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共同犯罪的認定方法
張明楷 清華大學法學院
摘要：我國認定共同犯罪的傳統方法，存在不區分不法與責任、不區分正犯與狹義的共犯、不分別考察參與人行為與正犯結果之間的因果性等三個特點，這種認定方法導致難以解決諸多復雜案件。認定共同犯罪應當采取相反的方法：其一，共同犯罪的特殊性僅在于不法層面，應當以不法為重心認定共同犯罪；至于其中的責任判斷，則與單個人犯罪的責任判斷沒有區別。其二，正犯是構成要件實現過程中的核心人物，應當以正犯為中心認定共犯；當正犯造成了法益侵害結果（包括危險）時，只要參與人的行為對該結果做出了貢獻，就屬于不法層面的共犯。其三，只有當參與人的行為與正犯結果之間具有因果性時，才承擔既遂犯的刑事責任，故共同犯罪的認定應當以因果性為核心。完全沒有必要提出和回答“共同犯罪犯的是什么罪”之類的問題。在刑法理論與司法實踐中，可以淡化“共同犯罪”概念。
關鍵詞：共同犯罪 認定方法 不法 正犯 因果性
2.刑事錯案形成的心理原因
黃士元 山東大學法學院
摘要：刑事錯案的成因包括直接原因、環境原因和心理原因，其中心理原因（主要表現為包括“遂道視野”、“證實偏差”等在內的各種心理偏差）對錯案的形成有更根本的影響。絕大多數直接原因，如刑訊逼供、隱瞞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證據、忽視辯護律師的合理意見等等，都是各種心理偏差的外在表現。而絕大多數環境原因，如不合理的考核方式、司法經費不足等等，之所以會導致錯案，主要是因為它們強化了這些心理偏差。根據這些心理偏差對錯案形成的可能影響，可以在心理學層面總結出刑事錯案的形成過程及規律，而我國近年來糾正的22起刑事錯案可以為此提供驗證。我國有必要完善當前的刑事司法體制，以減少這些心理偏差對辦案人員的影響，進而更有效地防止錯案的發生。
關鍵詞：刑事錯案 錯案成因 心理偏差
3.庭前會議：從法理到實證的考察
莫湘益 湖南商學院
摘要：為了促進集中審理的實現，2012年刑事訴訟法增設了庭前會議程序。從規范分析的視角可見，該程序主要處理與審判相關的程序性爭議，具有證據開示、非法證據排除、爭點整理、溝通說服、程序分流和調解和解等六項功能。庭前會議既為集中審理做準備，又間接過濾不當起訴，以保障人權。通過樣本分析可見，某些地方的司法機關將庭前會議中的證據異議等同于法庭質證，賦予庭前會議以裁決效力，這反映出司法實務部門過度追求效率的傾向。庭前會議制度的生長，應當在程序法定原則之下，既尊重庭審的中心地位，保持庭前會議與庭審的平衡，又充分釋放其功能和影響，實現效率的最大化。
關鍵詞：庭前會議 集中審理 公正審判
4.國家環境保護義務的溯源與展開
陳海嵩 浙江農林大學環境法治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
摘要：“因霧霾狀告環保局第一案”暴露出環境保護領域法律判斷與社會認同的矛盾，需要對政府環境保護職責之根源——國家環境保護義務問題予以理論回應。國家環境保護義務的證立，不能簡單根據保障基本權利之國家義務體系進行演繹推理，而應從國家任務的現實需要出發進行歸納推理。環境基本國策是國家環境保護義務的憲法規范形態，是對所有國家權力構成約束的“國家目標條款”。國家環境保護義務在內涵上包括：現狀保持義務、危險防御義務、風險預防義務。“立法+行政”是我國實現國家環境保護義務的基本路徑。現行憲法第26條和第9條第2款共同表述了環境基本國策，并具有“國家目標條款”的規范效力。現階段我國環境保護領域的國家任務，應圍繞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的規定，從現狀保持、危險防御、風險預防三個方面展開，共同推進國家環境保護義務的實現。
關鍵詞：國家環境保護義務 環境基本國策 國家目標條款 環境保護法
5.中國憲法實施的雙軌制
翟國強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
摘要：與許多西方國家的憲法實施模式不同，憲法審查并非中國憲法實施的主要方式。中國司法機關不能根據憲法直接審查立法的合憲性，而作為有權機關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也沒有做出過憲法解釋或憲法判斷。這是中國憲法實施的真實狀況，但不是中國憲法實施的全部。從比較法角度看，中國憲法更像一個政治綱領式的宣言，更多依靠政治化方式實施。伴隨著法治化進程，中國的憲法實施逐漸由單一依靠政治化實施，過渡到政治化實施與法律化實施同步推進、相互影響的雙軌制格局。憲法的政治化實施體現為執政黨主導的政治動員模式，而憲法的法律化實施則是以積極性實施為主、消極性實施為輔的多元實施機制。在比較法的意義上，政治化實施和法律化實施的雙軌制，可以為描述中國憲法實施提供一個理論框架。
關鍵詞：憲法實施機制 政治化實施 法律化實施 積極性實施 消極性實施
6.知識產權法的制度創新本質與知識創新目標
吳漢東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
摘要：創新是知識產權法的歷史過程與時代使命。知識產權法的創新意義，表現在其本身的制度創新與所追求的知識創新兩個方面。知識產權法產生、變革和發展的歷史，即為科技、文化創新與法律制度創新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歷史。理想的知識產權制度應是持續激勵創新的制度，也是自身不斷創新的制度。現代知識產權法存在可能發生的“制度風險”，影響或制約著創新發展目標的實現。國家與社會事務的管理者具有“政治企業家”的角色擔當，作為創新制度的最大供給者，應在知識產權法的主體意識層面、制度設計層面以及社會運行層面作出理性反思和積極應對。
關鍵詞：知識產權法 制度創新 知識創新價值 知識產權戰略
7.風險社會大規模損害責任法的范式重構——從侵權賠償到成本分擔
劉水林 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
摘要：風險社會是人類利用科技從事創造活動而產生的人為風險成為影響人類生活乃至生存和發展的主要因素的社會，如何緩解與分配風險損害成為風險社會的核心問題。風險社會的大規模損害以事故型和累積型大規模公害為主導。侵權法解決的損害問題是私人對私人利益的侵害，其主要功能在于補償受害者，其制度運行有賴于損害的確定性、有限性、可計量性、可預期和可控制性、私人性。風險損害所具有的不確定性、無限性、不可計量性、不可預期性、不可控制性和社會公共性顛覆了這些條件，對風險損害主要以規制法予以事前防范。規制法防治私人對公共利益的侵害，其主要通過事前預防責任的分擔降低風險損害，事后責任作為補充。規制法責任的實質是對風險成本的分擔。分擔應遵循社會分擔、有效分擔、平衡分擔以及預防為主、救濟為輔的原則。規制法的責任制度包括預防責任和補救責任。
關鍵詞：風險社會 大規模損害 侵權責任 成本分擔
8.民事調解書的檢察監督
李浩 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
摘要：對民事調解書進行檢察監督是2012年民事訴訟法的新規定，也是我國檢察機關的新任務。對調解書的監督與對判決、裁定的監督存在多方面的差異，只有充分認知和把握兩者的區別，對民事調解書的檢察監督才能順利進行。民事訴訟法第208條中的“調解書”，解釋上應包括調解筆錄、司法確認裁定書，但不包括仲裁調解書。對調解書的監督，應當采用依職權監督的方式。授權檢察機關對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調解書進行監督的規定屬于法律中的一般性條款，檢察機關正確實施監督的關鍵在于恰當界定調解書是否損害這兩種利益。對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應當采用目的性擴張的解釋方法，調解書違反法律的禁止性規定、嚴重違背社會公德、損害集體經濟組織利益、損害社會弱勢群體利益的，也應當視為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損害案外人利益的虛假訴訟的調解書，也應成為監督的對象。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08條時，還應注意國家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在一些情況下難以精確地界定和區分。
關鍵詞：民事調解書 檢察監督 國家利益 社會公共利益
9.第三人撤銷之訴的原告適格
吳澤勇 河南大學法學院
摘要：考察我國案外人申請再審的實踐可以發現，我國法院并不接受判決效力相對性原則，不能以此為據反對引入第三人撤銷之訴，更不能以此作為分析第三人撤銷之訴原告適格的出發點。盡管立法者希望通過第三人撤銷之訴規制虛假訴訟、惡意訴訟，但從制度自身的機理出發，將該制度的目的界定為“為受生效裁判不利影響的第三人提供實體救濟”更妥當。以此為基點，在對待第三人撤銷之訴的原告適格問題上，應以2012年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3款規定的必備要件為重點，對于第1、2款規定的前提性要件，則采相對寬容的審查標準。對于有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可將原告適格的標準界定為“對當事人爭議的訴訟標的主張實體權利的人”；對于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則采相對寬松的一般標準，不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針對通知參加訴訟第三人的限制性規定。考慮到理論的周延性，必要共同訴訟人不宜作為第三人撤銷之訴的適格原告。至于受生效裁判不利影響的一般債權人，較穩健的做法是訴諸實體法，通過援引民法通則第58條、合同法第52條或者合同法第74條，賦予相關債權人第三人撤銷之訴的原告適格。
關鍵詞：第三人撤銷之訴 案外人申請再審 原告適格 立法目的
10.基于指示交付的動產所有權移轉——兼評《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26條
莊加園 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
摘要：我國物權法第26條規定了指示交付的方式，通過轉讓基于占有媒介關系的原物返還請求權，使出讓人無須占有媒介人的同意和協助，就能移轉動產的所有權，更無須將第三人的占有限于“依法”占有。出讓人是否通知占有媒介人，并非動產所有權移轉的要件，而只是設立動產質權的前提，并在債法領域發揮保護債務人的作用。為使無占有的出讓人也能同其他占有人一樣移轉其動產所有權，以滿足合理的交易需求，建議借鑒德國通說，允許當事人僅根據其合意來移轉所有權，該種情形超出了物權法第26條的文義范圍。我國法院不少判決以轉讓提單、倉單等交付證券作為適用物權法第26條的情形，有誤解之嫌。當事人以該類證券的交付替代證券項下貨物的交付，仍然是適用物權法第23條的現實交付。此類交易方式雖法無明文，但應根據商事交易習慣予以認可，以便證券項下的貨物便捷流通。
關鍵詞：指示交付 返還請求權 間接占有 占有脫離物 交付證券
11.我國民法上的占有保護——基于人民法院占有保護案例的實證分析
章正璋 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
摘要：我國物權法采廣義的占有保護立法模式，注重法律規范的完整性和實用性，賦予占有人從物權到債權四種不同的占有保護請求權。占有保護與本權保護兼容互補、互不排斥且無法相互替代，構成財產歸屬秩序從事實到權利的雙重保護格局。當事人選擇行使一種保護方法敗訴以后，仍然可以要求他種方法的保護。占有是事實而非權利，無論是有權占有還是無權占有，甚或是權屬不明或者權屬有爭議之占有，均可享受占有之訴的保護。占有保護的一個首要前提是對物之占有或者曾經占有受到侵害或有受侵害之虞，否則占有保護無法成立。對于侵害占有的損害賠償請求，當事人得以本權直接抗辯，而對于占有之訴，當事人不得以本權直接抗辯。間接占有、共同占有以及占有輔助已為現行立法、有關司法解釋和司法實踐所接受，在民事生活中廣泛存在，其占有保護應區別具體情形分別處理。
關鍵詞：占有保護 本權保護 占有保護訴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