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第十屆“全國杰出青年法學家”稱號獲得者名單公布。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宋亞輝從眾多參選者當中脫穎而出，成為本屆“全國杰出青年法學家”中最年輕的獲獎者。宋亞輝卻說：“年輕不應成為刻意追求的目標，人文社科研究需要長期的積累。
讓經濟法理論更加貼近現實世界
宋亞輝1984年生于河南洛陽，34歲破格晉升教授，36歲入選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青年學者，長期從事經濟法研究，致力于從公私法合作、部門法聯動的角度研究國家對市場行為的干預，在公私法交叉領域深耕多年。
“這次被評選為全國杰出青年法學家，對我而言，既是榮譽，也是責任。從頒獎的那一刻起，我就感受到肩上沉甸甸的責任。”宋亞輝說。
在宋亞輝看來，他的研究不但承擔著中國經濟法學科發展的使命，更重要的是服務中國經濟法治實踐。經濟法研究要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與完善貢獻智慧。
“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我們‘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對于經濟法學者而言，生長在中國大地上的市場經濟不僅是經濟法的研究對象，更是理論創新的沃土。”宋亞輝說。
“傳統的部門法研究以區分公法與私法的二元結構為前提，但我國市場經濟的運行離不開政府與市場的交互作用，因而現實世界的經濟關系很難作出涇渭分明的公私二分。面對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這種張力，超越公私法二元結構，發展‘公私法合作理論’，努力讓經濟法理論更貼近現實，從實踐的沃土中開創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法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他繼續解釋。
2012年，宋亞輝在他的博士論文《社會性規制的路徑選擇》中，首次提出“公私法合作理論”，此后他一直將此作為他學術研究的主攻方向。
以歷史的視角觀之，宋亞輝的研究超越了大陸法系沿用上百年的部門法理論范式，一旦從部門法分立轉向部門法合作，經濟法研究將走向更高階的理論范式。而且，他搭建的公私法合作框架還是一個跨學科對話的平臺，曾經“各自為戰”的部門法有了更多互動的空間。
許多具體領域的研究者已開始應用他的理論框架。“先后有多個博士生跟我交流，想以我的公私法合作框架來解釋金融、證券、互聯網、個人數據等具體領域的法律現象，以此完成他們的博士論文。”話語中，宋亞輝流露出一名學術“探路者”的成就感。
早期，公私法的接軌是我國臺灣地區著名法學家蘇永欽用力最深的研究領域，他的公私法域界分和公私法接軌學說可謂開一時之先河。公私法聯動就像一塊塊法律拼圖，通過卡槽接口相互拼接連成一體。
宋亞輝用恒星與行星的比喻設想公私法合作理論下的整體法律結構，具有普適性的民法、刑法、行政法等部門法可像恒星一樣保持穩定，各項行業立法或領域法則像行星一樣圍繞恒星運轉，根據行業需要來搭建各部門法之間的合作橋梁，形成動靜結合的法律體系。
“基礎性的部門法因保持純粹性而無需頻繁修訂，靈活的行業立法可根據需要適時修改，同時還能解決立法重復的問題。”宋亞輝說。
2017-2019年間，宋亞輝幾乎每年寒暑假都去往德國，受邀在奧斯納布呂克大學講授《中國經濟法》課程，通過對德國法的觀察以及東西方的比較研究，他對現代法治的精髓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
“實踐中，長期把法當作經濟社會治理的工具，而忽略了法自身的目的，就像德國法對尊嚴的珍視那樣，法治的精髓在于目的，而非工具。”他呼吁對工具主義的法治觀念進行反思。
“不同國家的憲法價值、民族文化和現實條件不同，正是這些價值層面的因素塑造了各國不同的市場經濟體制。”他說，“當認識到這一點之后，我的研究越來越注重法律規范與社會價值之間的互動。”
宋亞輝認為：“只有深刻認知并尊重中國的憲法價值、民族文化和社會條件，才能深刻理解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在理解的基礎上，才能以法律的手段發展完善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而作出真正有益于中國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學術研究。”
一路走來，得益于黨和國家擘畫的法治發展藍圖，得益于各級法學會為青年學者搭建的發展平臺，得益于學術前輩的榜樣力量，宋亞輝在學術道路上開拓創新，出版專著3部，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等科研項目10余項，發表學術論文80余篇，可謂碩果累累。
南大學生“最喜愛的老師”
“全國杰出青年法學家”頒獎當日，祝賀宋亞輝獲獎的信息像雪片一樣從四面八方涌來，當他忙完打開微信時，已積攢了200多條祝福。他一條不落地回復，直至當晚11點多。新的祝福還源源不斷，一直持續到次日晚上。
這里面還有不少郵箱長文，多年沉淀下來的師生情誼，在獲獎的這個時間節點噴薄而出。
有學生在祝福郵件中回憶宋亞輝十年前在東南大學任教時的趣事：“您在圖書館看完書，忘記蓋上茶杯蓋，就將杯子裝進書包，一路走過來給我們上課，一路滴水，自己笑著跟我們吐槽自己……”
學生對老師的愛戴，源于老師對待學生的真誠。他用心回復學生的每一個信息、郵件和電話。宋亞輝說：早些年自己發信息遇到對方不回時，會有各種聯想，將心比心，我也努力讓學生都能收到回信。
一次，在學校自動注冊但未啟用的郵箱里，宋亞輝發現了一封兩年前學生咨詢課堂疑問的來信，雖已時過境遷，但他還是做了解答并表示歉意。隨后，得知該學生已經畢業了，這件事一直深深地埋在心底，讓他感到愧疚。
“記得那段時光里，每周最開心的事之一就是聽宋老師上課，因為宋老師常常用‘蘇格拉底式’對話啟發學生，課后常常有醍醐灌頂之感。”最令學生難忘的是宋亞輝精心打造的課堂。
這位學生所指的“上課”，是宋亞輝開設的“悅讀經典計劃DIY課程”，這是南京大學最具特色的課程，由本科生在全體教師中“點將”授課，講授主題、時間甚至地點都由師生協商確定，學校照單全收。但有效期僅一個學期，是否延續，取決于學生是否滿意。這是一種典型的優勝劣汰機制。宋亞輝是法學院第一個受邀的教師，目前已開設三個學年。“學生找我，這是我的榮幸。”宋亞輝深情地說。
“學術研究就像打井，要往深里鉆；但教學類似于掃地，需把方方面面的知識貫通起來。”在教學與科研之間，宋亞輝游刃有余。
“學生對老師的期待，一是專業，二是誠懇。若授課不專業，學生會感到失望；若態度不誠懇，會拉開師生的距離。”采訪過程中，感受到宋亞輝無處不在的自省和思考，而且條分縷析，觀點深刻。
實至名歸！2020年，在調回母校南京大學工作的第5個年頭，宋亞輝成功獲評南京大學第十六屆“我最喜愛的老師”。
“接到獲獎通知的時候，我對此一無所知，像做夢一樣，反復向電話那頭確認信息的可靠性。”驚喜之余，宋亞輝高度贊賞“我最喜愛的老師”評獎機制：完全不需要本人申請，更不需要填表，全體教師都是候選人，由全體本科生投票產生。教學好不好，學生說了算。
“這種評選方式尊重市場機制，因為學生是教學的需求者、體驗者和當事人，全體學生們的感受和評價是最真實的。”宋亞輝說。
“當你有機會向外舒展的時候，千萬不要向內卷。”
“如果各位未來做了律師，希望大家不要只盯著當事人口袋里的那點錢，要關照當事人語無倫次的訴求背后的公平和正義；如果你做了法官，也不要只懂得價值判斷、政策判斷。法解釋學的邏輯在于讓法律人在同一個解釋論平臺上，以可預見的方法推理出你的價值判斷；若你有幸獲得了更高的職位，能夠改變法律走向的時候，千萬不要只把法律視為一種工具，工具主義的法律觀很難實現真正的法治。”
“當你畢業的時候可以忘掉的都忘掉吧，但是有一點不能忘掉，那就是法律背后的靈魂和價值。”
這是學生記錄的宋亞輝的課堂語錄。因其上課生動，認真的同學幾乎一字不漏地記錄，有學生一學期竟整理了十余萬字的課堂筆記。
知之、好之、樂之的法學情緣
與不少“80后”農村大學生一樣，因信息閉塞和認知局限，在高考填報志愿時，19歲的宋亞輝對大學及各類專業茫然無知。
“在沒有明確偏好的情況下，潛意識將發揮關鍵作用，這種潛意識讓我將法學專業放在了五個志愿的首位。”他所謂的“潛意識”，是在我國提出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后，不少法治題材的影視劇塑造的法律人匡扶正義的形象對他大學專業選擇的影響。
當被河南省唯一的211高校鄭州大學法學院錄取后，宋亞輝并不知道這對他的人生意味著什么。只是，四年的本科學習讓他對法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于是，他考取了南京大學經濟法專業碩士研究生，并在兩年后提前攻讀博士學位。
宋亞輝之所以選擇經濟法專業，當時主要有兩個考慮：“一是我錯誤地認為，像民法、刑法這樣的成熟學科，很難再作出新的學術貢獻，而經濟法作為新興學科遍地都是機會，很容易找到空白地帶進而作出新的學術貢獻。二是我隱約感覺中國市場經濟體制需要法律制度保障，相信經濟法研究一定大有可為，絕對不至于‘畢業后就失業’，不管未來做實務還是學術研究，都有廣闊的空間。”
隨著對法學認知的不斷加深，宋亞輝逐漸推翻了自己此前的判斷：“在今天看來，我的第一點理解并不準確，科學的發展無止境，傳統學科和初創學科各具優勢，都存在自己的發展空間，哪怕是演化上千年的學科，也仍然歷久彌新。”而第二點“相信經濟法研究一定大有可為”這個預見卻得到了應驗，始終引領著他的學術道路。
一次次探索新事物、發現新問題、解決新問題的歷練所帶來的心理刺激和滿足感，使宋亞輝逐步培養了對經濟法的濃厚興趣，同時也日益感受到工作的社會價值和意義。“這種心理狀態使我的研究進入良性循環，自此以后，‘累并快樂著’便成為我十多年來從事經濟法研究的整體狀態。”
“今天從應試教育走來的學生多數沒有自己的學術興趣。但這不要緊，因為興趣是可以培養的，這一點極為重要。”宋亞輝補充道。
學術思考“從不下班”
從來沒點過外賣，嫌麻煩；兩三年前才在手機上裝支付寶，因為疫情期間生活需要。宋亞輝說：“我的生活非常簡單。”
用寒暑假整塊的時間研讀大部頭學術文獻，在上班時間見縫插針寫作論文，用回家休息時間博覽群書，這是他多年來的時間規劃。
隨時隨地都在思考和研究，在出租車上與司機聊天，得知他們一日三餐的用餐習慣變化，從而了解北京小餐飲市場的治理情況，進而成為他研究公私法合作理論的重要素材。
面對朋友常常投來艷羨的眼光，認為大學老師課少、不加班，還有寒暑假。他說：“我們不加班，是因為學術思考從不下班，寒暑假更是搞科研的黃金期。”
他所有的生活都被學術包圍，尤其是讀博期間，他從未有過周末休息的觀念，更不要談什么寒暑假，日常狀態基本是“五加二、白加黑”在讀書、科研。就像農民種地一樣，需要日復一日地辛勤耕耘。他說：“一切都要靠拼時間、拼汗水，人文社科是最誠實的學科。”
他自認為是一個極其努力的人，當看到現在的碩士生、博士生過周末時，打趣說：“你們都沒有我當年用功。”
“塑造一個學者需要各種機緣巧合，家庭的支持不可或缺，否則就無法在學術上堆積時間和汗水。”進入高校工作以來，除了科研還有教學任務，成家之后，又要分出時間照顧家庭和小孩兒。據他介紹，大多數青年教師都是這種多線作戰的狀態。
作為本屆“全國杰出青年法學家”最年輕的入選者，他說，我相對而言年輕一些，可能是因為起步稍早一些，從碩博連讀開始，我就專注于廣告法的研究，差不多在那時就算走上了學術研究的道路。
他也感慨自己老了，一坐車就容易打瞌睡，而以前的他從來不會在車上睡著，有座位的地方就是他的辦公桌。
他特別提醒，不要刻意強調學者的“年輕”，尤其要警惕“榮譽的陷阱”，少年成名者要么基礎不牢，要么很容易被外在聲譽綁架或沖昏頭腦，從而偏離學術立身之本。
他想對青年學者說，永遠不要期待學術上會有“天上掉餡餅、一夜成名、一見鐘情”的美夢，包括法學在內的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永遠都是水到渠成的緩慢過程，若無長時間的積累、若無大量汗水的澆灌，永遠不可能作出真正的學術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