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三大體系”·
“全觀詩學”論綱
摘要：全觀詩學是立足口頭文學之本體，圍繞口頭文學之問題，引入多學科視域而構建的文學闡釋體系。在技術路線層面，全觀詩學以洛德-弗里的“口頭（程式）理論”為主線，部分吸收了“民族志詩學”“演述理論”等學派的概念、工具和模型；在方法論層面，移用了斯穆茨的“整全觀”概念，以整體性觀點把握口頭文學的全貌和特征，同時力求結合分析的方法與整體的方法；在世界觀層面，以唯物史觀作為認識和解析口頭文學內外部規律的基礎。全觀詩學強調共時方法,注重要素間關系和彼此作用,同時引入歷史發展的維度，從而多方面展現民眾口頭文學活動的藝術特征和社會功能等。相較于“書寫性”和因特網，“口頭性”是人類古老常新的信息技術，且長期居于統領性地位，因而也是“全觀”的合理出發點。
關鍵詞：全觀詩學 口頭理論 文化生態系統 口頭性
作者：朝戈金，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少數民族文學系教授（北京102488）。
·中國式現代化與中國知識體系·
中國現代國家制度的建構及其治理效能
——基于國家意志聚合與實現的視角
摘要：現代國家的建構是后發社會大規模現代化建設的重要起點，能否有效地聚合和實現以現代化為導向的國家意志，是衡量后發社會現代國家建構成效的重要尺度。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順應人類文明發展潮流，立足中國國情自主地探索和建構形成的現代國家，以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國家領導體制、民主集中制的國家治理準則、動員型社會的國家整合機制，以及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舉國體制等一整套創造性的制度選擇，呈現出了強大的國家意志聚合與實現效能。這種兼顧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的國家治理體系，成功破解了近代中國以及許多發展中國家出現的國家無法治理的困局，為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了強有力的制度保障，構成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重要組成部分。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 現代國家 國家治理體系 國家意志
作者：何顯明，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杭州311121）。
·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
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中國方案”
摘要：中國人口老齡化進程具有特殊性，我們的基礎國情、發展路徑和治理模式更對其應對方案提出了特定要求，亟須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道路。中國在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中具備一核多元的治理范式優勢、國家—家庭—社會相均衡的治理結構優勢、大國模型和文化背景下的國家稟賦性優勢，以及時代更迭和技術躍遷可能帶來的后發比較優勢。應在厘清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與人口發展戰略關系的基礎上構建積極老齡觀以優化國家戰略實施環境，融會老齡社會治理的中國優勢以形成“身—家—群—國—世”相貫通的整體性治理格局，不斷凝練并充實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中國方案”體系。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 老齡社會治理 中國方案 家庭 人口治理
作者：胡湛，復旦大學老齡研究院教授；彭希哲，復旦大學人口與發展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吳玉韶，復旦大學老齡研究院教授。（上海200433）
·新發展格局與高質量發展·
財政金融政策的協同效應
——基于小微貸款利息收入增值稅減免的研究
摘要：在我國傳統貨幣政策框架下，過多使用結構性政策工具，可能會導致總量出問題，使貨幣政策面臨穩增長與調結構的平衡難題。減免小微貸款利息收入增值稅是財政金融政策協同的一種有益嘗試，是“稅收政策的利率渠道”。利用某大行逐筆貸款數據的實證分析發現，該政策工具顯著降低了融資成本，且提高了信貸可得性。基于此，構建包含稅收條件的銀行信貸決策模型，刻畫其作用的理論邏輯，可以發現，相比經由負債端向資產端傳導的結構性貨幣政策，貸款利息收入減稅直接作用于銀行資產端，傳導路徑更直接，摩擦更小。這種不依賴中央銀行流動性投放和利率操作的財政金融協同的“稅收政策的利率渠道”，可以為宏觀金融調控拓寬空間，從而緩和貨幣政策的多目標沖突。
關鍵詞：財政金融政策協同 增值稅 利率渠道 宏觀金融調控
作者：劉沖，上海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副教授；劉莉亞，上海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上海200433）
·大變局與戰略全局·
大國競爭的根源：
基于報酬遞增機制的分析
摘要：地緣、技術和國際制度是大國競爭的三大重要領域。在對大國關系的分析上，無論均勢理論還是霸權理論都依賴于報酬遞減的假設，忽視了報酬遞增的可能性。報酬遞增在地理區位、技術演進和制度變遷上廣泛發揮作用，大國關系中的報酬遞增機制相應體現在大國間地緣競爭、技術競爭和國際制度競爭中。對初始優勢在報酬遞增機制的作用下轉化為長期優勢的理性預期促使大國之間進入競爭狀態，無論這些大國是對手還是盟友。作為報酬遞增的具體發生機制，協調效應作用于地緣競爭、技術競爭與國際制度競爭中，學習效應作用于技術競爭與國際制度競爭中，適應性預期則作用于國際制度競爭中。從17世紀英荷爭奪海洋霸權直至當下美歐在國際投資仲裁機制上競爭的案例均展示了大國競爭源自報酬遞增的邏輯。
關鍵詞：報酬遞增 地緣競爭 技術競爭 國際制度競爭
作者：田野，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北京100872）。
·學術基本理論、基本問題、基本概念再反思·
走向差異共同體的文學文化學
摘要：市場經濟、全球化，尤其是新媒體技術的快速發展催生了豐富多彩的文化形式，文學在當代社會已不再是中心的或主要的文化形式，文化生活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文學閱讀。這在學術體制上產生的影響便是，文學研究正在為文化研究所拆解和重組。文學如何在文化的進逼中獲得新的生機？是堅守文學本位，還是放棄抵抗、降身文化？正確的做法或許是在二者間尋找新的鏈接或聯合。近年來國內外學界倡導的“文學文化學”即是朝此方向的一個嘗試。文學可以引領文化的進步，但這種引領必須是返回文化日常，發揮文化性作用，而非單純的審美作用。文學與文化在語言媒介、審美感性和普遍性訴求等方面具有基礎性的相通，一門打通文學和文化關系的“文學文化學”因此成為可能。文學的前途在于文化化，而文化化則意味著建構一種文化差異共同體。
關鍵詞：文學 文化 文學文化學 差異共同體
作者：金惠敏，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研究員（成都610064）。
“詩言志”：
從思想建構到教化詩學
摘要：先秦時期，“詩言志”不是一個詩學概念，其主要功用在于儒家意識形態的建構，有著突出的話語內涵。宗教儀式中的“詩言志”與“蔽志”，影響了春秋宴享禮中的“賦詩”活動及形態，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個“言說”的禮樂傳統。這一傳統造就了《詩》的經典地位，為大夫君子和儒家學者利用《詩》構建新意識形態提供了合法性和話語資源。對“詩言志”的不同理解和應用，形成了多種形態的話語方式，如“斷章取義”“信而有征”“文亡隱言”“以意逆志”等；也建構起士大夫階層多重價值和目標，如“立言不朽”“興觀群怨”“尚友”“發乎情，止乎禮義”等。在漢代大一統意識形態建設過程中，《毛詩序》主張“情”“志”一體，賦予“詩言志”以教化和美刺的內涵，重新定義了士大夫階層的政治權利和話語方式，客觀上也揭示了詩歌以情感人等文學特征，開啟了“詩言志”教化詩學的序幕。
關鍵詞：詩言志 賦詩言志 詩亡隱志 以意逆志 話語方式
作者：過常寶，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北京100875）。
知識觀重建與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進路
——以三大理論批判為例的分析
摘要：以牛頓思想為代表的經典科學觀與以量子力學為代表的量子科學觀的一個根本分歧是經典科學觀堅持確定性是世界的本質屬性，量子科學觀則認為不確定性是世界的本原狀態。多年來，經典科學觀已成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背景知識，塑造了知識生產的主導模式。而以新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為代表的主流國際關系理論遵循經典科學觀，以發現國際關系的決定性因果律為目的，形成了具有主導地位的話語。但如果不確定性是世界的內稟屬性，三大理論的前提假定及其背后的科學文化觀就會受到顛覆性質疑，國際關系學業已形成的基本概念，如國家、國際社會、權力等則將面臨重塑，構建非決定性理論將成為新的知識生產取向。雖然量子科學觀對國際關系理論的影響剛剛開始，但這可能預示著國際關系研究范式革命的真正到來。
關鍵詞：經典科學觀 量子科學觀 不確定性 社會知識生產 國際關系理論
作者：秦亞青，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青島266237）。
·文明起源、文明互鑒與文化發展·
文明比較與文化自覺：
邁向和而不同的比較歷史社會學
摘要：長期以來，比較歷史社會學研究深陷“非西方社會為什么沒有發展出現代資本主義”的韋伯式問題意識，錯失了基于中國文明主體的提問。有必要立足中國文明自身重新發問，批判地檢討韋伯比較歷史社會學的得失，以期講出中國道理。這就需要采取中國文明的內部視角，從“世界圖像”和“利益”兩個層次重構中國文明的“理念型”。中國文明由于人性論上的優長，能夠開辟出一條“將心比心”的“禮”治之路，為世界貢獻一種真正和而不同的普遍主義，有助于再造文明間共識，構建一個和而不同的全球社會。
關鍵詞：虛實相生 和而不同 文明比較 文化自覺
作者：李榮山，上海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上海200444）。
戰國秦漢簡帛所見的文獻校理與典籍文明
摘要：出土戰國秦漢簡帛典籍為了解劉向校書之前的文獻校理情況提供了實物資料，揭示出漢籍文明的優厚底蘊。典籍文獻的“同篇異制”“同卷異文”“復本多見”，簡牘文書的鉤校、合計、題示等文獻校理形式以至漢初律典分門、別類、序次的整理，均顯示出劉向等校理群書的現實淵源。自名為“錄”的木楬，部分具有典籍“目錄”的性質，無論是通過篇題木牘遍覽典籍的內容，還是通過賬簿一覽錢物等情況，其作用均是簡單、快捷地獲取信息的全貌。序次是典籍校理的最重要工序，也是真正意義上之“目錄”出現的關鍵。篇目序列的固定與廣泛接受是典籍文本序列規范化的基礎。戰國秦漢簡帛所見“目”“錄”諸種形態，特別是海昏簡牘中不僅有“錄”有“目”，甚至有明確“以篇稱”的“目錄”，三者同墓共出，實際上體現出早期典籍文明中文獻發展、演變的多樣性。
關鍵詞：簡帛 楬 目 錄 典籍 劉向
作者：楊博，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北京1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