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民法典實施的第五年。廣大民法學者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導，面向市場經濟、面向科技發展、面向司法實踐，提出了許多富有建設性的學術觀點——
王利明
□2025年是民法典實施的第五年。廣大民法學者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導，面向市場經濟、面向科技發展、面向司法實踐，提出了許多富有建設性的學術觀點，有力推動了中國民法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為全面有效實施民法典提供理論支撐。
□民法典頒布后，我國民法學研究從立法論時代邁向解釋論時代，法學方法論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并成為民法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中國應構建自主的法釋義學體系，以服務于立法與司法實踐。
□“十五五”規劃建議強調，“堅持和落實‘兩個毫不動搖’，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依法保障人身權、財產權、人格權，健全規范涉企執法長效機制，防止和糾正違規異地執法、趨利性執法。”這必將為民法典的全面有效實施和民法的發展、完善提出新的要求，注入新的動力。
2025年是民法典實施的第五年。在過去一年中，民法典實施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急需回應，大數據、人工智能的發展迫切需要依法治理，高水平市場經濟體制的構建需要法治充分保障。廣大民法學者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導，面向市場經濟、面向科技發展、面向司法實踐，提出了許多富有建設性的學術觀點，有力推動了中國民法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為全面有效實施民法典提供理論支撐。在2026年到來之際，盤點過去一年民法學理論的主要研究成果，以期有利于推動中國民法學理論在守正創新中發展。
民法典總則編相關問題的理論研究
隨著民法典及其配套司法解釋的頒布實施，新舊法律銜接中的溯及適用問題已成為重要的司法實踐議題。對民法的時間效力，有學者指出，應以不溯及為原則、以溯及為例外。在例外溯及的情形下應當采納重大公益溯及規則、有利溯及規則、空白溯及規則，但這些規則的適用應當有嚴格的條件限制，且具有一定的層次性。應處理好溯及力與法律漏洞填補之間的關系，法律漏洞填補應當具有優先適用性。應堅持既判力優先于溯及力的規則。
總則編的法人制度從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出發，創造性地規定了營利法人、非營利法人和特別法人的分類方法與制度安排，體現了鮮明的中國元素。有學者認為，應承認并規范“公益性營利法人”，即從事教育、醫療、養老等公益領域經營的營利法人。此類法人有助于提升公益事業的效率與質量。應構建專門的法律規范體系，平衡其商業與公益屬性，綜合運用私法規范和管制、標準化、補貼、稅費優惠、融資支持等公法調整工具，完善相關權利與義務規則。有學者指出，作為特別法人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的特別性主要表現在其成員、財產、治理、存續四個方面：成員身份取得具有無償性、封閉性和唯一性；財產具有歷史性和公有性；治理上外部人員不能進入成員大會表決；存續上不具備破產能力。
關于訴訟時效普通期間多次中斷后是否適用二十年最長訴訟時效期間的問題，有學者指出，法安定性作為關鍵目的，決定了時效期間不能無限延續，否則會誘發權利人投機的破產申請，使不特定第三人本可避免與義務人交易卻分擔了破產風險。最長訴訟時效期間屬于總體限制，不能以保護權利人為由，無保留地適用各種時效障礙規則。最長訴訟時效期間僅在例外情況可以延長。
為了適應互聯網、大數據時代的需要，民法典第127條承認了數據、網絡虛擬財產應受法律保護。對數據財產權，有學者認為，基于特定目的而依法收集的數據集合可獲得財產權。數據財產權是一種新型財產權，具有財產權的排他支配性，同時在權利客體和權利限制等方面呈現特殊性。數據應作為與智力創造成果相并列的無形財產。對數據財產權應單獨立法，與物權法、知識產權法并行，在制度設計時需要重點關注權利的限制。對網絡虛擬財產，有學者指出，網絡虛擬財產應當被認定為契合網絡虛擬性、價值性、特定性與獨立性、可支配性與排他性以及合法性要件的新型無形財產。網絡虛擬財產可區分為物品型、營業型、賬號型、空間型、加密型網絡虛擬財產。
民法典物權編相關問題的理論研究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益。民法典物權編的相關規定為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提供了充分的制度供給。有學者指出，在城鄉融合發展背景下，農村土地權利制度應以“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益”為主線進行優化。增強承包地、宅基地、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要素化與財產化水平。同時須保障進城落戶農民的合法土地權益、盤活農戶住房及其宅基地、推進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及增值收益分配改革，以促進城鄉要素雙向流動，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有學者認為，宅基地“三權分置”改革需與宅基地使用權財產權化同步推進。應區分可分配與已分配宅基地，明確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使用權“三權”的性質與邊界。同時以土地分配、住房保障、財政補貼、金融支持等公法措施落實農民“戶有所居”的權利，實現資源有效配置與農民權益保障的統一。
數據產權登記是數據產權制度體系建設中的關鍵環節。有學者指出，應建立統一的數據產權登記制度，采用專職機關和數據交易所的二元登記機構，實行登記機構形式審查、第三方機構實質審查的審查模式。在效力上，應采用登記對抗主義，數據交付產生產權變動，登記則賦予推定、對抗、公信效力。同時，數據善意取得應從嚴認定，并將其效力從失權改造為強制授權，以適應數據可復制的特性。
關于用益物權制度，有學者指出，養殖權應被明確為獨立的用益物權。其與海域使用權性質不同，二者并非包容或替代關系，立法上應同時承認這兩種權利。將養殖權界定為用益物權，也有利于通過有關物權保護的規則對漁民的權利提供保護。
我國的民法研究同樣重視從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中汲取養分。有學者指出，中國傳統典權的權利結構是形成權加所有權。其中，回贖權作為形成權，允許出典人單方面恢復完整所有權，突破了現代所有權的靜態性。典權通過轉典、絕賣、回贖、找貼四項機制靈活運作，在不完全放棄所有權的前提下實現融資與財產傳承，體現了傳統法律的人文關懷與精巧設計，對當代民事立法仍具借鑒價值。
民法典合同編相關問題的理論研究
我國民法典在體系上的重大創新之一，就是未設置債法總則而以合同編通則發揮債法總則的功能。此種體系設計形成了實質上的債法總則，延續了我國的立法選擇，也回應了司法實踐的需要。有學者指出，為了充分發揮民法典合同編的債法總則功能，應協調合同編與總則編的關系，在區分合同之債與非合同之債的基礎上發揮合同編的債法總則功能，同時對“準合同”的規則進行準確定位，準確理解合同編債務不履行規則對侵權之債的適用。
民法典合同編的違約責任制度一直是理論研究的熱點，而且在司法實踐中，違約責任案件數量龐大，疑難問題層出不窮，因此也是實踐應用中的爭議焦點。
民法典第584條確立了違約損害賠償中的填平原則，該原則是違約損害賠償救濟的重要原則。有學者指出，填平原則的核心內涵是賠償應恰好填補非違約方所受全部損害，既不能使其獲益，也不應使其受損。該原則具有雙重功能：在積極功能方面，支持實際損失與可得利益損失并存賠償；消極功能方面，通過可預見性規則等合理限制賠償范圍以平衡雙方利益。填平原則的適用范圍不限于法定損害賠償，亦可擴展至合同司法終止后的責任承擔、獲利返還及違約金調整等情形。
替代交易規則是計算違約損害賠償中可得利益的有效方法。有學者認為，該規則主要適用于以種類物為標的物的合同。若要適用于以特定物或勞務為內容的合同則應以根本違約為前提。實施替代交易原則上應先解除合同，僅在特殊情形下可不解除合同而直接進行替代交易。替代交易須具有合理性，市場價格是核心判斷依據。除非出于減損義務的要求，替代交易并非一項義務，非違約方可在替代交易法與市場價格法之間選擇可得利益的計算方法。
違約獲利返還是可得利益損失數額認定的一種特殊形態。有學者指出，違約獲利返還主要適用于損失難以確定且違約方因違約獲利的情形。其功能在于填平損失、維護公平和預防違約，但與侵權獲利返還在獲利來源、適用順序、因果關系等方面存在本質區別。適用時需滿足違約方獲利、損失難以通過替代交易計算等條件，并綜合違約方過錯、獲利情節及公平誠信原則確定返還金額，而非簡單將全部獲利視為損失。
違約金是重要的違約責任形式，但司法實踐中有關違約金調整規則的適用存在調整條件、調整規則、調整方法不統一等問題，對此，有學者認為，違約金調整須以當事人請求為前提，僅當違約金過分高于實際損失時才可啟動；調整不得否定違約金條款效力，應兼顧違約金的擔保功能，惡意違約方不得請求調減，且調整后數額不應低于實際損失。遲延履行違約金同樣適用該調整規則。
民法典第580條第2款創設的合同司法終止規則，旨在打破因履行不能導致的合同僵局，平衡合同自由與合同正義。該規則具有本土特色，源于中國司法實踐總結，基于效率、誠信與公平原則，允許當事人在履行不能等特殊情形下請求法院或仲裁機構終止合同，同時不影響違約責任。它區別于情勢變更與合同解除規則，具有獨立的實體與程序條件，體現了我國民法典的實踐特色與體系協調。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合同編通則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合同編通則解釋》）在過去一年仍然是民法學研究的重要對象。我國民商事法律制度秉持民商合一的傳統，有學者認為，《合同編通則解釋》就體現了民商合一的思維方法，即在解決合同糾紛時，需綜合運用民法與商法規范，通過參照適用、類推適用、補充適用等方法實現民商法律的協同，避免將商事關系簡單歸入民法或商法的單一框架。民事一體化是民事實體法與民事程序法的一體化。有學者指出，《合同編通則解釋》中有大量證據規范，體現了民事一體化的司法解釋起草技術。這些證據規范通過舉證責任分配、事實推定與擬制等類型化規則，完善了合同糾紛的事實認定機制。在限縮越權代表的善意推定適用范圍、降低惡意串通的證明標準等方面，推動了民事實體法與程序法證據規則的銜接與進步。
民法典人格權編相關問題的理論研究
我國民法典人格權獨立成編，引領了民法典發展的趨勢，同時也為新時代人格權的保護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供給。有學者指出，面對大數據、人工智能和新興技術的發展，人格權體系需要對應拓展。應強化個人信息保護，推動人格利益從消極防御轉向積極利用；完善對數據畫像、消費者隱私及敏感個人信息的保護；將聲音、虛擬形象等新型人格利益納入保護；人格權體系要明確腦機接口等神經技術應用中人類神經信息的人格權保護，完善人體胚胎和基因人格權益的相關規定，以應對科技發展帶來的新型風險。
關于姓名權、肖像權等標識性人格權與個人信息權益之間的關系，有學者指出，個人信息權益保護自然人對信息處理的知情與決定利益；姓名權保護自然人對其姓名享有的同一性與個性化利益；肖像權保護自然人對其肖像的支配利益。法律適用時，應依據行為所侵害的具體人格利益類型，相應適用民法典或個人信息保護法規則，避免重疊或沖突，實現精準保護。
民法典第1002條將生命尊嚴納入生命權的保護范圍，使之與生命安全并列，是我國民法典的一大創造。關于生命尊嚴的法律內涵，有學者指出，生命尊嚴不應被解釋為以維生醫療拒絕權等與死亡相關的自決權為權利化表現的死亡尊嚴，而應被重新解釋為生命體尊嚴，即人的生物體固有的倫理價值與高于動物體的法律地位。這一尊嚴不僅涵蓋自然人，也延伸至遺體、胚胎及人體組織，形成一種適應生命科技時代的類型化尊嚴，既能作為人格尊嚴保護的核心，也能為基因、腦尊嚴等新型權利保護提供依據。
腦機接口是指在人或動物大腦與外部設備之間創建直接連接，實現腦與設備的信息交換。我國現行的權利體系應如何有效應對腦機接口的技術爆炸？有學者指出，在物質性人格權益層面，可通過臨床試驗規范與生命尊嚴條款應對自我認知危機；在精神性人格權益層面，意識活動受隱私權與個人信息權益保護；在一般人格權層面，需通過解釋將感知自由納入人身自由范疇，實現對感知利益的保護。人格權益保護在腦機接口發展中具有兜底性、本源性的地位，技術發展必須服務于人格的完善。
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相關問題的理論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的解釋（二）》（下稱《婚姻家庭編解釋（二）》）于2025年2月1日起實施。該司法解釋堅持問題導向，重點解決夫妻間給予房產、父母為子女婚后購房出資、違反夫妻忠實義務將夫妻共同財產贈與他人以及搶奪、藏匿未成年子女等人民群眾關心的審判實踐疑難問題，是過去一年婚姻家庭法理論研究的主要對象。
有學者指出，《婚姻家庭編解釋（二）》的制定以民事訴訟法為依據，內含大量程序性規范，體現了民事一體化思維方法。該方法強調在婚姻家庭糾紛中，必須統籌適用實體法與程序法，實現當事人、證據、訴訟請求、行為保全等制度的銜接，以促進糾紛的實質性化解、一次性解決。
關于婚姻家庭財產制度，有學者指出，中國家庭是兼具橫向夫妻關系與縱向代際關系的雙軸結構，其財產分配體系須實現社會分配正義，強調共享與倫理。父母給付彩禮或嫁妝、為子女購房出資等，應當從財產代際流轉的角度并結合贈與的報償目的予以闡釋。在夫妻之間的婚內財產分配上，夫妻共同共有制是最有利于實現家庭雙軸結構及促進夫妻實質平等的制度選擇。離婚財產的法定分配體系與約定分配條款對債權人撤銷權的參照適用，均應當以家庭雙軸結構為背景進行多元利益衡量。
關于夫妻一方使用共同財產進行直播打賞，其行為性質、效力與后果應如何判定，有學者認為，充值行為是用戶和平臺間的網絡服務合同，打賞行為屬于用戶和主播間的有償網絡服務行為。若直播內容違法，或用戶基于與主播的不正當關系高額打賞，應認為打賞行為屬于背俗贈與而無效。夫妻一方以夫妻共同財產充值打賞構成揮霍或轉移共同財產的，配偶可依據婚內析產或離婚財產分割規則得到救濟。婚姻法無法填補的損害，配偶可通過行使債權人撤銷權撤銷相應行為。
關于離婚協議的法律適用，有學者認為，離婚協議是兼具人身與財產屬性的“一攬子”身份關系協議，可參照適用民法典合同編規則。具體包括：虛假離婚的財產分割協議可適用虛假民事法律行為無效規則；損害債權的財產分割協議可被債權人撤銷；撫養費約定可參照適用情勢變更、第三人利益合同等規則。但夫妻將共同財產給予子女的約定不宜簡單適用贈與合同規則。離婚財產分割協議可直接引發物權變動，但未經登記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民法典繼承編相關問題的理論研究
關于代位繼承制度，有學者認為，我國民法典的代位繼承制度具有雙重功能：順位躍遷功能突破親等繼承原則；繼承資格賦予功能使孫子女、侄甥借代位取得繼承人資格。代位繼承的正當性基礎應在于被繼承人的默示意思，即直系卑親屬代位符合被繼承人家族延續的意愿；旁系血親（侄甥）代位主要是為避免遺產無人繼承。應將代位繼承人身份解釋為法定繼承人，并嚴格區分代位繼承的雙重功能。
民法典實施后，關于遺贈的效力與受遺贈人的地位仍存在爭議。物權編不再直接規定遺贈效力后，爭論回歸到對繼承編規范的解釋。有學者指出，學界解釋滯后于立法變動，且過度依賴比較法而忽略本土規范協調，未來需從物權編與繼承編的功能分配、遺產共有模式、遺贈類型自由、遺產管理人制度及死因處分的整體財產屬性等基礎理論深化研究，以突破傳統債權效力或物權效力的二元爭論框架。
民法典侵權責任編相關問題的理論研究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發展對侵權法規則的適用帶來了挑戰。有學者指出，為了鼓勵人工智能發展，不宜科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提供者嚴格責任，而應適用過錯責任。對服務提供者過錯的認定應當采用客觀的注意義務標準，以“同質行業理性人標準”判斷是否違反注意義務，考慮現有技術水平、防范損害的成本，并區分服務提供者的過錯和用戶的過錯。雖然生成式人工智能致害并不完全等同于網絡侵權，但在主體、價值、情境等本質特征上具有高度相似性，從而具備了類推適用“通知—刪除”規則的正當性基礎。判斷過錯是否成立時，應當考慮服務提供者在接到權利人通知的情況下是否及時采取必要措施，以防范損害的發生。
高空拋物墜物危及人民群眾的人身財產安全，“頭頂上的安全”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有學者指出，高空拋墜物致損時，物業服務企業等建筑物管理人負有法定的安全保障義務，違反該義務須承擔與其過錯相應的補充責任。其責任性質類似于一般保證人，享有先執行抗辯權。在責任順序上，直接侵權人承擔終局責任，建筑物管理人承擔補充責任，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的補償責任僅為最終救濟手段，且應受限制。此外，應區分民法典第1253條與第1254條第2款的適用范圍，前者僅適用于墜落物屬于業主共有部分或者共有部分上的物這種情形。
關于監護人責任，有學者認為該責任的性質在嚴格的無過錯責任、不嚴格的無過錯責任和過錯推定責任之間存在類型的流動，其關鍵在于實踐中認定“盡到監護職責”這一減責事由的難易程度和具體幅度。未成年人最終以其財產對受害人承擔責任，有利于擴大受害人的求償財產范圍，但需要通過“有財產”這一有限責任機制予以限制，以保護未成年人。我國的監護人責任雖與比較法中的模式不同，但在強調家庭共同體功能與分配正義的法秩序下，仍具有其內在的正當性。民法典第1188條區分了“責任”和“責任具體履行”兩個層面，責任主體是監護人，而有財產的未成年人是從其財產中支付賠償費用的履行主體，這一區分分別體現于訴訟階段和執行階段。
民法典第1183條、第996條規定了人格權侵權精神損害賠償制度，這是我國立法的一大進步，也是世界各國立法的大勢所趨，有利于強化人格權保護。有學者指出，應建構人格權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的二元歸責體系，生命權、健康權和身體權等物質性人格權侵權責任適用過錯責任原則；個人信息權益、肖像權、姓名權、聲音權益、隱私權等精神性人格權侵權責任適用過錯推定責任原則，但民法典關于人格權侵權責任歸責原則的特殊規定應優先適用。應對損害要件進行類型化構造，以合理期待理論為中心創設“嚴重精神損害”要件的認定標準，以增強可操作性，實現各方利益衡平。
民法學方法論的理論研究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教育大會上指出，“以黨的創新理論引領哲學社會科學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構建以各學科標識性概念、原創性理論為主干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民法典頒布后，我國民法學研究從立法論時代邁向解釋論時代，法學方法論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并成為民法學研究的重要課題。有學者指出，德國法教義學雖有借鑒價值，但因其名稱易誤導、內容局限、方法封閉，且植根于德國歷史文化，難以被中國完全繼受。因此，中國應構建自主的法釋義學體系，以服務于立法與司法實踐。該體系強調自主性、實踐性、體系性、開放性、共識性，立足本土經驗，吸收多學科方法，關注法律與社會的互動，旨在形成適應中國實際、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導向的法學解釋體系，推動中國法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設。
結語
站在五周年的節點回望，民法典的頒布完成了民事法律的體系化整合，開啟了我國法律法典化的新進程。民法典的全面有效實施在立法、執法、司法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果。風好正是揚帆時，奮楫逐浪向未來。2025年是“十四五”規劃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規劃謀篇布局之年。“十五五”規劃建議強調，“堅持和落實‘兩個毫不動搖’，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依法保障人身權、財產權、人格權，健全規范涉企執法長效機制，防止和糾正違規異地執法、趨利性執法。”這必將為民法典的全面有效實施和民法的發展、完善提出新的要求，注入新的動力。展望未來，中國民法研究將繼續堅持守正創新，努力構建民法學自主知識體系，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法治保障提供理論支撐。
（王利明系中國法學會民法學研究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王旭東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