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由清華大學法學院、北京紫華律師事務所共同主辦的紫華金融犯罪辯護高端研討暨紫皮書發布會在清華大學舉行。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周光權、北京紫華律師事務所主任錢列陽出席會議并致辭，清華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程嘯主持，來自各界代表圍繞“金融犯罪的發展態勢及法律應對”這一主題展開探討。會議期間，清華大學法學院紫華國際學術報告廳揭牌儀式同期舉行。
周光權指出，我國現階段針對金融犯罪的管控總體上是采取嚴格的事前管控策略，尤其在融資方面設立了較多的罪名，事前處罰相對嚴厲。為了進一步推動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建立以市場經濟為主導的產業結構，促進市場經濟的良性競爭，實現經濟活性化與活躍化，實現金融市場有序地與實體經濟相融合。因此，要以“自我擔責”的市場原理為基礎搭建良性的金融秩序，要逐步在金融監管領域實現由“事前管控”向“事后調整”的策略轉變。在刑法制度的適用上，要注意推進刑罰和非刑罰制裁措施相互配合。總的來講，我國金融領域的刑法規制與管控取得了一定程度的進步，在不斷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更好地厘清市場和政府的關系中前進。從刑法的立法和司法實踐來看，也確實有從事前嚴格管控轉向事后嚴肅懲處，逐步向后果主義傾斜，更加重視行為帶來的實質侵害的趨勢。這樣的趨勢符合刑法謙抑性的基本理念，也是值得肯定和值得進一步期待的金融犯罪刑事政策轉向。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王新作主旨報告時指出，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杜絕系統性金融風險是國家金融安全的底線，對此我國在立法與司法方面作出了諸多努力。從最高檢公布的數據中可以發現，金融犯罪在刑事案件中僅占2.5%左右，但最高檢每年都會把非法集資、金融詐騙和洗錢等金融犯罪作為打擊的重心。金融犯罪特別是非法集資犯罪，往往涉案人數眾多、涉案金額驚人，恐會產生“次生風險”。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對金融犯罪作出重大調整的立法背景下，司法應當如何應對是亟待回答的問題。對此，王新從四個方面予以展開：第一，在后端尋求非法集資犯罪的出罪方法。例如，當企業將融資錢款用于正當生產經營活動或是將融資錢款及時清退、不會產生維穩壓力時，可認為不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第二，在貸款困難的大背景下，對騙取貸款罪的成立要件進行限縮解釋；第三，根據立法修訂調整對證券犯罪的認定；第四，深刻領悟打擊洗錢犯罪的重大意義，通過抓住資金的流向實現對金融犯罪的根本治理。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顧永忠圍繞“金融犯罪”“發展態勢”和“監管”三個關鍵詞作主旨報告時指出，首先，要厘清“金融犯罪”的含義。應當注意，以犯罪學視角審視金融犯罪與以刑法學視角理解金融犯罪具有同等重要的理論價值，金融犯罪在犯罪學意義上擁有更豐富的內涵和更寬廣的外延，且對于預防金融犯罪、維護國家總體安全具有重大意義；其次，要從更長遠的角度審視金融犯罪的“發展態勢”。由于金融犯罪與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以及國計民生密切相關，伴隨經濟社會的活躍化與金融業態的多樣化，金融犯罪案件在未來勢必會呈現出增多的趨勢，主動防范金融犯罪的必要性不言而喻；最后，要清醒認識金融監管現狀。金融制度引入我國大概僅有20年的時間，國家對金融領域的監管尚處于成長與探索階段，要積極調整、完善監管方式，以便適應以互聯網金融為代表的新型金融業態的發展需要。此外，顧永忠還特別強調，治理金融犯罪要同時注重刑事處罰的謙抑性，不能因為打擊犯罪而影響正常的金融活動。
北京市冠衡律師事務所主任劉衛東針對前述主旨報告發表觀點：第一，律師可以在行政立案方面提前介入，在證監會階段解決問題；第二，善于利用現有的和解制度與刑事合規政策；第三，在實體辯護方面，辯護律師要準確地理解和適用法律；第四，重視證據辯護，例如，要仔細辨別證監會出具的認定函在刑事訴訟中能否照單全收；第五，行政處罰階段繳納的罰款應當可以抵扣罰金。
中信銀行法律部總經理文建秀從銀行業工作者的角度針對金融領域犯罪的治理發表了見解：其一，金融領域犯罪罪名的變化和構成要件的變化可能會導致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邊界模糊，給金融從業人員的業務行為帶來很大影響；其二，金融犯罪的定罪門檻過低可能會影響到金融行業的創新；其三，金融犯罪復雜程度高，經常會涉及不同機構之間的利益沖突；其四，實現金融犯罪的善治需要刑法學界、實務界與金融界的進一步深入交流。
清華大學法學院黨委副書記王鋼副教授認為，金融犯罪是刑法中的重要內容，具有強烈的保護秩序法益的特點，利用刑法防范系統性的金融風險具有正當性。但刑法過多介入有可能會抑制金融活動的發展，因此要緊扣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目的，合理限定金融犯罪的成立范圍。對于一些單純違反規定而沒有造成金融風險可能性的行為可以考慮作出罪處理。
研討會第二環節主題為“圍繞紫皮書及金融犯罪辯護的討論”，由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助理汪洋副教授主持。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勞東燕圍繞金融犯罪的本質屬性與治理立場作主旨報告時指出，金融犯罪不是財產犯罪。財產犯罪處理的是靜態的財產關系，而金融領域的糾紛發生在主體之間，不涉及主體和客體之間的關系。故不能單純因為存在財產損失或是在金融方面出現違規行為便徑直認定成立金融犯罪。準確界定金融犯罪的本質，應當尊重經濟系統的功能，把金融犯罪放在經濟系統之下的金融子系統中觀察。當金融系統的運作機制無法實現自我管理，可能會產生系統性風險或是可能會將風險轉嫁至第三方主體時，便需要借助法律這一外力來調控。由此可見，金融犯罪條款要保護的是金融子系統的構成性規則，并同時要防止將金融風險轉嫁給第三方主體。結合對金融犯罪本質的辨析，勞東燕認為，界定金融犯罪的保護法益需要在法律系統與金融系統中“往返流轉”，隨時進行換位思考。研究金融犯罪的刑法學者必須具備一些金融學的理論功底，能夠站在金融行業的立場考慮其行業發展訴求，并注意不能讓本來應當由金融機構所承擔的風險轉嫁給具體的個人承擔。勞東燕還結合違法發放貸款罪、騙取貸款罪、保險詐騙罪等具體罪名展開闡釋。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副校長林維教授就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條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作主旨報告時指出，其一，要準確認定“國有公司”的范圍。國有公司不僅包含國有獨資公司，還包括國有控股、參股的公司；其二，本罪犯罪主體能否包含國有事業單位人員屬于立法論問題。結合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的立法沿革可以看出，立法者認為，刑法中的“公司、企業”能否包括事業單位是需要通過立法予以確定的問題。因此，通過司法解釋直接將事業單位納入“公司、企業”的范圍內可能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其三，應當按照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條和第二百一十六條的規定對“董事、經理”的范圍作出限定。
中國銀行業協會原首席法律顧問卜祥瑞作主旨報告時表示，金融犯罪值得高度重視，金融犯罪的辯護業務也會成為法律服務業的重點。首先，金融犯罪案件仍然處于高位態勢；其次，金融犯罪的特點十分明顯，犯罪行為的專業化程度高、犯罪主體身份有一定復雜性、涉案金額非常大且會受到社會公眾的普遍關注；再次，金融犯罪中的法律適用問題十分繁瑣。司法適用上出現對法律規定作出擴張解釋的總體性傾向，往往在金融機構有虧損時便主張定罪，忽略了金融行業固有的風險屬性，缺乏對金融業務風險的包容，謙抑性明顯不足，導致一些諸如違法發放貸款罪之類的金融犯罪的定罪比例遠遠高于其他罪名；最后，律師對金融犯罪的辯護要強調專業性，需要兼具法律與金融視野，熟悉法律規定、監管規則，包括行業自律文件等，要對刑民交叉、罪名的界定等問題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北京紫華律師事務所副主任葛鵬起詳細介紹了《紫皮書》的內容。具體包含：第一，證券犯罪篇。案件數據顯示，證券犯罪的主流罪名包括操縱證券、期貨市場罪，內幕交易罪，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等。信息（如經營信息、財務信息等）在這些犯罪中是主導的要素；第二，基金犯罪篇。在基金犯罪當中，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這一罪名的占比最大；第三，銀行犯罪篇。在銀行的“存、貸、投、匯”四個主要業務領域當中，“貸”這個領域是犯罪的高發地，違法發放貸款罪是主要罪名；第四，金融領域中涉職務犯罪篇。根據統計數據來看，江西、云南、四川等地是金融領域中涉及職務犯罪的高發地區。
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副教授陳卓表示，第一，金融業的合規性發展不平衡、不平均。法律是金融領域規制的底線，推動法律和金融方面的普及教育非常重要；第二，對于監管套利的問題，法律也要適應市場的發展變化，在法律制度的設計過程中，要考慮到金融領域的激勵和人性等問題。
浩天（上海）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葉立明表示，金融犯罪對社會秩序的破壞性很大，具有極高的社會危害性，確實需要從嚴打擊和規制。但是，在司法上有時會導致一些在公司中從事技術支持、行政或人力資源等非金融性工作的基層員工被追究刑事責任，這種現象在理論和實務方面均值得商榷，需要律師通過專業、精準及有效的辯護去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主任朱勇輝認為，第一，金融犯罪是一個非常專業的領域，應當注重違法與犯罪的本質差別，但辦案單位過于依賴行政機關的認定，出現了司法審理虛化的傾向；第二，金融犯罪的數額往往特別巨大，但目前在量刑特別是罰金刑上沒有一個特別統一的尺度，有賴于立法和司法進一步規范；第三，維護金融穩定的政策背景一定程度上也會給金融犯罪的刑事辯護提出新的挑戰。
北京市東衛律師事務所主任毛洪濤表示，一方面，律師除了要具備刑法方面的知識以外，還要有跨學科的知識儲備，特別是要重視金融知識的學習；另一方面，要通力合作，與金融專業人才相配合，并借助專業技術人員的力量，通過海量的數據提煉形成對辯護有利的數據分析。
錢列陽在總結時表示，會議討論成果十分豐富，讓與會的各界嘉賓感受到了“金融人”與“法律人”在專業思維模式上的差異，并基于此在各自專業思維的相互碰撞中產生了“火花”。“法律人”不應故步自封，要多向“金融人”學習與請教，在國家立法與刑事司法層面不斷改進完善，實現良好的社會效果，進一步促進金融業良性健康發展，這也是全體法律人應承擔的社會責任，是法律共同體存在的意義與價值。