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次
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
中國式現代化緣何需要法理詮釋
陳金釗(3)
法律文化與法律價值法教義學之內的社會科學：意義與限度
雷磊(14)
非傳統的人權歷史敘事方式及其法治意義
任瑞興(33)
科技新時代法學
數據財產賦權的立法選擇
吳漢東(44)
人機交互決策下的智慧司法
丁曉東(58)
論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提供者的法律地位及其責任——以ChatGPT為例
徐偉(69)
元宇宙的“網信安全”與法律適用
邢會強(81)
數字檢察的梯次配置與縱深功能
余釗飛(94)
論大數據證據的法律地位
周慕涵(104)
法律思維與法律方法
論機動車融資租賃交易的法律構造
高圣平(115)
論以物抵債協議的類型化適用
李玉林(129)
論生產經營型夫妻共債的認定
葉名怡(142)
食品安全犯罪主客觀方面的司法證明
舒洪水(154)
部門法理與法律制度
債券虛假陳述之作用力與賠償責任
繆因知(165)
消失中的積極釋明
嚴仁群(181)
論教育懲戒權的二元三重結構
陳斯彬(192)
1、中國式現代化緣何需要法理詮釋
陳金釗（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上海 201620）
〔摘 要〕法治化是現代化的關鍵標識。全面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在法治軌道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等頂層設計，都將法治化納入中國式現代化的總體目標之中。中國式現代化必然需要基于法理視角的深度詮釋：從法治必須被當成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來看，中國式現代化的法治轉型需要法理剖析；從構建社會主義法治話語體系的學術使命來看，中國式現代化的話語蘊意需要法理闡發；從思維現代化所具有的方法論功能來看，中國式現代化的定位推進需要法理思維。
〔關鍵詞〕現代性；中國式現代化；頂層設計；法治話語；法理思維
2、法教義學之內的社會科學：意義與限度
雷磊（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北京 100088）
〔摘 要〕社會科學融入法教義學既有特定的時代背景，也有獨特的基本路徑，即先運用社會科學方法形成社科知識，然后將社科知識運用于教義學作業過程，經受教義學方法的篩選和過濾，最后成為教義學知識的組成部分。（經驗）法社會學是一門描述性學科，可以提供法教義形成的經驗基礎和教義推論的社會圖景，但在事實選擇和事實評價方面均受制于教義學本身。法經濟學包括實證進路和規范進路，前者可在特定領域作為教義學輔助，后者可能通過各種法律解釋融入教義學，但經濟學解讀具有非必然性，效率標準不具有最高性，經濟學知識也要受到教義學體系的制約。法政策學也包括規范性和描述性兩種進路。規范性進路中的政策性價值判斷往往優于教義學的概念邏輯，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克服其僵硬性和機械性，但由于其評價標準的模糊性與碎片化，法政策要受教義思維的批判性審視和融貫化調控。描述性進路則與法教義學存在根本對立。總之，在法教義學的框架內，諸種社會科學各有其不可替代的意義，也有其自身無法克服的局限。
〔關鍵詞〕法教義學；法社會學；法經濟學；法政策學
3、非傳統的人權歷史敘事方式及其法治意義
任瑞興（河南大學法學院，河南開封 475001）
〔摘 要〕傳統的人權歷史敘事方式認為人權淵源于西方悠久的以斯多葛學派和基督教為代表的普世主義，以及啟蒙運動以降所形成的權利思想史，其展現了人權的歷史悠久性、內容的層次性和進步性。而以塞繆爾·莫恩為代表的學者反駁了這種人權歷史敘事方式，提出了非傳統的人權歷史敘事方式，認為作為全球道德訴求與烏托邦愿景的人權實際出現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呈現了全球層面人權起源之晚近性、成因復雜性和烏托邦屬性。這兩種人權的歷史敘事方式有一定暗合之處。盡管非傳統的人權歷史敘事方式有一定局限性，但其具有重要的法治意義：呈現了法治的普遍性認同之內在價值邏輯，為思考全球法治難題提供了價值論意義上的理論視角，為重思人權與主權的關系提供了新思路。不過，這種法治意義受限于非傳統的人權歷史敘事方式在人權的道德性與政治性之間的邏輯張力。
〔關鍵詞〕人權歷史敘事；主權國家；全球道德；烏托邦；法治意義
4、數據財產賦權的立法選擇
吳漢東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湖北武漢 430073）
〔摘 要〕關于數據財產化問題的探討，在是否賦權（正當性問題）基本形成共識的情況下，業界應著重探討選擇何種賦權（合理性問題）、怎樣進行賦權（可行性問題）。數據財產權的創設，旨在為私法領域調整數據財產歸屬和利用的民事關系提供新的制度產品。其界權起點為，受保護數據須為“經合法收集和處理，聚合而成的可公開利用的商業數據”，客體適格性包含數據的技術特性和法律屬性等構成要件；其賦權形成，可采取數據制作者權（有限排他效力的財產權）和數據使用者權（用戶及其他同業經營者的訪問權）二元權利結構；其確權效力，應在權利保護的同時注重權利限制，包括個人信息權益優先保護、為公共利益、國家安全的數據訪問和管理、數據合理使用、數據強制許可，以明確數據財產權效力的合理邊界。
〔關鍵詞〕數據財產賦權；受保護數據；二元權利結構；權利保護與例外
5、人機交互決策下的智慧司法
丁曉東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北京 100872）
〔摘 要〕ChatGPT等人工智能技術在多個場景落地，在司法領域卻備受爭議，其根本原因在于司法具有鮮明的價值判斷特征。人工智能司法是一種“規范性科技”支持基礎上的司法，而非計算性科技或預測性科技技術本身。人工智能司法在裁判可接受性、信息整全、信息篩選、事實評估等方面有一定優勢；人機交互決策不僅可能，而且早已通過各類數據庫系統成為現實。不過，人工智能司法卻面臨規則僵化、人機決策權重如何配置、不同司法層級與不同部門決策趨同、算法黑箱決策等難題。應堅持人工智能司法的輔助性定位，堅持法官與檢察官的彌散性決策與主體責任制，允許不同司法機關對人機決策權重進行實驗性設置并開展實踐探索，堅守基于部門分工與審級分層的制衡決策，促進算法解釋的可問責性而非完全公開。智慧司法成功的關鍵，在于設計符合司法原理的人機交互決策制度。
〔關鍵詞〕智慧司法；人工智能；算法；規范性科技；人機交互
6、論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提供者的法律地位及其責任
——以ChatGPT為例
徐偉（上海政法學院上海司法研究所，上海 201701）
〔摘 要〕生成式人工智能行為在技術上的特殊性，對侵權責任帶來了一系列影響，包括行為主體的復雜化、加害行為的智能化、損害后果的不確定、因果關系的多元化和過錯認定的新穎化。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提供者并非搜索鏈接服務提供者，也不宜被認定為網絡內容服務提供者，而應是一種新型網絡服務提供者。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提供者過錯的認定需從生成維度的過錯和移除維度的過錯來分別加以判斷。在生成維度，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提供者對自動生成的內容原則上不負有事前審查義務；在移除維度，應基于事實層面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提供者是否能以合理的成本和較高的準確度來避免侵權內容的再次生成來決定其是否負有移除義務。鑒于技術仍處于快速發展中，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提供者侵權責任的判斷標準也需基于技術的發展而適時作出調整。
〔關鍵詞〕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提供者；ChatGPT；算法；通知移除
7、元宇宙的“網信安全”與法律適用
邢會強（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北京 100081）
〔摘 要〕元宇宙是一個由數字世界、物理世界和人際世界組成的三元世界。元宇宙中同樣存在著網絡安全、數據安全和個人信息安全問題，統稱“網信安全”問題。元宇宙作為去中心化的虛擬空間，還對現實世界中的法律是否適用于元宇宙以及如何適用提出了挑戰。在元宇宙中，一方面，代碼就是“法律”；另一方面，代碼不能解決或不宜由代碼解決的問題，還是要通過現實世界的法律來解決。設計隱私與設計安全作為法律與代碼的結合體，在維護元宇宙三元世界的“網信安全”方面，應得到進一步的強化。
〔關鍵詞〕元宇宙；網絡安全；數據安全；個人信息安全；設計隱私與設計安全
8、數字檢察的梯次配置及縱深功能
余釗飛（杭州師范大學沈鈞儒法學院，杭州 311121）
〔摘 要〕在數字經濟、數字政府、數字法治等數字化改革驅動下，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理念不斷更新，法律監督技術不斷升級，法律監督方法不斷優化，逐步形成了“數字賦能監督、監督促進治理”的數字檢察工作體系。檢察機關不斷整合隊伍、平臺、技術等力量，充分運用數字化方式，根據法律監督事項的類型化特征進行數字檢察力量的動態梯次配置，通過壓縮犯罪黑數、消除法律監督盲區、完善嚴密法治監督體系助推國家治理現代化和社會治理現代化，形成數字檢察“三梯次兩縱深”格局，從而為檢察權科學高效運行開創出新型工作模式。
〔關鍵詞〕系統治理；數字檢察；梯次配置；縱深功能
9、論大數據證據的法律地位
周慕涵（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北京 100872）
〔摘 要〕大數據證據的法律地位主要涉及以下三個問題：一是本體與結構，二是法律性質，三是種類歸屬。在本體與結構方面，大數據證據僅為大數據報告，其與大數據集、大數據算法共同構成了一種外部性的結構關系。在法律性質方面，大數據證據系意見證據，且該種意見不涉及專門性知識，同時又有別于普通證人的一般意見。在種類歸屬方面，大數據證據不同于現有的任何證據種類，理應被賦予獨立證據種類的地位。這三個問題之間存在著邏輯上的先后關系、推論關系或因果關系。大數據證據的法律地位對于司法實踐的啟示意義在于，大數據證據在司法實踐中的審查應以“裁判者獨立審查”為原則，且須設置相應的有限采納規則與證據排除規則。
〔關鍵詞〕大數據證據；派生證據；意見證據；專門性知識；證據種類
10、論機動車融資租賃交易的法律構造
高圣平（中國人民大學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
〔摘 要〕機動車融資租賃交易無法在動產融資統一登記公示系統和機動車登記系統中登記。實踐中采取的變通做法是，將機動車登記于承租人名下但同時為出租人辦理抵押登記。這一形式抵押登記屬于《民法典》第745條所稱的“登記”，僅具聲明登記意義，以阻斷第三人善意的方式保護出租人就租賃物的所有權，但并不表明出租人就標的機動車取得了抵押權。機動車售后回租交易如兼具“融資”與“融物”屬性，則屬于融資租賃交易，形式抵押登記的存在并不能改變機動車售后回租交易的定性。即使存在形式抵押登記，出租人的權利實現也不是行使抵押權，而仍應遵行《民法典》第752條和相關司法解釋確立的規則。在融資租賃交易的擔保功能化之下，出租人就標的機動車的所有權具有非典型擔保物權的性質，出租人在主張租金債權之時自可同時主張就標的機動車優先受償。這一權利實現規則亦可適用于《民法典》實施之前的融資租賃交易所引起的糾紛。
〔關鍵詞〕融資租賃交易；功能主義；售后回租；形式抵押登記；權利實現規則
11、論以物抵債協議的類型化適用
李玉林（最高人民法院，北京 100745）
〔摘 要〕類型化既是法學研究的方法，也是解決司法實踐中疑難復雜案件法律適用問題的有效路徑。從訂立目的、達成時間、表現形式、內容實質屬性等方面來看，以物抵債協議呈現出多種類型，引發的法律后果亦存在較大差異，對以物抵債協議的性質及效力的認定不能簡單套用傳統民法中的代物清償制度。在債務清償期屆滿后達成的以物抵債協議采諾成性合同觀點的前提下，亦應考慮其與原債務之間的牽連關系，包括受原債務法律行為效力變化、標的數額增減、時效抗辯等因素的影響；在債務清償期屆滿前達成的以物抵債協議，雖然具有非典型擔保性質，但也要區分抵債物是否交付，分別適用合同與擔保制度的相關規定。反思、檢討以物抵債協議性質的認識過程與現代合同理念發展、民法邏輯體系強制與現實交易需求之間的關系，有利于完善民法典體系化功能，填補法律漏洞，統一非典型合同的法律適用規則。
〔關鍵詞〕合同；以物抵債；類型化；諾成性合同；讓與擔保
12、論生產經營型夫妻共債的認定
葉名怡（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上海 200433）
〔摘 要〕夫妻共債的界定對其認定標準有重大影響。我國實證法堅持“共債即連帶”，這決定了在解釋論上應對夫妻共債從嚴認定。生產經營型夫妻共債的正當性基礎雖包括共同受益論，但絕不可將其泛化成共債判定標準以至于架空具體共債類型。“共同”的本質是大體同等的影響力，包括雙方參與型和一方授權型，但在后者，實際經營方仍受重大事務管理限制的拘束。對于兩戶型共同生產經營，《民法典》第56條和第1064條應結合適用。關于“用于”的判定標準，應拋棄受益說而改采用途說，其核心要義是客觀用于而非主觀受益，確定用于而非可能受益，初始用于而非結果受益，直接用于而非間接受益。《民法典》將債務利益用于夫妻共同生產經營的證明責任分配給債權人具有合理性，但非舉債方亦負相應的具體化證明義務。
〔關鍵詞〕夫妻共同生產經營；共同債務；個人債務；用途說；證明責任
13、食品安全犯罪主客觀方面的司法證明
舒洪水（西北政法大學國家安全學院，陜西西安 710063）
〔摘 要〕對于食品安全犯罪的證明來說，在客觀方面要證明行為人實施了危害食品安全的行為，在主觀方面要證明行為人主觀上明知其行為危害食品安全。在客觀行為的證明方面，鑒定和檢驗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普遍存在行政機關的檢驗、認定意見在刑事訴訟中的證據運用問題。在食品安全鑒定問題上，雖然目前我國缺乏食品安全的司法鑒定，但可以采取檢驗報告、專家意見、快速檢測結果等證據相結合的形式對案件中的專門性問題進行證明。在行刑銜接的食品安全犯罪案件中，應賦予快速檢測結果證據能力；行政機關所出具的“認定意見”，實際上與檢驗報告相結合發揮著替代鑒定意見的證明作用。由于此類案件中證明行為人的主觀故意較為困難，因此，可采取用客觀行為證據推論主觀狀態的方式，但推論并未將證明責任轉移至被告人。
〔關鍵詞〕科學證據；鑒定意見；行刑銜接；推定；推論
14、債券虛假陳述之作用力與賠償責任
繆因知（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北京 100081）
〔摘 要〕近年來若干巨額債券虛假陳述賠償判決凸顯了厘清相關責任法理的必要性。發行人有義務按約全部兌付債券本息，但僅需就其虛假陳述行為的作用力對投資者產生的相應損失承擔侵權責任。其他相關責任主體也只需就此部分損失承擔責任。與股票虛假陳述作用力的“連續不分節”不同，債券虛假陳述的作用力以發行人的償付能力為界線，屬于“分節不連續”。投資者的真實選擇是在符合自己風險偏好的近似證券品種之間選擇“冒險”，故而合理的思路是分析其投資特定證券品種后額外增減的風險。債券虛假陳述的作用力上限為發行人虛增資產或收入的金額與不符合發行條件時的“超募”資金額的孰高者。應賠損失需根據相關司法解釋意見扣除非虛假陳述因素導致的結果。虛假陳述被揭露導致債券價格顯著下跌和債券違約，引爆整體債務危機的，投資者損失可歸責于虛假陳述。虛假陳述被揭露前債券價格已經顯著低于兌付值之部分不應歸責于虛假陳述。中介機構責任只應產生于對發行人虛假陳述行為有作用力的行為。民事責任只應源于投資者產生信賴的欺詐行為，而非單純的不合規行為。債券虛假陳述執法、司法應堅持基于虛假陳述的作用力分析，不與債券違約處置簡單掛鉤，避免形成“司法剛性兌付”。虛假陳述民事責任認定時，應當比行政責任的作用力認定更為準確。
〔關鍵詞〕虛假陳述；債券違約；證券中介機構；證券服務機構
15、消失中的積極釋明
嚴仁群（南京大學法學院，江蘇南京 210093）
〔摘 要〕釋明制度近期遭遇了嚴重危機，因為兩個重要的積極釋明規范在修訂《證據規定》和《借貸糾紛規定》時被廢棄了。釋明是法官的職權行為，就此而言，兩次修法的方向迥異：前者削弱了法官的職權，是一種退卻；后者則強化了法官的職權，是一種超越。前者有削弱法官維護實質正義的能力，背離保護權利的法定任務等問題，而且新條文無意義或無從實施。此修法主要源自對法官中立與平等原則的錯誤理解，以及缺乏對預備合并或選擇合并的了解并誤以為存在無解的實務難題。后者從保護權利等角度看有一定的正當性，但向訴的追加方向釋明同樣可保護權利并避免再訴，所以此修法欠缺必要性，也欠缺法的統一適用方面的考量。消除危機的路徑是修正式回歸舊法。
〔關鍵詞〕積極釋明；保護權利；訴的追加；法官中立；平等原則
16、論教育懲戒權的二元三重結構
陳斯彬（福建師范大學法學院，福建福州 350108）
〔摘 要〕將教育懲戒權一刀切歸入行政權力或民事權利，忽略了教育懲戒權的內在復雜性。從行政法角度看，尤其要警惕特別權力關系理論的片面性，它概括推定教育管理都屬于行政法律關系。與之相反，法律法規授權理論則依據法律法規規定逐項篩選出行政權力。在后一種理論指導下可以發現教育懲戒權具有教師和學校兩元主體并具備三重結構：教師懲戒權、學校自有懲戒權、學校被授懲戒權。三種懲戒權有不同的立法途徑。教師懲戒權屬于教師教學自由的范疇，以民事責任為限。學校自有懲戒權包含在學校辦學自由之中，但具有行政權力的表象，亦應借鑒行政控權的原則加以控制，雖然其產生的是民事責任。學校被授懲戒權屬于行政權力。
〔關鍵詞〕教育懲戒權；特別權力關系；法律法規授權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