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18日，記者來到北京大學，采訪第十屆“全國杰出青年法學家”稱號獲得者——北京大學法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吳洪淇。
>>吳洪淇接受記者采訪 李天琪/攝
上午十點不到，太陽就已經火紅火紅的，照進吳洪淇的辦公室，溫暖著辦公桌上摞得高高的書籍。看著他身后軟木留言板上貼著“一心一意”四個毛筆字，跟隨著他的介紹，這位“80后”青年學者在法學領域的潛心治學、深耕細作之路，在記者面前慢慢變得清晰起來……
學術理論研究成績斐然
被問到為什么選擇證據法作為主要研究方向，吳洪淇微笑著說：“有一定的偶然性，也有一定的必然性。”當初，在中國政法大學攻讀碩士學位時，他報選的專業是法學理論。不過，仿佛冥冥之中注定的那樣，最后他和另一個同學被分給了研究領域為證據法和律師職業倫理的王進喜教授。“當時在中國政法大學，法律職業倫理是被分在法學理論之下的，這也是一種緣分吧。”他說。
因此，這也決定了相對于傳統法學理論的學生，吳洪淇的學習研究多了一些訴訟法學“成分”的結合。在碩士階段，吳洪淇逐漸將自己的研究興趣擴展到法律職業倫理和證據制度，撰寫和翻譯了多篇相關主題的論文。到了碩士三年級的時候，他已經逐漸意識到自己的研究背景和研究興趣更適合將法學基礎理論與具體部門法相結合，從部門法與法學理論的交叉領域來推進自己的研究。而證據法學科恰恰為這樣一種交叉研究提供了絕佳的機會。
2006年5月20日，中國政法大學證據科學研究院掛牌成立。這是國內極少的以文理交叉為特色的教育部重點實驗室。2007年該院開始招收第一屆證據法學博士研究生，也是國內第一次招收專門以證據法為專業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導師為證據科學研究院首任院長同時也是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的張保生教授。經報考通過，在張保生教授的指導下，吳洪淇正式開始了在證據法學領域的研究生涯。
博士階段，吳洪淇在專業學習之余，在導師指導下開始了一些對西方特別是英美證據法制度和研究的譯介，主要集中在對英美證據法經典作品的翻譯方面。他主持翻譯的作品包括英國證據法理論著名學者威廉·特文寧的《反思證據：開拓性論著》和《證據理論：邊沁與威格摩爾》，這兩本著作對英美證據法的理論傳統和證據分析的前沿，努力都做了很好的梳理；還有羅杰·帕克與邁克爾·薩克斯的《證據法學反思：跨學科的轉型》，這部著作主要對英美證據法的前沿理論特別是跨學科研究進行了綜述性分析。吳洪淇說，這些翻譯一方面讓我了解了證據法的制度傳統和知識背景，另一方面讓我了解了英美證據法同行的工作成果，展示了他們是如何研究證據和證據法的。不但為日后從事相關證據法研究提供了理論資源，更有方法論上的啟發。
博士第二年，在導師的推薦下，吳洪淇爭取到了國家留學基金公派出國一年的機會，以訪問學者身份赴美國西北大學法學院學習，導師為證據法學著名學者美國西北大學法學院威格摩爾講座教授羅納德·艾倫。在奔赴美國西北大學法學院這一證據法研究重鎮之時，他帶著完成博士論文和翻譯《反思證據：開拓性論著》一書的任務，開始了為期一年的留學生涯。
吳洪淇告訴記者：“在當時，傳統上主要把證據法置于刑事訴訟法學的框架下去研究，大部分人還是從訴訟的角度來看證據，這就導致人們對證據的研究大多關注的是在訴訟中如何去應用它，它具有什么樣的特性。這些研究當然是非常重要的，但也還是存在一些局限性，對證據法的基礎理論以及一般意義上的證據基本原理關注不夠。彼時，刑事證據制度的變革還處于醞釀階段，1996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當中證據一章還只有8個條文，1998年通過并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證據一章也只有11個條文。司法實踐中，隨著系列冤錯案的曝光，死刑復核權收歸最高人民法院等，都對刑事案件事實認定與證據處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些都需要從證據法基礎理論層面來積極加以回應。”
“證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就拿最常見的非法證據排除來說，比如一個人被刑訊逼供了，之前取得的證據能不能用？過去刑事訴訟法有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但僅有這樣簡單的條款，不足以在實踐中應對具體的案件情況。比如1998年的杜培武案，之后的佘祥林案，還有其他陸陸續續被曝出的冤錯案件。其中暴露出的問題都共同指向了證據的不可靠，如刑訊逼供獲得的證據沒有得到排除等，這與我們的證據規定不完善有很大關系，也是我們國家當時為什么開始關注刑事證據制度改革的一大原因。”他說。
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去發展我國的刑事證據規則？在現有基礎上往哪個方向發展？非法證據采用什么樣的排除方式，范圍是大一點還是小一點？排除的程序如何去設計？誰有資格及權力去排除？等等，一系列問題，需要作整體通盤性、系統性的思考。為回答以上問題，吳洪淇的博士論文——《轉型的邏輯：證據法的運行環境與內部結構》結合當時國內的司法實踐情況，以英美證據法為比較對象，從司法證明過程、程序基礎、價值結構和規范結構四個維度，為證據法可能的延展方向確立了一個基本的坐標系。
從構思到醞釀再到出國訪問學習，回國后精心完成，都是一步一腳印。但出乎他意料的是，答辯那一年的夏天，中國刑事證據制度改革“突然”提速了，取得重大的突破性進展。先是有趙作海殺人案“亡者歸來”被曝光，再是有“兩高三部”（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聯合制定的《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頒布。這意味著自己的論文需要馬上修改，“頭疼”之余的吳洪淇同時也感受到了“恰逢其時”的欣喜。“論文的形成過程相當于與制度的發展同步，中國刑事證據制度的快速發展期自己算是‘趕上’了。”
值得一提的是，這篇博士論文獲得教育部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聯合頒發的全國百篇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獎，系2012年度全國法學學科唯一入選的博士論文。這份認可對吳洪淇來說是相當大的鼓舞和鞭策，也給了他繼續潛心扎實做研究的莫大動力。
工作后，在國家社科基金等項目支持下，吳洪淇將研究重心放到刑事證據制度改革的實證研究上，赴青海、福建、重慶等地與一線辦案人員面對面對話訪談，歷時數年時間完成80多份訪談樣本。后續圍繞現有刑事證據制度規定的實際運行情況以及在實踐中面臨的問題，陸陸續續寫了十多篇文章，在《法學研究》《中國法學》《中外法學》《法學家》等法學核心期刊公開發表。
有了以上的積累沉淀，在2018年他迎來了自己第二本專著的出版，這本《證據法的理論面孔》耗時近五年時間。如果說他的第一本書還是對證據制度框架進行宏觀的、粗線條的勾勒，那么這本書則從兩個方向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主要研究中國刑事證據制度演變的基本邏輯、刑事證據審查的基本制度框架、非法證據排除的范圍和制度實效以及證據性辯護的基本樣態等。同時研究英美證據法形成的思想源流，特別是對邊沁、威格摩爾、特文寧以及達馬斯卡諸位學者的學術思想進行了述評性研究，對證據法的跨學科研究和學科演變進行了探討。
多年的潛心研究也使得吳洪淇的學術工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逐漸獲得業界的認可：在《法學研究》《中國法學》《社會學研究》等期刊發表50多篇論文，出版獨立專著三部，譯著四部。其學術作品除了獲得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獎之外，還先后獲得錢端升法學研究成果獎、董必武法學青年成果獎一等獎、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成果獎、首屆青年法學出版基金“金獬豸”獎、中青年刑事訴訟法學優秀科研成果獎等十多個學術獎項。
法治實踐領域深耕細作
與吳洪淇相識十余年的友人，如是評價他：從認識他那刻起，就一直被他的學術熱情和耐久力所感染，在那些既缺乏信息又沒什么資源的歲月里，對一個法學研究的邊緣領域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不把它作為一個就業手段，而是作為一個學術課題來認真研讀，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
除了在證據法學研究中所取得的突出成績外，更難能可貴的是，盡管他在刑事訴訟法學領域的學術地位與日俱增，但他對法律職業的研究一直不離不棄，并形成了一系列優秀的成果，比如耗時近十年時間所完成的專著《法律職業的危機和改革》和譯著《對抗制下的法律職業倫理》。
對法律職業的關注，在吳洪淇看來，實際上是與我國司法體制改革的步調同頻共振的。
他告訴記者，在現代社會中，司法是一個國家進行有效社會治理的重要手段。而作為一種社會治理手段的司法是否起到相應的作用，則有賴于良好的司法制度、適格的司法職業群體以及有力的司法保障措施。再優良的制度也都需要有相匹配的法律人來加以實施，這是刑事訴訟制度的主體層面所關懷的問題，而法律職業倫理則是對刑事訴訟主體加以約束的重要手段。這也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一直強調的要培養德才兼備的高素質法治工作隊伍的原因之所在。“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在司法領域的制度建設、人員優化以及物質保障方面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在社會整體快速發展的背景下，司法不公、司法不廉、司法公信力不足等問題依然在一定程度存在，司法行政化、司法負荷過重依然困擾著司法系統。”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全面推進司法領域的全方位改革。隨著司法改革的全面推進，為了使改革舉措能夠更具針對性和實效性，對于司法領域的系統評估和跟蹤性評估也相應產生。
吳洪淇指出，這些評估類型繁多，評估的組織者來源各異，所運用的方法千差萬別，所得出的結果自然也就截然不同。從社會學研究方法的角度來說，對某一項目的評估，就是“運用社會研究程序，系統地調查社會干預項目的效果……評估者運用社會研究的方法，評估并幫助改進社會項目的各個重要方面，包括對社會問題的診斷、概念化、設計、執行與管理、產出與績效”。因此，司法評估作為項目評估的一種亞類型，要遵循評估活動本身的一些基本準則。這些方法運用的科學與否，將直接影響對我國司法狀況評估判斷的科學性與準確性。
2023年4月，《中國司法文明指數報告2020-2021》面向社會發布。據介紹，“中國司法文明指數”是國家“2011計劃”和“雙一流”建設計劃司法文明協同創新中心開發的一種法治量化評估工具。從2015年開始，該中心每年在全國范圍內對不同區域的司法狀況進行問卷調研，每年發放2.4萬份調查問卷，在此基礎上發布年度報告。而擔任司法文明指數項目執行主任的，正是吳洪淇。
吳洪淇對這個項目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迄今為止，已經發布了2014、2015、2016、2017、2018、2019、2020-2021等7份年度報告，在全國范圍內產生重大影響。報告也會提交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及相關部委參考。
“司法改革開展過程中，司法員額制、司法責任制等一系列與法律職業化息息相關的舉措隨著司法改革試點工作的進行而全面展開，但是對司法改革的評估卻相對罕見。將職業化范式作為一個坐標并不是將其作為終極的理想目標，而是將其作為一個分析工具，通過這樣一個分析工具來對我國法律職業的基本概況和改革動向有一個基本的把握。”他說。
具體而言，司法改革的一個重要目標應是改善我國當前的法律職業激勵環境。基于此，項目組在31個省級地區對法律職業群體進行問卷調查，從職業待遇、職業晉升前景、職業安全保障、職業壓力等多個方面系統展現我國法律職業群體當前所處的職業激勵環境狀態。調查問卷統計顯示，我國法律職業群體對于所處的激勵環境因不同年度、入額與否、職業群體、年齡層次等方面呈現出差異化的格局。通過對比數據可以看到，司法改革對于不同職業群體的法律職業激勵環境產生了非均衡性的影響。報告顯示，進一步深化司法改革過程中，必須兼顧我國法律職業激勵環境的差異化格局，針對存在的短板來相應地調整政策。
2019年，吳洪淇在《中國法學》上發表《司法改革與法律職業激勵環境的變化》一文，作為長期跟蹤結果的總結，希望能對未來司法改革的深化有一定的助益。
踐行法治宣傳走深走實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黨和國家改革完善司法體制，加強對執法司法活動的制約監督，依法糾正一批冤錯案件。縱觀近年來通過再審改判無罪的刑事案件，從2018年的張文中經濟犯罪再審改判無罪案，到2019年的趙明利詐騙改判無罪案，再到2020年的張玉環故意殺人再審改判無罪案……每一個再審改判無罪判決的作出，無不昭示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長足進步，展現了司法系統刀刃向內、勇于糾錯的自我革命精神，表明了貫徹落實習近平法治思想、強化人權司法保障的鮮明立場。
吳洪淇表示：“糾正冤錯案，是對習近平法治思想和全面依法治國戰略部署的貫徹落實。治國者，必以奉法為重。黨的十八大以來，在全面依法治國的偉大歷史進程中，習近平法治思想成為全面依法治國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
吳洪淇緊密結合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新要求，堅持問題導向、實踐導向、目標導向，積極投身到法學基礎理論研究和全面依法治國實踐研究中。從2016年起，他先后在北京、青海、福建、江蘇、河南、內蒙古、山東等地的公檢法監察委等單位就冤錯案防范、刑事證據制度改革、監察證據制度等問題，進行了20多場法治宣講講座。
2016年8月，為福建省公安廳宣講主題為“刑事證據審查的思維誤區與分析方法”的報告；2019年7月，為青海省西寧市公檢法講授主題為“冤錯案方法與證據制度改革”的講座；2019年8月，給福建省律師協會講授主題為“證據辯護的思維與方法”的講座；2020年4月，給北京市檢察院帶來主題為“鑒定意見的司法審查機制”的講座……
在青海省西寧市的那次講座中，他從云南一起故意殺人案引出證明標準從“基本事實清楚，基本證據確實、充分”提高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新要求；通過相關性證據的推論鏈條分析了偵查人員和公訴人員在證據的把握、運用上存在的思維誤區；講授了證人證言的審查方法、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鑒定意見的質證要點等內容，闡明了證據審查的基本特點、結構和方法。
講座的內容突出了可操作性和時效性，注重專題輔導與經驗介紹的結合，不僅開闊了視野，拓展了思路，還提高了干警把握、運用、審查證據的能力，增強了嚴格依法辦案的責任意識和擔當意識。講座在推進公安機關調查取證及檢察機關案件審查工作的高質量發展方面，起到了打牢基礎、蓄能增力的良好效果。
與此同時，吳洪淇先后六次擔任由教育部高等學校法學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主辦的證據法學高級師資研討培訓班的主講教師，講授相關課程。又先后在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政法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浙江大學、吉林大學、四川大學、山東大學、華東政法大學、西南政法大學等國內知名高校，就相關專業問題進行了20多場學術演講。
在他看來，深化司法責任制綜合配套改革，加強司法制約監督，按照審判監督程序依法再審改判無罪，是貫徹落實習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體現，是“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目標的重要保障。
采訪接近尾聲，吳洪淇向記者介紹了接下來他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對新技術、新犯罪形態這一新形勢下證據法面臨的挑戰進行思考。2022年，他在《法學研究》發表了《刑事訴訟專門性證據的擴張與規制》一文，提出：“應針對專門性證據構建一個更具包容性的實質審查框架，在專門人員資質、專門性知識和專門性推理過程等方面進一步強化審查。”
在刑事訴訟中，普通性問題與專門性問題之間存在嚴格界分，二者在認識結構、認知權力分配和相關證據適用標準上都有所不同。他表示，刑事訴訟審判如何去回應越來越新、愈加專業化的科技時代、互聯網時代，成為近幾年逐漸被關注的焦點問題。像環境犯罪、知識產權問題中涉及的很多專業性知識，已經超越了我們法官的知識儲備。一方面，我們要借助專業知識力量，如專業鑒定；一方面，也要防范‘專業’本身是錯誤的，不能對所有的專家意見盲目地跟從。這就涉及訴訟中，怎么去設計一個比較合理的制度，要把專業知識吸收進來，幫助我們解決案件當中的問題，但同時也要預防這些引入進來的知識誤導我們的司法人員，防止他們在辦案過程中走向錯誤的方向。
在中國刑事證據制度改革新形勢下，如何對其進行有價值的理論提煉和理論解說，梳理中國刑事證據制度與理論體系的演變過程，發掘其背后的發展規律，從而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刑事證據理論體系、學科體系、話語體系，也是下一步亟待回應的時代課題。
“綿綿用力，久久為功。”這是吳洪淇最喜歡的一句話。希望他能保持這份熱忱，以實際行動在法學研究領域繼續書寫平凡卻有光芒、鮮活而有力量的人生篇章。
（原題：“第十屆全國杰出青年法學家”系列報道之五｜吳洪淇：“綿綿用力，久久為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