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歷史延續性視角下的中國道路
摘要：中國道路有著深厚的歷史根基，其鮮明的特點是歷史延續性而不是斷裂性，而延續性的主要力量在于內在的動力與活力。與西方中心主義和“在中國發現歷史”的范式不同，在比較中發現中國的分析范式將中國與同一時空下的世界相應國家進行長時段比較，以發現中國道路歷史底蘊中的積極元素，否定長期流行的中國停滯論。從世界歷史進程看，推動創造出世界上最為燦爛的農業文明的動力主要來自于農耕國家內部。這種動力不是那種瞬間的“爆發力”，而是一種可持續的制度化動力，主要包括自主性的家戶農民、內生性的政府能力和調適性的國家治理。中國發展在“持久性變革”主旋律之外，也有不可忽視的“周期式變動”的副線。其深刻的根源同樣隱藏在農耕國家的內在基因之中，包括制度粘性、官僚惰性和權力任性等。歷史延續性為近代以來中國的創新性革命和發展提供了基礎，并由此最終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盡管這一道路仍然是未了的接力過程。
關鍵詞：中國道路 歷史延續性 制度化 農耕文明
作者徐勇，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武漢 430079）。
2.協商治理的中國邏輯
摘要：隨著“治理”概念在全球范圍內的傳播，如何立足中國實際，正確把握中國協商治理的理論及實踐邏輯，成為重要的學術命題。具體到治理理論的中國適用，需要實現治理話語從西方到中國的轉換，形成中國協商治理話語，在實踐中推進中國協商治理路徑。這深刻地體現在：馬克思主義國家觀是當代中國協商治理的理論前提，中國傳統治理思想及其實踐是當代中國協商治理的生存土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當代中國協商治理的存在場域，黨領導的廣大人民群眾是當代中國協商治理的必然主體，當代中國協商治理的客體是多層次多樣化的存在，通過協商民主實現國家治理是當代中國協商治理的基本形式，實現公共利益、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的均衡發展，是當代中國協商治理的基本目標，當代中國協商治理的基本原則是平等、寬容與貴和，當代中國協商治理的評價尺度包括權威、共識、制度與法治。在馬克思主義國家觀指導下，根植于中國優秀政治文化傳統，立足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訴求，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協商治理構成了當代治理理論的中國形態。
關鍵詞：協商治理 治理理論 中國適用性 馬克思主義國家觀
作者王巖，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江蘇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上海 200240）；魏崇輝，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南京 210016）。
3.領土認同：國家認同的基礎——構建一種更完備的國家認同理論
摘要：公民的國家認同是現代國家統一和政治穩定的基礎。公民形成國家認同依賴于對現代國家的整體性特征的認知和認同，這種特征標志著一個內部存在多樣性的國家是完整的獨特整體。領土與國家關系的轉變是傳統國家向現代國家轉變的關鍵因素。領土逐漸具有權利內涵，是自然空間向政治空間演變的結果，并成為現代國家的構成要素和主權的核心內容。領土對現代國家的建構意義表明，領土是國家的整體性特征，領土認同是國家認同不可或缺的內容和必要的測量維度。領土認同是國家認同的基礎，領土認同是民族認同和制度認同能夠在國家認同層面發揮作用的必要前提。更具有普遍性和完備性的國家認同理論應該以領土認同為基礎，以民族認同和制度認同為塑造或強化國家認同的重要途徑。領土認同的基礎性地位，決定了塑造或強化國家認同應該首先在公民中形成國家的情境化意識。
關鍵詞：現代國家 國家認同 領土認同 民族認同 制度認同
作者周光輝，吉林大學行政學院教授、吉林大學社會公正與政府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長春 130012）；李虎，吉林大學政治學理論專業博士研究生（長春 130012）。
4.唯物史觀的精神內核及其生成邏輯
摘要：唯物史觀的精神內核內嵌于“歷史具體”中，這種歷史觀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唯心史觀以精神的歷史來取代現實的歷史，把“世界精神”當成是歷史的真正主體，其結果必將導致現實的歷史被虛無化。馬克思基于對勞動問題的探索通過思維具體實現了歷史具體，從而跨越了思辨的深淵，打開了一條通往社會現實的道路。只有深入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中，才能使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由思維抽象走向思維具體，從而實證地揭示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過渡性和暫時性，論證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
關鍵詞：唯物史觀 政治經濟學批判 歷史具體 勞動 生產關系
作者趙義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思想政治理論學院副教授（北京 100191）。
5.啟蒙辯證法與理性批判的潛能
摘要：哈貝馬斯將工具理性批判置于韋伯合理性理論語境中來評判，此策略無異于將啟蒙辯證法預先限制在一個意義貧乏的框架之內，從而過濾掉其豐富內涵和批判潛能。一旦走出韋伯的理論框架，啟蒙辯證法便可以在知性文化批判和絕對理性的元批判等層面上與近代以來的理性批判傳統展開對話，并借此呈現其本來的立體結構。工具理性批判的使命在于立足于一個適當的主體性概念，克服近代理性批判的分裂，建立批判的理性與主體自我持存的統一。理性的自我批判屬于形而上學，但如果其對象擴展到文化和社會層面，那么它必定也是一種人類自我審查的行為；一種適當的自我持存能夠提供自我認識和自我審查的動力和尺度，這使得理性批判的潛能得以實現出來。
關鍵詞：啟蒙辯證法 理性批判 工具理性 思辨理性 自我持存
作者謝永康，哲學博士，南開大學哲學院副教授（天津 300350）。
6.“互聯網與社會變遷”筆談
編者按：互聯網已極大地改變人類的生活世界，人們的交往方式和消費行為也隨之變革，催生出新的職業模式,同時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國家的治理方式。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互聯網的一系列論述，深刻闡明了互聯網與時代變革的關系，對互聯網及相關研究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國內社會學界近年來對互聯網的研究逐步深入，互聯網與社會變遷的關系，已成為社會學研究的重要課題。深化和推進互聯網研究是社會學對時代重大變革的呼應，重要理論和方法創新或將從這一領域產出。本期推出“互聯網與社會變遷”一組文章，試圖從社會學的不同視角與層面闡發這一時代課題，推進相關領域的發展。北京大學社會學系講師王迪和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王漢生提出：中國社會的高流動性、急劇的社會分化，以及特有的文化傳統和制度結構是中國移動互聯網崛起的重要背景。技術的進步與替代也在重塑社會結構與社會生活：第一，移動互聯網在使用時間上的極大延續和空間上的無限延展，打破了既有的時空邊界，也在相當程度上擠占了人們的時間和空間。第二，移動互聯網打破了原有的共同體邊界和人際關系模式，為轉型中的社會交往帶來了諸多不確定性。第三，無處不在的社會表達重新分配了話語權力，并對群體心理、集體行動與社會動員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第四，不同的社會群體對移動互聯網及其終端有著差異化的選擇行為、應用取向和依賴程度，從文化、身份和生活方式等多種角度強化了社會分化的形態。華東政法大學教授何明升認為：網絡治理的具體形態，取決于其在國家治理體系中恰如其分的定位。中國網絡治理的定位應符合三個判據：其一，是否契合網絡社會存在機制；其二，能否嵌入現實社會治理體系；其三，可否融入法治中國進程。基于此定位，中國網絡社會治理的現實路徑是：以網絡社會存在機制為基礎的規則重構，以虛實相宜為導向的網絡治理安排，以及以網絡法律為核心的法治網絡建設。上海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孫秀林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陳華珊提出，在互聯網時代，新的數據來源多樣、海量，更新迅速，對傳統社會學定量研究提出嚴峻挑戰。在數據方面，互聯網帶來新的數據生成方式，并使得數據的可獲得性大大增加。在研究方法方面，互聯網促成新的社會測量方法，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如網絡實驗方法、虛擬民族志等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得以應用，同時定量研究的復制性檢驗也獲得了新的便利。在研究議題方面，互聯網的發展拓展了社會網絡研究、社會參與研究等領域的研究范疇。定量研究者應通過對來源多樣的數據探究，深入研究中國社會的獨特議題和社會發展脈絡，進一步發展出具有中國本土意義的研究題目，進而促進中國本土化相關范式的發展。
移動互聯網的崛起與社會變遷 王迪 王漢生
中國網絡治理的定位及現實路徑 何明升
互聯網與社會學定量研究 孫秀林 陳華珊
7.基于規則與事實的司法哲學范疇
摘要：當代中國的司法活動和司法改革，使法院處于多元司法觀碰撞的中心，司法實踐要求構建中國自己的司法哲學。根據司法規律的要求，應當從規則與事實的邏輯起點上建立司法哲學，司法形式正義與司法實質正義構成司法哲學的基石范疇。根據司法標準、司法主體與司法行為這三個要素，可以發現三對并存的基本范疇，即規則至上與結果導向、職業主體與民主參與、消極克制與積極能動。當前中國司法中存在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關系、專業權威與人民本位的關系、司法被動與司法能動的關系、司法中立與服務大局的關系、獨立司法與監督司法的關系，都與這三對基本范疇密切相關。通過司法哲學的基本范疇審視當前司法實踐，有利于解決司法運行中的具體問題，也可為全面推進司法改革作出貢獻。
關鍵詞：規則 事實 司法哲學 形式正義 實質正義
作者孫笑俠，復旦大學法學院教授（上海 200438）。
8.推進農地三權分置經營模式的立法研究
摘要：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要在我國農村推行“三權分置”的經營模式。試驗區的經驗證明，“三權分置”不但具有建立規模化農業、綠色農業、科技農業和提升我國農業產業地位的優勢，而且還有保障農民收入、改善農村以及農業生態，從而解決困擾多年的“三農問題”的優勢。但是在我們進行相關問題的調研時，卻發現我國相關立法并不能對“三權分置”提供有力的支持和制度保障。現在特別需要創新設置物權性質的土地經營權。報告的事實依據是筆者多年跟蹤研究農村土地權利發展狀況的調查。調查已經持續多年，主要采取走訪田間地頭、百姓人家的方式，所以只有現場筆記而沒有發放調查問卷。文章的著眼點是立法研究報告，報告結語部分指出，只有準確理解中央關于“長久不變”的精神，才能夠為三權分置建立堅實的理論基礎和配套制度。
關鍵詞：三權分置 土地經營權 用益物權 自物權
作者孫憲忠，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北京 100727）。
9.全球化進程中的時間標準化
摘要：對于全球化的歷史，人們多關注人類活動空間范圍的擴大和聯系紐帶的加強，說明和詮釋人類從彼此相對孤立的狀態，轉向相互聯系漸趨密切，并最終發展成為一個整體的過程。但這種關注欠缺一個重要的維度，即世界各地趨向于使用統一的時間體系的過程。事實上，在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中，人類空間聯系的逐漸擴大和加強，與人類為建立全球統一的時間體系作不斷的努力是同步進行的。時間的標準化，既是全球化進程的產物，同時也是推動全球化向縱深發展的重要因素。人類的時間是社會文化時間，時間的社會性必然導致人類在全球交往層面上所使用的時間趨同。與全球化一樣，全球時間標準化是一個必然的進程，與這個趨勢的任何抵觸都難免失敗。不過，這不純粹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由于時間又具有政治性，時間趨向統一的過程中充滿了競爭和霸權。到19世紀后期，以格列高利歷和格林威治本初子午線為基礎的全球通用時間體系和時間標準基本形成，體現了英美等西方國家在當時世界上所處的霸權地位。
關鍵詞：全球化 時間標準化 格列高利歷 本初子午線 霸權
作者俞金堯，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北京 100006）；洪慶明，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歷史系教授（上海 200234）。
10.中國與國際人權規范重塑
摘要：國際規范的生命周期并非只是一個興起、擴散和內化的過程。爭論性邏輯和過程建構主義的關系性邏輯顯示，國際規范的發展還存在起源、擴散和重塑的另一路徑。中國通過規范對話、話語批判和自我塑造等機制，用以生存權和發展權為核心的人權理論體系豐富著國際人權規范重塑的實踐，為非西方國家突破人權規范發展的單一路徑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視角。
關鍵詞：規范重塑 人權 爭論性邏輯 關系性邏輯
作者袁正清，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北京 100732）；李志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北京 100029）；主父笑飛，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編審（北京 100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