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子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如同大陸法系上對公私法的傳統劃分已不再自足并備受檢討一般，契約理論也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質疑和挑戰。有學者格蘭特·吉爾摩 （Grant Gilmore）甚至撰文《契約的死亡》來論證契約理論的衰敗和消亡：他認為在20世紀，“‘契約’被重新吸收進‘侵權’的主流之中”，因為契約法是一個 人為的“象牙塔式”的抽象；而當契約理論不再服務于20世紀福利國家的商業和社會利益時，其自身就將開始解體消亡。[1]那么，沿襲千年的契約真要死亡了 嗎？
日本學者內田貴針對這一疑問，撰寫了《契約的再生》一文。他指出，Gilmore所宣告的契約的死亡，不是指契約本身或者契約法的死亡，而是古典契約 理論和古典契約法的死亡。那么，契約又如何能夠再生呢？內田貴給出的答案是：關系契約理論讓已經“死亡”的契約，獲得了“再生”。[2]
那么，什么是“關系契約理論（Relational Contract Theory）”？其理論脈絡如何？其自身有何問題？又將如何發展？帶著這些疑問，本文以Eisenberg的《為何沒有關系契約法》[3]這一經典文獻為核心，希冀能夠從中尋找到答案。
值得說明的是本文題目的由來。Eisenberg在文中多次強調交易過程以及契約自身的過去（past）、現在（present）和未來 （future），[4]強調一種動態的發展過程。那么，用來描述和解釋這種動態發展過程的關系契約理論，本身也應該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故而就有了“ 前世（past）、今生（present）與未來（future）”的說法，而本文的內容也將主要圍繞這三部分展開。
二、關系契約理論的“前世”：古典契約理論（Classical Contract Theory）
關系契約理論是在對古典契約理論進行批判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雖然它在很多方面對古典契約理論進行了反叛和超越，但其發展過程卻與古典契約理論有著不 可割舍的聯系。而且，關系契約理論在對古典契約理論進行批判之時，仍沿襲了其中一些特有的工具和術語，故而，要想理解關系契約理論，就需要從作為其“背景 （backdrop）”的古典契約理論入手。[5]從這個意義上說，古典契約理論可謂是關系契約理論的“前世”。
（一）古典契約法的特征（characteristics）
Eisenberg主要從五個方面闡述了古典契約法的特征。
1.不證自明的（axiomatic）和演繹的（deductive）[6]
古典契約法在本質上是不證自明的。它基于這樣一種前提假設：教義性的命題（doctrinal proposition）都建立在“自證的”（self-evident）基礎之上。因此，這種理論并不允許基于道德（morality）、政策 （policy）、經驗（experience）等社會命題來檢驗其正當性。Eisenberg在文中引用了Langdell的一段話來說明這一點。
正如Holmes所洞察到的，不證自明理論（axiomatic theories）常與演繹理論（deductive theories）相伴生。演繹理論認為，至少有一些學理命題可以通過演繹推理（deduction）從其他一些更為基礎的教義性命題中推導出來。
而古典契約法實際上就是上述兩種理論的一種結合。它是這樣一種結構：其中的一部分是一系列不證自明的基本法律原則（fundamental legal principles），另一部分則是經由演繹推理從基本法律原則中推導出來的一系列規則（rules）。例如，古典契約法認為，在原則上只有基于協商的 允諾（a bargain promise）才是可以執行的（enforceable），盡管基于純粹的歷史背景有時會有所例外。那么，一個不可撤回的要約（a firm offer）——為使要約公開，其允諾未經協商——是否可以在法律上執行呢？對于古典契約法來說，答案是否定的。這一結論可經由演繹法推導而來：以“只有 協商才有約因（consideration）”作為大前提（the major premise），而小前提（the minor premise）是“公開不可撤銷的約因沒有經過協商”，其結論就是“不可撤銷的約因在法律上不能執行”。
又例如，古典契約法認為“協商只有通過要約（offer）和承諾（acceptance）才能形成”。那么，對于單邊契約（unilateral contract）的要約在履行完畢前是否可以撤銷，即使受要約人（offeree）已經開始履行？古典契約法的結論是：可以。這一結論也可以經由演繹法 推導出來：大前提是，除非要約人（offeror）為保持要約的公開而做出協商的允諾，否則他就可以在受要約人承諾之前的任何時點撤銷要約；小前提是，單 邊契約的要約沒有經過協商，而且在發生履行行為前并未被承諾；演繹推理的結論就是，即使受要約人已經開始履行，只要沒有履行完畢，單邊契約的要約都是可以 撤銷的。
這些例子都表明，古典契約理論實際上采用了一種形式主義的方法論，其對于形式推理中的演繹推理尤為倚重。
2.客觀化（objective）和標準化（standardized）[7]
按照不同的標準，契約法的原則可以被劃入不同的區域（spectra）。客觀性（objectivity）和主觀性（subjectivity）就是 其中的一個領域。如果某個契約法原則的適用直接依靠對客觀世界狀況的直接觀察，那它就可以歸入“客觀的”這一領域；而如果其適用依靠某一不可觀察的主觀精 神狀態，那它就要歸入“主觀的”這一領域。而標準化（standardization）和個別化（individualization）又是其中的另一個 領域。如果契約法原則的適用依靠于一個抽象變量——而這個變量又與當事人意圖或者特定的交易情況沒有聯系——那么就可以把這種契約法原則歸入“標準化”的 行列；而如果契約法原則的適用依靠與當事人意圖和特定交易環境相聯系的具體情形變量，那就可以將其歸入“個別化”的范疇。
對于古典契約法而言，幾乎其所有的規則都屬于“客觀的”和“標準化的”。因此，古典契約法所采用的協商原則（the bargain principle）、口頭證據規則（the parol evidence rule）、客觀解釋理論（the objective theory of interpretation）等都屬于“標準化（standardized）”規則；而為古典契約法所拒絕采用的顯失公平 （unconscionability）、誠信談判義務（the duty to negotiate in good faith）和主觀解釋原則（subjective principle of interpretation）等又都屬于“個別化（individualized）”規則。
3.靜態的（static）[8]
古典契約法是靜態的而非動態的（dynamic）。因為，古典契約法幾乎將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了一個單一的瞬間（instant）——契約成立的那個 瞬間——而非一些動態的過程，例如，談判的過程以及契約關系（contractual relationship）的發展過程。
4.暗含“完全市場”范式（paradigm）[9]
古典契約法暗含這樣一個范式：協商是經由在陌生人（strangers）間在一個完全市場（a perfect market）上的交易達成的。因此，古典契約法拒絕采用“不公原則（principles of unfairness）”，因為這一原則幾乎僅適用于那種要么在場外（off-market）、要么在非常不完全的市場（imperfect market）中發生的交易，而不適用于陌生人間在完全市場進行交易所形成的契約。
5.“理性人（rational-actor）”假設[10]
古典契約法建立在“理性人”假設模型心理學的基礎之上。“理性人”假設認為：面對不確定性（uncertainty）的個人在做出決定時，都可以最大 化他們主觀上的預期效用（expected utility），并且可以將所有的未來收益（benefits）和成本（costs）都折現為當前價值（present value）。
值得一提的是，古典契約法規則中還暗含著這樣一種假設：人是充分了解包括法律在內的相關信息的，并且通過其理性行動去擴展他們的自我經濟利益 （economic self-interest）。這種假設可以解釋一些相關的規則，比如，如果一個人簽署了一份文件，就認為他已經讀過并且完全了解該文件的內容。該假設還 可以解釋為什么不必檢驗“協商（bargains）”的公正性（fairness）：因為如果人們在謀求自身利益時總是理性行為的，由于沒有欺詐 （fraud）、強迫（duress）之類的存在，所有協商都應該是公平的（fair）。
實際上，傳統意義上的“私法”也是以理性人假設為前提的。所以，當經濟發展出現市場失靈之時，“私法”和古典契約法的不自足，就自然而然的顯現出來了。
（二）對古典契約法的簡要批評
如果說關系契約理論是對古典契約理論的超越，那就需要明確，古典契約理論到底在哪些方面存在不足。本部分主要圍繞古典契約法的缺陷進行闡述。 Eisenberg認為，如同Mary McCarthy曾經說Lillian Hellman所寫的每一個詞都是不誠實的一樣，古典契約理論的每一方面都是不正確的（incorrect）。他主要圍繞前述古典契約法的五個特征對其缺 陷進行了批駁。
1.法律必須經過社會性命題（social propositions）的正當性檢驗[11]
首先，Eisenberg認為，法的不證自明理論是不能成立的。沒有什么學理命題可以由所謂“不證自明”獲得正當性。因為學理命題最終只能經由道德、 政策和經驗等社會性命題才能得到正當性。此處還必須分清“學說的正當性（justification of a doctrine）”和“遵循學說的正當性（justification for following a doctrine）”之間的區別。一旦某個學說被采納，則或者由于穩定性利益、信賴或相類似的利益，或是由于一些社會理由，它將毫無爭議的被遵從（be followed）。但是，這只能賦予“遵從該學說”這種行為本身以正當性，并不能使“該學說”本身得以正當化。
其次，演繹理論也并不比“不證自明理論”更有說服力。一種學說即使在規范意義上被正當化了，但它仍不能作為演繹推理的前提。因為，基于社會命題的考 慮，所有的學說都可能有一些截至目前無法明確表述的例外（as-yet-unarticulated exceptions）。這種例外產生的原因是，支持某種學說的社會命題往往不能拓展到該學說范圍內的一些新的事實類型（fact pattern）。Eisenberg還舉了捐助允諾的例子，認為當該允諾被合理信賴之時，捐助允諾規則就應該設置一個例外規定。
至此，古典契約法的第一個特征已經被否定掉了。
2.契約法中的多數規則應該是個別化的和主觀化的，或者同時具有這兩種特性[12]
決定契約法內容的一個基本規則是，在滿足特定條件和適當限制的前提下，契約法要有利于實現當事人的交易目標。因為契約法應該有利于擴展合同當事方的利益，所以契約法規則必須要考慮和反映特定的交易情形以及特定案件中當事方的主觀意圖。
契約法規則應該是主觀的還是客觀的，應該是標準化的還是個案化的，都必須在法理規則的基礎之上決定。故而，古典契約法對于客觀化、標準化的規則的過度偏好（overriding preference）是不正確的。
3.契約法應該考慮整個合約過程中的動態方面（dynamic aspects）[13]
Eisenberg認為，真實的交易過程并非只發生在某個瞬間，而是一個有著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動態發展過程。因為這一特性，所以為實現交易當事人目標的契約法也必須反映出這一現實的動態發展過程，而非用靜態規則去否認現實。
4.古典契約法的典型范例（paradigmatic case）是非常態（abnormal）的例子[14]
Eisenberg認為，古典契約法認為交易是陌生人間在完全市場上進行的這種判斷是有瑕疵的。因為事實上，契約很少在陌生人間和完全市場上達成。
5.“理性人假設”不足以解釋契約當事方的行為[15]
古典契約法的“理性人假設”是以“理性人心理學（rational-actor psychology）為基礎的。但是大量認知心理學（cognitive psychology）的理論和經驗研究表明，這種假設是缺乏解釋力的。[16]雖然理性人假設仍然是通用的經濟選擇模型，但經驗證據顯示，這一模型經常 與實際情形有所偏差，因為它不考慮智識（cognition）的有限性。正如Tversky和Kahneman所指出的那樣，理性人假設將作為決策者的人 過于理想化了（idealized），以致并沒有對真實生活中的人的行動做出描述。[17]
與理性人假設相反，認知心理學認識到了智識的有限性。對于契約法而言，有三種智識有限性具有顯著的意義：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非理性處斷（irrational disposition）和能力缺陷（defective capability）。
總體而言，認知心理學考慮到了人類智識的有限性，而這是理性人心理學所沒有考慮到的。因此，基于理性人假設的古典契約法，往往因假設契約方會理性行事，而經常無法反映出契約形成的真實情境（actual circumstances）。
至此，Eisenberg通過對古典契約理論的特征介紹，以及緊密圍繞其特征進行的批判，為關系契約理論的引入奠定了基礎。
三、關系契約理論的“今生”：以相關概念的定義為核心
通常認為，關系契約理論是由Ian Macneil在批判古典契約理論的基礎上，為回應不斷變遷的社會現實，經由語境化建立起來的。Eisenberg甚至認為，關系契約理論是古典契約理論 的一個鏡像（a mirror image），[18]這是因為：古典契約法是不證自明的和演繹的，而關系契約理論是開放的（open）和歸納的（inductive）；古典契約法是標 準化的，而關系契約理論是個別化的（individualized）；古典契約法隱含著交易是陌生人間在完全市場上達成的范式，而關系契約理論則認為，交 易通常是由有持續關系（ongoing relationship）的人，在往往是雙邊壟斷（bilateral monopoly）的市場上發生的；古典契約法是靜態的，關系契約理論是動態的（dynamic）；古典契約法建立在理性人假設心理學之上，而關系契約理 論則不是，它認為人既是完全自私自利的，又是完全的社會性生物，所以人總是在把他的集體的利益置于自我利益之前的同時，將自我利益放在了第一位。[19]
Eisenberg認為，拋棄了傳統契約法路徑與假設的關系契約理論看起來很不錯。但是，要想構建一個實體的“關系契約法（relational contract law）”卻需要比簡單進行拋棄更多的東西——比如，基于已經被道德、政策和經驗所正當化的路徑與假設之上的一些新的法律規則。但是，這卻是關系契約理論 沒有到達并且也無法到達的一個領域。[20]因為，在關系契約理論的語境中，是不可能容納一個具有法律上可操作性，并且足以區分關系契約和非關系契約 （nonrelational contracts）的定義的。
一個試圖解決這一難題的方法是，將關系契約定義為非“不連續的”（not “discrete”）契約。當然，這一方法首先需要定義什么是“不連續契約（discrete contracts）”。因此，許多學者都嘗試給“不連續契約”下一個定義：Vic Goldberg將其定義為“在契約形成前，契約方之間不存在義務的契約”，但是，即使在關系契約中，在契約形成前契約方之間也是沒有義務存在 的；Macneil有時將“不連續性（discreteness）”看做一種特性而非某種契約的定義，在這種進路下，如果一種契約中比較少有某些特定特征 ——比如，不太長的期限，較少的人格交互，較少的未來合作負擔等——那它就是不連續性契約，反之，如果含有較多此類特征，那就屬于關系契約領域。
Eisenberg認為，如果我們僅從社會性和經濟的視角來審視關系契約的話，上述定義方法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這種方法不能被操作化。在此方法下， 很多契約將同時具有關系性和不連續性要素。所以，除極少數案例外，根本無從知道契約法的一般規則或關系契約的特殊規則可被應用于任意給定案件。如果規則的 適用性需要依賴契約在“光譜”范圍中所處的位置的話，這種規則無疑僅僅是名義性的。
因此，如果非要簡歷契約法規則去規制關系契約的話，就需要先確立關系契約的定義：這個定義不僅要關注一個或者多個對于界分關系契約和不連續契約具有實 際意義的特征，而其還必須能夠使應運于關系契約的相關規則具有正當性。例如，這種定義必須關注的特征之一是期限（duration）。事實上，正如 Goetz和Scott所指出的，“雖然總是存在一定的模糊性（ambiguity），但卻存在一種將‘關系契約’等同于長期契約安排（long- term contractual involvements）的趨勢”。[21]因此，“長期契約”幾乎已經成為關系契約的同義詞（synonym），但這對于關系契約的定義并無實際意 義，因為“期限”這一特征的意義已然消解。
雖然“較長期限”并非關系契約的一個決定性特征，但是它還是契約法中的一個獨立變量。因此，所有長期契約都適用一些特殊的規則，而這種適用并不考慮該 契約是否是關系性的。Eisenberg在對Mill的理論進行評價后認為，由于智識上的有限性，契約的期限就顯著增長，但較長的期限本身并不能使一個契 約具有關系性，而較短的期限也并不意味著使一個契約具有不連續性。[22]
另外，Goetz和Scott在否認了期限作為測試一個契約是否具有關系性的標準后，提出了另一個定義：在一個具有關系性的契約中，契約當事人不能對 一些已經良好界定了義務安排的重要條款進行限制或排除。但Eisenberg認為，契約當事方在事實上從來就沒有能力排除關于其義務安排的所有重要條款， 并認為這一點已被100多年前的Lieber所證明。[23]
在分析了其他學者對關系契約進行定義但失敗的過程之后，Eisenberg指出，事實上，關系契約的定義可謂唾手可得（readily at hand）。他指出，關系契約一個最明顯的定義是，它是一種不僅僅涉及交換（exchange），還涉及契約方關系（relationship）的契約。 相應的，不連續契約一個最明顯的定義是，它是一種僅僅涉及交換而不涉及關系的契約。他還認為，Macneil本人有時也比較偏愛這個定義，并舉出了麥氏在 《新社會契約論》一書中對不連續契約所做的一個定義：“（不連續契約是）一個在簡單的商品交換之外，在當事方之間不存在其他關系的契約”。更為重要的 是，Eisenberg認為這種定義不僅具有可操作性，而且還可以反映“關系性（relational）”這個術語的一般含義；另外還能凸顯出其他定義的 一個重要缺陷：它們都沒有反映出契約中所包含的“關系（relationship）”意蘊，離這一術語的本意相差甚遠。
雖然對不連續契約做出了界定，但Eisenberg隨即指出，不連續契約在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因為幾乎所有的契約要么創造關系，要么反映關系，故而， 不具有關系性的不連續契約就像神話中的獨角獸一樣虛幻。他甚至認為，即使像那種簡單到只是修筑一個籬笆的契約，都會創造出關系。[24]
為了爭辯，Macneil想象出一個不連續契約的概念，并將這種契約推向了一個極端。他舉了這樣一個例子：中午，兩個陌生人分別從小鎮的相反方向行走 時相遇，一個走路，一個騎馬。走路的人提出要買馬，經過一番討價還價后，商定在日落前交付10美元來作為買馬的對價。如果假設這兩個陌生人從現在起直到日 落間的這段時間沒有任何關系，他們也不會再見到彼此，而且彼此都有種“維京海盜和野蠻的撒克遜人做交易”的感覺。與此類似，Oliver Williamson也舉例來說明什么是不連續契約。[25]但是最終，Macneil承認不連續契約是“一種不可能的事物”，并且認為它“完全是虛構的 ”。
在否認了“不連續契約”是事實存在之后，Eisenberg認為，古典契約法受到拋棄的一個原因是，其在一定意義上基于“多數契約是不連續的”這樣一 種錯誤的經驗前提。然而，頗為反諷的是，關系契約理論也犯了一個可相比擬的錯誤：基于“關系契約僅僅是契約這一大類的一個特殊子范疇 （subcategory）”的錯誤經驗前提，關系契約理論認為應該有一些特殊的規則來規范關系契約。[26]但事實上，幾乎所有的契約都具有關系性，故 而關系契約并非契約項下一類特殊的子范疇。故而，關系契約不應也不能被一些實體性的特殊契約規則所約束。因為，關系契約和契約幾乎是同一個概念，所以不可 能有規范關系契約的特殊法律規則存在。
接下來，Eisenberg列舉了相關文獻中提出的為關系契約而設計的特殊規則。[27]對這些規則進行分析后他認為，因為在契約和關系契約之間不存 在顯著差別，故而這些規則可以被分為兩類：一類對所有契約都適用，即契約法的一般原則，例如，情勢變更的原則，“盡其所能（best-efforts）” 或者“任意終止（termination-at-will）”條款都可以適用于所有契約。另一類則是不適用于所有契約的規則，例如誠信談判的義 務。[28]與前述路徑不同的是，Eisenberg在部分文獻中發現，為使一些特殊規則能夠適用于關系契約，Macneil嘗試將關系契約法定位于特殊 的成文法，例如ERISA、OSHA等。但Eisenberg認為，這種路徑仍然不能表明實體關系契約法的存在。他認為，雖然這些規則可能反映了一些社會 規范（social norms），但是，如果沒有允諾或者至少是承諾的“細胞（matrix）”，契約法并不能得到有效發展。因此，沒有允諾性質的關系或者義務不應該受到契 約法——無論其是否是關系性契約——而應該受到家庭法或侵權法等相關實體法的規制。
Eisenberg甚至認為，在事實上，即使是那些規制由允諾所引發關系的法律規則，也不能僅僅因為其接觸到一些關系就必然構成契約法規則。例如，禁 止買賣毒品之契約的法律規則并不是契約法規則，盡管它也涉及到由允諾引發的關系。簡言之，Macneil的特別成文法列表，以及其他文獻中提及的為關系契 約所設計的規則，都不能說明關系契約法的存在。[29]
Eisenberg文章的最后總結了關系契約理論對古典契約法的兩大改進：一是將傳統契約法的靜態特征轉變為對發展過程的動態關注；二是古典契約法的 一個經驗前提是多數契約的不連續性，而關系契約理論則從經濟學和社會學兩方面闡明了締約過程。而且，關系契約理論在處理特殊種類的契約問題方面也具有優 勢。由于其上述貢獻，Eisenberg認為關系契約理論是促成現代契約法形成的一個重要因素。[30]
在肯定了關系契約理論的成就和地位之后，Eisenberg也指出了其存在的問題，認為關系契約理論沒有實現也不可能實現創制一部關系契約法的任務。 其理由在于，關系契約并非是一個特殊種類的契約，因為幾乎所有契約都是關系性（relational）的，作為大類的契約和關系契約并無明顯差異，關系契 約也應處于一般契約法原則的規制之下。當然，特定種類的契約也表現出特殊的問題，但這些問題并不是因為特定種類契約是關系性的這一事實而產生，而是因為一 些更為具體的屬性（attributes）所致。[31]
四、關系契約理論的“未來”：基于發展現狀的展望
上文對關系契約理論已有所論述，其除了對契約理論、傳統公司法等具有重大影響外，還擴展到了社會學、經濟學、管理學等其他學科。例如，受 Macneil研究的啟發，經濟學家Williamson提出了“特質交易”的經濟學理論。[32]可見關系契約理論影響之廣泛。而僅就法學領域而言，關 系契約理論有兩點啟示值得關注：其一，它批判了“理性人假設”模式的不足之處，不僅動搖了古典契約法的根基，也動搖了同樣以“理性人”為假設的傳統私法的 根基，傳統公私法劃分的不自足也由此突顯；其二，古典契約理論認為人只追求自利，而關系契約理論則認為人既有自利也有利他的動機，為人與人之間的合作，以 及社會規范（social norm）等的施行提供了可能性。
但是，契約理論是一個漸進的歷史發展過程。關系契約理論作為契約理論之一種也概莫能外。它從出現伊始就受到了很多激烈批判：例如，Hugh Collins認為，將關系性契約作為契約行為的分析工具并沒有益處；[33]Richard Posner認為，Macneil的合約理論并無實質內容；[34]等等。但是，關系契約理論自身也在批評中不斷得以完善，而且其影響力不斷擴大，從法學 界拓展到其他社科領域。僅以關系契約理論的名稱演變為例，該理論創建之初被稱為“關系契約理論（relational contract theory）”，而Macneil后來又認為，只要符合以下四個核心命題的理論均可稱為關系契約理論：第一，各項交易均包含復雜的關系；第二，理解任何 交易均需理解其所有基本要素；第三，對交易的有效分析需要承認和考慮所有基本要素；第四，關系和交易相結合的分析更為有效。因而，他在2000年時將關系 契約理論改名為“要素契約理論（essential contract theory）”，[35]以免與其他冠以關系契約名稱的理論相混淆。
由于關系契約理論自身是一個開放和發展的體系，所以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它還將在對自我的不斷完善中發揮更大的影響力，直到新的、更有解釋力的契約理論出現。但即使到那時，關系契約理論也還是整個契約理論發展歷史中輝煌奪目的一個部分。
【作者簡介】
郭劍寒，畢業于吉林大學法學院，現就讀于北京大學法學院、美國南美以美大學法學院，主要從事公司、金融、證券、破產及知識產權法律研究。
【參考文獻】
[1] See Grant Gilmore, The death of Contract (Ronald K. L. Collins ed., 2nd ed.),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9, 95, 103-05.
[2] 參見【日】內田貴：《契約的再生》，胡寶海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31-140頁。
[3] See Melvin A. Eisenberg, Why There is No Law of Relational Contracts, 94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805-21 (2000).
[4] See Melvin A. Eisenberg, supra note 1, at 810.
[5] See Melvin A. Eisenberg, supra note 1, at 805.
[6] See Melvin A. Eisenberg, supra note 1, at 805-07.
[7] See Melvin A. Eisenberg, supra note 1, at 807.
[8] See Melvin A. Eisenberg, supra note 1, at 807.
[9] See Melvin A. Eisenberg, supra note 1, at 808.
[10] See Melvin A. Eisenberg, supra note 1, at 808.
[11] See Melvin A. Eisenberg, supra note 1, at 809.
[12] See Melvin A. Eisenberg, supra note 1, at 809-10.
[13] See Melvin A. Eisenberg, supra note 1, at 810.
[14] See Melvin A. Eisenberg, supra note 1, at 810.
[15] See Melvin A. Eisenberg, supra note 1, at 810-12.
[16] See Thomas S. Ulen, Cognitive Imperfections and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12 Hamline L. Rev. 385 (1989).
[17] See Amos Tversky and Daniel Kahneman, Rational Choice and 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59 J. Bus. S251, at S251 (1986).
[18] See Melvin A. Eisenberg, supra note 1, at 812-13.
[19] See Ian R. Macneil, Values in Contract: Internal and External, 78 NW. U. L. Rev. 340-48 (1983).
[20] See Melvin A. Eisenberg, supra note 1, at 813.
[21] See Charles J. Goetz and Robert E. Scott, Principles of Relational Contracts, 67 Va. L. Rev. 1089-91 (1981).
[22] See Melvin A. Eisenberg, supra note 1, at 814-15.
[23] See Melvin A. Eisenberg, supra note 1, at 815-16.
[24] See Melvin A. Eisenberg, supra note 1, at 816.
[25] See Oliver E. Williamson, 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 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 22 J. L. & Econ. 233,247 (1979).
[26] See Melvin A. Eisenberg, supra note 1, at 817.
[27] See Melvin A. Eisenberg, supra note 1, at 817-18.
[28] See Melvin A. Eisenberg, supra note 1, at 819.
[29] See Melvin A. Eisenberg, supra note 1, at 821.
[30] See Melvin A. Eisenberg, supra note 1, at 821.
[31] See Melvin A. Eisenberg, supra note 1, at 821.
[32] See Oliver E. Williamson,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Free Press 1995, pp.37-50.
[33] See Hugh Collins, Regulating Contrac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43.
[34] 參見【美】理查德·A·波斯納：《超越法律》，蘇力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504頁。
[35] See Ian R. Macneil, Relational Contract Theory: Challenges and Queries, 94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881-894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