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第十屆“全國杰出青年法學家”評選結果揭曉，王旭等10名青年法學法律工作者獲評“全國杰出青年法學家”稱號。
“全國杰出青年法學家”評選活動是我國法學領域的重要獎勵項目。自1995年啟動以來，已經成功舉辦了十屆，評選產生了99位全國杰出青年法學家。這些獲獎者，有的走上立法、執法、司法等領域重要崗位，有的成為法學教育科研領域的著名學者、學科帶頭人、領軍人物，成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法學專家，為法治中國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全國杰出青年法學家”稱號獲得者，是新時代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進程中涌現出的大批優秀青年法學法律工作者的代表，是我們這個國家、這個時代繁榮法學研究、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實踐的脊梁！
培養造就大批德才兼備的高素質人才，是國家和民族長遠發展大計。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新征程上，廣大法學法律工作者特別是青年法學家要牢牢把握新時代法學研究和法治實踐前所未有的機遇，積極投身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偉大實踐，為在法治軌道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貢獻智慧和力量。
本期繼續刊發第十屆“全國杰出青年法學家”系列報道，介紹他們的學術觀點和成長軌跡，講述他們的法治人生。
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立法是全面依法治國的前提和基礎。黨的十八大以來，立法工作取得歷史性成就，為法治中國建設打下堅實基礎，也為法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素材。
7月12日，第十屆“全國杰出青年法學家”獲獎名單公布，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法工委”）胡健榜上有名。據悉，他也是歷屆評選中第一位從立法工作部門脫穎而出者。頒獎儀式上，他代表獲獎者作了發言：“衷心感謝中國法學會對青年法律工作者的精心培養和關心愛護！這既是對個人的鼓勵鞭策，更是對立法隊伍的充分肯定！”
一、校園的啟蒙和培養
“個人的成長、奮斗可以與時代的進程合拍、同步，這是我們這代人寶貴的歷史機遇。”胡健求學于滬港京三地，不同的城市特質和校園文化，無形之中也在影響青年法律人的職業選擇和研究領域。
考入華政與法結緣
2000年3月，九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立法法。這一年9月，胡健進入上海市萬航渡路1575號的華東政法大學校園，從此與法律結下不解之緣。
寫好論文是鍛煉理性思維和文字能力的方式之一。從入校開始，胡健就深受羅培新、林彥、韓強、劉俊等學長的影響，將主要精力放在了閱讀和研究上。從認真完成作業，到嘗試寫書評和論文，再到組織“河畔之聲”系列學術講座、編輯《青年法學》《華東法律評論》《華東政法大學學報》等刊物，他與法學研究結了緣。當時他對理論法學尤其是外國法制史興趣濃厚，不僅報考了何勤華教授的研究生，本科畢業論文也選擇了外法史方向。李秀清教授指導胡健寫作的《衰亡還是重生——英國大法官的歷史演進》，還被評為上海市優秀畢業論文，并發表在《比較法研究》2005年第6期。胡健認為：“在華政的知識積累和文字鍛煉，對我幫助很大。”“外法史學為我從事立法研究開拓了國際視野，培養了歷史思維。”
華政是全國最早系統開設立法學課程、最早出版立法學專著、最早出版本科生立法學教材、最早培養立法學方向碩士研究生的高校之一。孫潮、徐向華等教授1988年就創立了立法學研究機構，深入參與國家和地方立法實踐。在這里，胡健接受了立法學啟蒙，并最終選擇到法工委工作。“一是孫潮、徐向華教授一直鼓勵我以立法為業，尋找制度設計背后的深層次原因；二是自己的思維方式和在校經歷也比較適合立法工作，在理論和實踐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深入香港開闊眼界
參加工作四年后的2008年，經過選拔，胡健被公派到香港大學攻讀普通法碩士學位。這個項目是1999年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發起的，主要目的是加深內地法律人對普通法系運作和香港法律制度的認識。
“一國兩制”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胡健在港期間，香港回歸祖國已經11年。觀察香港、讀懂香港，不僅是當前的現實需要，也是曾經的歷史延續。胡健滿心期待：“我是帶著各種問題來到香港的。”最讓胡健難忘的就是在香港立法會法律事務部、高等法院、律政司等機構實習。他提到：“在終審法院陳兆凱常任法官的悉心安排和精心指點下，我觀摩了各種類型的庭審，了解普通法系不同審判程序的運作狀況。還旁聽了大量熱點案件的審理，幫助我加深對香港法治運作的理解。”實習結束時，有人問胡健對什么印象最深刻，他的回答是：法官的尊榮和司法的權威。
京港相隔千里，回到北京，遠眺港島，觀察的是香港的人與事，思考的卻是腳下的路。那幾年，胡健在《法治日報》“香江札記”專欄撰寫了60余篇文章，每篇文章都努力把一件小事情放到歷史大背景中去考量，力圖理清立法、治理、廉政、司法、平權等制度變遷的脈絡。這些文章收錄在《常識的力量：香港法政觀察》一書中。王振民教授為此書作序：“將這些文章結集出版，對于梳理香港法治經驗、推動法治中國建設，增進內地與香港的理解和互信，很有意義。”
進入清華深造錘煉
作為1982年憲法的同齡人，2010年胡健有幸成為清華大學憲法學專業的博士生。憲法為胡健學習歷史、研究法律、觀察社會、分析問題特別是參與法治實踐提供了基本的邏輯框架和特有的思維模式。胡健說：“跟隨王振民老師學習憲法后，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憲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更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長期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在國家法治上的最高體現。”
胡健的博士論文以“地區平等問題研究——中央與地方關系的視角”為選題，也是受王振民教授影響。“他帶著我們研究落馬洲河套地區開發、港珠澳大橋管理、‘一地兩檢’等，都是很前沿的實踐問題。”
2011年下半年，胡健參加博士生服務團，在廣西那坡縣委組織部鍛煉。他深入與越南接壤的鄉鎮調研，走訪上百名鄉、村基層干部、選調生、大學生“村官”和貼邊村群眾。他撰寫的近兩萬字的《中越邊境地區發展情況調查報告——以廣西自治區那坡縣為例》，被清華大學評為優秀成果。胡健提到：“博士論文引用了不少這次實證考察的資料，這段經歷讓我明白必須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
他的博士論文出版后，獲第九屆“董必武青年法學成果獎”一等獎。華東政法大學教授胡玉鴻對此文高度肯定：“以往對平等的研究，往往關注的是‘人’，但本書跳脫了傳統的研究范圍，將研究觸角伸向了在一元制結構下地區與地區的平等問題。這是立足于當代中國地區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以及在享有的法律地位上的不同而進行的理論創新，意義重大。”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韓大元評價：“作者將地區平等命題引入到地區協調發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流動人口子女的受教育權以及大學招生名額分配中的地區偏好等現實問題，既有客觀的學術評價，也有建設性的對策與建議，使本書提出的學術思考與觀點貼近公民生活，凸顯實踐理性。”
胡健以其扎實的學術功底、理性的學術觀察與務實的學術態度開展學術研究，體現出一個青年憲法學人的學術責任與追求。
二、立法機關的熏陶和鍛煉
立善法于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國，則一國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立法是為國家定規矩、為社會定方圓的神圣工作，立法人員必須具有很高的思想政治素質，具備遵循規律、發揚民主、加強協調、凝聚共識的能力。”
胡健所在的法工委，是重要的立法隊伍。2004年，胡健有幸加入這支隊伍，成為一名青年立法人。在這里，他勤勤懇懇、兢兢業業，經歷多崗位歷練，也親歷了法治中國建設的諸多歷史性時刻。
親歷法律體系的形成和完善
到2010年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是黨的十五大提出的新時期立法工作的總目標。胡健參加了這項具有歷史意義的工作。他先后參與研究法律體系的結構、層次、部門劃分，宣布法律體系形成的條件和時機，下一步完善的總體思路及工作重點等若干重大問題，參與在法律體系中起支架作用的重要法律案的研究修改，參加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集中清理，參與起草有關中央文件、重要文稿和白皮書，將理論研究和實踐運作有機結合，努力為法律體系的形成做好充分準備。2010年，在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的舞臺上，中國矗立起一座豐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如期形成，國家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的各個方面實現有法可依。胡健說：“作為當代青年立法人，我們有幸見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的歷史性時刻，既倍感自豪，又深感責任重大。”
審議法律案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重要職能，也為年輕人的成長提供了鍛煉的平臺。“我很榮幸11次參加大會法案組，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通過物權法、反分裂國家法、立法法修改決定、憲法修正案、民法典等重大立法項目做好服務保障，并多次獲評大會青年服務標兵。”胡健介紹，無論是代表大會審議的法律案還是常委會審議的法律案，法工委都要做大量的調查研究、溝通協調工作，同時還要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建議，在此基礎上凝煉法意、表述條文、形成文本，經統一審議后再依法提請代表大會或者常委會審議。胡健深感，法工委有濃厚的研究氛圍，每起草修改一部法律案，都要形成少則幾十篇多則上百篇的“簡報”。“簡報”不同于學術論文，也不同于普通公文，必須用最精煉的文字表達最深刻的法理、反映最重要的情況，是立法機關獨特的工作方式和有效的鍛煉平臺，從一定意義上講還是極其重要的記錄立法原意的“史料”。胡健介紹，法工委還有非常民主、平等的工作氛圍，討論法律案鼓勵大家暢所欲言，只要言之有理，年輕人的意見也會被立法吸收采納。正因如此，王漢斌、顧昂然、楊景宇、胡康生、喬曉陽、李適時、李飛等老領導在不同時期，都形象地把立法工作形容為“三結合”，即立法工作者、實務工作者、理論工作者的有機結合；將法工委的一整套工作機制總結為“上山下鄉、尋師訪友、引經據典、切磋琢磨”。胡健感言：“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審議通過的每一部法律，都是黨的主張和人民意志通過法定程序形成的國家意志，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判決書、起訴書必須署上法官、檢察官的名字，但法律文本唯一的作者只能是‘人民’。立法隊伍是一個甘居幕后、默默無聞的苦力班子，法工委的每一位同志都為國家法律的制定、修改和完善，作出了重要貢獻。”
助力立法制度的完善與實施
立法法是規范國家立法制度和立法活動、維護社會主義法治統一的基本法律。我國現行立法法是2000年3月九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的，2015年3月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2023年3月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作了部分修改。2015年修改立法法，賦予所有設區的市地方立法權，新增地方立法主體274個。這是我國立法體制的重大調整。根據部署，胡健協助有關領導，深入調查研究。“當時要求省級人大常委會批準設區的市行使地方立法權，設區的市的立法能力是需要判斷并不斷加強的。”胡健研究提出“既積極，又穩妥”，抓好“五個統籌建設”的工作建議，受到領導肯定，有力推進了這項工作。此后，胡健還根據部署，參與組織十余期地方立法培訓班，培訓地方立法工作者超3000人次，推動提升設區的市立法能力；加強對保護紅色資源、促進文明行為、推進區域協同等立法調研，形成專題報告、提出意見建議、推動相關工作；參加憲法法律委牽頭的設區的市立法專題調研，起草調研報告并印發全國人大常委會，為立法法修改提供了參考。
通過參與立法法修改和貫徹實施，胡健深化了對立法制度的理解和認識。“立法工作政治性、專業性、理論性和實踐性都很強，對立法人的業務能力要求很高，要求我們在工作中不斷鉆研和提升。”他多次參加重要會議的籌備和文稿起草，聚焦立法中的焦點難點，撰寫多份重要報告，在核心期刊發表論文20余篇，參加“馬工程”教材編寫和10余項國家級課題，努力推動立法制度的發展完善和有效實施。多次與美國、英國、德國、澳大利亞、日本、韓國、蒙古、尼泊爾、巴西、阿根廷、納米比亞等國議員、法官、學者開展交流，努力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和生動活潑的例子，全面介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擴大中國制度國際影響力。
講好新時代民主法治故事
為增強立法工作透明度、更好回應社會關切，2019年7月，法工委建立發言人機制并成立了發言人辦公室。胡健作為首任發言人辦公室主任，全程參加相關工作。四年來，從緊扣常委會會議節奏定期召開記者會，到第一時間回應熱點涉法問題；從做好普法宣傳用心用情講好立法故事，到敢于斗爭善于斗爭圍繞國家核心利益主動發聲……法工委發言人機制不斷豐富完善，凸顯開拓進取、主動創新、應對挑戰的責任擔當。胡健介紹，發言人辦公室已服務保障法工委發言人例行發布20多次，邀請500余名記者參加，向社會通報157件次常委會擬審議法律案情況和103件次法律草案公開征求意見情況，回應涉立法熱點問題114個，推進立法公開和公眾參與，取得良好效果。
法工委發言人辦公室成立后的第一個春節，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來。“大年三十我剛自駕回到老家，大年初一就在新聞中聽到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會議研究疫情防控工作。請示有關領導后，我當天就動身返京。”胡健的很多同事也都放棄春節假期，提前返京，在各自崗位上應對疫情。2020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強調，疫情防控越是到了最吃勁的時候，越要堅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軌道上統籌推進各項防控工作。法工委針對社會關切，通過發言人機制就30多個法律問題7次向社會發聲，有力引導各方面在法治軌道上開展疫情防控，為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創造良好法治環境和輿論氛圍。
法工委發言人還及時闡明涉港立法、國家安全領域立法的基本原則和重大意義，總結外商投資法等法律實施效果，就境外對我涉法問題的抹黑歪曲予以回應反擊，以正視聽。對此，胡健表示：“圍繞國家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問題敢于斗爭、積極作為、主動發聲，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是法工委發言人機制的職責所在。”
近年來，社會各界對法工委對外發聲工作高度關注。“從幕后的立法工作者，到臺上頻頻發聲的發言人，一個更加開放和自信的法工委出現在我們面前。”有學者如是評價。胡健表示，法工委發言人機制既要做好立法信息公開，又要結合立法職能，宣傳普及法律、回應社會關切、推動法律實施。四年來，法工委發言人在加強法治宣傳、推動全民守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2021年年底，法工委發言人辦公室被中央宣傳部、司法部、全國普法辦評為“全國普法工作先進單位”。
今年3月，新修改的立法法增設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加強立法宣傳工作，通過多種形式發布立法信息、介紹情況、回應關切。”將這一制度以法律條文形式固定下來，必將讓立法的開放之門更加敞亮通透。
回顧近二十年的工作經歷，胡健深感：“法工委提供了參與國家立法工作、服務民主法治建設的寶貴機遇，永遠是我學習研究法律、不斷踐行法治的終身課堂和精神家園。”
三、當好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宣傳員和實踐者
習近平法治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同中國法治建設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相結合的重大理論創新成果。胡健深切感受：“無論開展立法研究還是參加法治實踐，都要始終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根本遵循，用好用活其中蘊含的立場、觀點、方法。”
積極學習研究宣傳習近平法治思想
胡健親歷了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法治思想孕育、形成、發展的全過程。2012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首都各界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胡健清晰記得：“這是黨的十八大召開后習近平總書記第一次就法治發表重要講話。根據部署，我有幸參與會議籌備和有關文稿起草，并在現場聆聽了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對憲法實施、立法工作等提出新要求、作出新部署，聽完以后十分振奮！”
從2013年開始，胡健就積極主動開展對習近平總書記有關法治、立法重要論述的梳理研究，先后撰寫理論文章20余篇，并帶頭到部委、地方和高校宣講。根據部署，又牽頭匯編有關文獻資料，參與《習近平法治思想學習綱要》《習近平法治思想學習問答》和《中國共產黨百年法治大事記》編寫工作。“特別是在改革開放40周年、新中國成立70周年和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三個重大歷史節點，我們將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研究宣傳融入其中。”胡健參與策劃并推動出版《我國改革開放40年立法成就概述》《大智立法：新中國成立70年立法歷程》《經國之本：中國共產黨對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百年探索》，全面展示不同歷史時期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法治建設的歷史性成就，宣傳闡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越性和強大生命力，努力構筑我國制度建設的話語體系。同時，會同有關方面、組織專家學者，將有關書籍納入中華學術外譯項目或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推動海外出版，擴大習近平法治思想和中國制度的影響力、感召力。
有力推動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基層實踐
2021年7月，根據組織安排，胡健到江蘇省昆山市掛職，任市委常委、副市長。這次掛職對于他來說是一次非常難得的經歷，是將法律條文轉化為法治實踐的過程，更是將習近平法治思想融入基層法治建設的過程。
昆山是江蘇改革開放的縮影、全國縣域發展的典型。2009年4月，習近平同志在江蘇考察時指出：“像昆山這樣的地方，包括蘇州，現代化應該是一個可以去勾畫的目標。”為中國式現代化包括民主法治建設探索路徑，是昆山的使命和責任。
2020年7月，法工委確定昆山為江蘇省唯一的基層立法聯系點。掛職期間，胡健協助有關領導，深入踐行全過程人民民主，牽頭起草市委文件、完善工作體系、配強工作隊伍、建立宣教基地、出版實例選編，推動聯系點成為國家立法工作聯系群眾的“連心之橋”、人民群眾參與民主法治建設的“聚力之橋”。一年多里，他組織參與噪聲污染防治法、婦女權益保障法、反電信網絡詐騙法等十多部法律草案征求意見工作，上報意見560條，被立法采納近百條。他更加深刻認識到，群眾有智慧、基層有辦法、高手在民間，立法過程越能聽民意、接地氣，立法質量就越高，制定出來的法律在實踐中越能行得通、用得好、有實效。
縣域治理特別是縣域法治建設關系政權穩固、政局安定、政治安寧。縣級國家機關直接面對人民群眾和市場主體，是實施國家法律法規的“最后一公里”。大量矛盾糾紛和不穩定因素集中在縣域或始于縣域，基礎不牢，地動山搖。法治中國能否建成，很大程度要看縣域法治建設成效。掛職期間，胡健始終踐行習近平法治思想，發揮專業所長，力爭為法治昆山建設多做打基礎、建機制、利長遠的工作。他參加市委依法治市辦工作，參與起草法治昆山建設、法治政府建設、法治社會建設等文件，創新建立習近平法治思想學思踐悟“三個三”工作法，即通過緊盯關鍵少數、關鍵崗位、關鍵人群“三個關鍵”，抓實法律服務隊伍、各類普法陣地、新媒體宣傳“三個載體”，用好年度工作計劃、年度法治督察計劃、年終績效考核“三個抓手”，深化法治工作部門全領域、全覆蓋培訓輪訓，努力將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義轉化為可操作、方向明的基層實踐指引。他牽頭行政復議體制改革，擔任改革領導小組副組長和專班主任，提出行政爭議化解“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處”思路，推動成立全國首家實體化運作的縣級行政爭議調處中心，充分發揮行政復議化解行政爭議主渠道作用，受到司法部肯定、江蘇省政府表彰。牽頭綜合執法體制改革，形成工作方案、明確牽頭部門、完善權力清單，理順上下左右關系，率先建立基層綜合執法賦權清單動態調整機制，推動監管權處罰權有序銜接，確保放得下、接得住、管得好、有監督，得到江蘇省政府肯定。他還推動首創行政規范性文件“全生命周期”管理，推動制定出臺全國首個加強區鎮執法監督職能的實施意見，在全國縣級市中率先建成上下聯動、覆蓋全市的市鎮兩級行政執法監督體系，相關經驗做法獲司法部肯定推廣。他擔任昆山市人民政府行政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牽頭建立府院聯動協調機制，帶頭參加庭審并發表答辯意見，推動實質性化解行政爭議。他擔任昆山市“八五”普法講師團講師，帶頭參加法治宣講，牽頭改造提升憲法廣場、建設民法典公園，弘揚法治精神、推動全民守法。經過與全市干部群眾一年多的共同努力，昆山多項法治建設指標名列全省前茅、全國前列，全市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率保持100%，一審行政訴訟敗訴率降至1.69%，人民群眾法治滿意度由91.8%提升至92.35%。昆山先后獲得“平安中國示范縣”“全國‘七五’普法先進單位”、江蘇法治政府示范地區等榮譽。
2022年3月底，昆山遭遇新冠肺炎疫情侵襲。4月1日，昆山市委市政府果斷決定啟動疫情防控應急指揮體系。胡健擔任指揮部辦公室主任、應急指揮體系綜合協調組組長，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協助主要領導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他組織起草《昆山市疫情防控法治工具包》，梳理公民的權利義務和部門的職責責任，依法完善應急預案和工作指引；簽批辦理各類文件800余件，協調督辦各類事項200余項，組織起草通告50余篇、指令100余件，只要涉及公民、法人的權利義務，都嚴格開展法制審核，力爭做到程序正當、手段合法、措施適度。他會同有關方面，牽頭建立法治助企紓困解難溝通聯絡機制，組建工作專班，為企業在勞動用工、合同履行、金融財稅、公證服務等方面提供專業法律意見，參與各類涉疫矛盾糾紛調解，幫助企業減少經濟損失近億元，全力推動企業復工復產、達產滿產。疫情平穩后，他組織力量依法對指揮部發布的553件疫情防控文件進行全面梳理，廢止一批不再實施文件、歸并一批重復性文件、完善一批繼續實施的文件，為依法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提供規范依據和制度保障。通過一年多基層鍛煉，胡健認識到，雖然法治不像經濟工作，可以用地區生產總值、規模以上工業產值、實際使用外資、進出口總額等具體指標來展現功效，但法治作為公共產品，就像水和空氣，不可或缺。胡健說：“我十分珍惜在昆山這片熱土上學習鍛煉的寶貴機會，也會永遠以敢闖敢試、唯實唯干、奮斗奮進、創新創優的新時代昆山之路精神激勵自己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爭當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堅定信仰者、積極傳播者、模范實踐者。”
采訪最后，胡健感言：“作為新時代十年法治中國建設特別是立法工作的親歷者、參與者和見證者，我將以此次獲獎為新的起點，與專家學者和各位同事一起，繼續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緊扣新時代新征程的立法實踐，聚焦立法焦點難點問題，加強對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立法工作重要論述的研究，總結提煉其中的原創性貢獻和實踐意義，推動建構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立法學自主知識體系，為加強和改進立法工作，完善法律體系，維護國家法治統一提供更加扎實有力的理論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