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國法學研究始終堅持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根本指導，以服務于全面依法治國為根本目標，以構建中國自主的法學知識體系為根本方法，立足中國式法治現代化偉大實踐，圍繞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諸環節所遇到的各種問題，充分發揮有組織科研的凝聚力和法學界的創造力，產生了一大批高質量研究成果，法學理論創新邁上新高度。顯著進步主要表現于：第一，習近平法治思想的體系化、學理化研究進一步深入，各部門法學以習近平法治思想指引自身學術發展的意識自覺更加鮮明，研究成果更加豐碩。第二，全面總結“十四五”法治建設和法學研究重大成就，展望“十五五”全面依法治國宏偉藍圖，成為法學研究的重要學術增長點。第三，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逐步成為法學界的歷史自覺，各部門法學積極參與涉外法治研究的力量不斷加強，研究成果推陳出新。第四，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興科技與經濟社會發展實踐的深度融合所引發的法學新課題，成為法學界著力研究的熱點問題，同時推動了一批新興法學科的成長。第五，哲學社會科學“五路大軍”中的法學研究機構組織了以第四屆21世紀世界百所著名大學法學院院長論壇暨人工智能時代全球法治大會、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第八屆法學前沿論壇為代表的學術會議，推動了國內法學共同體的有益交流以及中外法學的文明互鑒。第六，法學界部分學者以十年磨一劍的精神潛心治學，出版了諸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研究》（法律出版社2025年版）、《政府何以法治》（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5年版）為代表的諸多法學論著，留下了屬于新時代的法學研究印記。2025年，中國法學界以“國之大者”的時代責任感和勇于創新的學術使命感，在法治中國建設的歷史進程中，取得了新突破，作出了新貢獻。
持續推進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闡釋
2025年是習近平法治思想正式提出五周年。時隔5年，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再次召開。《習近平法治文選》第一卷和《習近平法治思想學習綱要（2025年版）》出版發行。法學界聚焦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研究闡釋，持續產出大批優秀成果。
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闡釋進一步深化。2020年11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明確提出“習近平法治思想”以來，全面依法治國實踐又破解了新問題、積累了新經驗、創造出新成就，這些新鮮的實踐創造和制度創新在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源源不斷地轉化為新理念新思想新方法。張文顯認為，五年來，習近平法治思想秉持“六個必須堅持”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兩個結合”的科學范式、“體系化學理化”的研究路徑和方法，理論體系不斷豐富，內在品質不斷升華，法理化體系化程度越來越高。李林認為，“德法共治”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科學理論體系的重要內容，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必須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為推動歷史上“德法共治”創新發展、形成新時代中國式“德法共治”模式，作出重大原創性理論貢獻。莫紀宏教授認為，在理論層面，《習近平法治文選》完整呈現了習近平法治思想從孕育到成熟的整體發展脈絡。在實踐指引層面，《習近平法治文選》對第二次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等重要會議的召開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導作用。肖永平認為，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國際影響不僅體現在為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提供中國方案、為發展中國家法治現代化提供新路徑上，還體現在為人類法治文明進步貢獻東方智慧、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注入法治動能上。雷磊認為，“更高水平法治國家”是在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大背景下提出的、與“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相適配的新表述，蘊含著動態發展觀、系統工程觀與問題導向觀。
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分領域研究縱深推進，既有部門法的形式，也有以問題為導向的跨部門法形式，體現了習近平法治思想對法學研究的引領性已穿透二級學科，并在推動知識整合后孕育出新的學術命題。呂忠梅認為，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態文明法治理論，系統回答了為什么要用法治保障生態文明建設、建設什么樣的生態文明法治保障體系、怎樣建設生態文明法治保障體系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黃文藝認為，習近平法治思想對新時代中國法律職業倫理建設作出了戰略思考和系統謀劃，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時代性、標識性、原創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形成了科學化、系統化的法律職業倫理觀。黃進認為，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內容，習近平法治思想更對涉外法治的理論創新和實踐發展作出貢獻，直接推動了我國涉外法治建設事業的加速發展。楊松認為，涉外法治理論體系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習近平外交思想、習近平經濟思想為思想來源，體現了中國式法治現代化面向世界、引領國際法治發展和國際秩序建構的能力。陳柏峰認為，習近平法治思想創造性地提出法治社會的概念和范疇，作出“法治社會是構筑法治國家的基礎”的重要論斷，創造性地描繪法治社會的基本特征，為推進法治社會建設提供了典型示范。
重點關注習近平法治思想內涵的豐富發展。新增“堅持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有機統一”這一核心要義作為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第十二個堅持”，體現了黨中央將依規治黨作為管黨治黨基本方式、實現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融合貫通的政治考量。法學界圍繞黨規與國法的貫通和銜接問題，在多個層面展開研究。王偉國認為，習近平法治思想的依規治黨理論，從其遞進的邏輯關系而言，可概括為重大定位論、互補關系論、決定意義論和實踐要求論四個層面的內涵要義。章志遠認為，人民法院在行政審判中援引黨內法規，是堅持黨對司法工作領導的具體體現，也為行政審判履行化解行政爭議、監督行政、保障權利的基本功能提供了重要支撐。王若磊認為，在新的黨內法規制定或修改過程中，有必要建立前置合法合規審查制度，保證其內容、權限、程序與黨章和憲法、黨的大政方針、國家基本法律、上位法和相關法律的規定不存在直接沖突，能夠有效對接。
面向“十五五”規劃的法學研究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十五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要建設更高水平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并將其列為“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之一。2025年，中國法學研究呈現面向“十五五”規劃的鮮明特點。
堅持科學立法，提高立法質量。黨領導立法是黨領導全面依法治國的邏輯前提，科學立法是全面依法治國系統工程的首要環節。法學研究及時反映法律立、改、廢、釋的動態調整，積極為我國法律體系進一步完善提供理論支撐。劉劍文認為，在《稅收征收管理法》演進的“變”與“不變”中，始終將稅收法定、正當程序、征納平衡與協同治理四大核心價值基準作為修法的根本遵循。王天玉認為，勞動法規范應以勞動行為為起點，構造身份化的團體成員權利束和非身份化的個體底線權利束，發展“有勞動就有保障”的中國式現代化勞動法律體系。高志宏認為，應以界定慈善財產范圍類型為起點，以確保慈善財產公益屬性為宗旨，以慈善財產權利義務配置為主線，以創新慈善財產監管機制為支撐，構建中國慈善財產法律制度。
嚴格執法與公正司法并重，強化跨部門執法司法協同和監督。執法與司法是公民日常生活中接觸最多的法律活動，也是法解釋學一直以來關注的重點，圍繞著各類法律的司法適用以及行政司法的銜接與配合，法學研究持續發力。王利明認為，《民法典》促進了依法行政、法治政府的建立；當前應當以《民法典》為基本遵循，進一步深化嚴格執法；《民法典》的頒布為公正司法提供了有力保障。鄭少華認為，要完善我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構建環境公益訴訟類型多元的現代型訴訟、合理安排環境公益訴訟原告的順序，并軌環境民事公益訴訟與行政公益訴訟。
推進法治社會建設，營造全社會崇尚法治、恪守規則、尊重契約、維護公正的良好環境。法治社會建設有賴于全民守法的實現以及多種社會因素和社會力量的通力協作。法學研究需要從具體違法行為的動機、守法意愿和法治文化等方面入手進行跨學科探索。劉艷紅認為，要斬斷“圍獵”和甘于被“圍獵”的利益鏈，就需要統籌運用紀律、法律、行政、經濟等手段，綜合施策，分類處理，重點在于提高行賄人的違法成本，遏制行賄人的“圍獵”動機。彭小龍認為，構成性法治可以對法治的生成、變遷及當前理論困境作出解釋，并為在法治理論中納入“社會”以回應社會變革提供一個分析框架。
構建中國法學自主知識體系
構建中國法學自主知識體系，是擺脫“西方法學理論搬運工”的必然選擇，是形成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法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根本路徑。2025年，法學研究在整體面向與各部門法學上，均呈現出強烈的自主意識與方法創新。
就中國法學自主知識體系本體而言，學者們從指導思想、目標任務與路徑方法等方面進行了系統闡釋。馬懷德認為，應當堅持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引，把握自信自立、守正創新、問題導向和系統觀念的立場方法，采用推進學科專業調整、促進新興學科發展、強化學科交叉融合、完善涉外法學學科建設的路徑，促進新時代法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深度聯動和一體建設。封麗霞認為，構建中國自主的法學知識體系是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關鍵環節和重要任務，是對中國法治現代化進程的學術回應和理論總結，也是積極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自主性、堅定法治自信的必然要求。
法理學領域，相關研究圍繞法學研究對象、法治思維規則及人權理論等命題展開，致力于回應法治實踐中的基礎性議題。舒國瀅認為，法學作為一門具有明顯“實踐干預”性質的學問，應以“法理”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但“法理”并不是“自明的”，需要將“理解”或“理解的體系”作為認識它的一種基本方式。陳金釗認為，形式法治和實質法治的區分衍生出兩種思維規則。實現形式法治的思維規則包括接受制定法的約束，將邏輯規則作為思維的指南。而在形式法治難以企及之處，則需要實質法治思維規則的介入。毛俊響認為，人權觀念、主體、體系、標準、制度、模式雖然都普遍蘊含人權價值，但是都存在相對性。人權普遍性是價值普遍性與文化多樣性的統一。
憲法學領域，學術界重點關注了憲法文本中“社會”意涵、國家形象等問題，深化了對憲法原則與規范的理解。韓大元認為，我國憲法文本中“社會”包含四種類型：“與國家相對的社會”“與經濟、政治、文化相對的社會”“作為社會團體意義上的社會”以及“作為專有名詞要素的社會”。林來梵認為，新中國憲法在文本上至少擁有兩種“國家像”，一種是各國憲法皆有的，即由國體、政體、國家機構和國家象征等有關實定條文所形成的“國家像”；另一種則是中國憲法獨有的，可稱“未來理想型國家像”。
行政法學領域，相關探討集中于主體性重構、全過程人民民主融入、政府信息公開訴訟等方面，凸顯了立足法治實踐構建本土理論的自覺與努力。應松年認為，中國行政法學理論的主體性重構與本土化創新，旨在突破西方中心主義的解釋框架，構建植根于中國政治體制、治理實踐與現代化需求的知識體系。石佑啟認為，全過程人民民主是法治政府建設的內在要求，貫穿于法治政府建設的始終，體現在行政立法、行政決策、行政執法、監督行政的具體實踐中。王敬波認為，政府信息公開訴訟和一般的行政訴訟不同，包含要求公開政府信息和反對公開政府信息兩種類型的訴訟，兩類訴訟在權益屬性、原告資格、裁判方式等方面均有較大差異。
經濟法學領域，重點關注知識體系完善、金融法立法、內幕交易規制等問題，旨在回應新時代經濟發展對理論研究提出的新要求。張守文認為，應推進經濟法學基本概念、基本命題、基本理論、基本原理的持續研究，從而不斷積累相關學術共識，豐富和完善經濟法學知識體系。郭靂認為，制定金融法應以推動中國特色金融發展為總體目標，以遵循黨的領導、服務實體經濟、市場化法治化、統籌金融開放與安全等為基本原則。邢會強認為，在內幕交易執法司法實踐中，應摒棄絕對信息平等主義，轉而堅持相對信息平等主義。
民商法學領域，主要圍繞民法典價值闡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市場主體退出機制等議題展開，反映了對民商法基礎理論與重大實踐問題的深度思考。蔡立東認為，民法典立法目的條款淵源于中國之治的獨特智慧，內生于中國民法“構建式”而非“自生自發式”的生成路徑，彰顯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立場，有效衡平了“主體權利”和“人民福祉”。高圣平認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的一般標準為，當事人同時滿足戶籍、權利義務關系、基本生活保障等全部要素。其成員資格認定的特殊情形包括新增取得、申請取得、依法保留三類。李建偉認為，吊銷、破產、簡易注銷等機制在近年來清理僵尸企業的實踐中都表現出各自的局限性，有必要構建和完善市場主體強制退出法律機制。
刑法學領域，著力于探討解釋論的妥當性、建構體系化理論以及新型犯罪認定等問題，體現了兼具理論創新和實踐導向的學術追求。張明楷認為，雖然構成要件應當盡可能明確，但在對任何構成要件都可能形成因人而異的解釋結論的現實里，需要注重結論的具體妥當性，實現妥當的處罰。周光權認為，建構體系化的刑法理論，能夠一體地解決未遂犯、共犯等難題，在遇到難辦案件時易于形成司法共識。但在追求體系化的同時，應立足于刑法保護法益的政策目標探尋理論的妥當性。車浩認為，關于“約定受賄”犯罪形態的認定，存在既遂論、未遂論抑或預備論的爭議。應當在“三個效果相統一”司法理念指導下選擇最優方案。杜宇認為，在當下中國的刑事立法上，存在著一種獨特的違法構造。在這一構造中，行為不法被分為前后相繼的兩個層次，隱含著違法評價的分階檢驗與漸次形成機理，可稱之為“二階刑事違法”。歐陽本祺認為，企業數據的經濟利益是尚未上升為財產權利的利益，不屬于刑法中的財產性利益，而是由民法直接保護的法益；刑法通過保護企業對數據狀態的管控安全，來間接保護企業數據的經濟利益。
訴訟法學領域，聚焦于刑事強制措施制度完善以及民事訴訟實踐與理論互動等關鍵問題，旨在回應司法實踐對訴訟原理與程序優化的迫切需求。陳衛東認為，未來《刑事訴訟法》關于強制措施制度的完善，應以比例原則為總體統領，系統重構強制到案措施、羈押及非羈押措施以及替代性措施的內部邏輯，確立分層控制、聽證審查、權利救濟等多維保障機制。張衛平認為，構建民事訴訟法學自主知識體系，最重要的就是推動民事訴訟實踐與理論的有效互動，不斷生成具有自主性的民事訴訟法學知識。
法律史領域，致力于發掘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現代價值，為構建中國法學自主知識體系提供了重要的歷史資源與本土智識支持。張晉藩認為，中國古代治理經濟的成文法在東周末年開始形成，并在后世得到發展，具有逐利性和隱名性。進一步整理研究中國古代經濟管理法，有利于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侯欣一認為，中國古代有穩定的國家主流話語，有積極踐行國家主流話語的官員群體，具備形成共識性法理之可能。因而，通過研究判牘、案例，發掘、凝練中國古代共識性法理具有可行性。
其他部門法學領域，相關研究涵蓋了商業外觀、環境信息披露等前沿議題，展現了對新領域、新業態、新挑戰的關注與回應。吳漢東認為，同一商業外觀之上的多元要素及其利益，產生了多重財產權利的競合。商業外觀知識產權的未來法律構造，應著力體現體系性、協同性和非沖突性的應然規范要求。秦天寶認為，環境信息依法披露的功能定位應當是生態環境治理體系中連接政府監管和企業自治的“橋梁”，是多元共治主體的連接點，是現代生態環境治理體系中的銜接性制度設計。
法治實踐的理論回應
2025年的中國法治實踐波瀾壯闊，法學界將目光敏銳地投向立法前沿、司法改革、歷史關鍵時刻與全球治理難題，以扎實的理論產出為法治中國建設提供學理支撐，為世界法治文明貢獻中國智慧。
對重要立法活動的學理闡釋。學者們重點關注了《民營經濟促進法》、行政法總則、教育法典及生態環境法典等立法進程，為重大立法活動提供了理論依據與體系化思路。李曙光認為，《民營經濟促進法》作為中國首部專門針對民營經濟發展的綜合性立法，其功能定位既是民營經濟憲法權利的彰顯法，也是民營經濟組織與經營者權利的保護法。王青斌認為，行政法總則的編纂為整合行政法基本原則提供了寶貴契機，有助于破除行政法規范表達的碎片化困境，實現行政法典的體系化目標。彭中禮認為，在教育法典編纂過程中，可以有機融入人工智能教育的相關內容：總則編堅持“發展+安全”并重的立法理念，分則編則按照教育形態和教育關系的實際需要進行設計。張寶認為，生態環境法典編纂中要關注應對氣候變化的內容，不宜在法典中規定階段性目標，而應當將“雙碳”目標深度融入法典的各個層面。
對重大歷史事件的法理分析。學術界主要圍繞紀念《聯合國憲章》簽署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展開研究，深入探討了相關國際法原則與東京審判的當代意義。在《聯合國憲章》簽署80周年之際，張乃根認為，對以國際秩序為名而有悖于《聯合國憲章》等國際法之實，應予以揭露和反對；對國際法生成的規則與國際法的內在聯系，應加以深入研究。馬新民認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體系勢在必行，要堅守《聯合國憲章》和聯合國多邊主義權威，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法治化，增加聯合國包容性和全球南方代表權。202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何勤華認為，東京審判對維持戰后的國際正義與和平作出了重大貢獻，通過國際司法程序系統確立了“破壞和平罪”“戰爭罪”及“違反人道罪”的刑事可罰性，為現代國際刑法的發展奠定了基石。管建強認為，“破壞和平罪”列入《東京憲章》的權力來自日本投降書；“法不溯及既往原則”不具有強行法性質。無論在管轄權還是法律適用方面，東京審判完全符合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
對數字法治的理論建構。法學界積極思考數字時代法治形態的轉型與制度規則的創新，具體探討了數字技術對行政執法、勞動就業等方面帶來的深刻影響。馬長山認為，需要確立“人本主義”的法治價值，回應《全球數字契約》倡議，構建人工智能的倫理約束機制，探索“中國式”的數字法治，從而為全球“數字文明共同體”貢獻交流互鑒的“中國方案”。周尚君認為，數字技術正在重塑執法中的主客體關系和傳統科層制結構，并在內外行政關系上不斷延伸執法過程的鏈條。應及時調整執法改革理念，在技術與制度的動態平衡中尋求數字執法能力的提升。楊建軍認為，人工智能時代的就業替代，可能呈現領域廣、規模大、速度快、全球性等特點，不僅會對勞動者的就業權利形成沖擊，也會引發一系列社會保障層面的難題，立法需以明確的法政策導向回應挑戰。
為深化司法改革提供理論方案。學術界致力于通過相關研究推動司法體系更加公正、高效、智能化地回應社會需求。林喜芬認為，未來應從動態性調整、應用層限制、多主體協調的角度構建訴訟價值融合機制，實現訴訟程序中數字技術的差異化供給，推動刑事司法數字化改革新格局的形成。于龍剛認為，進一步優化多元解紛機制，需要圍繞黨政統籌與協調下解紛要素聚合這一結構形態展開，具體途徑包括控制模式分化的幅度、合理發揮政治勢能的作用以及規范組織平臺的運行。
涉外法治建設的理論創新。相關學術研究為中國深度參與國際規則制定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提供了學理支撐。黃惠康認為，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可通過理念深化、機制優化、合作強化、非傳統安全治理及話語權建設等五個方面完善參與全球安全治理的機制，構建更加公平、穩定的全球安全治理體系。蔡從燕認為，基于對外關系法視角，根據中國與國際體系互動模式的變遷，可以建立一個分析框架，即從中國融入全球化、重塑全球化以及開展國際博弈三個方面或三個支柱考察中國法院變革的動力與實踐。
法學研究的挑戰與展望
2025年是中國法學研究沖刺“十四五”法學理論創新高度的收官之年，成績斐然，但距離全面依法治國偉大實踐對法學理論創新的需求仍存在如下不足，亟待在2026年予以突破。第一，體系化、學理化研究闡釋習近平法治思想的高水平研究成果不多，其豐富而深刻的思想內涵揭示有待深入，發揮實踐偉力的方法論探索有待強化。第二，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對“十五五”時期我國發展環境面臨復雜深刻變化的形勢判斷，也對法治體系的功能發揮提出了新要求，亟待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予以推進。第三，構建中國法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意識自覺與學術自覺在不同部門法學領域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需要進一步補足后進法學科短板，尤其是新興法學科，從起步開始就需要確立“自主”意識，避免重走傳統法學科已經走過的彎路。第四，諸如《生態環境法典》《行政法典》《教育法典》等部門法的法典化步伐與社會發展實際需求之間存在一定差距，亟待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的支撐。第五，新興法學學科與傳統法學學科如何有效融入中國法學學科體系及其融入方法，亟待研究方法論的創新。第六，以法學研究成果的國際傳播推進法治文明交流互鑒的體制機制亟待創新，而有力研究成果的支撐需要法學界的共同努力。面對我國法治建設取得的歷史性成就以及面臨的全新挑戰，如何推動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闡釋不斷豐富發展，加快構建中國法學自主知識體系，進一步回答法治與中國式現代化、法治與改革、國內法治與涉外法治、依法治國與依規治黨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為新征程上全面依法治國提供理論支撐，對于所有法學研究者而言，既是歷史責任，更是學術使命。
（執筆：李樹民、王博、程紀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