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士“村官”
許章潤
法學院的畢業生去做“村官”，這是近兩年里的新鮮事，令人一則以喜，一則以憂，而喜少憂多。如果說人生如長征，而法律終究不過一種生活方式，那么，觀察鄉民的日常灑掃應對，體貼底層中國的組織和秩序，探究社會生活的實踐邏輯，對于釋證紙面之法，進而改進紙面之法，油然生出謀求愜意而理性的美好人世生活的責任心來，其實未為壞事。在此過程中，揣摩世道人心，溫習世故情理，學習辦事做人，懂得人生在世吃碗飯其實是一件艱難的事，都是課堂上難以真切教授的，而這些恰恰才是真正的知識。長程跋涉的第一步雖然艱苦，卻堅實，“村官”也算是沒白當。
畢竟，即便時至今日，鄉村秩序依然是中國最為真實的存在，而法律和法律人是以料理人事而造福人世為職志的，從來都是一種實踐智慧，需要的是實際干才。這一人生歷練可能正可以提供這一才干的見習和訓育機會。所謂閱世閱人，見微知著；任事任道，自靖而已。不僅是法科畢業生，無論學習的是哪一種專業，能夠立志從基層走出自己的人生之路，或者借用一句時髦的話叫做“基層創業”，總是有志男兒。而中國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一輩，正需要心懷此志，方能成就大業，中國也才有希望。
但是，法律畢竟是一種高端職業，現代法制尤其是以工商社會形態為基本預設，而以利益最大化的陌生人作為人格形象建立起來的規范體系。很難想象，刻下中國的鄉村里能有多少真正的法務，需要動用工商社會的規則來打理，或者，竟是現代法制能夠打發得了的。如此，則法科畢業生要么忙于計劃生育，抑或“新農村”建設的種種，竟或不過寫寫畫畫，則四年的法學院職業培訓，于公于私，收效也太低了。聽說在北方某山村，一個自動化專業的畢業生的最大貢獻不過是替鄉親們修修電視機。這不僅是個人不能承受之重，更是國家不能承受之輕。一項調查顯示，當村官的大學畢業生專業各異，理工醫農文法，一應皆全。他們在鄉村究竟能發揮多大作用？如果有什么作用的話，是否一定要大學生才能發揮這樣的作用？迄而至今，既無實證數據，也沒有翔實的報道，總讓人覺得怪惋惜的。
人才有心智與心性之別。有些人擅長并且樂于做生意，縱橫商場，可要他坐冷板凳治學，他便百無聊賴，無所作為了。反之亦然。這正如裁縫打不了鐵，搞IT的面對殺豬行當可能顯得體弱智弱。“村官”與“大學生”，是不是這個理兒呢？其間溝壑重重，哪里是一面倒的言詞所能一言以蔽之的。
當然，筆者并非主張法科畢業生一定要從事法務才算正道。其實，法學是一門經世技藝，以規則之治服務人生，希望將事實予以清晰歸置，營造一個權利和義務衡平的和諧人世。如此，則法科畢業生從事法務固為用其所學，經商、從政或者社會活動，亦為正業。就此而言，當村官正好是一種見習。只是在中國目前的情形下，體制保障、公平爭競的環境乃至于正常的人際交往氣氛等等，尚付闕如，他們究竟能夠見習些什么呢？抑或不過是臨時性政策的試驗品呢？身為教師，為弟子慮，我無法放下心來。
而且，迄至目前，所謂“當村官”尚非一種建制性設置，毋寧是一項權宜性安排。無論是承諾三年“鍛煉”以后考研加分，還是準允將來“提干”可以作為一項“參考”資歷，抑或優先錄取公務員，乃至于“一律給予北京市戶口”，凡此恰恰說明大家心照不宣，都以三年為期，期滿走人，并沒有長遠制度性打算。報載最早實行此制的海南已經遇到了“后期管理”的問題，可見所慮并非無據。同時，報道還說村官放言“扎根的歡迎，鍍金的走人”，迎拒之間頗顯主人心態，諸侯風度，那些連自己都說不清究竟能待多久的孩子們，身處眾鄉親之中，如何應對，豈是“鍛煉”二字所能了得。
筆者起居校園，目睹如今的大學生，不少似乎心懷大志、滿腹經綸的樣子，而將不通人情世故甚至不講禮貌當作人格獨立，可就是連畢業找工作還得老爸老媽出面。因此，有此歷練，也是好事。可正因為有“老爸老媽”，他們也就無需此一歷練了。僅從經驗觀察來看，當“村官”的多為貧寒子弟，無背景，無外力，只好自求多福。因此，是否能夠規定以后凡是提拔干部，均需有此歷練，或者大機關根本就不直接招人，一律從大學生村官中憑公務員考試錄取。好像這樣才更公平。否則，倒霉的還是貧寒子弟。
其實，鼓勵大學畢業生下鄉當村官，說穿了不過是對于“就業難”的一種簡易對策，總讓我想起某種“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時代場景。這不，一位官員就語調不詳地對我說：這是一個好機會，我要兒子不爭，讓給同學們！如此一來，“同學們”只好去“爭”了。豈止是“爭”，還要掛紅花，披紅綢，敲鑼打鼓歡送呢！——這不又是那年頭的場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