”與哲學上的“維也納小組”交相輝映，為暴風雨來臨前的歐洲寫下了最后的傳奇。
此時的凱爾森是卓越的憲法起草者、優秀的學者，當然也不會是個平庸的法官。在政治上，凱爾森持中立立場，未加入任何黨派，盡管他比較傾向于社會民主黨的觀點。1926年，一起離婚案打到了最高憲法法院。說起這個案子，案情簡單的讓人懶得介紹。但離婚的雙方卻是天主教徒，而根據天主教的教義，離婚卻是萬萬不能的。國家的法律應當成為捍衛某種教義、主義或者說某種政治意識形態的工具嗎？這個問題可就不那么簡單了。……主管離婚的行政機關已經批準了離婚，卻被普通法院判為無效，那么憲法法院該怎么做？要知道，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奧地利，天主教會的勢力還是相當大的――即便今天也不容小視，而且凱爾森已經皈依天主教（盡管并非心甘情愿）――觸怒教會的后果可是需要法官們好好掂量的。最終，凱爾森領導下的憲法法院通過援引憲法條款在1928年推翻了普通法院的判決，但是不久之后，他們就會發現自己這么做的代價了。
當時奧地利的主要政黨之一、教會的代言人“天主教社會黨”在領教了非政治性憲法和凱爾森大法官的厲害之后，必欲除之而后快。政客們開始為了“修憲倒凱”而奔走忙碌。兩年之后，經過無數次的街頭鼓噪與幕后交易，他們的努力終于奏效了：1930年2月15日，作為修憲的步驟之一，包括凱爾森在內的所有憲法法院法官被免職――“終身任職”也沒能保住他們的“鐵飯碗”。預感到大變將至，為了躲開政治漩渦，這年年底，將近之命之年的凱爾森終于離開了父母之邦，“外出闖蕩”去了，他為期10年的政治生命就此結束，而且在有生之年，他從始終遠離政治，再次踏上祖國的土地也要等到數十年后了。
歐洲屋檐下
1930年11月，無官一身輕的凱爾森來到美麗優雅的德國古城科隆，擔任科隆大學的國際公法教授講席，主要研究一個全新的領域：實在國際法（positive international law）。盡管大教堂高聳的雙塔仍然令他想起與天主教的不愉快經歷，但更主要的不快來自現實――盡管第二年就升任科隆大學法學院院長，但當時這個同樣講德語的國度的政治氣氛已經與凱爾森的學者氣質不太相宜了。納粹黨上臺前的三四年中，魏瑪民國充斥著街頭政治，同時學界的正常理論探討也被火藥味十足的政治爭論所代替。剛到科隆，凱爾森就陷入了與右派學者、未來一個階段納粹黨在法學界的代言人施米特教授的論戰，結果是后者在1931年出版了《憲法的守護者》（Guardian of Constitution），攻擊“價值中立”的“非政治性憲法”（主要矛頭指向魏瑪憲法，但也世紀凱爾森的寵兒――奧地利民國憲法）；作為回應，凱爾森在同年出版了《誰來充當憲法的守護者？》（Who shall be the Guardian of Constitution）來維護自己的觀點。這兩本書的篇幅都不大，與其說是學術著作，不如稱為“政治小冊子”更為合適。這三四年間，由于當時的政治環境所致，凱爾森也沒有寫出更多的著作，倒是在1932年第二次獲得國際法研究所的海牙講座教席。同年春天，著名英國政治學家拉斯基在巴黎與凱爾森相識，在他與美國大法官、法學家霍姆斯的通信中，他這樣描述凱爾森：“當然，弟于此處邂逅了科隆的凱爾森，毫無疑問這是當今德語世界頂尖的法學家。此人頗有意思：豐富的哲學思想，頭腦敏捷靈活，且所學極博”。值得一提的是，未來第一部關于凱爾森學說的研究著作的作者愛森斯坦，就是這位拉斯基的高足。他將更多時間用來籌劃未來，十年的政治經驗始他感到那個日子已經不遠了。實際上，在科隆的歷練對凱爾森而言相當寶貴，對于他未來在日內瓦、布拉格以及美國的發展都大有裨益。
該來的終于來了，1933年1月30日納粹黨在他們的小胡子領袖的指揮下攫取了德國政權，魏瑪民國和她脆弱的憲法像紙房子一樣倒塌了。四月的最后一天，凱爾森被解除了教職――凱爾森盡管有一個地道的德國名字、說一口地道的德語，但他的猶太人身份卻是不容改變的事實。這個身份始很多和他相似的學者成了過街老鼠。每天面對鄙視與怨毒的眼光，聆聽甚至來自自己學生的辱罵與咆哮，顯然是包括凱爾森在內的所有學者所不愿忍受的。[7]“繼續留在德國，說不定有性命之憂呢。”凱爾森不無擔憂地想到（他并非杞人憂天，1936年，“維也納小組”的重要成員石里克教授就死在自己學生的槍下）。凱爾森雖不曉得中國的三十六計，卻也明白“走為上策”。在這個依然是草長鶯飛的春天，漢斯與瑪格麗特夫婦待著兩個女兒舉家離開了德國。
那么該去哪里呢？祖國的局勢已經令他失望，而且那里的排猶運動同樣“有聲有色”，不久她就將作為一個省投入第三帝國的懷抱。5月10日，顛沛流離中的凱爾森被“美國科學與藝術學會”授予“外國榮譽會員”稱號，對此他只有苦笑。這年夏天，經過再三考慮，他接受了日內瓦國際法研究生院的邀請，來到了瑞士這個中立的山國。到1933年秋，凱爾森一家的生活已基本安定下來，他開始在山環水抱的小城日內瓦從事授課與研究工作。或許是周圍的湖光山色與阿爾卑斯山的銀妝素裹令他心曠神怡，或許是遠離歐洲政治紛爭的風暴眼使他神閑氣定，反正凱爾森待在日內瓦的時間是在科隆的兩倍――整整8年。在這8年中，凱爾森克服了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需要用法語授課不過只是其中之一罷了。最值得大書特書的事件，恐怕非《純粹法理論》（第一版）的誕生莫屬了。
本書出版于距今整整70年前的1934年，同時也宣告了“純粹法理論”的正式誕生。本書的篇幅并不大，只有九章一百三十多頁，但其價值卻非同小可：純粹法理論第一次在本書中得到了系統化的闡示。盡管在此之前的二十年間，凱爾森已經在其他著作中或多或少對該理論進行了介紹與運用。本書的內容帶有濃厚的“新康德主義色彩”，反映了凱爾森前期思想的特色。值得國人欣慰的是，本書早在其德文本出版僅僅7年之后的1941年就由劉燕谷先生譯成中文，而其完整的英譯本則要等到1988年才能面世（這多少也反映了英美學者的歐洲大陸法律理論的冷漠與遲鈍）。但現在國內的劉譯本由于年代久遠已經相當少見，因此保羅森的英譯本就成為凱爾森研究者的必備資料了。
純粹法理論
眾所周知，盡管凱爾森在多個領域都有卓越的建樹，但人們之所以記住他，主要還是因為他提出的純粹法理論（Pure Theory of Law），注意，是“純粹”法理論，而不是“純粹法”理論――法律無法與政治絕緣，但法律理論卻應當是純粹的，應當近可能避免形而上學與意識形態的污染。凱爾森在《純粹法理論》（第一版）的序言中寫道：
純粹法理論，即一種剔除了所有政治意識形態與一切自然科學因素的法律理論，一種對于其研究客體的自律性以及自身的獨特性有著自覺的理論。法學幾乎已被完全縮減為——公開的隱蔽地——或一種對于法律政策的考量，而我的目標從一開始就在于使法學上升為一種真正的科學，一種人文科學。我的想法是要是法學具有一種主要關注認知而非塑造法律的傾向，并使認知的結果盡可能地接近一切科學的最高價值：客觀性與精確性。[8]
正如康德（Immanuel Kant）的歷史使命是既要拒斥形而上學的獨斷論又要防止狹隘的經驗主義的懷疑論、不可知論以保證知識和科學的可能性和價值一樣，凱爾森為保證法學的獨立性、自足性既要抵御形而上學、倫理道德等在實質意義上對法學的侵占，又要防止社會學、心理學、政治經濟學等在方法論上對法學的入侵與瓦解，既保證法學的理論性、科學性，又保證它的可操作性、實證性。
至于解決問題的方法，凱爾森認為仍然要堅持實證主義的方向，他限定法學的功能和研究范圍正像康德限定理性的范圍一樣，是為了使其更為確定和有效，阻止法學擴張的野心與阻止利用法學和削弱法學的企圖同樣重要。排斥自然法學說和倫理道德還有一層深意,那就是凱爾森和邊沁一樣，認為法學不應具備實現神圣價值的功能，同時它也不代表神圣價值本身，法律及其科學是可變的、應變的，相對穩定、保守的法律是可以改革的。盡管原則上贊同分析法學（analytical jurisprudence）的方向，但凱爾森并不滿意于奧斯丁的一些觀點，如法律命令說。他認為這會給自然法學和社會心理學留下空隙，仍然帶有濃厚的本體論、形而上學色彩。為使法學更具形式性、抽象性和普遍性，他引入了“基礎規范”這個范疇。基礎規范是一個法律體系中所有規范得以具有效力（validity）的終極淵源。一個規范的效力根據（reason）始終是另一個規范（它的上位規范）而不是一個事實（如主權者或強盜的命令）。在這里凱爾森堅持了“是”與“應當”兩分的“休謨定律”以及方法二元論（Methodendualismus）。[9]在這個以授權關系為效力原則的動態位階系統中，“不能從一個更高規范中得來自己效力的規范,我們稱之為‘基礎’規范”。[10]基礎規范是預設的“是構建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也是實在法律體系的效力終點”。在現實中，基礎規范反映一定的歷史的、政治的事實，它或許是第一部憲法。在理論體系內，它是法律規范效力的形式原則的歸宿。作為其他規范的效力淵源，它是既存的、靜止的；作為法律秩序和法學體系與社會現實、歷史事實的連接點和轉折點，在內容上,它又是動態的、可變的。因為,“由基礎規范將它規定為最初的造法事實的那種歷史事實”是變動的，可改革的。這便與自然法堅持的絕對靜止狀態的效力原則區別開來。當然基礎規范作為實在法秩序的效力理由和法學體系的邏輯自足起點，又與社會學法學、現實主義法學立足于變動不居的事實和難以捉摸的主觀意志的觀點截然不同。正如康德意義上的認識的先驗的邏輯原則是經驗的條件一樣,基礎規范是被預設為全部實在法律秩序的條件。
關于純粹法理論與康德及新康德主義哲學的關系，凱爾森說：
這種說法總的來說是確切的：純粹法理論的哲學基礎是康德哲學，尤其是經過柯亨解釋的康德哲學。……確切地說，由于純粹法理論是把康德哲學引入實在法理論——而不象施塔姆勒（Rudolf Stammler）那樣陷入自然法的沼澤——的第一個嘗試，那么在一定意義上這種理論就邁出了超越康德的一步，因為后者的法律理論卻拒絕先驗方法。非但如此，純粹法理論是比其他從康德出發的法律哲學更加忠誠的康德智慧遺產守護人。純粹法理論第一次通過發展康德哲學、而不是拘泥于康德自身的法哲學使康德哲學成為一種成熟的法律學說。[11]
凱爾森認為《道德的形而上學原理》是古典自然法學說17－18世紀在新教基督教基礎上演化時的最完美的表達，但是遺憾的是出于對實在法律秩序效力的承認，作為康德實踐哲學一部分的法哲學沒能貫徹批判哲學的原則，主動擁抱了某一確定的意識形態。理論上的原因在于“物自體”把形而上學二元論的先驗性帶入了理論哲學的一元論主張,造成了批判四項注意體系內部的矛盾。[12]很明顯，凱爾森的新康德主義是否定了物自體，扔棄了實踐哲學的新康德主義，因而也就是把先驗邏輯方法作為康德哲學的首要內容的康德主義。
其實，除新康德主義哲學之外，純粹法理論還從梅克爾的位階/等級理論――動態理論；與哥德爾的無窮數理論中獲得過靈感，法律體系的動態理論和基礎規范理論的形成就與上述兩種理論不無關系，限于篇幅，就不一一介紹了。
總而言之，“純粹法理論”的最終成行標志著凱爾森學術上黃金時代的來臨，而《純粹法理論》一書的出版給他帶來了更大的聲譽，包括哈佛大學的在內的多家大學都授予他名譽博士稱號。在日內瓦的生活總得來說是令人愉快的。但是整個歐洲的前景卻愈發令人擔憂，氣氛已經到了令人窒息的程度。譬如1936年，他接受了其故鄉――布拉格的查禮士大學任命的兼職教席，這年寒假，凱爾森原本打算去該校作講座，但卻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尤其是甚囂塵上的反猶主義――甚至有人威脅凱爾森的性命――而未能成行。凱爾森日益感到，歐洲雖大，卻越來越容不下一張學者的書桌了。
1939年9月1日，納粹德國進攻波蘭的隆隆炮聲結束歐洲二十年的和平（或者用法國福熙元帥的話說，是“二十年的休戰”），彈指之間，荷盧比法一鼓而下。作為德國近鄰的彈丸小國瑞士，天曉得何時回被德軍的鐵蹄踏成齏粉（值得慶幸的是這個設想最終并未發生）。這位經歷過上次大戰的老人可不想再目睹一次浩劫，他再次選擇了“走為上”。這次的目的地和多數歐洲流亡學者的選擇相同――目前仍置身戰火之外的美國（其中有些學者將英倫作為赴美中轉站――頗有些類似今日自費留學簽證的“轉簽”）。
新大陸
1940年7月12日， 遠渡重洋的漢斯和瑪格麗特夫婦在自由女神的注視下從紐約港登上了新大陸――對已是近花甲之年的凱爾森而言，這的確是塊新大陸：不僅從未到過此地，他甚至連英語都不大會講呢！懷著對未來生活與事業的不確定感，凱爾森精神抖擻地開始了在這塊新大陸上的打拼。
二戰前，美國的法學是相對獨立的一個小圈子，與歐陸法學界相當隔膜，在歐洲叱咤風云的大學者在美國并不怎么被人看重；而珍珠港事件之后，戰時的美國政府當然更歡迎能能對諸如“曼哈頓工程”之類的與戰爭有直接關系的項目有所幫助的外國專家。在這種環境中，從40年直到42年，凱爾森一直靠“賣嘴”過活――靠洛克菲勒基金的資助在哈佛大學法學院的霍姆斯講座以客座研究人員的身份給法學院的學生用蹩腳的英文授課（授課的講義最終以《國際關系中的法律與和平》為名出版）。不過畢竟還是有識貨的人，著名的法社會學家龐德就是其中之一，在他的鼎力協助下，老爾森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政治學系找到了一個客座教授的職位，總算衣食無憂了――說起龐德的學問，很多人都不大以為然，但論及他的識人之能，卻無可挑剔：當年識拔了分析法學奇才霍菲爾德，現在又施惠于凱爾森。這年，暮年的凱爾森改換門庭，歸化為美國公民――不過對于這位徹底的相對主義者來說，這件事實在談不上有什么意義。
在伯克利（Berkeley），這個以愛爾蘭著名哲學家命名的小城（我國一般將這位哲學家的名字譯為“貝克萊”），凱爾森終于找到了一份有益于其學術生活的寧靜與安祥。除了講授國際法課程之外，他將主要的精力用來著述。此后的數年他相當多產：《以法律求和平》（Peace through Law）在1944年出版，明年，《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問世》（General Theory of law and State）。這本厚達450頁的著作大概是凱爾森用英文寫作的部頭最大的著作了，對于年近花甲才開始學習英文的凱爾森而言，實在是個了不起的成就。但就其學術價值而言，卻不及兩版《純粹法理論》。用凱爾森自己的話來說，該書的意圖在于“重述以前用德文和法文已經表述過的思想和觀念”，從而使那些在普通法傳統和氣氛中成長起來的讀者更易于理解純粹法理論。換言之，這本著作實際上是凱爾森為了向英美法學界“推銷”自己的理論所作的一個包裝。因此本書中包括了很多以學術的眼光看來對一本法律理論著作而言來并不必要的內容，看起來更像一本教科書。這也是本書名為“一般理論”的主要原因。但本書也并非毫無創新，其中不少相對于《純粹法理論》（第一版）而言比較新鮮的觀點都在第二版中得到了繼承與發揮，“描述意義上的法律規則”就是首先在本書中提出的。本書有大陸沈宗靈先生與臺灣雷崧生先生的兩個中譯本，譯筆都堪稱佳品，尤其前者早在1960年前后就已譯竣（距英文本出版不過區區15年），可惜遭遇非常年代，三十多年后才得以見到天日，實在令人唏噓不已。
也是在戰爭即將結束的這一年，凱爾森終于當上了全職教授。同年，他被聘為華盛頓的聯合國戰爭罪行委員會的顧問，為未來的紐倫堡審判提供法律和技術方面的咨詢意見。
在這個時期，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凱爾森非常關心通過國際組織、尤其是剛剛誕生的聯合國維護世界和平的問題，他撰寫了不少關于安理會、聯合國成員資格以及國際組織的法律身份與功能等問題的論文。這些研究最后匯集為一本名為《聯合國法》（Law of Unated Nations）的厚達900頁的文集于1950年出版，至1966年已再版多次。盡管其中的不少理論在現在看來已經過時了，但在當時卻幾乎被所有涉及聯合國的論文所引用。
1952年4月25日，古稀之年的凱爾森終于光榮退休了。他以《何謂正義？》（What’s Justice）為題作了告別演說（本文收入1952年出版的同名論文集）。他在演說的最后談到了自己的正義觀：既然我以科學為業，因而科學也是我生命中最重的部分，那么正義對我而言，便只能是那種能夠保障對真理之探索繁榮昌盛的社會秩序。則我之正義，便是自由之正義，和平之正義，民主之正義——一言以蔽之，寬容之正義。
這也可以說是一個飽經滄桑的學者對于整個社會發自內心的呼吁罷。
晚景與身后事
但凱爾森的學術生命卻未隨著榮休而結束，其創作靈感也沒有因年邁枯竭，而是又延續了20年之久。的確，對于包括凱爾森在內的許多學界耆宿而言，五十如日初升，六十風華正茂，七十日上中天，到八十歲仍然桑榆未晚。整個五十年代，凱爾森拿出老驥伏櫪的盡頭，拼命與時間賽跑。就在退休的同一年，他即出版了《國際法原理》（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本書系統化地研究了國際法的幾乎所有主要方面，包括國際犯罪與制裁、報復，國際法的效力范圍與功能，國際法的創制與適用等等。在此前后問世的作品還有《社會與自然》（Society and Nature,1946）、《布爾什維主義的政治理論》（Political Theory of Bolshevism,1949）[13]、《共產主義的法律理論》（Communist Theory of Law,1955）[14]、《國際法之下的集體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 under International Law,1957）等。當然，若要論及這個階段最重要的作品，當然要首推《純粹法理論》（第二版）了。
本書是凱爾森晚期思想的代表作。七十八歲高齡的凱爾森偏偏不服老，在哈特等人已嶄露頭角的六十年代初，本書作為既是向法學界、也是向自身原有理論的挑戰新鮮出爐。本書的篇幅比其第一版大一倍還多，而且對原有的不少觀點做出了富有勇氣的修正，其章節與第一版也非一一對應，因此完全應當被視為一部新的作品。在本書中，“新康德主義”的色彩已經基本消失，而且凱爾森的對手也不再是形形色色的自然法學說與形而上學，而是早期的純粹法理論自身。晚年的凱爾森已經從康德回歸到了休謨，從歐陸的理性主義回歸到了英美的經驗主義。由于不再受到撰寫《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時所受到的束縛，本書的學術味更濃，而且書中新說層出不窮，令人目不暇接，不由得不對作者油然而生敬意。英譯者馬克斯·奈特（Max Knight）曾在維也納與加州兩度師從凱爾森，對其理論的熟悉程度可謂如數家珍，翻譯質量之高自不待言。
除了研究與著述之外，老凱爾森還常常周游世界，熱衷于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在日內瓦、海牙（他于1953年第三次在此執教）、維也納、哥本哈根、斯德哥爾摩、愛丁堡、芝加哥等地發表演講和參加學術會議。他一共獲得了遍布全球的11所大學的名譽博士學位：烏得勒支、芝加哥、墨西哥、伯克利、薩拉蒙哥、伯林、維也納、紐約、巴黎和薩爾茨堡。至于其他來自學術界的各種獎勵更是不計其數。拉美法學界受凱爾森的影響尤其地大，墨西哥哲學協會曾被他的演講深深打動，甚至打算提名他作為諾貝爾獎的候選人呢。此時的凱爾森是一位名副其實的世界公民。
1973年4月19日，被長期的研究與寫作耗盡了最后一點心血的92歲的凱爾森平靜地離開了人世。
當絕大多數人將《純粹法理論》（第二版）視為凱爾森在學術舞臺上的謝幕之作時，他們又錯了。早在《純粹法理論》（第二版）出版之時，凱爾森在與邏輯學家克魯格對話之后，開始已經開始關注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規范邏輯。盡管在1973年凱爾森撒手人寰之時，這項研究也沒有最終完成，但他卻為我們留下了一沓厚厚的手稿，這就是6年之后出版的《規范的一般理論》（General Theory of Norms）――凱爾森篇幅最長的著作。對于一個耄耋之年的老人而言，可想而知這本書絕對是一個沉重的負擔（240,000個詞，長度將近《純粹法理論》（第二版）的兩倍）。由于本書未經作者的最后整理，因此是篇幅長短不一的篇什的匯集（短的只有幾百個詞，長的則達到萬詞以上，甚至可以作為單行本出版），雖然語句清晰，但其中頗有重復之處。與《純粹法理論》（第二版）和《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不同，本書不是對《純粹法理論》（第一版）的重述，而是一本全新的著作。在這本著作中，凱爾森已徹底拋棄康德學說，轉而主張意志理論，對其原有的純粹法理論體系作了重大修正。本書在1991年，也就是凱爾森誕辰110年之際由米切爾·哈特尼（Michael Hartney）譯成英文，又在英美法學界引起一陣轟動，此時據凱爾森辭世已經將近二十個年頭了。
早在1971年，為了慶祝凱翁的九秩華誕，奧地利政府在維也納建立了“凱爾森研究所”（Hans Kelsen Institute），該機構收藏了凱爾森絕大多數著作的手稿，并負責保護這比珍貴的文化遺產。正是該所在1979年編輯出版了《規范的一般理論》。對凱爾森而言，“著作等身”并不僅僅是一種修辭。魯道夫·馬特爾（Rudolf Aladár Métall）――凱爾森從前的學生與助手、維也納大學凱爾森研究所的研究人員之一，在其所著的《凱爾森傳：生平與著述》（Hans Kelsen: Leben und Werk）中，列出了凱爾森的著作表。凱爾森的作品總數有604件之多，其中原創性的作品就達到387件。盡管凱爾森的研究領域還遠遠稱不上是百科全書式的，但作為一個法學家而言，已經相當可觀了。他的著作一共被翻譯為包括中文在內的24種語言。――涉及公法學、法哲學、國際法學、政治學、社會學以及人類學等多個領域（見附表）。時至今日，凱爾森仍然是全世界的法學著作中引用率最高作者之一。
主 題 篇 數
1.憲 法 92
2.國 際 法 106
3.法律理論 387
4.政治理論 41
5.社會理論 18
6.正義理論 24
7.人 類 學 21
8.不能歸入上述類別的 18
【注釋】
[1] 關于上述學者對凱爾森的評價，參見 Stanly Paulson為Introduction to the Problems of Legal Theory（trans. Bonnie and Stanley Pauls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所寫的導論，第1－2頁。
[2] 關于維也納及其與相關學人關系的更多介紹，參見馮克利：《20世紀的維也納學人》，載《尤利西斯的自縛》，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42頁。
[3] 奧古斯特·孔德系法國哲學家，是哲學實證主義的創始人和“社會學”（sociology）概念的發明者，主張以科學方法研究社會問題，著有《論實證精神》，有黃建華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
[4] 恩斯特·馬赫（Ernst Mach，1838－1916），物理學家及哲學家，以思維經濟原則（Denk?konomie）而著稱：“以盡可能少的勞動、盡可能短的時間甚至盡可能簡單的思維……獲得盡可能大部分的真理”，著有《認識與謬誤》、《力學原理》等，恩格斯的《唯物主義預經驗批判主義》就是以他為靶子的。
[5] 關于維也納小組的介紹參見魯道夫·哈勒：《新實證主義》，韓林合譯，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
[6] 參見石里克：《倫理學問題》，張國珍、趙又春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第24－25頁。
[7] 根據臭名昭著的“恢復公職法”，凱爾森于1933年5月被解除科隆大學教職；詳情參見Frank Golczewski：《科隆大學與納粹主義》（K?lner Universit?tslehrer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Cologne and Vienna:B?hlau,1988）,114－123。
[8] Introduction to the Problems of Legal Theory,p.1.
[9] 關于休謨定律，參見休謨《人性論》（下冊），關文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463－470頁。
[10] 凱爾森：《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沈宗靈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頁。
[11] 凱爾森：《致雷納多?特雷弗斯的信》（A Letter to Renato Treves, in in Normativity and Norms,ed. Stanley Paulson and Bonnie Litschewski, Oxford: ClarendonPress,1998,169-176）。
[12] 同上注，第486－487頁。
[13] 本書有王名揚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
[14] 本書有吳恩裕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