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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稿
堅持正確學術方向繁榮中國法學研究 孟建柱 |
□ 特稿
堅持正確學術方向 繁榮中國法學研究
——《中國法學》創刊30周年祝詞
孟建柱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
欣聞《中國法學》迎來而立之年，我謹代表中央政法委，對《中國法學》30年來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賀！向全國廣大法學法律期刊工作者致以誠摯問候！
《中國法學》伴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法治建設步伐，以鮮明辦刊特色站在中國法學研究前沿，成為中國法學理論創新的主陣地和中國法學學術的標桿。創刊30年來，《中國法學》始終堅持正確的學術方向，形成了法學人才培養和法學理論研究并重、法學學術創新和法治實踐結合、解決中國法治問題和借鑒人類法治文明優秀成果統一、學術思想性和規范性并行的辦刊優勢，為繁榮法學研究、推進依法治國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和人才支持。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僅需要物質層面的國強民富，而且需要制度層面的文明振興。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法治在治國理政中的重要作用，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2013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了建設法治中國的宏偉目標，為做好新形勢下政法工作指明了方向，也對《中國法學》等法學法律期刊提出了新要求。希望《中國法學》以創刊30周年為契機，緊緊圍繞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和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的主線，充分發揮法學思想寶庫作用，不斷推進法學理論、法治文化創新，進一步提升引導力、擴大影響力，在法治中國建設的偉大實踐中再立新功。
希望廣大法學法律期刊工作者和法學研究人員堅持正確方向，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正確的政治方向和學術方向，決定著刊物的生命。所有法學法律期刊，都應以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為辦刊宗旨，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目標，對我國法治實踐進行總結，創造性地升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理論和法治思想。為中國法治實踐服務，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服務，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服務，這是所有法學法律期刊共同的前進方向。
希望廣大法學法律期刊工作者和法學研究人員勇于推進學術創新，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提供科學的法學理論支撐。創新是法學進步的靈魂。思想性和實踐性相結合，決定著刊物的質量。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法學理論支持，是所有法學法律期刊和法學研究人員的神圣使命。要堅持問題導向，加強對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中法律問題的研究，以理論的進步推動制度的完善，努力使我們的改革更具理性、科學性，我們的制度更加符合規律性、保持先進性。
希望廣大法學法律期刊工作者和法學研究人員進一步創新研究方法和機制，倡導百家爭鳴和百花齊放的學術風氣，創立協同研究的新機制。研究的方法和機制，決定著刊物是否具有活力。廣大法學法律期刊工作者和法學研究人員要密切關注世界范圍內法學理論研究的發展趨勢，積極開拓新的法學研究領域，創新法學研究方法，提高理論創新和學術創新能力，著力打造符合我國實際的法學理論體系和法治話語體系，提升中國法治在國際上的話語權和影響力。要進一步創新法學理論研究機制，建立實務部門與科研機構之間、不同科研機構之間、大學與科研機構及實務部門之間的協同創新機制，努力把法學理論研究成果轉化為推動法治建設的強大力量。要引導廣大法學法律工作者養成堅持真理、實事求是的學術態度，形成信仰法治、堅守法治的定力，營造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研究氛圍，為廣大法學法律工作者尤其是青年法學法律工作者搭建脫穎而出、施展才華的寬闊平臺。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呼喚著我們，黨和人民對我們寄予厚望。衷心祝愿廣大法學法律工作者中涌現更多視野開闊、功底扎實、能夠研究解決中國法治建設實際問題的理論家。
(責任編輯：張新寶)
在《中國法學》雜志創刊30周年紀念座談會上的講話
王樂泉 中國法學會會長
同志們：
今年，《中國法學》雜志迎來了創刊30周年。我代表中國法學會，向幾十年來關心、扶持、指導《中國法學》茁壯成長的中央領導、有關部門和專家學者，向與雜志相伴相隨、熱心參與、給予厚愛的作者和廣大讀者表示衷心的感謝！向為雜志的誕生和發展辛勤耕耘、付出心血的幾代辦刊人表示誠摯的問候！
1984年，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春風，《中國法學》應運而生。從誕生之日起，《中國法學》就以繁榮法學研究、推進依法治國為己任，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堅持理論聯系實際，追求學術創新，嚴守學術規范，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民主法制建設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和人才支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理論的重要陣地。
30年來，《中國法學》始終堅持正確的辦刊方向。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作為組織引領法學研究和辦刊的根本指導思想，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理論體系的研究和建構。以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宗旨，堅持服務于法治實踐，緊緊圍繞當代中國法治建設中的重大實踐問題和理論問題組織稿件、引導法學研究。
30年來，《中國法學》推出了一大批優秀的作品，培養造就了一大批優秀的法學家。準確把握法治建設不同時期的理論需求，積極回應法治實踐和法學各學科的熱點難點問題，及時組織發表具有重大實踐價值和理論價值的文章，與30年來中國的法治進程相伴隨、相呼應，對推進國家法治建設、完善法律制度和法學學科的繁榮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現在活躍在法學法律界的知名專家學者、歷屆“全國十大杰出青年法學家”都是雜志的優秀作者，其中不少人在研究生、講師時代就在《中國法學》發表論文，積累學術資信，逐漸成為成熟有為的學者。可以說，《中國法學》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法學家成長的重要搖籃。
30年來，《中國法學》引領了良好的學術風氣。始終堅持理論的原創性，始終倡導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始終強調論文的學術規范性，嚴格實行符合國際學術期刊慣例的匿名審稿制度，公正進行學術評價，反對急功近利和學術浮躁。牽頭法學期刊研究會，長期組織研究法學論文的學術規范問題，為進一步端正我國法學界的學術風氣，提升法學研究成果的整體質量，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促成了法學學術共同體的形成。
30年來，《中國法學》塑造了鮮明的辦刊風格。堅持學術性，強調理論高度和學術品位；堅持基礎性，鼓勵扎實厚重的基礎理論研究；堅持重大性，對法治建設進程中帶有根本性的問題進行理論闡釋；堅持前瞻性，對我國法治建設的重大前沿問題組織研究，指導法治實踐，推進法治進程。
30年來，《中國法學》追求卓越，終成大業。在張尚鷟、宋樹濤、郭道暉、周國均、陳桂明、張新寶為總編輯的幾代辦刊人的不懈努力下，在學界同仁的厚愛和支持下，《中國法學》經過30年的努力，成為中國法學界最具影響、最具權威的學術期刊之一。連續四次獲得我國期刊界最高獎——國家期刊獎。2013年，影響因子在2000多種人文社會科學期刊中排名第二，在法學期刊中名列第一。可以說，《中國法學》已經成為我國法學界頂尖、人文社科界一流的學術期刊。2013年3月，在中央政法委的支持下，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準《中國法學》英文版正式創刊，為我國法治理論參與國際交流提供了嶄新、寬闊的平臺。
回顧《中國法學》輝煌的30年，我們特別感謝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關懷。1984年，彭真同志親自題寫刊名，并在創刊號上發表重要文章。1992年，朱镕基同志賜稿我刊，對國企改革重要問題作了深刻闡述。1994年《中國法學》創刊10周年之際，李鵬、喬石、任建新、彭沖、雷潔瓊、王漢斌為《中國法學》題詞，對《中國法學》的辦刊成就予以肯定。我們特別感謝廣大法學家對《中國法學》始終如一的關心和指導，特別感謝廣大作者和讀者的愛護和支持，感謝百余名匿名評審專家在幕后的默默付出！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借此機會，我就如何更好發揮《中國法學》在引領法學研究、推進法治中國建設中的作用，提幾點意見：
一是，《中國法學》要著力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理論體系。在法學研究過程中，要立足國情和本土資源，善于總結建國60多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取得的成就、積累的經驗和教訓，注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對傳統文化的真實傳承，在此基礎上提煉升華，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理論體系。要處理好對西方法學理論的批判與借鑒的關系。法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共同成果，要以開闊的眼界和胸懷，密切關注世界范圍內法學理論研究的發展趨勢，但又要批判性地開展研究，創造性地予以借鑒，切不可不加區分地全盤接受。《中國法學》作為法學研究的重要理論陣地，要引導廣大法學法律工作者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增強對我國法學理論和法律制度的自信，努力打造符合我國國情的法學理論體系和法治話語體系。《中國法學》英文版也要力爭多發表一些能反映我國法治成就、中國模式法治道路和中國特色法治理論的好文章，在國際法治領域積極發出中國的聲音，進一步提升中國法治在國際上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二是，《中國法學》要著力服務于法治中國建設這個中心和大局。2013年1月，習近平同志就做好新形勢下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提出了建設法治中國的宏偉目標。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推進法治中國建設”進行了專章部署。法治中國是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實現中國夢的根本保障。法治中國建設對法學理論創新、法律制度創新、法治實踐創新、法治文化創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涉及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全面深化改革，需要依法進行，需要法治作為保障。可以說，我國法學界、中國法學會承擔的任務從未像今天這么光榮、艱巨和迫切。《中國法學》要組織法學家圍繞法治中國建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中的全局性、戰略性、前瞻性問題開展研究。
近幾年，《中國法學》雜志抓住了我國法治建設的重點難點，針對海洋權益保護、農村集體土地權利、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全面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等問題組織專題聚焦，引導理論界加強研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今后，在選題設計上，要更加積極主動地追尋并回答法治中國建設中亟待解決、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組織開展研究。
三是，《中國法學》要著力加強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堅持問題導向，推進法學研究方法和機制創新。建構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理論體系需要法學理論的創新，而法學理論創新離不開法學研究方法和研究機制的創新。去年底以來，我在與地方法學會、法學法律界同志座談交流和陸續聽取了中國法學會十四個學科研究會的工作情況匯報后，有一個比較突出的感受，就是目前我們的法學理論與法治實踐相脫節的情況還比較突出。許多研究局限于學者個人的專業視野和學術興趣，缺乏明確的問題意識和深入的社會調研，對現實問題關注較少，難以為立法、執法、司法提供急需的理論支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而深化。要有強烈的問題意識，以重大問題為導向，抓住重大問題、關鍵問題進一步研究思考，找出答案，著力推動解決我國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問題。《中國法學》要鼓勵法學法律工作者站在國家戰略發展高度，站在實踐前沿，有的放矢地提出新問題、形成新觀點、產生新理論。
法學研究要進一步加強不同科研機構之間、科研機構與實務部門之間、不同地域之間、法學各學科之間、法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交流、互動和提升，開展協同創新。《中國法學》應當將自身打造為這樣一個高端平臺，充分發揮與學界和實務界聯系緊密的優勢，多組織一些專題研討會或筆談，邀請不同專業背景、理論界與實務界的專家暢所欲言，破除學科壁壘。多選用運用實證研究方法，數據詳實、論證充分、對策建議具有可操作性的文章。
四是，《中國法學》要著力營造寬松有序的學術氛圍。要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營造民主平等、生動活潑的研究氛圍，提倡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學術爭鳴。“雙百”方針是毛澤東同志在1956年提出來的，是黨發展科學、繁榮文學藝術的指導方針。歷史的經驗表明，凡是理論繁榮的時代，都是“雙百”方針堅持得比較好的時代。比如，上個世紀90年代《中國法學》主導的“權利本位”系列討論，就大大推動了法學理論進步。當前，在法學研究領域，總體來看，不同觀點立場、不同研究方法、不同學術流派之間的爭鳴還是不夠的，這也是影響法學研究繁榮深化的原因之一。要正確處理政治紀律與學術自由的關系。學術無禁區，但發表學術觀點不能違反紀律。學術研究必須有獨立思考，有發表自己意見、堅持自己意見和保留自己意見的自由，但是要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進行。法學研究的真正繁榮，需要建立科學的學術評價機制。《中國法學》和中國法學期刊研究會要發揮對法學研究和學術期刊規范化的引領作用，探索建立符合學術發展規律的、科學有效的、學術共同體公認的學術評價機制。
五是，中國法學會要對《中國法學》加強指導和支持，為《中國法學》更好發展提供堅實保障。中國法學會要在辦刊方向、思想建設上，加強對雜志的領導，并在辦刊條件上給予更大的支持，包括對《中國法學》英文版的投入。新一屆《中國法學》編委會主要由中國法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組成，匯集了我國法學界最權威的專家。《中國法學》在選題策劃、匿名評審等方面，要充分發揮編委會的指導和咨詢作用。中國法學會每年都有不少重大課題，形成了不少高質量的成果，要通過《中國法學》及時進行成果轉化，形成法學會組織法學研究的合力和合作機制。
三十而立。《中國法學》雜志已屆而立之年。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發揚傳統，與時俱進。《中國法學》雜志要不斷改革創新，鍛造出獨具特色的刊風、刊品、刊魂，使老牌雜志煥發出新的光彩，無愧于她的刊名，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朝著更高的目標出發，為繁榮法學研究、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再創新的輝煌！
謝謝大家！
(責任編輯：張新寶)
《中國法學》創刊30周年紀念座談會暨學術研討會紀實
陳貽健 本刊副編審，法學博士
一、盛 會
與中國改革開放和法治發展一路同行，《中國法學》走過了30年歷程，迎來而立之年。2014年5月16日上午，“《中國法學》創刊30周年紀念座談會暨新一屆編委會成員聘任儀式”在北京舉行。中國法學會會長王樂泉同志出席并講話，中國法學會黨組書記、常務副會長陳冀平同志主持會議并宣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同志的祝詞，中國法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鮑紹坤同志宣讀《中國法學》新一屆編委會成員名單，中國法學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法學》編委會主任張文顯教授介紹了雜志30年來的辦刊成就和經驗。中國法學會副會長任海泉、孫謙、朱孝清、王利明、吳志攀、黃進和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專職委員胡云騰大法官、江蘇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公丕祥教授、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陳光中先生，原《中國法學》總編輯宋樹濤、郭道暉、周國均教授和現任總編輯張新寶教授以及來自全國法學法律界的代表近150余人參加會議。可謂“少長咸集、群賢畢至”，實為法學界的一次盛會。
王樂泉等領導為《中國法學》新一屆編委會成員頒發了聘書。陳光中、黃進、胡建淼教授代表新老編委發言。王利明、沈巋、冷傳莉教授分別作為作者、匿名評審專家、讀者代表發言。韓大元、張廣興教授分別代表法學院校和法學期刊兄弟單位發言。郭道暉教授代表《中國法學》歷任總編輯、張新寶教授作為《中國法學》現任總編輯發言。與會者充分肯定了《中國法學》30年來取得的成就，對未來辦刊提出了希望和建議。
2014年5月16日下午，舉行了“《中國法學》編委會擴大會議暨學術研討會”，主題為“法治中國背景下的中國法學期刊”。在研討會上，沈國明、張衛平教授分別作主旨發言。林來梵、童之偉、許明月教授分別代表法學期刊單位發言。相關文摘、數據庫代表也作了發言。來自全國各地法學法律部門的代表積極參與討論并發言。
二、成 就
張文顯副會長指出，法學界歡聚一堂，慶祝《中國法學》創刊30周年，共同研討《中國法學》期刊和國內其他法學期刊的繁榮發展，是繼十大杰出青年法學家頒獎儀式之后中國法學界又一次盛會。創刊30年來，《中國法學》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一些有意義的工作：
第一，推動中國法學理論創新。《中國法學》創刊之時正是中國法學界思想解放的一個高潮時期，也是新中國改革開放以后法制建設春天來到的時期。《中國法學》先后組織了一系列重大的法學理論研究和討論，其中包括人治與法治、法律的階級性與社會性、法律的繼承性、人權、權力與權利、法治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治基本理論，以及后來不斷深入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理論體系、法治理論體系、法制話語體系等問題的討論。這樣一些討論都非常求真務實地推動了法學理論的創新，推動了法學理論體系的建構。理論的創新為制度創新和實踐創新開辟了道路，掃清了障礙。這是《中國法學》所作的一個方面的工作。
第二，服務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法學是一門實踐科學，服務法治建設的實踐，是法學的根本價值所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法治建設經歷了“快車道”的發展，在這個過程當中，《中國法學》發表了大量的優秀成果，這些成果成果涉及各個法學學科的研究，對各個領域的法治建設問題都進行了不斷深入的探索。《中國法學》在引領各個部門、各個領域的法學研究和法學探索的過程中，實現了服務于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實踐的任務。
第三，推動法學學科建設。《中國法學》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學科體系建設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無論是學科的基礎理論的奠基還是學科的體系框架的構建，無論是傳統學科的豐富、發展還是新型學科的確立，《中國法學》都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例如，80年代關于民法與經濟法的討論，對經濟法學科的形成奠定了非常好的理論基礎；前幾年關于社會法和環境資源保護法這兩個新型學科的建立，也都是建立在法學界充分論證的基礎上，論證當中很多重要成果都率先發表在《中國法學》。
經過30年的積淀和發展，在中國法學界的大力支持下，在中國法學會黨組的正確領導下，在張尚鷟、宋樹濤、郭道暉、周國均、陳桂明、張新寶為總編輯的幾代辦刊人的不懈努力下，《中國法學》成為中國法學界最具影響、最具權威的學術期刊之一。連續四次獲得我國期刊界最高獎——國家期刊獎。2013年，影響因子在2000多種人文社會科學期刊中排名第二，在法學期刊中名列第一。可以說，《中國法學》已經成為我國法學界頂尖、人文社科界一流的學術期刊。
《中國法學》在30年辦刊過程中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關懷。1984年，彭真同志親自題寫刊名，并在創刊號上發表重要文章。1992年，朱镕基同志賜稿《中國法學》，對國企改革重要問題作了深刻闡述。1994年《中國法學》創刊10周年之際，李鵬、喬石、任建新、彭沖、雷潔瓊、王漢斌為《中國法學》題詞，對《中國法學》的辦刊成就予以肯定。
張文顯副會長指出，創刊30年，三十而立，《中國法學》雜志進入到新的歷史發展階段。我們今后要認真學習孟建柱書記的指示和王樂泉會長的重要講話，始終不渝地堅持正確的辦刊方向，堅定不移地推動法學理論創新，引領《中國法學》和中國社會法治思潮，并服務法治建設，為建設法治中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再立新功。
三、觀 點
（一）“中國問題”與“世界眼光”
王利明副會長指出，法學研究成果要真正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要真正寫在中國的大地上，而不是簡單從“希臘、羅馬”出發，也不是在外國學者設計的理論籠子里跳舞。朱孝清副會長認為要實現堅守國本與解放思想二者有機的統一：一方面要堅持立足中國，研究中國問題，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確發展道路和法治建設道路，這是始終不能動搖的；另一方面要勇于解放思想，敢于突破固有思想觀念和陳規，還能夠放眼世界，借鑒世界各國一切先進的法治文明為我所用。上海市社科聯黨組書記、專職副主席沈國明教授認為，目前法學研究中存在著重國外理論的引進，輕國內實踐的概括和總結的現象。整個意識形態領域，包括法學理論方面，“西強我弱”的情況沒有改變。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院長韓大元教授認為，中國的法學期刊應當通過學術來關注中國的問題，挖掘中國現實的法治觀念，向世界展現中國法治的總體形象。它應當是立足中國、代表中國的。《法學研究》社長、副主編張廣興教授認為，現在我們面臨的重要任務是法學研究的轉型問題，所謂轉型總的說來就是要更加關注中國問題，更加關注中國特有的問題，這涉及法學研究的許多方面，也涉及到大多數的法學學科，但其中最主要的問題是要從比較研究更多地轉向實證研究、從立法論的研究轉向解釋論的研究。
清華大學法學院張衛平教授認為，我們對中國問題的研究要有一個知識認同，即并不是說脫離國外制度發展單純去談中國制度就是對中國問題的研究，對中國問題的研究也需要有共同的理論框架和理論基礎，否則就是自說自話，自言自語。但是怎么樣把國外的理論在特定語境下產生的理論與中國問題的分析和論證結合起來，則是一個比較難的問題。這就需要注意研究這些制度產生的特定環境。總之，法學研究的重點要放在中國問題的研究上，但同時不能脫離理論的支撐。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徐漢明教授認為，風格是法學期刊的靈魂，而法學期刊的落腳點在于中國，要以世界的眼光和方法找準中國法治建設的若干重大問題，以開創性的成果做出回答。同時也要注意發展中國精神，并在國際法學界進行交流對話，推動中國法學的繁榮。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李友根教授認為，盡管我們強調中國法學必須要關注中國問題，但這種關注必須要建立在比較研究的基礎上，所以我們不能輕視原理論的研究，也就是基礎理論的研究，更不能忽視對外國法的研究。蘇州大學法學院胡玉鴻教授則對中國問題進行了自己的解讀，他認為因為法治傳統的缺失造成我們許多現行的政策或者現行的做法和法治要求相違背，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問題，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問題，是建立在普適的法治理念的基礎之上，同時需要我們有一些特殊的解決路徑和措施的問題。從這個角度來講，通過技術理論研究的深化，來對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問題做一個學理上的回答，才是我們應當肩負的使命。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王全興教授指出，大家談的中國問題、中國特色，往往是作為一個政治術語，但中國特色、中國問題對學術研究而言更是方法論的問題，中國特色、中國問題本來是事實的描述，不能把它作為價值判斷。貴州大學法學院院長冷傳莉教授認為，我們的研究不應好高騖遠，應致力于研究解決好中國的問題。中國目前是以國家治理現代化為施政目標，所以如何引導中國法學界關注中國具體的法治問題，為我們的法治建設實實在在提供具體的幫助和指導，應該是未來刊物的方向。同時，倡導這種研究導向還有助于尋找中國特色的法和制度，進而為世界法學研究提供中國的經驗。《現代法學》主編許明月教授認為，法學研究要思考如何在特殊的意識形態下實現平等的國際交流的問題。如果總是跟著人家走則沒有辦法超越人家，應該從跟在人家后面走變成并肩走。此外，陳光中、黃進等幾位教授也提到了在立足“中國問題”的同時也要有“世界眼光”的問題。
（二）解放思想與學術創新
郭道暉教授指出，《中國法學》在辦刊過程中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維護了學術自由，發揮了引領作用，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辦刊風格，因而受到廣大讀者的稱頌。在今后的辦刊過程中，同樣要堅持真理，解放思想，維護學術自由。陳光中教授希望《中國法學》在堅持正確方向的前提下，還要堅持不斷創新，堅持不斷的解放思想，使雜志發表的文章能夠真正對法治中國建設起到推動作用，對司法改革起到推動作用，對中國法學繁榮起到促進作用。陳光中教授還對《中國法學》新版封面設計的創新總體予以肯定的同時提出了一些具體意見。
朱孝清副會長認為，法學期刊和法學研究要繼續解放思想，要敢于觸碰一些敏感問題。在法治建設當中，我們經常會碰到一些非常敏感的問題，這些敏感問題實際上是繞不過去的。武漢大學法學院蔡守秋教授認為，要辦好法學刊物，最重要的是要解放思想、大膽創新。沒有創新就沒有生命力，對《中國法學》這樣的刊物而言，更應該把創新放在主要位置。法學期刊要創新，辦出世界水平，主要要從跨學科上下工夫。從跨學科角度來看，我們國家的法學研究水平還有待提高，它的整個理論體系，它的內在邏輯等方面還沒有形成自己的特色。韓大元教授也談到了辦刊要解放思想的問題，他將“講學術良心、保護學術自由和保護學者”作為解放思想的幾個具體標志。北京大學法學院沈巋教授認為，如果要進行真正的學術評價，也要解放思想，要注重文章的創新性，無論是觀點、方法還是視角以及其他的創新，都是我們應該堅持的。在學術評價過程中，要通過對創新的把握盡可能地減少低水平的重復。
（三）進一步貫徹“雙百方針”與強化爭鳴、案例研究欄目
有學者近期致函中國法學雜志社，指出《中國法學》的爭鳴欄目和案例研究欄目比較薄弱，亟待加強。研究欄目的多樣化，尤其是爭鳴欄目的加強，是引領法學研究“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一個重要條件。
朱孝清副會長希望能夠進一步強化學術爭鳴，做得“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些年來，法學研究領域的爭鳴當然也有，但力度不大，應當加強。不爭鳴則很難推動一些問題的進一步解決。當然，在提倡“百家爭鳴”的同時也要遵守“爭鳴”的一些基本規則，也要有一些注意的事項。
郭道暉教授認為，在法學期刊上發表不同意見的爭鳴、辯論，是獨立思考、追求真理和批判精神的體現，同時需要有自覺承擔政治、道德及學術責任的勇氣。陳光中教授從個人的親身經歷出發談到，《中國法學》能得到發展，正是因為在中國法學會黨組的領導下，按照“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進行辦刊。沈國明教授將法學期刊的功能之一概括為“交流思想的園地、爭鳴的園地”，表達了他對法學期刊應當引導法學研究爭鳴的贊同。蔡守秋教授認為，目前法學研究總體上缺乏爭鳴，不同學科之間缺乏爭論，這也是我們國家法學研究之所以相對落后的一個主要原因。法學期刊應當在這個過程中發揮積極的引導作用。《中國法學》應該做出好樣板。學者之間有爭論應該是很普遍的，但爭鳴之前需要對對方的觀點有很好的了解，不要斷章取義。張衛平教授提議，應思考關于學術爭鳴怎么個爭鳴法，在爭鳴的同時不能讓爭鳴者一直站在打擂的舞臺上，將學術期刊變成雙方表演的地方；另外在爭鳴的同時怎么樣做到學術自由競爭，這也是需要探討的問題。吉林大學法學院院長姚建宗教授認為，這些年法學期刊和法學研究在理論爭鳴、思想爭鳴上相對弱化一點。《中國法學》的思想引領作用非常明顯，應當在這些方面做一些工作。他對此還是有所期待的。徐漢明教授也認為要提倡“百家爭鳴”，但百家爭鳴也要理性有序。批判與構建是法治思維的兩種基本方式，是法律研究的重要方式，只有形成更加良好的學習氛圍，才能使批判理性有序。
（四）堅持高端理論品味與密切聯系實際
遼寧大學法學院黨委書記楊松教授在發言中用“高大上”與“接地氣”形象地闡述了注重基礎理論研究與服務于法治中國實踐的關系。她認為，無論是法學研究還是辦刊，只有處理好了“高大上”與“接地氣”的關系，才可能是優秀的。朱孝清副會長認為，在法學期刊發展和法學研究中要處理多種關系，其中特別要正確處理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堅持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在實踐當中尋找研究的問題，而且要把問題上升到很高的理論層面進行研究，破解實踐當中的具體問題。而對于如何具體實現理論包括基礎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他則建議要進一步聚焦法治實踐中的重點、熱點問題。王利明副會長特別提到了法學研究服務法治實踐的問題，他認為，怎么回應時代所提出的現實問題是法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所應當富有的價值。法學應當致力于服務中國的法治建設，致力于為中國的司法提供理論支持，為解決司法實踐中的問題建言獻策。《中國法學》原總編輯宋樹濤認為，重大的理論問題和重大的現實問題應當更好地結合，在這方面應當加大策劃力度，一方面能夠更好地加強法學各個學科的基礎理論研究，另一方面又能夠服務法治實踐的現實。陽春白雪也要接地氣，也要聯系實際，要服務大局。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法學院院長趙秉志教授認為，《中國法學》應該通過總結30年的辦刊經驗，定位要明確，一個雜志不可能面面俱到。當然，《中國法學》總體上在重視基礎理論研究的同時也要重視實務問題，堅持以往在這方面的成功經驗，特別應當關注社會的現實發展，重視重大現實問題。沈國明教授認為，我們在法學研究中存在重純理論研究，輕實踐問題研究的傾向，同時對成果的轉化應用關注不夠，從而導致政府部門對法學研究成果重視度不高。
張衛平教授對沈國明教授的觀點進行了回應，他認為法學研究在理論研究方面的水平要提高，還需要繼續朝純理論研究方面下功夫，因為所謂學術水平其實主要體現在理論方面。當然，這并不是說學術研究要脫離實踐，但是在純理論研究方面、純學術史研究方面、純概念和體系的界定方面，仍然要下工夫，要重視。而對于法學研究服務法治實踐的問題，張衛平教授和張廣興教授都持相似的觀點，認為不能只局限于概念分析法學，要重視實證研究。但對于實證研究怎么看，張衛平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疑慮，即實證研究的數據怎么驗證？現在這個問題完全憑作者本身的誠信在支撐。《法學》雜志常務副主編童之偉教授認為，對基礎理論研究的重視無可厚非，但問題可能在于基礎性研究到現在為止，總體上缺乏動力，缺乏新話題。而應用性研究方面，“繞著走”的現象比較普遍。他認為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我們的學術刊物有獨立性，不能官僚味太重。武漢大學法學院院長肖永平教授建議，為了更好地服務法治實踐，中國法學期刊里面的實證性研究成果應該進一步加強，而對于實證性研究成果，應當允許合作稿。他提到，其他學科的優秀成果，實際上絕大多數都是合作稿。冷傳莉教授認為，辦刊就是要在理論探索與現實關照之間尋求平衡。提倡關照現實并非反對理論研究。《中國法學》不僅要成為真正理論創新的制高點，同時要有能力針對法律技術性問題提供權威性、確定性并具有可操作性的答案，為中國具體的法律實踐提供切實可行的指導。胡建淼教授則專門對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法治問題進行了闡述，認為法學研究要服務法治實踐，應當對國家治理現代化等重點問題進行關注。揚州大學法學院張清教授、慶陽中級人民法院院長任爾昕、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院長張澤濤教授、煙臺大學法學院院長張平華教授分別對法學研究聯系實際包括聯系審判實際、民族地區實際、經濟欠發達地區實際等發表了意見。
（五）適應大數據時代，辦好現代化的法學期刊
黃進副會長認為，在大數據時代，實現辦刊的信息化是一個最基本的要素和要求，雖然現在我們紙面的雜志還有一定的生命力，但是必須要看到危機。目前國際上許許多多一流的刊物都已經通過提供在線閱讀的方式來推廣自己的成果，很多優秀的學術文獻第一時間是從網上讀到的，而不是從紙媒上讀到的，所以期刊的網絡信息化是發展的方向。沈國教授提到了現在紙質刊物受到的挑戰以及怎么進一步做好期刊電子版的問題，呼吁要注意運用好網絡技術，更好地發揮紙質刊物的功能。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法政編輯部主任王春磊認為，期刊共同體應當在解決大家共同面臨的問題方面發揮作用，包括文摘類期刊、數據庫共同發展的問題。《高教文摘》副編審沈麗飛、北大法律信息網副總編郭葉、中國知網數字出版戰略合作中心副主任于成瑤都表達了期刊與數據庫共同發展的良好意愿，認為在當目前期刊體制改革以及數字化發展的大背景之下，大家應當一道共同探討未來期刊轉型以及未來期刊數字發展的道路。
張新寶教授指出，目前的情況是傳統紙媒體出版物與電子媒體包括數據庫等“與狼共舞”，我們希望在大數據時代不是被“狼”吃掉，而是獲得新生。
四、展 望
《中國法學》總編輯張新寶教授在發言中表示，將以創刊30周年為契機，在全面總結過去的辦刊成就、經驗和不足的基礎上，發揚傳統，不斷改革創新，在中國法學會的領導和指導下，按照中央領導的要求和王樂泉會長的講話精神進一步做好辦刊工作：第一，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和學術方向。以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為辦刊宗旨，以著力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理論體系和服務法治中國偉大實踐為目標，對我國法治實踐進行總結，創造性地升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理論和法治思想。第二，著力加強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堅持問題導向，推進法學研究方法和機制創新。第三，著力服務于法治中國建設這個中心和大局。組織法學家圍繞法治中國建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中的全局性、戰略性、前瞻性問題開展研究。第四，著力營造寬松有序的學術氛圍。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營造民主平等、生動活潑的研究氛圍，提倡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學術爭鳴，為促進法學研究事業的繁榮和創新共同努力。
《中國法學》30年，是中國法學日益成長的30年，是中國法治日趨完善的30年。走向法治的時代成就了《中國法學》，《中國法學》也以自身的發展和貢獻見證了法治中國的建設進程與成就。對個體的生命歷程而言，是三十而立；而對《中國法學》的辦刊歷程而言，30年還只是一個短暫的開端。人的個體生命有限，而作為法律文化傳承載體的法學期刊的生命卻可以趨于無限。在未來的道路上，《中國法學》將與其他法學期刊同行一道，與法學界同仁一道，共建法治中國，共創法學輝煌。
(責任編輯：張新寶)
論生態文明建設的綜合決策法律機制
呂忠梅 湖北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內容提要 將生態文明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全過程的新要求，對現有的法律理念與實施機制提出了嚴峻挑戰。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要求建立環境與發展綜合決策機制，在法律上必須處理好環境與發展綜合決策涉及到的各種利益關系，確定生存權、發展權、環境權的順序。環境法在建立環境與發展綜合決策機制方面肩負著使命與責任。《環境保護法(修訂案)》在回應生態文明建設新需求方面做出了積極努力，但還需要進一步通過修改相關法律和制定新法的方式，健全綜合決策的環境法機制。
關鍵詞 生態文明 環境與發展 綜合決策 法律機制
論生態文明建設法律保障體系的構建
王燦發 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本文系國家“2011計劃”司法文明協同創新中心研究項目的階段性成果，感謝項目組成員、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樊杏華、程多威、劉哲三位博士生為成果完成所做的資料收集與整理工作。
內容提要 生態文明既可以是人類在處理人與自然關系中所取得的積極成果的總和，也可以是一種更高級的社會形態。生態文明建設的實現不僅需要相應的理念和價值追求的更新，也需要完善的法律保障。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已經基本建立了生態文明建設的法律保障體系，但其體系的構成、原則的組成、制度的建設尚存在不系統、不完整、不適應、不科學的問題和缺陷。構建生態文明建設法律保障體系，從法律框架體系上，應當制定以《生態文明建設基本法》或《環境保護基本法》為龍頭，以污染防治、資源保護、生態保護、資源和能源節約法為分支的完整體系，在所有立法中貫徹生態優先、不得惡化、生態民主、共同責任的基本原則，并分別從預防、管控、救濟三個維度建立起完善的生態文明建設法律保障制度。
關鍵詞 生態文明 生態優先 生態基本法 環境保護法
論生態文明建設與環境司法改革
王樹義
內容提要 以改革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是黨的十八大報告和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根本要求。從生態文明建設與環境保護的關系看，生態文明建設的關鍵在于環境保護，環境保護是生態文明建設的主戰場或主陣地，抓手為環境法治，切入點為環境司法。深入推進環境司法改革，是生態文明建設的助動力和基本保障。環境司法改革應當重點解決三個方面的問題：樹立現代環境司法理念，充分發揮司法保護環境的作用；實行環境司法專門化，為環境糾紛解決提供積極的司法服務；實踐環境公益訴訟，用司法保護社會環境公共利益。
關鍵詞 生態文明 環境司法 環境法庭 環境公益訴訟
論我國憲法勞動權的理論建構
王德志 山東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內容提要 目前，法學界對于勞動權的研究大多是從勞動法的角度展開的，從憲法角度所進行的勞動權研究大多也是在用我國勞動法第3條的內容解讀我國憲法第42條勞動權的含義，陷入了“以勞動法解釋憲法”的方法論誤區。筆者認為，對于憲法勞動權的理論建構，應當立基于“以憲法解釋憲法”的原則上，從憲法文本以及憲法變遷中探求憲法勞動權的內涵。自1954年憲法以來的幾部憲法文本中，我國憲法勞動權的規范表述形式并沒有明顯的改變，但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憲法變遷，主要是所有制結構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卻賦予憲法勞動權和勞動的概念以全新的含義，并使職業自由成為我國憲法勞動權存在和運行的主要形態。
關鍵詞 憲法勞動權 勞動職業自由 營業自由
行政法定原則及其法定范圍
楊登峰 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本論文研究受到“江蘇省高校優勢學科建設工程資助項目”(英文縮寫PAPD)的資助。
內容提要 行政法定原則與法律保留原則相關但不相同。前者是對后者的擴展。法律保留原則主要考慮代議機關與行政機關之間的關系；行政法定原則則全面考慮“法與行政”之間的關系，是在“法律保留”的基礎上進而提出包括“法規、規章保留”在內的“法的保留”。行政法定原則的核心問題是法定范圍。自由權的消極性與社會權的積極性可成為界定行政法定范圍的憲法依據。概而言之，干涉自由權之外部侵害行為與干預性給付行為、內部侵害行為與特殊給付行為、給相對人增加義務的程序、組織行為應納入法定范圍，其他行政行為應排除在外。
關鍵詞 法律保留 行政法定 法定范圍
論行政立法參與權的權能
方世榮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法治發展與司法改革研究中心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本文為作者主持的2011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應對氣候變化的行政法問題研究”(項目批準號：11AFX011)的階段性成果。
內容提要 行政立法參與權在我國已經成為社會公眾的一項法定權利，但有關其權利內容的研究并不充分。目前在立法規定及理論認識上都將其局限為是提出立法意見、建議的權利，這削弱了它應有的作用。從公眾參與行政立法的目的以及實現目的所必需的手段來思考，行政立法參與權在應然層面至少應包括四項權能內容，即“進入行政立法程序的權利”、“提出立法意見的權利”、“立法意見得到回應的權利”和“合理意見獲采納的權利”。行政立法參與權只有具備上述內容的權利功能，才能有效保障行政立法體現人民的意志。我國現行立法需要完善對行政立法參與權上述權能內容的規定。
關鍵詞 行政立法 公眾參與 立法參與權 權利內容
城鎮化中土地征收補償的平等原則
葉必豐 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內容提要 基于現行憲法和法律的規定，城鎮化中所需集體土地只能通過征收解決。這一制度的理論基礎是事實上平等即物質利益平等，而不是形式平等即法律上平等。這種事實上平等所體現的是越公越優越，超越了我國的社會發展階段，與憲法修正案已還原的社會發展階段、混合所有制經濟和市場經濟體制存在不一致。應當修改《土地管理法》第47條有關土地征收補償標準的規定，實行以土地市場價為標準，從而實現集體土地與國有土地間的物權平等，實現農民個人與政府、農民與市民間法律上的平等。土地使用權入股應作為土地征收補償方式的選項，以保障農民平等發展機會。在現行憲法和法律規定不變的情況下，基于土地的特殊屬性以及土地權益的有效保障，按期補償也應作為補償方式。補償期限可以按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期限確定。
關鍵詞 事實上平等 法律上平等 土地征收 補償 城鎮化
私法的基礎：從個人主義走向合作主義
熊丙萬 中國人民大學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本文曾在中國人民大學“現代性與中國法之發生”跨學科工作坊報告，得到有益評論；本文得到中國博士后科學研究基金的一等資助(項目編號：33111063)。
內容提要 中國私法學在借鑒兩大法系私法制度和私法學說時，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支撐兩大法系私法的個人主義認識論。近年來，個人主義認識論得到中國私法學者的系統闡述，并產生了較為廣泛的影響。然而，個人主義過分側重強調對既有私權的靜態享有和安全保護，忽視了私有權利的動態生成機制，進而忽視了私人社會生活和私法的合作面向，即私人之間共同合作創造的過程。受此影響，個人主義認識論不僅無力對現有私法制度作出系統合理的解釋，而且很可能成為中國私法學在兩大法系傳統智慧之外構想更優替代方案的絆腳石。中國私法學有必要認真對待私人社會生活的合作面向，在認識論上從個人主義走向合作主義。
關鍵詞 私法 個人主義 合作主義
我國網絡知識產權犯罪制裁體系檢視與未來建構
于志強 浙江理工大學法政學院講師、法學博士。本文系2012年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課題攻關項目“信息時代網絡法律體系的整體建構研究”(項目號：12JZD039)的階段性成果。
內容提要 通過對網絡環境下知識產權犯罪罪名體系適用的司法實效考察，反思我國知識產權犯罪制裁體系，可以發現，在網絡和知識經濟的雙重時代背景下，目前我國知識產權的刑法保護存在著法益保護范圍過窄和犯罪行為定性混亂或缺失的問題。因而，在宏觀上實現從“適度保護”向“同等保護”的刑事政策轉化；在微觀上繼續進行知識產權犯罪罪名擴大解釋的司法努力的同時，推動知識產權犯罪的刑事立法更新，是加強網絡環境下知識產權的刑法保護、建構完善的知識產權犯罪制裁體系的必然選擇。
關鍵詞 網絡知識產權 刑法保護 罪名體系
刑事證明標準中主客觀要素的關系
陳瑞華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本文的寫作得到了國家“2011計劃”司法文明創新中心的資助。
內容提要 我國刑事證據法將“排除合理懷疑”引入證明標準之中，是從過去注重外在的、客觀化的證明要求走向重視裁判者內心確信程度的重要立法嘗試。這種立法嘗試既不是對“證據確實、充分”標準的簡單解釋，也不是要降低我國刑事訴訟中的證明標準，而是從裁判者主觀認識的角度重新確立裁判者認定犯罪事實的證明標準。在一定程度上，我國刑事證據法盡管仍然保留了“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形式化證明要求，但其內核已經被“排除合理懷疑”標準所取代。
關鍵詞 證明標準 證據確實充分 排除合理懷疑
親屬作證制度在近代中國的演變及啟示
何邦武 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博士后研究人員，浙江理工大學法政學院副教授。本文系杭州師范大學法治中國化研究中心課題成果，本文的研究還得到中國博士后基金會的資助(資助編號：20090451229)。
內容提要 在眾多關于“親屬免予強制出庭作證”的討論中，通過歷史的方法，研究作為親屬作證制度的“元敘事”及其后的流變狀況，尤其是該流變可予今天的啟示等，無疑可為該制度的研究疏通新的進路。通過自清末至民國有關親屬作證制度立法的梳理，可以明了該制度依存的理論由傳統向現代漸進變革的軌跡，以及制度系統自身的新舊犀雜，即趨新的制度與固有的理念之間的交纏。而深究其內在緣由，不難發現，親屬作證制度的演變不僅關涉權利理論自身的演進邏輯，而且，社會結構、國家性質乃至植基于國家與社會之上的相關理念的嬗變，都是促成權利理論及觀念漸次變化不可或缺的因素。
關鍵詞 親屬作證 拒證權 強制出庭作證 近代中國證據制度
審判管理理論體系的法理構架與體制機制創新
楊 凱 湖北省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華中師范大學法學院特聘教授(中央政法委、教育部等六部委法律人才互聘“雙千計劃”)。本文為最高人民法院2012—2013年度重大審判理論課題“審判管理體制機制創新研究”(課題編號201203)結項評比優秀成果之一。感謝課題主持人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王晨院長對本文寫作的悉心指導和鼎力支持。
內容提要 審判管理作為目前在全國法院系統廣泛推行的一種主流管理手段和方法，已歷經多元化的司法改革探索實踐十幾年時間，無論是審判管理體制構建還是審判管理運行模式方法都有較多的實踐經驗和理論創新成果。但迄今為止，關于審判管理系統化理論體系的法理學構架還沒有完全形成，整個審判管理運行模式仍然處于改革探索實踐階段。科學的審判管理理論體系架構和審判管理模式創新是人民法院實現司法治理理論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礎。本文基于法社會學、法理學與法哲學的三維視角，立足中基層法院審判管理工作的改革實踐和理論創新經驗，試圖初步構建現代審判管理理論體系的法理架構，進而探究審判管理體制機制創新的思維路徑與方法。
關鍵詞 審判管理 審判權 大數據 理論體系
行政訴訟法修訂基本問題之思考
薛剛凌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內容提要 《行政訴訟法(修訂草案)》公布后，各界討論熱烈，意見紛呈，其中不乏尖銳的批判，而要達成共識，需要對修法宗旨、立法目標、訴訟類型和構造等基本問題重新予以檢討。破解“立案難、審理難、執行難”是修法的重要任務，但如何破解，則需要從制度設計上找到造成實踐困境的原因并加以改進，修法還要根據時代需求提升行政訴訟制度的品質。目前法律文本中主觀訴訟與客觀訴訟不分，訴訟結構錯亂的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行政訴訟制度的發展。就立法目標而言，應在完善權利救濟的基礎上，擴展秩序保障的功能。為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建立以主觀訴訟為主、兼顧客觀訴訟的訴訟模式，并通過訴訟構造的改革完善予以支持。
關鍵詞 立法目標 功能定位 訴訟類型 訴訟構造
刑事訴訟法實施中的若干問題研究
朱孝清 最高人民檢察院原副檢察長，中國法學會副會長。
內容提要 辯護律師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實證據時，除了可以將有罪的實物證據告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外，其他的證據都不能告訴；“兩個基本”應當堅持，但要防止誤讀和濫用；只有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肉體上或精神上遭受劇烈疼痛或者痛苦的程度與刑訊逼供相當，迫使其違背意愿供述時，獲取的供述才應予以排除；在規定的辦案場所以外訊問和未依法對訊問進行全程錄音錄像的行為屬于違法，但所取得的供述依法不在排除之列；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期間沒有違反規定的犯罪嫌疑人，只要其符合逮捕條件，可以轉捕；羈押必要性審查的范圍包括一切影響羈押條件成立的情況；紀委在查辦案件中收集的證據，可以參照刑訴法關于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和查辦案件過程中收集的證據的規定辦理。
關鍵詞 刑事訴訟法實施 核實證據 非法證據排除
論釋明的具體化：兼評《買賣合同解釋》第27條
王杏飛 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司法規則制定權的基本理論與制度構建研究”(13CFX050)和西南政法大學引進高層次人才資助項目“司法規則制定權的理論基礎與制度建構研究”(2013 XZRCXM002)的階段性成果。
內容提要 釋明在兩大法系主要國家的存在形式有別，但其功能與價值有共通之處，即追求實質正義與程序正當的統一，實現“該勝者勝訴，該敗者敗訴”；保障當事人的程序主體性，避免“突襲性裁判”；促進糾紛在一審程序中“一攬子”解決，提高裁判結果的可接受性從而提升訴訟效率。釋明要求法官是中立的裁判者，但不是旁觀者，其理念與規范在我國民事訴訟立法、司法解釋及規范性文件中已有初步體現，尚待進一步科學化與體系化。當前亟需明確釋明的具體對象與界限，健全釋明的激勵與約束機制。釋明的方式是審判的藝術，對法官的素養有較高的要求。
關鍵詞 釋明 法官中立 事實證明 法律適用 買賣合同
也論“后讓與擔保”——與楊立新教授商榷
董學立 南京財經大學教授。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動產擔保物權一元化立法研究”(13BFX093)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統一動產擔保法立法研究”(12YJA820015)的階段性研究成果。本文同為江蘇高校現代服務業協同創新中心和江蘇高校人文社會科學校外研究基地“江蘇現代服務業研究院”的階段性研究成果。本人雖對楊立新教授關于“后讓與擔保”一文的學術觀點持不同見解，但對其人品、學品一向深懷敬意，對其在本人學術成長道路上給予的殷切關懷，更是感恩不盡。
內容提要 “讓與擔保”在《物權法草案》中曾經出現過，但最終通過的《物權法》并未采納。“后讓與擔保”是有學者以“我國司法實踐中存在的以商品房買賣合同為借貸合同進行擔保”為依據，并參照“讓與擔保”的發生背景和發展過程而提出的一個新種擔保物權概念。正如“讓與擔保”不能獨立存在一樣，“后讓與擔保”也沒有獨立存在的個性和價值。究其實質，“后讓與擔保”是抵押權的一個變形。我國《物權法》擔保權編關于“未來物”上的抵押權的規定已經涵蓋了這一擔保物權形式。“后讓與擔保”與抵押制度相比沒有創新內容。需要對我國現有的多元化擔保物權體系結構進行一元化改造，以應對生活中不斷出現的有名無實的所謂新型擔保物權。
關鍵詞 讓與擔保 后讓與擔保 抵押權 擔保物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